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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前一天得知陆先生处于弥留状态后，我曾赶到医院去与他作过最后的告别，但传来陆谷孙先生辞世的确切消息时，心中依然荡起怅惋和哀伤。 杜鹃啼血声声切，我这几日都沉浸在陆谷孙先生的往事追溯中。我与他因书结缘，那是一部奇书，一项浩大的文字桥梁工程，一部扬名立万的双语词典。他醉心其间，为早日完成这部《英汉大词典》编纂工作，曾立下“三不”誓言：“一不出国，二不兼课，三不另外著书”，此番立言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学界和出版界曾经振聋发聩，他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躇”的工作态度更令辞书编纂与出版界交口称颂。不过，直到九十年代初，陆先生对我来说还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1991年秋，陆先生在完成《英汉大词典》后短期受聘担任香港三联书店高级编辑，负责出版社的双语词典长远规划和汉英大词典语料库的建设。机缘巧合，当时我正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恰好又负责《英汉大词典》香港繁体字版的出版工作，有幸与他在一起工作一年。我们的宿舍同在香港九龙土瓜湾中华大厦，他住五楼，我在七楼，工作之余经常在一起神聊。陆先生的人品和境界让我肃然起敬。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内圣外王的寄托，肩负着社会的良知。作为一个学者，陆先生的专业是英美文学研究和双语词典编纂，那是两个非常小众的领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之类大问题有着深深的关切。在香港的那一年，每到周末的晚上，我们聊的最多的并不是专业和出版的那些事，而是国家未来的发展。陆先生对香港的社会问题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看法，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困苦有着出自内心的同情，对社会迷乱狂热状态有着一份清醒和冷静。他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很少有意识形态的框框，而是从平民立场出发加以锐评。例如，他毕生信奉自由、平等、民主，但对末代港督彭定康搞的那套“民主政治”的表演却看得很透彻，认为这套把戏维护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对香港的百姓并无裨益。又如，对香港知识界当时充溢着的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他很不以为然，讽刺他们是一群会操英语的拜物教徒，并不无忧虑地对我说，内地的证券股票投机之风正越演越烈，知识界也有“全民炒股”的苗头，如何克服拜金主义，坚守人文主义精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长期以来，陆谷孙先生以其“以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撞击现实主义的铜墙铁壁”的人生座右铭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在时弊面前的尊严。 令我敬佩的是陆谷孙先生有着强烈的自省精神，他曾对我说过自己也有“难弄”的一面，有一点浙江绍兴师爷的坏毛病，说话比较尖刻，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和弱点，有时不太宽容。但在我的感觉中，他的不宽容都是对待那些缺仁少义之人的，对待朋友同侪，言辞中虽有些芒刺，本意却是厚道的。他有时还把知识分子的功名求索之心也归于私誉，荣誉感虽是人生进取的动力，却不应该过分彰显个人羽毛。他在香港三联书店的工作期间，设计了汉英大词典的语料库，当时编辑部恳请他为香港三联书店编纂一部三联版的《汉英大词典》。他却对我坦呈心迹，编完译文版《英汉大词典》后，他的工作重心要转到英语教学和科研上了，《汉英大词典》的难度实在太大，他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剪刀糨糊齐上阵，东抄抄，西编编，全无语词背后社会心理根脉的挖掘，因此再起炉灶编纂新词典，有生之年恐怕是难以完成了。听其肺腑之言，我们也只得放下请他出山的念头。十多年后，当我听说陆先生又打算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且已立项的消息时大为吃惊，专程面询缘由。他告之当年在香港他去拜访安子介先生时，安老先生对他说，林语堂、梁实秋他们都既编过英汉大词典又编过汉英大词典，两部词典就如双语学习的左右手，你为何不像他们一样左右开弓，再编一部汉英大词典啊。这句话不时唤起他向林梁等文化名人看齐的“虚荣心”，决定拼了老命也要实现编写《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愿望。如今，《英汉大词典》已编到第三版，《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册也已出版，回首陆谷孙先生的初心，竟是如此的质朴、率真、可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