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语双音化趋势与量词语法化历程 双音化是汉语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王力把双音化列为汉语语法史最重要的五个变化之一[13]2。石毓智认为双音化趋势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构词法范围,对促进整个语法系统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11]。双音化进程早在甲骨文时代便已萌芽,春秋战国至秦获得初步发展,两汉时代加快步伐,魏晋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逐渐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随着双音化的发展,双音节音步逐渐成为汉语的标准音步。冯胜利认为由于标准音步具有绝对优先的实现权,汉语中的“标准韵律词”只能是两个音节[14]。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在《普通话3000常用字表》中,双音词占75%以上。双音词在句法上也更为自由,单音词则受到很多限制[15]。由于数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数词从一至十都是单音节,在双音节音步占据主导地位后,单音节数词构成的“蜕化”音步并不具备优先实现权,要适应双音化趋势,数词必须和其他成分组成双音节韵律词才能自由使用,于是量词开始了由名词等其他词类的语法化历程。考察汉语量词系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量词发展史与双音化趋势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双音化趋势构成了汉语量词系统起源的动因,并在漫长的历时演变中推动了量词系统的建立、发展与成熟。 (一)殷商时期双音化和量词的萌芽 1.双音词的萌芽 上古汉语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但双音词早在殷代甲骨刻辞中就已存在。郭锡良以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为依据考察甲骨卜辞的词汇构成发现,在2 857个字头、3 899条义项中,所举复音结构不到100个,仅占总数的2.6%[16]。按殷代复音词的内容,大致可分八类:神祇名称、宗庙和神主名称、宫室名称、方国名称、地名、职官名、人名、时间名称。这八类复音结构大多是专有名词,而且几乎全是偏正结构,可见卜辞时代是双音词的萌芽时代。 2.量词的萌芽 与双音化萌芽相适应,殷代甲骨卜辞中量词也已萌芽,迈出了量词发展史的第一步。对于甲骨文中量词的发展状况,人们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由于对文意理解、量词界定等诸方面的差异,各家统计不尽相同。如果不包括时间量词,各家统计差别并不大,总计10个左右。 萌芽期殷代量词系统有两个特点:(1)数量结构一般位于名词之后,组成“N+Num+CL”结构,如“鬯六卣”(前1.18.4)。在原始语言中,“N+Num+CL”语序最先产生是可以找到理据的,从发生学来看,称数方式都源于记数行为,因此在列举时采用“N+Num”结构;在“Num+N”结构中数词和名词的结合非常紧密,共同充当句子成分,但在“N+Num”结构中当数词单独充当谓语时,数词单音节的不和谐性便突显出来,如现代汉语可以说“三人”,也可以说成“三个人”,但“人三”却不符合语言习惯,必须说成“人三个”。因此,量词首先出现在“N+Num”结构之后构成“N+Num+CL”结构,这符合汉语双音化的趋势。(2)“拷贝型”量词的产生,如“俘人十又六人”(合137反)、“羌百羌”(合32042)等。对后一个“人”“羌”性质的认识,目前学界还有争议,王力说“‘人’是一般名词,不是特别用来表示天然单位的”[17]234。多数学者认为已具备量词性质,管燮初说“后面一个人字的词性已介乎名词和量词之间”[18],黄载君说“第一个人是名词,而数词后加‘人’就只能属于量词了”[1]。虽然其语法化程度还很低,却显示了量词语法化的趋势,量词正是在这一特定语法结构中开始其语法化进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