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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评的现状与不足 梳理、描述文学批评现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我这里借用法国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AThibaudet）的说法，以“批评家的活动区域”为界，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种[2]：第一种，由一般读者和报刊记者完成的“自发的批评”；第二种，是专家教授完成的“职业的批评”；第三种，是文学大家所表述的“大师的批评”。蒂博代的分类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媒体批评、学院派批评和作家批评。三种批评的目标、功能各有所侧重，可以多元共存。“文学批评对几类不同作品，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尺度，批评家发表的见解，在各自的范围里发生不可彼此取代的效果”[3]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三种批评里，本文重点描述“职业的批评”现状，因为，文学批评理论化的使命主要靠职业批评家完成。 蒂博代对大学教授“职业的批评”却颇多嘲讽之词，比如老生常谈、死守规则、思想懒惰、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迟疑症、沉闷的学究气、没有洞察力等。但蒂博代也承认，职业批评家有良好的教养、深厚的历史感、知识体系化、视野开阔、持论平正通达等长处。 对“职业的批评”即学院派批评，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学院派批评有的重在传达美感、深化美感，有的则以文学批评理论化——通过文学批评而完成理论创新为目标。一般来说，学院派批评家往往能够“进驻到文学的内部……从里面认识文学，就是要感受文学的潮流，分辨它们，追踪它们，对它们进行分类……”[4]实际上，改革开放30年以来，学院派批评在“研究取向上”，显示“明智、清醒和辨证”特点，因此有人预测“卓越的批评家，应当出现在学院，应当是以学术研究和思想探讨为专业的学者。”[5]这话当然不能反推，说“卓越的批评家”不应该出现在别的批评群体 。学院派批评被寄予厚望，学院派批评现状却差强人意。其不足表现在批评者缺少文本细读基础；缺少持久的跟踪批评或对某个作家的持久关注；缺乏文学批评理论化的自觉意识等等。 20世纪80年代初，刚复出的陈涌在与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做好文艺评论和研究工作，需要培养“三感”，即理论感、历史感和艺术感。就是说，要胜任文学批评工作，除了批评本身要求的个人品味，还需要历史尤其是文学史的通观眼力，需要文学理论的彻底性——一种将特殊问题提升到一般范畴，寻求其普泛价值的能力。 文学批评往往是对新近的、同时代作家作品或者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阐释和评价，其难度极大，我们平时不太在意，这至少是对当下文学批评认知不足。中国古代评鉴作家有“不录存者”的惯例，把同时代作家作品评鉴“留待后叙”，可以避免作为批评者，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缺乏客观理性和确定性的审视与判断。然而危险与机遇共存，对当下作家作品或者具体文学现象做出审美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不仅有“次生文学”[6]创作的艰辛与欣喜，更有理性判断、阐释后了然于心的自得与“重生”[7]，她的基础，是对被批评作品的细致品味后的欣然发现。而这些都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没有夯实文本细读这个基础所建立起来的观点与判断多半是靠不住的。 重视文本细读，在阅读品味过程中发现作品的美感并阐释它们，基于新近作品的文学批评又与对经典作品的导读不同，后者是对文学史公认经典作品做出带个人品味的审美解读，前者是要发现没有定评作家作品的潜在特质，感受当下文学潮流，分辨它们，追踪它们，对它们进行分类比较并进行判断。像艾略特说的那样：“一件崭新的艺术品一旦问世以后，它 就使我们改变了对过去的作品的看法，那也就是说：它所发生的作用同时影响了它以前的一切作品……在新的作品出现以前，现存的秩序是完整无缺的。一旦有新的因素投入其间，为了保持协调与和谐，‘整个’现存秩序必须改变（纵或改变的程度极为微小）。”[8]这该是多么伟大的成就！ 用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序一》[9]里的话说：“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发现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 对作家作品缺少持久的跟踪与批评，原因首先是体制和时代病的束缚。现行高校科研体制阻碍大学教师参与文学批评工作。在许多高校，所写论文不满3000字、未在纸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均不算科研成果；高校对老师科研工作每年都有量的要求，有的还是硬性指标。浮躁的时代病也蔓延到文学批评理论界。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而，缺乏将文学批评理论化的自觉意识，其内在原因还体现在实践过程之中，批评者在操作层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高校体制和时代病的束缚都阻碍了文学批评理论化的发展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