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20世纪初就把敢于直面人生且追求理想之光的俄苏进步文学赞誉为“我们的导师与朋友”。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大批现当代作家和翻译家都致力于译介俄罗斯和苏联的经典之作，俄苏文学翻译一时蔚然成风。非琴先生正是这支翻译大军中的一位执着而勤奋的文化战士。非琴先生是我国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译界著名的老翻译家，他的译作拥有广泛的读者。他一生精心译出了许多俄苏经典作品，其中有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列斯科夫的《奇人录》、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卡扎科夫散文选等等。他倾注一生心血译出的这些俄苏文学经典作品，为读者能够更加广泛深入地了解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全貌，打开了一扇扇富有诗意而又独具译文个性的俄语文学视窗。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界出现了一个术语“苏联性”。什么叫“苏联性”？据笔者体会，这个“苏联性”在不同的研究语境和不同的作者倾向中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2000年，《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过一篇当代文学评论，评论者说，苏联文学才更像是俄罗斯文学，他指的是更像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而苏联解体后的不少俄罗斯作家抛弃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所倡导的要敢于写生活的理想与理想生活的传统。而后苏联作家盲目跟风西方后现代，结果他们的某些作品变成了文学上的“非驴非马”（果戈理常用的俄国的讽刺成语）。笔者认为，苏联文学中的“苏联性”，如果不是曲意地理解苏联进步文艺，而是历史主义地理解苏联文学的光明面的话，普里什文、伊万诺夫、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及卡扎科夫的那些明亮、清新、温馨、诗意的文字应该就是“苏联性”的最好注解。作为民族文学的忠实继承者，苏联散文（小说）大家们创作的这些特点又何尝不是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文学“俄罗斯性”一脉相承的呢？
    非琴先生翻译的《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19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中的经典。苏联时代的文学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第一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个观念一直保留在苏联解体后的文学界与出版界。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小说集，其中只收录了两部作品，第一部是《穷人》，第二部就是《罪与罚》，两部作品都是聚焦俄罗斯社会中穷困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从出版人的编辑意向来看，显然是把《穷人》与《罪与罚》看作是“为人生”（为穷人，为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文学（鲁迅语）的经典。小说借彼得堡穷苦大学生拉斯科里尼科夫的悲剧性个人遭遇与心灵的救赎，尖锐地批判了沙俄时代俄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现象，同时也宣扬了作家本人的社会道德救赎方案。有一些现代文学界的评论家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视为现代主义的创作，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部作品回应了普希金关于俄罗斯生活理想的创作主张——回到俄罗斯式的淳朴民间生活中去。他对前辈文艺理念的领悟应该说是十分准确而深刻的。这一点从他这部小说的结尾也可以看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灵魂世界的变化与复苏正来自于他对俄罗斯下层民众（虽然来自一种特殊人群）的生活和意识的感染。小说中的索妮娅就是这种理想的俄罗斯精神世界的象征。她内心朴实，仁慈善良，忠贞坚韧，温柔和蔼，乐于助人，富于俄罗斯式的牺牲精神。她毅然决然地跟随拉斯柯尔尼科夫来到西伯利亚，犹如众多忠贞献身的十二月党人伴侣一样，视爱人为自己的生命，给受难者以巨大的精神支持。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及与他同命运的人们心中，索妮娅从某些方面上讲，与普希金的塔季雅娜一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也是俄罗斯的“圣像”。这个迷途的青年幡然悔悟地由衷感叹：“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应当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她的追求……”在对人民的理解和信奉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传承了普希金的文化血脉。《罪与罚》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文化贡献，是它还为现代俄苏文艺理论的理念创新，提供了一个文本内涵极其丰富的资源，俄苏文艺理论家基波尔金和巴赫金，在这部世界名著的体裁创新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了复调小说和对话主义文论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发现了“人身上的人”，巴赫金从这里出发，发现了小说人物意识里的“众声喧哗”，提出了艺术即对话的新的艺术本质理念，推进了20世纪世界文艺理论的探索，特别是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封闭文论的局限，开创了西方文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新范式。
