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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是为大家普遍认知的创作理念,非虚构写作恰好是“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集中体现。它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鲜活生发，摇曳多姿地呈现着时代风貌、历史事件和民生百态。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到科尼利厄斯·瑞恩的史诗杰作《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再到中国当下包括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非虚构扎根于现实，“地域性”令其更加鲜活。对于今天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中国作家来说，生逢其时。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令中国人朝气勃发的历史阶段，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宏大的历史转折，由此发生的中国故事独特瑰丽，其精彩程度远超一切想象，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厚实土壤。最终出来的文本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作家对于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深度理解、细微洞察和敏锐捕捉，很多东西需要切身融入并深刻体会。这里，不可忽略一个重要词汇——“地域性”。因为，中国故事里的每个元素都深深根植于一定的地理区位，一方山水育一方人，哪怕相隔一百公里，都自有一方习俗一口乡音。非虚构表达真实，自然应该带着愈加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在我看来，这是非虚构作品能否鲜活生动的一个关键。作为个体写作者，我能够看到接触到的，是一大堆最为熟悉、充满地域性、却蕴含深意的事物：山城大街小巷，有倔强得“一辈子只哭一次”的重庆女人，她们以自己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创造了一座“女老板最多”的大城市；“棒棒”，这种依据山城特殊地貌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盛行的“爬坡上坎挑重担”的“力气行当”，早已随着高楼电梯以及发达的运输业日益衰落，却依然能在老商圈或旧码头觅到他们的踪迹，“最后的棒棒”生存成谜；有火遍全国的火锅与小面，有挤着轻轨创业的年轻人，有进城打工立足城市却又回乡创业的巴渝农民……这些真实存在着、却被山城雾气遮蔽的本土故事相互联系、相互碰撞，发出响亮的时代之音，昭示的正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沧桑巨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