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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捷: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始终存在

http://www.newdu.com 2017-11-13 中国作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关捷:沈阳日报记者,作家。八十年代开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创作。曾获中国青年新闻奖,邵飘萍杯全国杂文大奖赛一等奖;华东五省杂文大赛一等奖。长篇报告文学《人


    
    关捷:沈阳日报记者,作家。八十年代开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创作。曾获中国青年新闻奖,邵飘萍杯全国杂文大奖赛一等奖;华东五省杂文大赛一等奖。长篇报告文学《人民艺术家李默然》《铁血军魂—180师在朝鲜》蝉联第八、第九届辽宁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寻找英雄》曾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电视台、央视焦点访谈等各大媒体、网站重点推介及连载;长篇历史小说《顺治迁都》与阿里影业签约拍摄电视连续剧。凤凰大视野《风向北吹》《抗战家书》《忠诚与背叛》《被金钱改变的大革命》《180师在朝鲜》等多部专题纪录片主讲嘉宾。
    上天造物的原生态感依然呈现在关捷的五官上。那是一种未经现代文明同化的生命特征,连同举止间传统文人的清傲,使他显得多少有些与众不同。这位满族瓜尔佳氏后裔,曾于媒体从业二十五载,2010年跨界转入文学创作领域。《寻找英雄》、《人民艺术家李默然》、《铁血军魂—180师在朝鲜》、《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顺治迁都》……其视野、题材之宽泛,一时在业界和坊间引起诸多的关注。
    本文试从家族溯源、创作理念、叙事文本艺术等方面走进这位作家的精神世界,与他一起品茗执卷,呈现一位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依然高擎理想主义火炬的逐梦者的跋涉之旅。
    ……
    李洁冰:您的个人气场,有点像一位身披无形铠甲的武士走在二十一世纪的大街上,通体却依旧散发着某种远古野生丛林的气息。这种生命基因的孑遗现象,或许只能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寻找答案。据说您的远祖属于通古斯族之女真人一支,后称满族,这个种族衍化千年所留给后裔的基因不惟在体魄,在性格抑或精神上亦有所传承吧,能否就其源溯、繁衍、地域流变以及文化宗教等方面梳理一下大致脉络?
    关捷:现代社会学不大承认精神基因,相关遗传学倒是承认的。我曾对家族有过溯源,从史料和田野考察上看,无疑是沿着那条古久的脉系走过来的。有记载的文牍证明,那些共同的性格特征,一直经由血脉在后裔身上得以承传。比如勇敢、骄傲、诚实、天真、对真理和道义几近图腾的虔诚,还有激情与研习,苦修般的坚定感等。缺点也差不多,比如固执、偏激、易怒……这样的特质,多源自通古斯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有人叫原始共产主义。在那样的大集体里,过多的邪恶欲念,有可能活不下去。通古斯人生态环境恶劣,他们必须象一支军纪严明的部队,信仰纯良,作风谨严。一个人口不占优势的民族,能够在数千年的沧桑中不被灭掉并逐步强大,应得益于自身的精神力量。它的民族特性属于天然的,为上天所赐。
    极小的时候,父亲就时常给我讲先人的故事,讲他们如何作战、渔猎,攻城或打虎;同时讲到抗战,包括族人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他鼓励儿女要乐观、坚强,告诫我们不能说谎,出卖朋友,或屈从于邪恶的压力。父亲毕业于理工科,但笃信神明,他说人是上天的孩子,要做赤子。记得家里有枚印章,上面刻满了各种诫条,他有时会念给我们听。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全家借住在小仓库里,夜晚只有15瓦的灯光,父亲仍带着我们集体读书,唱歌或弹琴,真是太难忘了!有时候,父亲备课,做医生的母亲记手术日记,我们读小说或讨论。好多小朋友趴在窗户外看,觉得这家人疯了。1975年春节,正月里,举家八口围坐在那里,品读新版《红楼梦》,现在想来,简直是上大课呀。父亲有句话:“错误的东西再厉害也是错误的,正确的东西再弱小也是正确的,看人看事,不要看力量,要看标准。任何事情都是有标准的。”至今音犹在耳。外界的喧闹反而被屏蔽了。我6岁时文革开始,16岁时文革结束,虽然经历了,但那些消极的东西并没产生多少影响,反而坚定了我的是非观。
    李洁冰:从搜索引擎上,我们看到,您出身于一个镶黄旗军事家族。清初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几乎每代都有将领和英烈出现……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后来者身上始终笼罩着一层尚武家族后裔的传奇色彩,也因历史风云的变幻不可避免地带来个体命运的升沉起伏。这对于您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是否产生过心理隐喻或暗示;在“远去了鼓角争鸣”的年代,您以文立世的家国情怀和悲悯感,以及直面现实的凌厉笔法,是否亦与此有着天然的承传与契合度?
