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评论 > 作家论 >

作家迁徙记:残雪、杨志军、魏微

http://www.newdu.com 2017-11-13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参加讨论
残雪: 树挪死,人挪活 残雪有遗传性风湿病和过敏症,经过一番分析,残雪认为北京的气候更适合自己。2001年,残雪决定去北京定居。 选择北京,残雪没有一点儿犹豫。“大概我这种


    残雪:
    树挪死,人挪活
    残雪有遗传性风湿病和过敏症,经过一番分析,残雪认为北京的气候更适合自己。2001年,残雪决定去北京定居。
    选择北京,残雪没有一点儿犹豫。“大概我这种人,就是为创作而生的,对我来说,不能工作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当时刘恒邀请我参加北京市作家协会,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很难适应新的单位和人际关系。那时我脑子里只有工作的念头。所以我就在北京大干起来了,基本上同外界没有联系。我每天去小月河边跑步,跑完回来就写。”
    既然坚决不愿意转到任何单位,自然就没有人会来帮助残雪解决住房。所以,残雪早早做了准备努力攒钱。2001年11月下旬,残雪和丈夫终于在北京海淀区买房了。住在新房子里,她心满意足地说:“北京真好,有暖气。”她立刻感到风湿病好了一大半。总之,北京的干燥气候给残雪带来了健康的恢复以及愉悦的好心情。她极少去街上逛,每天埋头工作。丈夫则打理家务。“我们过的完全是退休者的生活,一直很有音乐节奏,也不乏小市民的情趣。”
    如今,残雪到北京已经18个年头。
    “来北京之后我的创作再也没出现过任何瓶颈现象,越写越广阔,收不了场了,自己都觉得是奇迹。我除了写小说,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目前除了小说,我还在写一本纯哲学书《物质的崛起》。起码还要两三年才能完成。”残雪说,在湖南写作,与在北京的写作,变化是内在的。她48岁来北京,这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是最为成熟、丰产的年龄。除了1988年写过一个长篇外,后面6个长篇都是在北京写的。长篇展示了残雪内心世界的盛大场面,其深度也非同一般。而且她感到自己越来越具有一种特殊的定力,这种定力让她能得心应手地、垂直地开辟自己的疆域。“这种能力的发挥是否同北京这个地方的风土有关?我不知道。如果要我形容,也许可以说,湖南阶段是探索的阶段;北京阶段是建构的阶段。目前我正在建构我的理想乌托邦,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像人们过节一样快乐。”
    残雪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概括自己的迁徙。她说,人的肉体需要刺激,感官上的刺激越多,灵魂中的变化就越大。对于自己这种创造型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北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灵感,但都是比较抽象的影响。我不能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个古老的城市确实盛产灵感。”残雪说,下一步自己打算移居昆明。
    前不久,由优秀的英文翻译凯伦和陈泽平翻译的残雪长篇小说《边疆》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一片叫好声。据残雪的不完全统计,包括《纽约客》等许多有影响的媒体,一共刊登了20来篇评论、访谈和选载。《最后的情人》与此书翻译安娜丽丝一道获得美国2015年最佳翻译图书奖,《五香街》与此书翻译凯伦和陈泽平一道于2015年进入美国纽斯塔克国际文学奖。该奖是美国最享有声望的国际文学奖,它作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前奏,常有“美国的诺贝尔奖”的美誉。此前的2007年,日本编的《世界文学全集》,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是残雪。
    在国外呼声很高,但是,残雪在国内的关注度相比少得多。她的哥哥邓晓芒说:“由于表达的特异,残雪一度被评论界忽略。”
    残雪觉得,邓晓芒的话有一部分道理。但自己的表达之所以“特异”,主要还是少见多怪引起的。如果读过很多西方文学经典,又肯在理论上下功夫,就不会觉得那么“特异”。“我们这里有的是四平八稳,缺的是敢于冒险和革新的精神。”
