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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人物长廊的光彩 就是这样，话剧作家、艺术家们在近些年的话剧舞台上，从不同的维度，感知着一个个开拓新生活的前行者的独特心灵，竭尽全力地运用独特的表达方式去雕塑着他们，在艰难曲折，甚至几度迷茫中，凸显他们的乐观、自信和担当。最宝贵的是，剧作家和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与观众一起，平等地探求命运的奥秘和生活的真谛。这里只有真切的感动，没有教化的指挥。譬如，《生命档案》中的刘义权，为了让许多地下的英灵得到历史的认可，他用自己的生命去烛照本已遗失了的记忆；《雾蒙山》中的张春山，用自己全部的诚意去重新树立改革开放中村支部书记可信可亲的形象；《万世根本》中的田专员，喊出了自己大胆支持小岗村农民革新的动力所在：“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万世根本，拿老百姓当天是‘万世根本’”；《兵者，国之大事》中的杨天放，把没有桂冠，为真正强军而牺牲的王海鹏视为英雄，敢于在他的墓前坦陈自己内心的柔弱，因此他能变柔弱为无惧，使自己充满浩然之气；《麻醉师》中的陈绍强，用自己的生命解释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光辉传统，用自己的行为解答了从病体麻醉师到灵魂唤醒的奇异方程，他用“医生的生命属于患者”的职业操守解读了“崇高”二字的时代内涵；《长夜》中的嫂子，在历经隐忍煎熬八年之后，在替罪羊秦虎子出狱的那天，她当众撕破虚假，说出自己的丈夫真实的罪责，发出了困惑中的天问，我们的灵魂在何处安放？这就是觉醒，是探索，是建设新品格的开始；《去往何处》中的中医师童书鸿为了医者的良心，拍案而起，不顾得罪副县长（自己的大舅子），控告药材基地被污染，终止使用污染药材基地的合同，最后，为了维护“医者仁心”的高洁，毅然关掉祖传的一真堂…… 在这些闪动着光彩的时代前行者中，尤为突出的应该是《矸子山的男人女人》中的老秦，《枫树林》中的向南和《红旗渠》中的杨贵。 《矸子山的男人女人》剧情非常单纯，那就是老秦竭尽全力地把自己善意的谎言与严峻的现实对接起来。这个过程编织着他与女工佟丽的爱情，编织着他对青年女工亮亮的挽救，编织着他对各级领导的求告，编织着他对所有女工们的抚慰…… 他的幽默来自艰难生活的历练，他的自嘲源于他对自我使命的尊崇，他的忍辱出于对死难矿工弟兄的怀念，他的挚爱产生于对生活的信念，他的梦想附丽在对共产党的坚定信赖上。 可贵的是，这个喜剧色彩浓重的人物形象蕴含着庄严和崇高；而这个蕴含却又是通过东北大老爷们的“咋整”之类的细节渗透出来的。 《枫树林》中的向南，在他生命的最后90天里，我们看到了他跨越生命极限的追求，看到了他的死亡中孕育着永生，看到了他的内疚闪烁出人格的光辉，看到了他人性宽厚泯灭了过往的恩仇，看到了他这个人历经偶然与奇遇之后成为人民的儿子的必然之举，即把党的荣誉和共产党人的名节置于个人生死之上。独特的视角，独特人物的独特行为逻辑，让人感叹不已。 《红旗渠》中的杨贵，主创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显示了思辨审慎和雕凿犀利的功力。所谓“思辨审慎”，就是既让这个人物必须具有50年前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又要用50年后的今天之崭新目光去发掘其可能具备的理想光彩，因此他可信，可爱，可敬，可亲。所谓“雕凿犀利”，就是在戏剧矛盾中，大刀阔斧地凿出杨贵形象的犀利棱角，凸显杨贵火一样的炽烈情感——他敢于对必须拆除的祠堂下跪，发誓：“记住我一句话，今天借你一条路，明天还你一条渠！”他敢于在和老对手黄副县长一通疾风暴雨般的争吵之后，蒙脸痛哭倾诉着隐忍在心底的种种难处；他敢于对调查组担当重责：“借这三万斤粮食，我就一个念头，冒个杀头的险，让跟着我修渠的民工吃顿饱饭，哪怕就吃一顿，我死无愧疚！” 这是一条多么有血性的汉子，这是一个多么无畏的共产党人，敢于浑身沾满伤痛，敢于抖落下一身缺点，更敢于为人民的疾苦鞠躬尽瘁，还敢于在短暂的人生中建功立业……这就是50年后，话剧《红旗渠》在太行山石壁上，重新雕塑的县委书记。 