    关捷:好多事情,真的说不清楚。现代社会,家族昔日的荣光不存在了,可光荣感犹在。我见过许多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族亲,也采访过平民百姓,只要一谈家族史,都会肃然起敬。这可能与萨满教的祖先图腾有关。不讲过去如何奢华,念念在兹的,是哪些先人为国家与社会付出的才华。这里面有沉醉,更多的是自我激励。九十岁的伯母,时常告诫晚辈要做正经人和有本事的人,说不能给祖先丢脸。活到九十年代初的父亲,也曾经对我说:“虽然现在比较强调个人价值,但其实没有完全的个人,一个人很难完全离开国家和社会。地球村的说法,还为时尚早。如果你一定要写作,应多写这块国土上的大情感……要有公义精神,我们的先人都是这样做的。”后来,我得知几位伯父当年曾经卖掉家里的土地房子参加抗日救国;还有一位前辈,五十年代卖掉老院子和家族企业,捐款买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父亲说这叫毁家纾难,是祖先教他们的。七十年代末,那时哥哥和姐姐老说家里有宝贝,我翻来找去,发现好多五十年代的国债券。原来是母亲卖掉自己的首饰买的,她说国家有困难嘛。我听了,心里特别震动。原来,一个良好的国民是这样的。
    李洁冰: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有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期……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与转型期的中国不无相似处。您在媒体从业二十五年后转换角色,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旅,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契机和动因?在文学日渐式微,人们的精神场域被物欲残噬的今天,这条路上每位跋涉者,其实都处在身心的双重挤压和炙烤中。关于文学存在必要性的话题,做犹复做,被解构,被重置,那么它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关捷:我比较认同你的说法。当下的中国,其实正是文学大显身手的时候。文学的使命,在于襄助社会变革,促进人类进步。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发表作品。近年跨界搞文学创作,主要是看到文学这个艺术门类特有的生命张力。文学对于这个时代不可或缺。它既是先行者,亦是后备队,是精神的教父,也是心灵的医生,更是文化艺术中骄傲的王子,它能够手握权杖,帮助人们拨去心头的云霾。当下出了好多问题,但根子在灵魂,这与长时间我们对精神建构的漠视有关。不错,我们似乎还有一些文学,但大都远离众生,沉缅于个人情感,对严峻的社会现实选择性失聪失明。因此,我们必须发出自己与苍生共同的声音,它或许不够宏大,但足够真诚。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让低头赶路的人仰望星空。它会始终存在着,并与人类共存亡。
    李洁冰:解读《寻找英雄》,有两个关键性符码,一个是寻找,一个是英雄。它背后所蕴集的巨大信息含量令人沉思。人类开蒙源自探索,而英雄情结更是这个古老民族的集体缺乏自主意识。这本书的最早出版年月是1994年,距今至少有23年了。它是否意味着,多年来你的精神谱系始终有一个寻找情结?实则,无论李向阳,还是高老忠,都难免带有那个年代的特征,你是如何让自己笔下的人物从当年流行的话语体系中跳脱出来,进入英雄的个性化描述的;《红嫂》里将人性置于战争交响的水乳诠释,《天使之吻》里面认亲细节的铺张扬厉,那种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大背景下掩抑不住的人性光芒,经由您的笔墨点染尤为震撼。这种现实版的寻觅和观照,都带来哪些新的感触和深层次的思考?