    同时,她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内还是得到了应得的关注的,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从网络上的议论看得出来,残雪迷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的。残雪分析,年轻人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思想比较开放一点。国内文坛比较传统保守,有些人看不惯残雪和她的作品,当然就不会主动宣传。“不过这样也好,我得到了安静,可以潜心创作。而且同那些处在喧哗中的作家比,我相信我潜在的影响更大。我用不着批评家来评论我,读者自然而然会去找我的书,挡也挡不住。”残雪说,自己的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礼物》,从2015年出版以来,还没有一篇专业的评论在媒体上刊登过,但照样卖得还不错。
    杨志军:
    “创造”青岛,同时也被青岛“创造”
    当了六年兵之后,1977年杨志军考入大学,毕业后在《青海日报》做记者和编辑。中篇小说《大湖断裂》和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意味着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杨志军走遍了青海。记者的职业生涯也使他有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迄今为止,杨志军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描写荒原和表达藏地,除了生于斯长于斯外,更多地依赖于他的行走和对青藏风土的迷恋,再就是参与,参与生活和事件。
    “比如我写《大湖断裂》,当时是36个农民在冬天的青海湖上打鱼,狂风把冰吹炸了,变成了汪洋上的浮冰,风把浮冰连同这36个农民吹到了湖心,很危险,浮冰随时会翻掉、碎裂。我跟着救援人员坐上直升飞机,想把遇险的人拉上来。但飞机旋起的风让浮冰摇晃不定,人都站不稳,怎么往上爬?浮冰上惊恐一片。我和另一个救援干部只好下到冰面上,稳定他们的情绪。这种采访,要冒死的危险。或者它已经不是单纯的采访,而是跟遇险的人同甘共苦。”杨志军说,最后并不是直升飞机或外面的人救了他们,而是天气骤然变冷——零下40度,冰面又冻起来了,他们就排着长队,小心翼翼地从湖心走了出来。
    写作《海昨天退去》,他当时也是一个泵站一个泵站地采访,跟官兵们一起生活。所有的泵站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像唐古拉泵站在5000米左右。这些地方杨志军都生活过。
    《海昨天退去》是杨志军在青海完成的作品。强烈的生命意识是青藏高原带给他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启示。因为艰难而宝贵,因为宝贵而拥有价值。
    杨志军说:“高海拔和寒冷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挑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道德在万物面前的缺失,人类对环境的罪恶性破坏,很容易成了我的常态化思考。我早期的作品都有一种强烈的为自然代言,为失衡的生态跪拜、哭泣、祈祷、呐喊的冲动。”可是1985年前后,人们都在“解放思想”,为现代化奋斗,未来只是一个工业化和电气化的蓝图,根本就没有环境的位置,杨志军的声音孤独而苍白。
    直到20多年以后,当高原的生态出现危机,青海湖因水位下降断裂为两个湖,才有人指出,杨志军的小说不仅是寓言更是预言。对杨志军来说,这预言几乎发自本能,一个喜欢自然,希望在山川地理中获取智慧的人,天天接触到的就是牲畜超载、草原退化、鼠害增多、沙漠进逼、冰川缩小、河流干枯等等问题,他对环境的忧虑是他自己的家常话,并不高深,也不特异。
    上世纪90年代,青海的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人才的南下东去成了潮流,好朋友一个个都走了,杨志军觉得孤独,有时候连一个可以交流思想、谈论文学、争辩问题的人都没有,他也动着离开青海的念头。恰好青岛要办一张有关文艺的报纸,需要一个既懂文学又干过报纸的人,朋友推荐了杨志军,用人单位也觉得合适,于是他就被“人才引进”,成了一个青岛人。
    1932年闻一多写给吴伯萧的信中说:“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梁实秋也提到闻一多对青岛的形容:“没有文化”。这里的“文化”,指的不是可以物化的表象即各种文化设施,而是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指人在文化范畴内的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让闻一多困惑的是,西方文化主导了这座城市,青岛缺少一个学养和道德意义上可以对话的士子阶层,缺少中国文化的根脉。近代慕名来青岛的著名作家学者很多,却都没有扎下根来,原因就是难以忍受这里的文化“寂寞”。