    2018年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诞生200周年。屠格涅夫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普希金开创的“俄罗斯庄园小说主题”传统最早也最优美的一位忠实传承者。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也是把19世纪俄国文学介绍给西方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作为贵族出身的作家，他的小说虽然描写贵族的生活，却不止于贵族生活，他的笔触在描绘庄园贵族生活的同时，也较多地反映列宁所说的俄国平民革命时期农民的生活境遇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沿着普希金的创造方向，继续塑造俄罗斯社会多余人的形象，而且为这种社会类型的人物独创了独特的艺术典型称谓——“多余人”，为俄罗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人物画廊浓墨重彩地刻上了一个独特的文艺标痕。非琴先生所译出的屠格涅夫六大经典之一《贵族之家》，通过主人公贵族拉夫列尼约夫的生活悲欢，展现了俄国贵族精神生活的颓唐和农奴制社会没落的必然。
    尼古拉·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19世纪中后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思想立场较为复杂，在文学创作初期比较保守，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战线对立，而随着沙皇农奴制的日益腐朽，他的思想立场逐渐转到了下层人民一边。他的名著《左撇子》以诙谐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兼具历史传说和文学虚构的民间神奇故事：俄国图拉工匠“左撇子”奉旨制作了一个更奇妙的“铜臭虫”，击败了英国工匠原来的“铜臭虫”。作品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特别是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的争强好胜、乐观向上的性格。作家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民间传统工艺和本民族能工巧匠创造力的高度赞扬和怀念，尤其是展现了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体现了作家对近代机械文明的保留态度。作家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感叹：“机器铲平了才能和天赋的不平等，天才不能胜过勤勉和精确。机器有助于工资的提高，却无助于促进艺术家的胆略。这种胆略有时会超越一般限度，激发人民的想象力去创造这一类神奇的传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列斯科夫的这个作品，也对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做了理性思考，他理解技术文明，但更崇尚具有艺术思维的价值伦理。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1873-1954），俄罗斯和苏联著名的散文家，他的创作主题大多围绕人生的意义、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深含哲理意蕴的问题。在当代世人越来越关注我们生活的生态问题的今天，普里什文的这些文学经典之作就愈加显现出这位俄苏大家超前的思想远见和温暖的人文关怀。
    而进入非琴先生翻译视界的苏联散文名家尤里·卡扎科夫（1927-1982），则是一位追随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布宁、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等前辈大师，又梦想超越他们的后起之秀。他是苏联六七十年代抒情“小散文”或“小小说”体裁的主要代表。按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想致力于“复兴俄罗斯短篇小说的传统”，目的在于要与海明威等同时代西方短篇小说家们竞争，以展示“苏维埃俄罗斯”，即苏联时代短篇小说家的创作才华与实力。至于这位苏联短篇小说名家的这种努力是否达到了其既定的豪情目标，读一读非琴先生的这些精彩译作，读者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伏谢沃洛德·伊万诺夫（1895-1963），苏联作家与戏剧家，是俄罗斯革命时期和苏联时代的小说巨匠，在20世纪上半叶非常著名。他的小说以及同名剧本《铁甲列车14-69号》曾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老一辈的读者与观众中很有名气。他的主要题材是写苏联红军和游击队在西伯利亚南部为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历史事迹。非琴先生翻译的《游击队员》（1921年）是伊万诺夫早于《铁甲列车14-69号》的一部反映远东游击队与高尔察克白匪军斗争的故事。作为人称“装饰画散文大师”的伊万诺夫，对西伯利亚的文学描写，一改其前辈对凄凉风物描绘的苦痛印记，恰如忧郁而出色的俄罗斯乡村歌手诗人叶赛宁所说的那样：“伊万诺夫给予了我们另一种画面，不同于他的前人，他完全是展现独特的蒙古野性之美的第一位作家。”因此，无论是要了解十月革命后苏俄远东的历史变迁，还是想领略西伯利亚的另类美丽，《游击队员》都值得一读。
