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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装裱 敦煌写卷中有些文献偶然处在一卷有时是因为文书装裱修补造成的，我们要探讨同卷文献之间的关联就必须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和我们今天一样，古时也会经常对一些损坏的经卷进行裱糊修补，以便使用和保存。如前第三章所证，三界寺的道真就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荣新江曾指出斯坦因最初进洞时所看到的装有残经废纸、木轴引首等物的“杂裹包”就是道真为修补经卷所备的原材料④。国家图书馆的林世田等也曾专门探讨过国图藏某些经卷经道真裱补修缮的细节⑤。图书装裱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十分专业的工作，唐代将此类修补书画的人称为“书画郎中”。在装裱书卷的诸多程序中，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裱褙和包首。 古时为了保护重要书卷，一般会在其背部粘上一层薄绢或纸来托裱，这一工序叫做“裱褙”，又称“表背”、“装背”。因为它是文书装裱最主要的工序，所以也用来代称整个图书装裱工作。规范的写卷在裱褙时所用的材料一般为薄绢或空白纸张，如P.3480“诗文丛钞”卷就有薄绢裱褙。然而敦煌文学写本中像P.3480这样讲究的装裱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是用废弃的纸张来托裱的。如P.3885诗集残卷，卷背有残断的药方，徐俊云该卷为医方托裱⑥。因为裱褙这一程序的存在就让很多原本关系不大的文书出现在同一写本上。废纸托裱的书卷在敦煌遗书中其实非常多，但由于各地收藏机构和个人对原卷的重新整理，大部分裱褙原样我们已经看不到。荣新江曾指出，这些裱褙废纸大多数被从原卷上揭下来了，英藏6981—13624以及法藏卷子后标以bis或piece1.2.3符号的文书中，有很多都是原来的裱褙用废弃文书⑦。这样的文书在法藏敦煌遗书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下仅举二例。  图10 P.3156 piece1裱褙的曲子词 1.P.3156(见图10)，该卷主抄《观经十六观赞》、《上都章敬寺西方念佛赞文》、《太子逾城念佛赞文》等赞文7篇。《法藏文献》于其后列碎片4个。其中piece1正面抄焦华、榆附、扁鹊、管辂等事迹19行，背面为曲子二首，为文学抄本；piece2抄残契约；piece4为杂帐残片；piece4抄“庚寅年十月一日以后住儿(人名)破历”5行。从过期的契杂帐等内容来看，诸碎片应皆为当时废弃文书，被用来作裱褙材料的可能性很大。 2.P.2700，该卷抄《秦妇吟》残篇。其后尚有标有P.2700bis的一个非常残破的片段，正面抄《大唐西域记》残篇、背面为《四分律比丘舍衣文》。从彩色图片可见，《秦妇吟》卷背残存文字恰好与《大唐西域记》残篇笔迹一致，可推知P.2700bis原为裱褙废纸。 在文书裱褙的过程中，有些损坏的地方需要修补，这样一些修补所用的废纸上的文字就会阑入所裱文书的正文中。如P.2748，该卷正面抄《古文尚书孔氏传》片段，卷背为诗文汇钞。原卷在悟真《百岁篇》序文与诗歌之间有《大中四年七月廿日状》一通，字行自上至下排列，笔迹于众各异，徐俊指出此为正面《尚书》裱褙时阑入⑧，甚是。同其他揭去的裱褙材料相比，修补阑入的情况更易与原卷文书混淆，必须要谨慎区别。 卷前的包首文书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古代标准写卷的开端部分都会有一段绫绢绸布来装裱，这部分被称为“褾”或者“包首”，唐时还雅称“玉池”。敦煌写卷中很多也有“包首”只不过相比之下要简陋随意的多。且看如下例卷。 1.P.2250，该卷正面有大段空纸，空约18行后始抄正文《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下》，卷为行楷抄写，韵文分栏抄，较为规范。该卷为重要写卷，理应有装裱，故卷首空纸应为其“包首”。 2.P.2066该卷主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其卷首为残《咸通六年(865)僧福威状》8行，与后文非一人书，且其后有明显接纸痕，可见该残状实为卷轴装的包首。饶宗颐亦持此观点⑨。 3.P.2292，该卷主抄《维摩诘经讲经文》，其后有俗讲僧广政十年(938)西川静真禅院题记。其卷首有《正月某日普贤院主比丘靖通》残状5行，笔迹与正文一致，其后有明显接纸痕。该状被裁剪残缺，就其位置和粘结方式看应为“包首”。 从以上三例可见，有“包首”的写卷大都是《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维摩诘经讲经文》之类对僧人来说较为重要的写卷，其“包首”可以为空白纸张，也经常用废弃的文书充当，所以我们研讨同卷内容关联时要考虑到卷首文字是否为包首上的。 以上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探讨了同卷文献可能存在的纸张上的关系因素。从文献学的角度研讨写卷的抄写、拼接以及装裱等具体细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文学写本的外在特点。这即是我们研讨同卷内容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深入探究文书内容性质等方面的内在关联的前提基础。总体来看，外在的纸张关联因素的偶然性较大，很多情况下不必挖空心思考虑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敦煌写卷同卷内容之间的关联往往是内外因素相结合的，因此，我们在判断文献关系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必要时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