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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融入经济全球化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不断加快，与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相随而来的是社会世俗化的加速，以及文化世俗化力量的快速增长，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我们文化生活中的文化话语加速蜕变。作为一种文化后果，这种蜕变不仅造成了我们文化话语的失范、随意、粗俗乃至粗痞，造成文化话语之语意与语义标准的模糊、解构，因之出现不同代际、不同群体甚至同代和同一群体内部——由于对网络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或运用技术之差别——相互对话、交流和理解的困难，而且在更深层次上造成我们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对于一些基本的文化理解，人们所能共享的程度越来越低，对传统文化、价值理想（目标）、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人们所能共享或者共同坚守的程度似乎也是如此。相反，人们自我申辩的“特殊理由”“特殊立场”或“独特观点”，甚至所谓无厘头式的新词、申言、“拍砖”“灌水”等等，却是越来越多，歧义迸发，变幻不定，并借助于新颖突兀的话语表达，不断突破一切既有的话语“范式”、文化“底线”乃至基础性的“语法规则”或话语规则，以至于不断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只有自我诉说、自说自话却缺少相互对话、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的喧闹不已的世界。我们社会和我们时代的文化话语面临着丧失必要的文化秩序和文化理解能力的危险。进而，作为社会“软实力”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诚然，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特定话语。话语变迁和转换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深层影响，尤其是所谓“伦理世态”和“道德心态”蜕变或更新的重要表征，不可轻视、漠视。譬如，对流行甚广的“屌丝”这个词，许多学者已然指出，其所折射的，其实并不只是“集体性的道德焦虑”，而是一种文化与道德失范的症候，是一种无所依从的社会群体之消极、无奈心态的典型反映：体面不再成为他们的追求，“丢脸”也成了无所谓的事情；曾经深刻而时常影响着人们行为的文雅、谦和、友善等品质，似乎被看作是懦弱、无能、过时的“作秀”或“做派”，甚至被视之为老式的“矫情”，因而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伙儿”的唾弃。可见，以“粗鄙化”为表征的日常语言的“背伦理化”现象并非偶然。 “粗鄙化”无疑是“道德异化”的表现，且明显地与“反社会人格”联系在一起。而反社会人格是跟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相关的，前者从根本上否认事物有是非对错或善恶之分，它对于一切道德规范既不做肯定性判断，也不做否定性判断。后者则试图逃离或游离于“道德的社会”之外，以一种对道德规范的刻意消解，来为自己的道德无政府主义行为辩护。这已然不只是一种态度上的道德冷漠，而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立场上的非道德主义了。 问题是，文明的人类绝对不可能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是非界限模糊的非道德非文明状态之下，它必须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并以此建立或形成具有积极约束力的文明礼貌和风俗习惯，以确保人类正常的社会生活沿着健全体面的轨道行进。这其中，探索、建构必要的语法规则和话语规范，便是从根本上确保我们之为文明人类、我们的生活之为文明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