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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科学技术的史无前例的成就,一面是破坏力在世界范围的爆发:我们是否注定从此只能面对这一分水岭?超级网络自诩可在点击之间连接全球人类;数字技术重新激荡起原始的宇宙之力,并可将身体器官三维成像于电脑屏幕;而在人类克隆实现之前,日臻完善的机器的人化已然预告着一个超人类时代的临近。这一切是否是生命的胜利?我对此怀疑。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反对者、一些脆弱的青少年以及绝望中的狂热分子,将自己变成人肉炸弹,在巴黎、喀麦隆与曼谷播种死亡。此外还有全球气温与二氧化碳的不断攀升;孩子不再能看到蓝色的天空,不知道蜜蜂、长颈鹿、犀牛和大象正在从地球上消失。死亡冲动与超人类运动相伴相生。 很少,甚或是第一次,地球上的生命达到如此高超之技术,同时又如此备受威胁。生命力与进攻性——人类境遇之两面——在历史上一直是共生的。然而在21世纪,在科技创新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压力下,社会契约的传统调节手段一一失灵,无以翻新。我想到的是步步后退的传统宗教与信仰,是变得脆弱的家庭结构,是崩溃了的或以报复形式卷土重来的打造“新人”的意识形态;而经济与政治的敲敲打打既不稳固亦不实在,远不足以亡羊补牢。 然而,即便是大笔勾勒出我们这个全球时代的焦虑——我不忽略它所带来的益处,我也并不在末世水妖的歌声中倒下。我并不乐观,但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有力的悲观者。所以我希望重新彰显这样一个事实——炙手可热的时事将它抛入遗忘,除非它正在遭受的否认与破坏反倒能够让它丰富自身,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如此艰难地面对他们的共处与死亡,却首先是“会说话的生命”。正是“制造意义的能力”将我们分离,并携带着暴力;然而,如果幸运点的话,也正是这种能力给我们自由,并最终将我们聚拢。 “制造意义的能力”:这正是我于2012年11月5—12日,应祝克懿教授及其团队之邀,在复旦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核心内容。我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悠久的欧洲传统上,即将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启蒙时代以降,它分成了不同的“学科”;而我与其他同仁一起,试图重新诠释学科间的界限,勾勒出一种必要的“跨学科”。 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符号学、文学理论、艺术史,以及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学(与医学、精神病学与生理学相毗邻),均从各自的路径探照内在经验的神秘大陆——这正是我邀请你们去发现的空间。此中涉及的问题是“意义”与“感知”的产生,以及其中的“建构—解构”。对这些问题的观照来自于我们每个人自身:来自于欲望——它将自我置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也来自于我们与周边环境的某种契约。这种经验是精神、身体合二为一的,是语言的,不可约缩为“信息”、“数据”、“交流”或“广告”,而在它们产生之前,或是它们的延展。这种经验是过程,也是转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