    在青岛生活多年,杨志军深深感受到青岛的“世俗味”。青藏高原就算很世俗,也会有信仰存在。而在这座城市里,经济比较发达,风景比较优美,但生活化气息较浓,精神的风采很难显现出来。精神只存在于自己,不存在于别人,所以你是孤独的。
    虽然离开青海,但是杨志军仍在不断地回望,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完成了一系列与荒原有关的作品,被誉为“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谈到《杨志军荒原系列七卷本》,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刻意去发掘有关“荒原”的主题,但1995年当要出版文集时,却惊奇地发现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描写荒原,于是便把“文集”改成了“荒原小说系列”,发行量达十多万套。之后他从“荒原系列”转入“藏地系列”。来青岛22年中,他年年回青海,隔几年去一次西藏,始终保持着对生活源头的兴趣和新鲜感。
    “荒原系列”说明,杨志军一开始投入文学,就忽视了社会生活的种种复杂性和人际关系的微妙表现,而直接把人投入到了自然秩序的生存体验中,投入到了一个作家对生命本身的讴歌和悲叹中。他带着辽阔的悲悯试图唱响人类走向未来的悲剧,没有走向物质生活所体现的种种无奈和欢喜,而是从探索自己的心灵出发,去探索人类精神世界中最细微也最饱满的形态。
    2015年开始,杨志军投入“海洋·都市系列”的创作。就这样不问收获只管耕耘地写下去,完成一个作家的生命里程,他觉得很充实,也很愉悦。目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潮退无声》,被纳入“海洋·都市”题材第一部。
    杨志军说,如果说青海以及青藏高原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那么青岛则是兄弟姊妹,都是亲人,一个令自己敬畏、崇拜、感恩,一个令自己怜爱、欢喜、友善。他在青岛生活了20多年,却一直都在表现青藏高原。但对青岛的思考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我一踏上这片土地就开始了。《潮退无声》和《海底隧道》是我描写青岛的开始,我想发掘青岛历史和现实中那些最隐秘的故事,创造一个我自己的青岛。”杨志军说,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的关系,应该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他创造青岛,同时青岛也在创造他。他在《潮退无声》中想表明:祖国是所有人最后的敬畏,是我们坚守的底线——世俗之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托赖。
    魏微:
    “无论生活在哪里,我都是外地人”
    魏微觉得,“迁徙”于自己而言是一个“大”词汇,甚至有些当不起。
    上世纪80年代末,魏微开始写作,在当地文联主办的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算是当地的一个文学新秀。文联专门为她开了一次研讨会,这种扶持,鼓励魏微走上文学道路。
    此后,魏微先后在北京、南京生活。1995年,听说北师大有个作家班进行短期文学培训,魏微便报名参加;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听说南京大学也有个作家班,她又去考了南大作家班,又念了两年,毕业以后便留在南京,成为自由撰稿人。“年轻时跑来跑去,并没有什么强烈的目的性,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写作。其实主要是贪玩,早年玩心太重了,对世界有太多的好奇心。像我这一代人,尤其是搞文学的,对诸如远方、流浪这一类的词都有一种浪漫想像,很向往。我们常常有离家出走的冲动,走得越远越好。我高中有一个女同学,成绩很好,高考填志愿时填了海南的一个学校,就是因为海南是她能想到的离家最远的地方了,海南再往南,就是海了,没的走了。”
    南京之于魏微,是文学起步的地方。如果说在老家发表作品时至多是个文青,去北京作家班学习了一圈之后,回到省城南京,她意识到应该好好写作,于是真就静下心来了,读书,研习,认认真真地学习写小说,后来发表,被关注,成了一个作家,这些都是在南京完成的。2000年,魏微的第一本小说集在北京出版,“赶去北京玩了一趟,心血来潮就留下来了,很随意,有点灵机一动的意思。”魏微说。
    在南京生活的六七年时间,魏微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还是自由撰稿。理论上说,作家在一个城市时间久了会麻痹,熟悉某个城市,便缺少了新鲜感。于是,她便觉得,离开南京也没什么不可割舍。“那时还很年轻吧,我想年轻人总是有点没心肝的,近乎无情,是能够舍得很多东西的。”
