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树挪死，人挪活
    残雪有遗传性风湿病和过敏症，经过一番分析，残雪认为北京的气候更适合自己。2001年，残雪决定去北京定居。
    选择北京，残雪没有一点儿犹豫。“大概我这种人，就是为创作而生的，对我来说，不能工作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当时刘恒邀请我参加北京市作家协会，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很难适应新的单位和人际关系。那时我脑子里只有工作的念头。所以我就在北京大干起来了，基本上同外界没有联系。我每天去小月河边跑步，跑完回来就写。”
    既然坚决不愿意转到任何单位，自然就没有人会来帮助残雪解决住房。所以，残雪早早做了准备努力攒钱。2001年11月下旬，残雪和丈夫终于在北京海淀区买房了。住在新房子里，她心满意足地说：“北京真好，有暖气。”她立刻感到风湿病好了一大半。总之，北京的干燥气候给残雪带来了健康的恢复以及愉悦的好心情。她极少去街上逛，每天埋头工作。丈夫则打理家务。“我们过的完全是退休者的生活，一直很有音乐节奏，也不乏小市民的情趣。”
    如今，残雪到北京已经18个年头。
    “来北京之后我的创作再也没出现过任何瓶颈现象，越写越广阔，收不了场了，自己都觉得是奇迹。我除了写小说，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目前除了小说，我还在写一本纯哲学书《物质的崛起》。起码还要两三年才能完成。”残雪说，在湖南写作，与在北京的写作，变化是内在的。她48岁来北京，这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是最为成熟、丰产的年龄。除了1988年写过一个长篇外，后面6个长篇都是在北京写的。长篇展示了残雪内心世界的盛大场面，其深度也非同一般。而且她感到自己越来越具有一种特殊的定力，这种定力让她能得心应手地、垂直地开辟自己的疆域。“这种能力的发挥是否同北京这个地方的风土有关？我不知道。如果要我形容，也许可以说，湖南阶段是探索的阶段；北京阶段是建构的阶段。目前我正在建构我的理想乌托邦，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像人们过节一样快乐。”
    残雪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概括自己的迁徙。她说，人的肉体需要刺激，感官上的刺激越多，灵魂中的变化就越大。对于自己这种创造型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北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灵感，但都是比较抽象的影响。我不能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个古老的城市确实盛产灵感。”残雪说，下一步自己打算移居昆明。
    前不久，由优秀的英文翻译凯伦和陈泽平翻译的残雪长篇小说《边疆》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一片叫好声。据残雪的不完全统计，包括《纽约客》等许多有影响的媒体，一共刊登了20来篇评论、访谈和选载。《最后的情人》与此书翻译安娜丽丝一道获得美国2015年最佳翻译图书奖，《五香街》与此书翻译凯伦和陈泽平一道于2015年进入美国纽斯塔克国际文学奖。该奖是美国最享有声望的国际文学奖，它作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前奏，常有“美国的诺贝尔奖”的美誉。此前的2007年，日本编的《世界文学全集》，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是残雪。
    在国外呼声很高，但是，残雪在国内的关注度相比少得多。她的哥哥邓晓芒说：“由于表达的特异，残雪一度被评论界忽略。”
    残雪觉得，邓晓芒的话有一部分道理。但自己的表达之所以“特异”，主要还是少见多怪引起的。如果读过很多西方文学经典，又肯在理论上下功夫，就不会觉得那么“特异”。“我们这里有的是四平八稳，缺的是敢于冒险和革新的精神。”
    同时，她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内还是得到了应得的关注的，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从网络上的议论看得出来，残雪迷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的。残雪分析，年轻人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思想比较开放一点。国内文坛比较传统保守，有些人看不惯残雪和她的作品，当然就不会主动宣传。“不过这样也好，我得到了安静，可以潜心创作。而且同那些处在喧哗中的作家比，我相信我潜在的影响更大。我用不着批评家来评论我，读者自然而然会去找我的书，挡也挡不住。”残雪说，自己的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礼物》，从2015年出版以来，还没有一篇专业的评论在媒体上刊登过，但照样卖得还不错。
