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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斯特劳斯指出，现代人的特征在于不再知道如何评价好与坏：“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加缪当然是现代人，他的作品呈现了现代精神的危机。对于我这样在90年代初上大学的人来说，萨特和加缪代表的存在主义风头刚刚过去，留下了一抹80年代中国知识界兴奋而幸福的余晖。存在主义的幸福是一种特殊的幸福，因为他们都相信世界是荒谬的，并没有特别的东西能够证明人存在的意义，人应当如何生活。萨特的《恶心》和加缪的《局外人》所描写的都是当人意识到所谓“意义”的欺骗性之后，如何以一种接近于英雄主义的气概面对笼罩世界的虚无。当他们对世界说出“不！”的时候，人们听到的却是铿锵有力的“是！” 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成就是理性的充分发育及其成就，但是当理性的道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发现立着的石碑写着虚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神的世界坍塌之后，人的价值就找不到扎根之处，生活在大地之上，但是却又不知根在何处。面对这种状况，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萨特则认定“存在先于本质”，以虚无的代价赋予人沉重的绝对自由的权利。同样常常被贴上存在主义标签的加缪也力图克服这种虚无感，《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最主要的特征是一种特别的清醒，其表现就是对社会价值观的厌倦，一切都无所谓，“对我来说都一样”，漠然而潇洒。莫尔索面对社会甚至身边的亲人，一直显得麻木不仁。然而在被执行死刑的前夜，他却发出了形而上的冲动，小说第一次出现了激动的心理独白：“我呢，看样子两手空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一切，比他有把握，我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把握住即将到来的死亡……从前我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我总是对的。”在悲剧中保持清醒，就是幸福：“我就好像净除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布满征象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感受到这世界如此像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幸福，现在仍然幸福。”小说结尾风格为之一变，给冰冷的《局外人》抹上了局内的亮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