在话剧近年来的人物画廊里，除了上述现代人物形象光彩熠熠之外，革命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人物形象也是异彩纷呈的—— 《寻找李大钊》不同凡响的是，其重点不在于静止地陈述先烈的丰功伟绩，而是着力于“复活”先烈，让先烈成为一种干预现实生活的强大力量。那句台词是震动人心的：“你说，要是李大钊知道他们当年的牺牲，换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他还能那样坚定地走向绞刑架吗？还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慷慨赴死吗？”这是对今人的严峻拷问，我们如何面对先烈？与之对照的是，剧中李大钊在壮烈牺牲之前对妻子说的话：“总有一天，一个新的世界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的！”李大钊的信念是不会死的，李大钊的精神是不会死的，李大钊的人格力量是不会死的。试看那些带领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就是李大钊的复活吗？ 至于《从湘江到遵义》，那一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袖群像，在血雨腥风中扳正历史航船的舵把子，发出照耀人心的电光石火；《董必武》以上海马思南路48小时的短兵相接为“经”，以此前20年的革命斗争为“纬”，把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当时的解放战争连缀在一起，成为主人公的广阔背景，使董必武的艺术形象更加具有历史感、时代感和生命活力；而《范长江》就像采用了“炼金术”那样，在诡谲的阴翳中，冶炼出了两种真实——一是主人公四十年来的真实的人生历程；再是主人公四十年来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民对历史道路的真实思辨。这两种真实都证明了一个灵魂的真实，那就是对人民，对祖国，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幸存者》则采用悬疑剧的手法，犹如剥竹笋一般，引人入胜地把一位置党的利益于个人生命、个人名誉之上的共产党人刻画得令人惊叹；《祖传秘方》中，卜振堂从江湖好汉到抗日英雄的心灵铸造过程，有力地解读了《国歌》中那句悲壮惊天的歌词“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士兵》中，一群为国为民，向死而生的抗日男儿，让自己沸腾的热血和着怒吼的黄河，向敌人宣告“这世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是尊严”！ 在历史故事剧中，《知己》中的吴兆骞人性的异化不仅令人唏嘘，不仅令人深思何谓丢失自我，更重要的是，由此塑造了主人公顾贞观的内心世界，正如其《金缕曲》所说，“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魄相守”。《伏生》中的伏生用惊人的刚毅和超人的记忆完成了自领的使命，那就是精神文化的传承。这个形象所昭示的远超出历史对其个人的评价，而是证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伟力是不可战胜的。《詹天佑》中最精彩的一笔是，主人公为修京张铁路而触动某没落权贵的祖坟，只得答应其无理刁难，为其披麻戴孝；而此，恰恰成为主人公为腐朽大清送终，那新修的铁路正在通向新的时代。《此心光明》将王阳明的哲学思辨与政治军事践行及修身路径合而为一；面对黑暗，他用自己的一生回答，“是水一样退去，还是山一样挺立”，坚守心中的光明；《张謇》中的主人公则是失败如影相随，然而，正是这一连串的失败刻画了这位爱国爱乡，为实现中国的梦想而奋斗终生的实业家；《兰陵王》中主人公是以兰陵王高长恭金墉解围的历史记载和中国戏曲史上的兰陵王为素材塑造而成的，其经典化倾向就在于显示了人物“灵魂最深沉、最多样化的运动”。无论是媚人的面具，还是吓人的面具，可怕的是丢失自我。《成兆才》的主人公是位毕生写了102部评剧剧本的草根“戏圣”，其人生霉运连连，其事业却步步辉煌；为生存他圆润圆熟，为爱情他又坚硬不变；他讲求节操，却又给无辜者带来痛苦，一切就是这么相生相悖，唯有他的《杨三姐告状》无障碍地跨越了一百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