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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碑与一部书 宜良县的一帮文化人商量许久，作出了一个决定：在城侧的岩泉寺立一块碑，碑文详尽记述70年前一个学者在这里著书的经过，让后人既不忘记那场战争，也永志这位学者在艰苦岁月中对中华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宜良县，这就是一本书和一个人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个人就是钱穆，这本书名《国史大纲》。 宜良文化人郑祖荣等曾为这块碑的镌刻四处奔走，如今，由郑氏撰写手书的《钱穆教授著书处》石碑已巍然屹立在岩泉寺大雄宝殿前，每天观者络绎不绝，亦然成为寺里的景点。碑高1.4米，宽0.7米，放置在两级底座上，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钱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江南各大学教授，曾参与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一生著作等身，行世著书有《国学概论》、《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等60余种，是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穆随学校迁入云南，在组建的西南联大任教。当时，联大文学院设在蒙自，钱先生在文学院任教授，对学校教材紧缺一事殚精竭虑，拿起手中的笔，凭借深厚的学养，续写数年前旧著《中国通史纲要》，以充学生教材。这部书的撰写非常不顺利，因为他和其他师生一样，几乎每天都要躲避日军飞机轰炸，断断续续，几不成篇。1938年秋，文学院搬回昆明，钱先生为了尽早成书，仍留在蒙自著述，但那时的蒙自日日警报长鸣，著书成为见缝插针的事，苦不堪言。9月，宜良县县长王丕仰慕钱先生学问，邀请其前往宜良静心写作，并为钱先生在岩泉寺找到一座僻静的居所，钱穆欣然前往，并在此居住了近一年，完成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著述，他与县长间的友谊，一时传为佳话。 说是住在岩泉寺写书，其实也不是天天能来，因为钱穆先生每周都要在昆明给学生上课，只在不上课时来岩泉寺小住，每周不超过3天。但在钱先生看来，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因为日本人轰炸昆明的次数远远超过宜良，使其静处山中，专心学问，对王县长非常感激。著书余暇，钱先生曾到西浦温泉沐浴，进宝红山中买茶，到县立中学为师生演讲，流连宜良街头品尝烤鸭；学人汤用彤、贺麟、陈寅恪、姚从吾、李珽等偶来探望，高朋满座。钱先生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抗战胜利后，钱先生曾回到宜良重游岩泉寺，晚年多次托付其侄钱伟长来宜良看望旧友，宜良的岩泉寺，给先生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1939年6月，53万字的《国史大纲》一书著成，送至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再版无数次，成为研究国史的扛鼎之作，拜读者不计其数。本报记者 李成生 林徽因的昆明时光 半个多世纪前，在昆明北郊的龙泉镇附近相邻的几个村庄，散落着朱自清、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冯友兰等文化名人抗战时期居住过的旧居。当时为躲避日机对昆明的轰炸，西南联大的教授和文化界的学者们，纷纷从城内搬到城郊外的乡下租房居住。斗转星移，70年过去，这些留下过大师们足迹、散发着文化气息的旧居是否还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与梁思成共同设计建造的“爱情样板房”现状如何？带着内心深处的种种疑问，我走进了龙泉镇棕皮营，追寻她当年留下的印记。 一边回味着林徽因优美的文字，一边在棕皮营村仔细寻找两位建筑学家的居家小院。在村子尽头的拐角边，一群小楼的缝隙中，见到高高围墙上那锈迹斑斑的两扇大门。门外一片芜杂，长满荒草，显得凌乱不堪。紧闭的大门再次挡住我前行的脚步。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敲了敲门，朝着门内叫了几声，但四周一片寂静。隔着门缝向里面张望，只见正对大门方向是一幢尚未完工早已荒弃的4、5层楼高的建筑，右侧不远的地方有两间白色小屋，显然就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旧居，而近处的小路已经被杂草湮没，或许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 1938年梁思成、林徽因滞留此地，由于不知道战争何年何月结束，归期遥遥，于是决定为自己设计和建造一所住房。然而这对流落他乡、囊中羞涩的梁、林二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艰难的。虽然他们以建筑学家的眼光，将自建住房选址择在村边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这里茂林修竹、田畴水塘，景色就像一幅优美的画。为了搭建这所住房，他们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而处于窘境之中，“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次年春天，房子终于建成。新屋与周围的农舍相仿，全是平房，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中间隔一通道。纵然是几间简陋的平房，也处处显示出两位建筑大师的精妙设计。房屋的窗子比当地其他民房大若干倍，具有良好的采光。卧室和起居室铺上了木地板，客厅砌起一个小小的壁炉，简陋之中不失奢华。看着自己亲手营建的自家小屋，林徽因异常兴奋，在给美国友人信中的字语间流露着喜悦：“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 就是在这里，70年前，林徽因度过了一段恬静而惬意的时光。她在屋前的院子里辟出一块菜地，种上各种蔬菜。每天起床后便清扫庭院，做饭洗衣，浇菜锄地。有孩子、丈夫和好友陪伴，日子过得既平淡又充实。她也常常用诗人的轻灵来书写这平淡的生活。据说林徽因写诗常在晚上，点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色睡袍，在莲灯微光中寻找灵感。只是不知在棕皮营居住的两年间是否延续着这样的雅趣。而友人金岳霖不远千里追随自己爱慕的女人而来，在梁家住宅旁加个“耳房”与梁、林比邻而居，三人和睦相处，演绎着一段匪夷所思的情感故事，并把爱情友情保持得如此泾渭分明，至今让人唏嘘不已。在她的《除夕看花》、《茶铺》、《小楼》等作品里，浮现出她当时在昆明生活的影子和对生活的热爱 另一方面，战争的阴影却仍然随时笼罩着一切。这段时期，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自己有病，梁思成又经常外出，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照顾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林徽因虽然是名门闺秀，留洋才女，但她并不娇嫩，她仍然忍受着病痛，将身体比作一辆在滇缅公路上磨到焦头烂额的车子，“一星期来往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到云大教授英文。一个月的酬劳有四十几元法币，而买工作不可缺少的皮尺就用掉了23元。但生活似乎没能消磨掉她的意志，陇海线的激战，让林徽因兴奋无比。她写信给沈从文：“我真想在山西随军，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沿着房子周围的村子转了一圈，在村西口见到有条干枯的河渠，岸边有一个需要两人合抱的大树，这棵大树应该是当年那段抗战历史的见证物。村口几个小桌子边上围着几个老人在打牌，一打听，有一位段姓老人是1937年出生的，是村上的人，我问他是否知道梁思成、朱自清、闻一多，他倒是非常清楚的，并指点我这些人的故居处。我说当年你是否看见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村里面进进出出。他说：“当时年纪太小，记不得了！” 当年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城，相对在郊区的棕皮营，也许还是能够获得一份安宁的。 （云南日报记者 刘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