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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网络流行语从来没有真正地草根过,恶搞和围观也只是其诸多属性中的一两个,但它走向平常并日益中产化的趋势应该绝非偶然。这背后是互联网管制和资本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微博的式微便反映了这一点。后殖民学者Achille Mbembe在反思巴赫金所论述并寄予厚望的狂欢时写到:权力的日常性(the banality of power)在于民众想象力上的被殖民化。这样说来,如“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这样看似解构当下的语调,可能实则象征着越来越多被媒体和商家制造出的迷思。除了有钱和有颜就是任性外,我们还能想到其他可能性吗? 围观改变过中国吗? 在一些西方媒体、学者以及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互联网代表了一种可贵的自由和技术赋权的可能性。前微博时代的中国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恶搞”之精神。那时,“草泥马”还是大战“河蟹”的网络神兽;网络舆论的热点催生出如“70码”、“我爸是李刚”、“俯卧撑”、“洗脸死”等众多讽刺社会不公和行政暴力的网络热词。也正是从2008年左右开始,我们有了每年一度的流行语大盘点。2010至2012年间步入全盛的微博让《南方周末》等媒体发出了“围观改变中国”的赞叹,一些学者迫不及待地把微博与“公共领域”联系起来。彼时,从不小心戴上名表的地方官员到暴露“大约8点20分发”的央视,各种公权力都可能受到中国网民的强势围观。 不知从何时起,那些带有明确的针砭时政含义的网络热词变得越发少见。当上述那些曾经的热点词汇逐渐被人们淡忘,“恶搞”和“围观”似乎也变得陌生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吐槽”,这是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为赋搞笑强说愁”的调侃态度,多数时候没有明确的事件指向,时常带有“然并卵”式的玩世不恭。就好像,中国网民突然发现,围观和恶搞了那么多年,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还不如将槽点以尽可能狂欢的方式发泄出来。看看B站的弹幕就能领悟吐槽的真谛。 这样的转变也许有年龄因素的作用,意即恶搞和围观的主要是“忧国忧民”的七零后、八零后,他们逐渐因为工作和家庭等原因淡出了网络。吐槽则属于力求搞笑、衣食无忧的九零、零零后,他们的声音正愈发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主流。本文并不打算如此本质主义地谈论和解释网络流行语在过去八九年间的变化趋势。正如围观和恶搞依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时有出现,笔者想要“大胆揣测”的不是一种绝对的转变,而是如语义本身那般不易察觉、回过头看却切实存在的流变,原本的意思并非彻底消失而是衰退。比如“同志”、“小资”等词语从革命年代到当代中国的语义演变。 但笔者坚信,微博的衰败和微信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指征了当代中国网络流行语的变化趋势。两者介质间的本质差异转述了中国最主流的社交媒体由开放走向封闭的过程,同时也象征着都市青年人日趋合二为一的线上、线下生活。于是,中国网络流行语不再只是网上恶搞时使用的“米姆”,它们切实地进入了我们的私人生活。一个显征便是:当我拿着一张写有“高富帅”、“屌丝”、“壕”等词语的列表寻访不同人群之时,已经有人惊诧地表示:“这些词语还算网络流行语?这好像已经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了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