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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２０世纪结构主义叙事学过度技术化、机械化的普遍反抗中，世界范围内的叙事学家开始逐渐关注叙事的伦理、审美等层面的内容。“叙事伦理”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新方向，从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Ｊ．希利斯·米勒的《阅读伦理》（１９８７）到亚当·桑查瑞·纽曼的《叙事伦理》（１９９５），“叙事伦理”被界定为文本内部自成一体的叙事结构、形式的一种主体关系，伦理与形式是统一的，“叙事伦理”意味着叙事即伦理。这一颇具实用性意味的术语逐渐成为文学基本理论、接受理论、叙事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中重要的命题和批评理论。与上述理论趋向相比，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对“叙事伦理”的引介和运用虽然始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却拥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 叙事伦理批评的理论资源 在中国，叙事伦理批评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伦理”举足轻重。早期中国文化以“重德”为特征。“德感”伦理意识的崛起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共同行为准则，即对好的生活方式的条理化、系统化。诗歌在古人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规范、教化作用，中国古代诗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正是对文学传达政治、社会、道德、教育等价值观念的“实用理论”。从诗三百本身、孔子的诗论、“诗大序”到宋儒的载道论、沈德潜的“格调说”等，将伦理教化功能提到诗歌本质的地位，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本身就是儒家伦理意识的一部分。 以《史通》为例，《浮词》篇指出“浮词”（即褒贬抑扬之词，近于“作者介入”）是“说事之端”、“论事之助”，“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浮词都是史书作者盖棺论定式的伦理判断，所以刘知几认为不可不慎，史官的责任即以叙事记善恶：“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史通·人物》）可见伦理批评范式在中国古典学问中地位之重要。 与之相对，文学与德性、城邦政治的密切关联一直为西方诗人、哲人所重视。古希腊以降，从新柏拉图主义者普诺提诺的神秘主义诗学、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朗吉努斯的崇高论，到以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美学为代表的中世纪文论，关于文学与伦理关系的讨论逐渐滑向对基督教伦理秩序的维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则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伦理意识的代言者，如薄伽丘、乔叟、拉伯雷、莎士比亚等热衷于宣扬人文主义道德观念，讽刺宗教道德体系。以休谟、卢梭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伦理观为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注入了道德基础，描绘风俗面貌和日常生活事件的现实主义文学更是新旧伦理意识交锋、斗争的结果。直到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文学伦理批评始终是西方文论史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