    杨志军：
    “创造”青岛，同时也被青岛“创造”
    当了六年兵之后，1977年杨志军考入大学，毕业后在《青海日报》做记者和编辑。中篇小说《大湖断裂》和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意味着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杨志军走遍了青海。记者的职业生涯也使他有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迄今为止，杨志军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描写荒原和表达藏地，除了生于斯长于斯外，更多地依赖于他的行走和对青藏风土的迷恋，再就是参与，参与生活和事件。
    “比如我写《大湖断裂》，当时是36个农民在冬天的青海湖上打鱼，狂风把冰吹炸了，变成了汪洋上的浮冰，风把浮冰连同这36个农民吹到了湖心，很危险，浮冰随时会翻掉、碎裂。我跟着救援人员坐上直升飞机，想把遇险的人拉上来。但飞机旋起的风让浮冰摇晃不定，人都站不稳，怎么往上爬？浮冰上惊恐一片。我和另一个救援干部只好下到冰面上，稳定他们的情绪。这种采访，要冒死的危险。或者它已经不是单纯的采访，而是跟遇险的人同甘共苦。”杨志军说，最后并不是直升飞机或外面的人救了他们，而是天气骤然变冷——零下40度，冰面又冻起来了，他们就排着长队，小心翼翼地从湖心走了出来。
    写作《海昨天退去》，他当时也是一个泵站一个泵站地采访，跟官兵们一起生活。所有的泵站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像唐古拉泵站在5000米左右。这些地方杨志军都生活过。
    《海昨天退去》是杨志军在青海完成的作品。强烈的生命意识是青藏高原带给他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启示。因为艰难而宝贵，因为宝贵而拥有价值。
    杨志军说：“高海拔和寒冷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挑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道德在万物面前的缺失，人类对环境的罪恶性破坏，很容易成了我的常态化思考。我早期的作品都有一种强烈的为自然代言，为失衡的生态跪拜、哭泣、祈祷、呐喊的冲动。”可是1985年前后，人们都在“解放思想”，为现代化奋斗，未来只是一个工业化和电气化的蓝图，根本就没有环境的位置，杨志军的声音孤独而苍白。
    直到20多年以后，当高原的生态出现危机，青海湖因水位下降断裂为两个湖，才有人指出，杨志军的小说不仅是寓言更是预言。对杨志军来说，这预言几乎发自本能，一个喜欢自然，希望在山川地理中获取智慧的人，天天接触到的就是牲畜超载、草原退化、鼠害增多、沙漠进逼、冰川缩小、河流干枯等等问题，他对环境的忧虑是他自己的家常话，并不高深，也不特异。
    上世纪90年代，青海的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人才的南下东去成了潮流，好朋友一个个都走了，杨志军觉得孤独，有时候连一个可以交流思想、谈论文学、争辩问题的人都没有，他也动着离开青海的念头。恰好青岛要办一张有关文艺的报纸，需要一个既懂文学又干过报纸的人，朋友推荐了杨志军，用人单位也觉得合适，于是他就被“人才引进”，成了一个青岛人。
    1932年闻一多写给吴伯萧的信中说：“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梁实秋也提到闻一多对青岛的形容：“没有文化”。这里的“文化”，指的不是可以物化的表象即各种文化设施，而是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指人在文化范畴内的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让闻一多困惑的是，西方文化主导了这座城市，青岛缺少一个学养和道德意义上可以对话的士子阶层，缺少中国文化的根脉。近代慕名来青岛的著名作家学者很多，却都没有扎下根来，原因就是难以忍受这里的文化“寂寞”。
    在青岛生活多年，杨志军深深感受到青岛的“世俗味”。青藏高原就算很世俗，也会有信仰存在。而在这座城市里，经济比较发达，风景比较优美，但生活化气息较浓，精神的风采很难显现出来。精神只存在于自己，不存在于别人，所以你是孤独的。