    关捷:丢失了珍贵的东西,就要寻找回来。极左年代,我们把英雄做成了假大空,以至于读者形成了逆反心理,一提英雄就烦,于是,庸俗戏星一拥而上,我们的作品从此再无英雄。英雄被恶意解构,被嘲讽,几乎成了可笑的代名词。但没有英雄行不行?我写《寻找英雄》的初衷,就是要还原那些英雄的本相。他们不是来自琼楼玉宇,而是诞生于广袤的大地。创作时,我断然拒绝任何公文式的概括和拔高,而是依据大量采访,挖掘那些活生生的普通人身上的英雄特质。他们没有统一的脸谱,只有迥然的个性。报告文学,首先要写实,现在也叫非虚构。其次是文学,就是如实再现,又比原生态更升华。《寻找英雄》23年里,前后再版加印十五万册,一部没有任何炒作和谑头的纯主旋律作品,能有这样的发行量,说明了读者的认可度。这也是文学性的胜利。另外,还说明了一个问题,读者仍旧喜欢直抵灵魂的作品,在这个犬儒主义流行的时代,人们的英雄情结始终存在。这部书的读者大多是青年,我至今依然记得2001年再版,在北大“风入松书店”签售的盛况。不要低估读者的认知能力,事实上,通常是作家自己给创作设置了心理门槛。
    李洁冰:.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就像一幅美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一直是传媒从业者变身作家的最佳叙事范本。有观点认为,它讫今仍属业界的扛鼎之作。看您涉猎领域的作品,脑子里时常浮现出一个词,多栖。按流行的说法叫跨界。记者写作的优势,在于突破了一般传统作家的囿限,用记者的敏锐视角去观照普罗大众和世相百态,同时也会带来创作视野的漫漶与发散,这是否会影响到作家对矿藏和思考深度的掘进,你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捷:文学与新闻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并行不悖。其实这个问题,美国人早就解决了。一个认真的作家,我是说从记者转行的作家,应该是有备而来,能更清晰地看到记者的长处与短板。比如海明威、马克吐温,比如鲁迅、金庸、萧乾等。有人说鲁迅不是记者,但他多数作品都是新闻时评,甚至也有通讯,比如《纪念刘和珍君》新闻要素“五个大W”都在。他的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与新闻性兼容,反而更具战斗力。个别案例除外,许多类似的作家都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那些中外优秀的大记者,其思想体系大都中西合壁,古今融通,兼具很高的人文素养。你去读他们的作品,会有很多启迪。多栖作家的优势,在于比那些久耽书阁的作家有着更为宽泛的看世界的目光。
    李洁冰:纵览文本大都弥漫着浓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它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此执拗地发出生命个体化的声音。无论是《人民艺术家李默然》里的李默然,《铁血军魂-一八O师在朝鲜》的的郑其贵,《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两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童增,还有《寻找英雄》里的英雄群像,《顺治迁都》里的安崇阿巴图鲁将军,他们行走于字里行间,经由一个个具象化的生命符号,以跌宕浮沉的命运演绎为载体,最终完成了作家本人对于英雄个体的审美型塑。这种隐含于作家生命肌体的“英雄济世”的创作理念,或许可以远溯到先祖自古征战疆场的家族渊薮,以及跟您青少年时代即遍读十九世纪古典艺术作品有关;据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直被您视作文学的圣经;而贝多芬的交响乐更属平生最爱,它们分别给创作带来哪些影响,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是否时常会有神授的感觉倾注于笔端呢?
    关捷: 一个民族要强大,永远不能有意无意地矮化自己的精神。父亲曾经讲过,我们家族一代一个兵。他很自豪。后来查阅家族史,我发现从公元1500年开始,确实没有出现一个秀才和进士,几乎全部是军人。父亲、伯父是家族第一代大学生。父亲虽为大学生,但仍当过兵。我本人也曾从戎。有人讲宿命,我的宿命注定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阳刚和尚武气质。古时候叫边塞派,现在叫军旅风格。至于是否神授不得而知,但写作这类题材时确实更加自如。我也常常感到奇怪。十九世纪的古典文学,大多充满改天换地的创世纪精神,真的让我无比喜欢。说句实话,对于隐士文学,比如中国的陶渊明、王维、外国的一些牧歌式诗人,虽然喜欢他们的文字,但对其无视人间的冷暖或疾苦并不认同。我的祖先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有很多相象处,或可理解为别样的人道主义。比如与天下苍生共生死。读西方的文学经典,特别是象《约翰·克利斯朵夫》,自觉与它有契合点。忧乐与共,都与这个国家的苍生有关。这样的写作主旨,多年一贯,并经由各种门类的艺术范式在痴情表述。
    李洁冰:“和平终于回到了人间,万千生命在人间重新找到了生存的位置。如果说真有什么神圣的话,那么,这就是神圣了,是的,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神圣的了。生命令是神圣之最!”这是《顺治迁都》开篇首页的句子,它类似全书的主旨宣言。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清晰地触摸到作家对于生命本体的尊重。包括您关注现实矛盾的篇什,以及诸多寄情山川日月的文字,都呈现出作家对生命的体恤、悲悯和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但与此同时,《顺治迁都》却又不乏明君治世的理念。实则,人文主义作为十四至十六世纪希腊文艺复兴的核心 ,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与人类共识,并被奉为世界文学写作的圭臬。二者如何兼容,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却分野诸种,见仁见智。您是如何解读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这种叙事理念是否会囿限作家与前沿的世界文学对话的目光?
