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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即使汉语,也存在七大方言或十大方言的说法,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已识别的将近130种。 这么多的语言我们是否需要管理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存在交际,就存在语言的选择,这是个人的语言管理,也是最基础的语言管理。举个例子,如果父母都说同一种汉语方言,我们从小就会说这种方言,这就是我们的母语。上学后,我们在学校学习普通话,实际上成为双语使用者;如果去国外,又会面临更复杂的语言选择,某种外语将成为日常的交际语言。这种限于个人、家庭的语言管理是最简单的语言管理。在学校选择学习哪种语言,大多取决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这决定了我们要从何时习得何种外语,这就是政府层面的语言管理。 语言管理的历史悠久,大概自从有了人类语言,有了交际,就产生了语言管理。《论语·述而》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教学生的时候用的雅言,就是当时国都的语言。我国历代除了雅言的说法,还有“正音”、“雅音”、“通语”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开始出现“官话”这一称呼。虽然随朝代不同,雅言的基础方言几经变迁,但通常都是以都城的语音为基础音。不同地区的人们交际说的应该是雅言,尤其是那些学而优则仕的学子们,读书作文都用雅言。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通行,并用“国语”命名,1949年后被“普通话”代替。 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语言管理。1728年,清世宗雍正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闽粤两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其措施可谓严厉,事关学子仕途。然而,“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时间长了就没人管了。 可见语言管理并非易事。语言管理如涉及其他民族、国家、宗教,就会更加复杂。例如乌克兰,因历史上多次被外族入侵,乌克兰语长期遭受压制,直到1989年才被宣布为官方语言。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于1991年8月宣布独立,乌克兰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但俄语的强势影响依然存在,另外波兰语、德语等语言也掺杂其中,乌克兰政治人士为了赢得竞选,开始利用选民的语言心态为自己拉票,再加上不稳的政治形势,就使乌克兰语言问题更加突出。如戴曼纯所言:“语言政治的复杂性有可能导致国民因语言而分裂为不同的阵营,甚至出现灾难性的政治分裂。” 语言管理还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某些语言的消亡问题。语言和特定的民族相联系,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语言成为强势语言,而一些语言成为相对的弱势语言,很多民族发生语言转用。因此,语言学家提出濒危语言的概念,并大力呼吁要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但有的语言学家也发现有些使用人数并不多的语言一直在小范围内使用,而这些地方并没有发生语言转用或语言消亡,如云南省德宏州的景颇族波拉支系只有500余人,能稳定使用自己的母语波拉语。所谓语言濒危似乎并不是一个说得清的问题。正因如此,近几年语言管理、语言规划、语言政策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些学者试图给出语言管理的模式。2003年艾布拉姆斯和司特罗盖兹两位学者利用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提出了一种模式,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研究试图揭示语言使用者的人数以及语言地位(社会发展机遇或经济发展机遇)对语言维持和语言丧失的影响。他们做了系列的假设,如把语言理想化地看作是“固定的,而且是彼此竞争的”,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社会语言生态系统最终很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也是难以预测的”。 2016年5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以色列巴依兰大学荣休教授博纳德·斯波斯基的《语言管理》一书,该书属于“语言规划经典译丛”系列,重点探讨了语言管理中各个层面的问题。作者从最基本的家庭域开始,推衍到宗教域、工作域、公共域、学校域等,最后到超国家组织域。作者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资料和许多鲜活的例子,仅从国别上看,就涉及几十个国家,因此该书虽然是本学术著作,读起来却趣味盎然。在书的最后,作者提出的两个问题意味深长:语言能管理吗?假如语言能管理,那么语言需要管理吗?也许卷首“致谢”中的几句话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在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上,人类还面临着诸如冲突、战争、疾病、饥荒、屠杀以及环境恶化等难题,如果我们把语言问题与这些人类难题相比,那么语言问题就会显得非常渺小!”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