    虽然离开青海，但是杨志军仍在不断地回望，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完成了一系列与荒原有关的作品，被誉为“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谈到《杨志军荒原系列七卷本》，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刻意去发掘有关“荒原”的主题，但1995年当要出版文集时，却惊奇地发现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描写荒原，于是便把“文集”改成了“荒原小说系列”，发行量达十多万套。之后他从“荒原系列”转入“藏地系列”。来青岛22年中，他年年回青海，隔几年去一次西藏，始终保持着对生活源头的兴趣和新鲜感。
    “荒原系列”说明，杨志军一开始投入文学，就忽视了社会生活的种种复杂性和人际关系的微妙表现，而直接把人投入到了自然秩序的生存体验中，投入到了一个作家对生命本身的讴歌和悲叹中。他带着辽阔的悲悯试图唱响人类走向未来的悲剧，没有走向物质生活所体现的种种无奈和欢喜，而是从探索自己的心灵出发，去探索人类精神世界中最细微也最饱满的形态。
    2015年开始，杨志军投入“海洋·都市系列”的创作。就这样不问收获只管耕耘地写下去，完成一个作家的生命里程，他觉得很充实，也很愉悦。目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潮退无声》，被纳入“海洋·都市”题材第一部。
    杨志军说，如果说青海以及青藏高原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那么青岛则是兄弟姊妹，都是亲人，一个令自己敬畏、崇拜、感恩，一个令自己怜爱、欢喜、友善。他在青岛生活了20多年，却一直都在表现青藏高原。但对青岛的思考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我一踏上这片土地就开始了。《潮退无声》和《海底隧道》是我描写青岛的开始，我想发掘青岛历史和现实中那些最隐秘的故事，创造一个我自己的青岛。”杨志军说，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的关系，应该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他创造青岛，同时青岛也在创造他。他在《潮退无声》中想表明：祖国是所有人最后的敬畏，是我们坚守的底线——世俗之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托赖。
    魏微：
    “无论生活在哪里，我都是外地人”
    魏微觉得，“迁徙”于自己而言是一个“大”词汇，甚至有些当不起。
    上世纪80年代末，魏微开始写作，在当地文联主办的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算是当地的一个文学新秀。文联专门为她开了一次研讨会，这种扶持，鼓励魏微走上文学道路。
    此后，魏微先后在北京、南京生活。1995年，听说北师大有个作家班进行短期文学培训，魏微便报名参加；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听说南京大学也有个作家班，她又去考了南大作家班，又念了两年，毕业以后便留在南京，成为自由撰稿人。“年轻时跑来跑去，并没有什么强烈的目的性，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写作。其实主要是贪玩，早年玩心太重了，对世界有太多的好奇心。像我这一代人，尤其是搞文学的，对诸如远方、流浪这一类的词都有一种浪漫想像，很向往。我们常常有离家出走的冲动，走得越远越好。我高中有一个女同学，成绩很好，高考填志愿时填了海南的一个学校，就是因为海南是她能想到的离家最远的地方了，海南再往南，就是海了，没的走了。”
    南京之于魏微，是文学起步的地方。如果说在老家发表作品时至多是个文青，去北京作家班学习了一圈之后，回到省城南京，她意识到应该好好写作，于是真就静下心来了，读书，研习，认认真真地学习写小说，后来发表，被关注，成了一个作家，这些都是在南京完成的。2000年，魏微的第一本小说集在北京出版，“赶去北京玩了一趟，心血来潮就留下来了，很随意，有点灵机一动的意思。”魏微说。
    在南京生活的六七年时间，魏微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还是自由撰稿。理论上说，作家在一个城市时间久了会麻痹，熟悉某个城市，便缺少了新鲜感。于是，她便觉得，离开南京也没什么不可割舍。“那时还很年轻吧，我想年轻人总是有点没心肝的，近乎无情，是能够舍得很多东西的。”
