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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这个词,因其“微不足道”而常被当代学人“漏”过。殊不知,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几”亦是一重要概念,亦有其相应的地位。只是,由于该“词”有时并非以“庐山真面目”的本来形式出现,而是改头换面,渐行渐远,以至于现代哲学领域中,很难看到关于“几”的相关研究。 就哲学意义来追溯“几”之渊源的话,最早的文本记载似乎应属《周易》。《周易》有四处涉及“几”。第一处是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第二处出于《周易·系辞》:“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第三处亦出自《周易·系辞》:“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第四处出于《周易·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统观四处“几”义,可知,《易传》中的三处,即《系辞》两处与《文言》一处之“几”,其义基本相同,可理解为“细微”,引申为“未兆”或阴阳未分(阴阳不测之谓神)。老子所谓“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之“未兆”亦此义。因其细微不可测,还未显现,犹如人之“七情未发”之状态,故不可判、不可知。 关于第一处的“几”之义,则有争议。学术史关于“君子几,不如舍”之“几”的解释主要有三: 王弼给出的解释是“几,辞也”,他认为“几”是个语气词,无实义。 郑玄注本“几”作“机”,其解释以《尔雅·释器》为根据,认为“机,弩牙也”,可引申为“枢机”。按《说文》:“主发谓之机。” 虞翻的注解较另类:“几,近;舍,置;吝,疵也。”其将“几”解释为“近”是从卦象出发,因三爻与上爻(上爻爻辞为: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对应,故“虽近应止”。 三种解释,无论从文义还是象术之理,王弼的注解似不可取。“几”应为实义词,否则,文句不通。王弼此解,与其“得意忘象”理路有关,盖汉人对周易过度解释、附会,一字甚至用万字解释,过于冗长烦琐,故王弼畅言义理而一扫烦琐之象。其“扫象”说虽有极大贡献,但此处将“几”忽略,不妥。 虞翻的注解,主要从象术理论出发来阐发“几”之含义,以“近”解“几”,自有其理,然就词义而言,确实过于“跳跃”。 郑玄的注解,较严谨,符合语义。其一,按古音韵学“同音相通”的原则,几、机同音,则义应相通,因此,将“几”解释为“枢机”是可行的。自然,“枢机”在此文句中,可引申为“思索”(心机);其二,作为“未发之机”的“枢机”又是精微、不可测、不可控的,因此其与《系传》三处“几”之义(动之微)相贯通。鉴于上述理由,就屯卦六三爻辞的解释而言,笔者取郑玄说。 周易之所以重视“几”,在于“几”是似动非动、若有若显的细微状态;然而,它虽细微,却关乎事物未来的发展走向,故孔子言“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由于其细微不可知,故孔子又曰“知几其神乎”。《系辞》又有“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说,可见知“几”之重要。然而,饶有兴味的是,自孔子后,近一千六百年,似乎很少有人再讨论“几”这个概念,至少表面上如此。直到北宋周敦颐《通书》,“几”方重新浮出水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