    关捷: 《顺治迁都》以及其它作品,写的都是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有中国特点,里面有明君治世的思维,很正常。这是中国特色所致。但这要具体说一下,在中国的明君治世里,仍包含人文主义精神。比如《顺治迁都》里,顺治的泛神论思想。认为苍生也是神,百姓也是神,生命平等,这是萨满教的思想,这与人道主义很相近。这本书,依据外国传教士的目击记来再现,让人们直观、真切地看到17世纪中国帝王顺治模式的人文精神,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别开生面的颠覆。颠覆了以往形而上学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对顺治等清初帝王的固化解读。实际上,顺治以及后来的康熙,身上都有中国式的人文精神。面对共同的问题,东西方有着不谋而同的实践。清初的一些惠民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比如大规模地减租减息,移民垦荒,给普通百姓以科考晋身的机会等,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雄厚的思想基础……比如,顺治的父亲皇太极就曾提出“凡我黎民,皆我赤子”的观点,这不是随便说的,害怕天罚说谎的女真人是兑现的。它与最前沿的世界文学本质的对话,仍有许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同时,我也承认,清初在这方面的做法,不如西方世界那么全面和彻底,这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思考。
    李洁冰:辨识度是近年频频见诸于文化界的一个词。这其中包括语言的辨识度,叙事文本的辨识度,艺术形象的辨识度,等等。大抵标志着另类,特异,认知度明晰。可是,当我们用这个词来概括您的写作时,却出现了某种犹豫。比如跨界写作及个人气质,无法让人精确定位。《铁血军魂—180师在朝鲜》的铁血交响;《顺治迁都》的浩茫与空灵;《人民艺术家李默然》的天地立心,《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的正义呐喊……包括诸多新闻特写及文史春秋,或厚重,或犀利,或直抒胸臆,庄谐并重。而美文则如推开了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卷轴。这种语言掌控的能力是如何练成的?
    关捷: 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读文学作品。十三岁读鲁迅,在他日记里发现不少书单,得知什么书都要读,启发很大。22岁读完大多数中外经典。说到对语言的敏感,也许是天生的。上小学时,作文就被拿到全区展览,每每得到老师的表扬。后来对语言着了迷,从一般性的优美,到幽默,再到庄严,特别是与苍生结成共同体的那种庄严,深入生命的肌理。这对后来的宏大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成熟的作家,掌握语言的十八般武器,可以在各类实战中应用自如。我看书对语言尤其侧重。几乎从不看语言不好的作品。读文学大师,你会发现他们语言风格的多样化,鲁迅的语言,并不是一路坚硬到底,比如《伤逝》的缠绵绯侧;老舍《四世同堂》的痛心疾首,可是,他的短小说《微神》却小心翼翼,充满恭敬。这两位一直是我倾心临摹的大师。
    李洁冰:概括作家文本的气质以及创作时,让人想到杂糅一词。它不够形而上,但会有许多理由来证明它也许是合适的。比如艺术范式(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新闻)的多栖化;语言布局的金戈铁马与莲波微步;英雄救世与人文情怀,原生态与现代文明思考的互洇……在人的个性日渐萎衰的今天,这些东西很难归类。所有这一切,都将使作家的叙事气场带着愈来愈多的个人标记,成为文坛未来一道有辨识度的风景。请问今后的创作有何意向,会因此而改变自己吗?