    2005年，魏微与广东省作协签约，成为广东省专业作家。她说：“我的创作与城市无关，而是与自己状态有关。如果单纯说写作，在南京时状态更单纯，但性格比较固执孤僻，到了北京，变得更随和，更善解人意。但是在北京太贪玩，没写什么作品。虽然每个城市的地貌气质不同，但你在这个城市生活过，身边有些朋友，被他们友善地对待过，所以我对生活过的城市都有感激之情，它承载你过去生命的一段时光。”
    从一个自由职业者变成了一个公务员，魏微生活就算安定下来了。严格意义上，她觉得来广州算是迁徙，这次是为了生活，从前，像离开家乡，从南京到北京，都是玩儿，算不上是迁徙。
    来到广州的最初几年，魏微觉得很不适应。岭南之于中国是很独特的一个地方，从语言、气候、饮食，到文化，跟内地都不一样。“一开始是有新鲜感，比如我刚来广州，那时是冬天，北方都是冰天雪地的，一派萧索，可是广州绿树成荫，人们穿着短裤T恤，我感觉我好像是出国了。还有粤语，我直到现在都不大会听，语言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现在一听到粤语就一头闷，就因为这个，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外地人。还有气候，广州太潮湿了，有好几年我都水土不服，就是身体里湿毒太重了，人显得很乏力，很倦怠，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心情，导致我来广州的最初几年，精神上很萎靡。后来才学会要去煲汤祛湿，这样慢慢又影响到以前的饮食习惯。总之我来广州，等于是生活的全方位都要作调整，我觉是自己都换了个人了。”
    到广州之后，魏微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姊妹》，故事背景是家乡小城。“我从前写小说，一旦以家乡为题材，我就能找到语言，或者说，写出来的语言是活的。现在也不行了，毕竟离开家乡太久了，虽然每年都有回去，家乡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有一种陌生感，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这大概就是我的处境，无论在广州还是回到家乡，我都是外人。我觉得我后期的写作，当以这个为主题，就是身份感，我是个身份很模糊的人，无论生活在哪里，我都是外地人，没有什么地方跟我是有关系的。”
    从2004年到2010年以《沿河村纪事》和短篇小说《姐姐》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七年间，魏微经历了一个中年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空洞、虚无、焦灼、麻木，常常四顾茫茫，走在拥挤的大街上也会觉得空空荡荡。她觉得自己是在忍受，也是在享受，人生的广阔细微从四方八面袭来，她沉堕其中，有时想彻底地被它淹没，有时又想挣扎站起。
    “七年间，一些更广大、阔朗的东西走进了我的眼睛里，那就是对自身之外的物事的关注，千头万绪，愈理愈乱。年轻时自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到了中年变得繁复无比，甚至对于写作，我也产生过怀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如果写作不跟人生发生关系，那还有什么意思？”想来想去，魏微竟难以获得写作的动力。当她终于在编辑的催促之下完成《沿河村纪事》和《姐姐》，自己并不满意，“然而它们对我却有意义，就像经过漫长的沉睡突然苏醒，看得见天光，听得见鸟叫，知道自己还活着，是这世界的一分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重新找回了表达的热情，找回了语感，找回了对我笔下每一个汉字的热爱，我梳理了这七年来我的所思所想，觉得自己并没有浪费这七年，事实上，正是这七年来的艰难停顿，使我与真正的写作贴心贴肺。”
    但是，来到广州十几年，魏微以广州为题材的写作并不多。其实有些故事的背景，放在广州也未尝不可，但魏微觉得，这有个美学上的选择，离得太近了，反而写不好，写起来不自由，比较受约束。“而且很多事情，必须是隔着一段距离来打量方可看得更清楚些，像我写家乡，也是离开家乡以后才写的，身在家乡是写不好家乡的。”魏微说。她早期作品多以家乡为背景，《大老郑的女人》《回家》《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等，来到广州以后，题材和风格上都变化不定，有几篇是延续以前的风格，比如写家乡小城，另有一些是尝试写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比如《沿河村纪事》和《胡文青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