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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古书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我称之为“拔萝卜”——将某字词的意义朝自己预设的方向拔。第一步，说现在通行的读法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因此必须重新解读。第二步，通常是找出该词该字的某个很偏的意义；如果实在找不到研究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提供了甲是乙的可能性，而论证接近必然性的有关“分布”的至为关键的证据却付之阙如了。第三步，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学者们往往注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迭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用这种解读古书的路数（六经注我）写出的论文俯拾即是，而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不必举例了。 这种做法实在欠妥。语言是一个系统，而求证某一系统内部的问题应当主要依赖该系统内部的证据。情理、义理等属于语言系统外部。王力先生说：“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后一种做法有陷于主观臆测的危险。”孙玉文教授对我说：“你觉得孔子应当怎样说是一回事，孔子实际上说了什么是另一回事。词句考释是求证后者，和前者没有必然关系。”况且，依据孔子思想认定孔子只能如是说，再根据孔子如是说来论证孔子思想，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实，每一语法位置上能够出现的词也是不自由的，有限的。比如，如果你觉得“学而时习之”的“习”不对，要换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必须是可以出现在这个语法位置上的；而研究者想要换的字词本身的数量也极有限（如须与被换字词形近、音近），而且这些字必须符合研究者的预设（崇拜孔子者选择有利孔子的字词，贬斥孔子者选择不利孔子的字词）；三个低概率相乘，得数几乎为零。因此，如果某句话经过全面论证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还要置换字词，是不大可能成功的。据说，《泰伯》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八种读法，这实际上是通过改变句子结构而改变分布。我已证明，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读法在当时语言中都说不通。可见，经典不是泥人张手里的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简言之，正确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两读皆可通”、“数读皆可通”一般不会存在。 还有一点，这种论证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分布”的考察相矛盾的；即使好几位学者都用这法子来求证，所得结果一般也不会一样。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而采用考察分布的方法来进行词语论证，十位学者却会得到一个结果。这是符合科学研究的可重复可验证原理的。 以“最博最精”著称的清代高邮王氏父子，虽然有时也基于情理论证（如《雍也》“雍也可使南面”，说“南面”是卿大夫），但古人心里是有一杆秤的。比如，历来认为是高邮王氏的名篇或称代表作的，都是符合分布原理的，例如释《诗经·终风》“终风且暴”： 《终风篇》：“终风且暴。”《毛诗》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燕燕》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北门》曰：“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小雅·伐木》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商颂·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正月》曰：“终其永怀，又窘阴雨。”“终”字皆当训为“既”。 人们赞颂王氏考据的精湛，十有八九是举他们的这一篇。这例考证，通过好些类似句子，总结出“终～且～”格式；在这一格式中，“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得以凸显。笔者总结为“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这是典型的考察“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也即考察分布，不过王氏习焉不察罢了。 赵纪彬《论语新探》读《卫灵公》“有教无类”为“域教无类”，说是限制教育的意思。我们在《左传》等书中找到十几个“有～无～”的句子（包括至今仍常用的成语“有备无患”），证明赵说无据，而杨伯峻先生所译“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等）区别”则大致是正确的。 既然古人心里的那杆秤是符合分布原理的，我们就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相反！ 杨树达先生反对“拔萝卜”一类做法，他把王氏释“终风且暴”的做法称为“审句例”，大力提倡： 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然古人于此绝不留意，但随本文加以训诂，其于通例相合与否不之顾也。故往往郢书燕说，违失其真，至可惜也！王氏说经乃始注意及此，故往往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故往往泰山不移。 拔萝卜等做法不顾“通例”，即不顾语法规律，也即不举类似书证，仅仅根据这一句（本文）加以发挥，所以“郢书燕说，违失其真”，也即所谓“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而王氏注重通例，多举类似书证，故能“泰山不移”。 如果读者加以注意，我举的一百六十余例《考证》，大多采用王氏释“终风且暴”的方法。 上文说过，每个词都有独属自己而区别于其他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以王念孙的“最博最精”与呕心沥血，其《读书杂志》还须在八十多岁才刊出，则古人及近人要模仿王氏的“审句例”而成此皇皇巨著，几乎不可能。当年杨伯峻先生撰作《论语译注》时，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但今日已是E时代，利用电脑及其软件，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今日已经成为可能。即便如此，工作量仍如此浩大！ 是的，搜寻例句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了，但例句还须一个个辨析。笔者从2004年春着手研究，到2016年春出版，十二年冷板凳就这样坐过去了！如果不借助电脑及其软件，则不知需要多少年！ 曾经有人看了我的书稿说，你的一百多例考证除少数之外，都只是论证以往注释《论语》各家孰正孰误，而没有独出机杼，提出新解，这是创新性严重不足！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考释古代词句，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正确理解书中词句的原意。假如能够确证以往各家解释中，有一家的解释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各家的解释一定不对；同时，也就意味着如果试图独辟蹊径作出新解，也一定会失败。上文所说正确结论一般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古代注家（尤其是汉晋的早期注家）的结论中往往总有一个是符合当时语言实际的，因而无需推翻众解，独出机杼。 上文提到了科学研究的可重复可验证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建立在正确结论的排他性、唯一性基础之上的。这原来不成其为问题，本该如此嘛！但对于以十位学者十种结论为常态的人来说，你缺乏石破天惊的结论，而仅仅论证以往各家孰正孰误，就是缺乏创新。对此，“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