    关捷:个人的标记,就是时代的标记。记者出身的作家,对于本质的真实,也叫大真实吧,往往更加着迷。换句话说,我会关注一切,关注与国家民族发展息息相关的一切,然后,有所选择地写作。我理解的写作,不是个人的事情,只是作品署了我的名字,以及享有著作权而已,作家来到这个世界,是替上帝纠偏的人,是上帝的打工仔,或神职人员。比如《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当时,就觉得不写出来,难解心头郁结。千百万在二战中死去的冤魂、以及那些活着的幸存者都会折磨我。这种冥冥中的压力,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是中国的作家呀,一声声喊我作家的,是人民大众。他们选中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辜负他们。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前的那段日子,我几乎神魂失据,书写好了,方得到安宁。世界上有一种疯魔,是一般世人不能理解的。他们执守信念,无须太多的理解。因此,我不会改变自己。
    李洁冰:真正的作家都有宿命的一面,百转千回,最终依然会与这条不归路结缘。或自我救赎,或立世济人。这种对文字感知的天赋异秉是否与童年有关;何时开启的这扇大门;更多源于生命本体的自悟,还是血脉,家族、社会、抑或诸多外在因素的助推;如果不介意的话,或聊聊这方面的情况,包括您作为一位作家的价值观,生死观,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矛盾夹缝中的人性认知和解读。
    关捷:我从小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出生四个半月,被送到外祖母家。因为母亲到大学进修。十三岁才回到沈阳家里。尽管外祖母、姨妈和舅舅都特别疼我,但从懂事起,我就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比较强烈的寄人篱下之感。奇怪的是,回到沈阳后,类似的感觉仍挥之不去。这种敏感几乎是天然的,它就像千万根芒针,直接刺进事物的每个细胞,让你去感应。外祖母是汉军旗人的后代,她的父亲曾是旗人当中搞说部的,说部就是满族人的口头长篇小说。外祖母在我小的时候,讲过大量的说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那些精品故事,我几乎都听过。七八岁时,已能看家里保存的唱本,比如《杨家将》《呼家将》等。外祖父是个商人、传教士,在村里有较高的辈分和威望,因此,家里的藏书没有被搜走。记得有个日本的绿漆大柜子,一格一格的,里面放的都是图书和画册,我在翻腾柜子的活动中度过农村寂寞的童年。回沈阳后,发现家里大部分书都被烧掉了。但俄苏文学作品还在。那些长篇,我读了两个冬天。夏天在外打球,冬天太冷,躲在家里读小说。这对我的文学启蒙很重要。人类竟能用文字把生活写得那么逼真,这让我感到震惊。当年,我曾不止一次对母亲说:“我要当作家。”母亲听了有些害怕,那时绝大多数作家都被打倒在地。有一天,她看到我写在家里小黑板上的作文说:“写得不错,没准将来真是一个作家呢。”今天看来,这话应验了。
    韩愈有句话,叫文以载道。现在,我正在用手中的笔,写人类精神上面临的各种问题,试着做一把金钥匙,去开启那些心灵的锁头。或者打开社会矛盾夹缝,让它变成通天的大道,把人们从那里领出来。日常生活中,我奉行简单主义,于物质无奢求;惟有精神,苛责自省,绝不放弃原则。说到生死观,家族中一位先人,在收复新疆的战斗中被围,面临生死,当即抽刀自刎。这种凛然大义对后辈人影响深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先祖的品格,也是我们民族的特征。
    李洁冰:理想主义表征着人类对于爱、正义、真善美与光明的追求,跳跃在字里行间,一点点积蓄着能量。这使人想到您的《举火把者》“……抬头看时,东方已经燃成火红色,老人手中的火把已经融入到那个颜色里,而他的背影已经融入到通明的霞光深处。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停下这样的跋涉,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文字,它的象征意义让人肃然起敬。实际上,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古老的民族始终需要这样的人……
    关捷:人活着,要有理想,否则,相当于死亡,有生命特征的死亡。正如曹禺名剧《北京人》里讲的“死活人”、“活死人”。所以,我在作品中高扬理想主义之帆,做上帝让我做的神圣的事情,那些对别人有帮助的文学的事情。父母当年对我的要求,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像人的样子”,这,成了我的人生标准,我不会改变。
    (采写:李洁冰,作家。著有长、中短篇小说诸种。长篇小说《刑警马车》曾获公安部第十一届金盾文学奖、江苏省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魑魅之舞》获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短篇小说《牧鹅记》获首届朔方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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