    2005年,魏微与广东省作协签约,成为广东省专业作家。她说:“我的创作与城市无关,而是与自己状态有关。如果单纯说写作,在南京时状态更单纯,但性格比较固执孤僻,到了北京,变得更随和,更善解人意。但是在北京太贪玩,没写什么作品。虽然每个城市的地貌气质不同,但你在这个城市生活过,身边有些朋友,被他们友善地对待过,所以我对生活过的城市都有感激之情,它承载你过去生命的一段时光。”
    从一个自由职业者变成了一个公务员,魏微生活就算安定下来了。严格意义上,她觉得来广州算是迁徙,这次是为了生活,从前,像离开家乡,从南京到北京,都是玩儿,算不上是迁徙。
    来到广州的最初几年,魏微觉得很不适应。岭南之于中国是很独特的一个地方,从语言、气候、饮食,到文化,跟内地都不一样。“一开始是有新鲜感,比如我刚来广州,那时是冬天,北方都是冰天雪地的,一派萧索,可是广州绿树成荫,人们穿着短裤T恤,我感觉我好像是出国了。还有粤语,我直到现在都不大会听,语言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现在一听到粤语就一头闷,就因为这个,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外地人。还有气候,广州太潮湿了,有好几年我都水土不服,就是身体里湿毒太重了,人显得很乏力,很倦怠,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心情,导致我来广州的最初几年,精神上很萎靡。后来才学会要去煲汤祛湿,这样慢慢又影响到以前的饮食习惯。总之我来广州,等于是生活的全方位都要作调整,我觉是自己都换了个人了。”
    到广州之后,魏微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姊妹》,故事背景是家乡小城。“我从前写小说,一旦以家乡为题材,我就能找到语言,或者说,写出来的语言是活的。现在也不行了,毕竟离开家乡太久了,虽然每年都有回去,家乡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有一种陌生感,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这大概就是我的处境,无论在广州还是回到家乡,我都是外人。我觉得我后期的写作,当以这个为主题,就是身份感,我是个身份很模糊的人,无论生活在哪里,我都是外地人,没有什么地方跟我是有关系的。”
    从2004年到2010年以《沿河村纪事》和短篇小说《姐姐》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七年间,魏微经历了一个中年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空洞、虚无、焦灼、麻木,常常四顾茫茫,走在拥挤的大街上也会觉得空空荡荡。她觉得自己是在忍受,也是在享受,人生的广阔细微从四方八面袭来,她沉堕其中,有时想彻底地被它淹没,有时又想挣扎站起。
    “七年间,一些更广大、阔朗的东西走进了我的眼睛里,那就是对自身之外的物事的关注,千头万绪,愈理愈乱。年轻时自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到了中年变得繁复无比,甚至对于写作,我也产生过怀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如果写作不跟人生发生关系,那还有什么意思?”想来想去,魏微竟难以获得写作的动力。当她终于在编辑的催促之下完成《沿河村纪事》和《姐姐》,自己并不满意,“然而它们对我却有意义,就像经过漫长的沉睡突然苏醒,看得见天光,听得见鸟叫,知道自己还活着,是这世界的一分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重新找回了表达的热情,找回了语感,找回了对我笔下每一个汉字的热爱,我梳理了这七年来我的所思所想,觉得自己并没有浪费这七年,事实上,正是这七年来的艰难停顿,使我与真正的写作贴心贴肺。”
    但是,来到广州十几年,魏微以广州为题材的写作并不多。其实有些故事的背景,放在广州也未尝不可,但魏微觉得,这有个美学上的选择,离得太近了,反而写不好,写起来不自由,比较受约束。“而且很多事情,必须是隔着一段距离来打量方可看得更清楚些,像我写家乡,也是离开家乡以后才写的,身在家乡是写不好家乡的。”魏微说。她早期作品多以家乡为背景,《大老郑的女人》《回家》《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等,来到广州以后,题材和风格上都变化不定,有几篇是延续以前的风格,比如写家乡小城,另有一些是尝试写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比如《沿河村纪事》和《胡文青传》等。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国学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