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现任职于北京电视台。曾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小儿难养》《婚姻症候群》《男人34》《电视台实习生》《临时工》等，以及随笔散文集《京味藏缘》等。最新长篇小说《调解》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我从小在东四大街长大，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对于从小成长于斯、工作于斯的作家宗昊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符号，而是回忆与思念的源头活水。
    2013年，由宗昊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小儿难养》热播，让这位女作家走进了大众视野。作家的身份背后，宗昊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北京电视台记者。2014年，她作为北京对口援建拉萨干部来到西藏，负责宣传工作，今年8月完成了援藏任务回到北京。
    故乡、工作、远方，这些元素是北京人宗昊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作家宗昊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与寄托。
    记忆碎片带有阳光味道
    “其实对于故乡的记忆，和对童年的记忆一样，是不成篇章的，这些记忆，散落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宗昊充满温情地说，北京的童年记忆，总会时不时地跳脱出来，虽然这些记忆零零散散不成系统，但是仍然是美好的，而作家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零散的记忆连珠成串。
    她感怀老北京胡同里的童年。虽然在宗昊小的时候，北京的胡同已经因为住进了太多人而变得杂乱，“但是乱的是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很难得的”。宗昊说。
    老北京的夏天，树荫下是乘凉的好去处，不管是蝉鸣声声的白天还是凉爽惬意的夏夜，常常有端着茶缸子的北京爷们三五成群在树下聊天，或是一群人围着一局象棋在一旁观战。到了冬天，晴天暖阳显得格外宝贵，女人们会拿着自家的被子在太阳地儿拍打晾晒。每到这个时候，胡同就变成了天然的社交场所，身边的新鲜事、听来的小故事，都有了自己的舞台，有趣又热心的北京人，或真实或传奇的故事，都给了宗昊深刻又鲜活的北京记忆。“直到现在，我走在街上，看到戴着红袖标的大爷大妈，都会感到安全感，因为他们眼里揉不得沙子，责任感非常强，而这种责任感，对于坏人来说，就是一种震慑力，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在的地方我很安心。”而这些热心肠的北京大妈，正是宗昊长篇小说新作《调解》的原型。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生活在北京的社区调解员徐桂英，有着一副热心肠，“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为社区居民调解纠纷，在社区中受人尊敬。但是作家并没有把徐桂英的“人设”设计得完美无缺。作为一个调解员，徐桂英没有足够的法律和心理学知识，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她也会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正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热心大妈，让不少读者觉得真实而又亲切。
    传媒经历为创作提供养分
    作为在电视台工作的媒体人，宗昊总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遇到各式各样的事。职业的特点给了宗昊更多探听不同人生的通道。“在电视台的工作经历让我观察生活的半径更大。”宗昊说，做媒体人练就的观察能力、抓热点能力、讲故事能力，都给文学写作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长期关注新闻热点，宗昊最清楚社会热点是什么、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工作中接触到的人和事，也给了她不少写作灵感。在新作小说《调解》中，宗昊给主人公——调解员徐桂英设计的纠纷，涉及精神病人伤人、夫妻感情纠纷、老年人赡养、业主和物业矛盾等等，而这些纠纷，也是整个社会现实问题的折射。宗昊还特别提到了小说中一个工会主席坎坷的再婚故事，“中老年人在再婚的过程中，会涉及到房子、财产等这些敏感问题，处理不好就容易形成老人和子女的矛盾。”面对日益临近的老龄化时代，宗昊把自己的隐忧也写进了作品里。
    在西藏更深刻思考人生
    或许就像生病的孩子想念妈妈做的饭菜一样，在高原想念北京的宗昊，“最怀念的北京美食是烤鸭。”宗昊说，除了对于食物的想念，在拉萨时，宗昊还会特别想念北京大大小小的小剧场、博物馆，想念北京浓浓的文化气息。
    但是在西藏的生活，也给宗昊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她和藏族的同事们都成为了朋友，还在西藏的SOS儿童村助养了一名藏族女孩。
    “在西藏的3年，让我对于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宗昊将心底对于故乡亲人的思念与对生命的思索，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创作了《京味藏缘》。最近出版的讲述地道北京故事的小说《调解》，也是在西藏写作的。“其实写这部作品，也是我表达思乡之情的一种方式吧。”宗昊说，写作《调解》的过程很顺，基本没有“卡壳儿”的地方，她用了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写作。而这种顺利，来自对于故乡人与事物的熟悉与热爱，另外，宗昊说，这部小说在短时间内出版完成，与责编简以宁合作分不开，这让人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
    对于未来，宗昊还没有明确的写作规划。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她还会继续关注北京、书写北京，宗昊说：“‘很北京’，是我不可磨灭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