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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通书》承接《中庸》“诚”之传统,重返先秦,并由此开启新儒学之滥觞。他认为“诚”的关键,在于“几”。诚如其言:“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周子把“几”作为成圣的关键,可谓深得孔子之真髓(孔子系辞谈几较多)。不过,这个“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在周子那里并非一个空概念,而是意味着“工夫”。什么工夫呢?答曰,心性实践的工夫。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几”在周子那里,就是“意念的发动”,“落在生活上讲,‘几’就是意念”。一个人可能无法直接控制外物,但却能通过自我修养灭除不好的念头、动机而达到对外物的“控制”。譬如,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产生一种占有欲也是人之常情。但假若这种“占有欲”过于强大乃至“启动邪念”时,那么此时的人则为“物”所控制而“着魔”,进而化为习气、行动,将可能走上违反道德乃至犯罪的道路。倘若,人们在这个时候用功,把“邪念”转换为“善念”,那么就可能通过“正念”而摆脱外物的控制。此即周敦颐所谓的“几动于此,诚动于彼”的内涵,这个“转念”或“灭念”的工夫就是“几”的工夫,亦即心性实践的工夫。 关于周敦颐的“几”,牟宗三先生曾这样评价:“周敦颐的工夫是从《尚书·洪范》‘思曰睿,睿作圣’说起,真正做工夫的时候,从‘几’上下手。‘几’是《易传》的概念,《论语》《孟子》没有讲,但这样讲很亲切。”对于前半句,笔者自服膺之,但对于后半句,似还应有些补充。 就文本内容而言,表面看来,《论语》《孟子》确实没有明确探讨“几”的概念(孔子明确谈“几”主要在《易传》,孟子似未涉及),然而事实上,孔孟无时无刻不再谈“几”。按音韵学的“同音相通”的原则,几、己相通,从训诂学的意义上,“几”通过“己”又可转化为“心”。那么,孔子所谈的“克己复礼”之“己”岂非“几”哉?“几”,微也,几也,盖之所以所能够体会之,则在“己”也,故孔子要人“克己”;又,“己”者,“我”也,在人曰“心”,由此孟子将“几”转化为“心”,故要人正“求其放心”、养心。至若《大学》之正心、诚意,更是强调意念、心性之“几”的工夫。由此可知,孔子之“仁”(克己)、孟子之“心”尤其强调了“几”的工夫。须知,克“己”的工夫做到极处,便是心体透明、无渣滓的澄明之境,乃是《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和”之状,用《易传》的话讲,就是“阴阳不测之谓神”。由此可知,儒家的学术精神乃“一以贯之”的,“几”的观念一直在传承,宋人的“穷理居敬”即是在“几”的工夫。难怪具有“明季四公子”之称的方以智将“中学”称之为“通几”之学。 其实,何止儒家谈“几”,道家亦谈“几”,老子的“未兆”说暂且不论,庄子所谈的“机”心之“机”岂非“几”哉!按同音相训的原则,“几”通“机”也,“机心”亦是“几”(意念)的组成内容。《齐物论》纯然是灭念、去执的工夫,何尝不是“几”的工夫?至若佛家学问传来,通体是“灭念”“去执”的工夫,即“几”的工夫。由此可知,最初以“几”出现的心性哲学何曾离开中国哲学半步,它只不过以“机”“念”“己”等别样的概念出现而已。 因此,今天我们讲中国古典哲学,须注意两点,即在实践上,要强调“几”的道德修养工夫,善于培育善念,让不好的念头灭散于萌芽期;在学术上,要加强“小学”工夫尤其音韵、训诂、字形等的学习。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言,倘若我们只是发表自我的思想,和古人完全绝缘,那大抵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借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此亦可算得上辨别“几”义的“额外”收获。 (郭继民,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