    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是中年以上的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苏联散文大师的名字。他的文学思想散文集《金蔷薇》（一译“金玫瑰”）在俄苏文学爱好者中，影响很大，流播甚广，是苏联文学经典里的经典。每当我们谈起俄苏文学，特别是苏联散文精品，总会谈到这个著名的俄苏散文家。他本人就是一个文学家中的文学家，不仅自己执着地耕耘在文学园地里，也特别热衷于培养文学爱好者。因为，俄罗斯近代以来就是一个文学中心主义的国度，所以，“整个国家都记得他”（什克洛夫斯基语）。
    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出生在帝国沙俄晚期，少年生活相当艰辛，父亲离家出走，母亲陷入赤贫，姐妹失明，两个兄弟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他在人生的早期从事过许多职业，当过乘务员、电车司机、前线卫生员、教师。像他崇敬的高尔基一样，他也漫游过俄罗斯大地，因而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极为丰富。他是在俄罗斯贫困而动荡的岁月里开始自己文学生涯的，中学时代就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在水上》。这就不难理解帕乌斯托夫斯基为什么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十月革命，是这个让俄罗斯贫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世界大事件给作家的创作注入了“最初的浪漫的狂喜”。对自由的渴望、对正义的追求、对理想社会的始终如一的信念，充溢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战地记者在《为了祖国的荣誉》《祖国卫士》和《红星报》上发表了许多佳作。
    俄国文化大师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曾经称帕乌斯托夫斯基为“善于看见世界晨曦的人”。的确，作为一个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家，坚信社会主义理想的文学家，尽管经受了许多苦难，但他始终保持浪漫的天性，一生都憧憬理想而光明的生活，这是他抒写的动力、抒写的源泉、抒写的内涵。他以浪漫的情怀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写真。苏维埃时代普通的劳动者都在积极而奋勇地为社会主义祖国辛勤劳作，人人崇尚为社会的劳动，以劳动为光荣，就像他的《英勇》这篇作品中主人公所说的那样,苏联人民“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人人都在“创造幸福，这是崇高的劳动。全国都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帕乌斯托夫斯基自己也感受到当时建设生活的火热，苏维埃劳动者的热诚和淳朴也深深地感染着文学家，作家散文中流露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激情正是当年苏维埃新人真实心态的流露。以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为代表的苏联进步文学的浪漫书写，绝不像苏联解体后某些污蔑者所说的那样，是虚假的现实主义，是在粉饰苏联社会。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记录，无论是记人记事都是苏联社会真情实景的文学写照。批评家们都注意到帕乌斯托夫斯基抒写与刻画的客观性，作家从不直接地表达对描绘对象的主观情愫。而是尽量客观展现人物的面貌、情态与话语，这些艺术手段自然流露出创作主体对所描绘对象的积极心态与倾向。
    散文的诗意性，构成帕乌斯托夫斯基散文创作最明显的特征。俄罗斯文学的诗意性，来自强大的18世纪早期浪漫主义的感伤主义传统，强化于普希金的积极浪漫主义引领，在苏维埃时代社会主义的理想照耀下，诗意就像明媚的春光注入了苏联文学的方方面面。诚如作家同时代人埃尔里赫所说：“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大部分的世界都宽广宏大且丰富多彩，充满了阳光，具有深刻的乐观主义意蕴，那里居住着在艰苦劳动和严峻斗争中改造大自然的人们。这是一个为革命所产生的新人类世界，在他的书中对生活的浪漫主义的感奋仿佛特别有力。他的人物仿佛被装饰起来，而他们周围的森林、田野、空气、湖泊是如此的奇妙，以至于使人呼吸到一种奇幻的神话气息。”他的同伴对作家的这些概括与评价没有丝毫责备之意，因为，他们也认同这样一种亲切的浪漫阳光的民族文学的传统。
    这位苏联作家特别善于对鲜活的大自然美丽与火热劳动生活的细腻描绘。落叶的簌簌、秋雨的唰唰、自然的声响声声入耳；割过青草的清新味道、潮湿的锯末儿的气味、森林野炊的芳香、本真的清香沁人心脾。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笔触下，俄罗斯的美丽自然风光是那样生动鲜活，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可以感触到风的轻抚、花叶的芬芳。他善于赋予所描绘对象以鲜灵的生命。俄国作家索洛乌欣说：“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本身就是对俄罗斯土地，对俄罗斯大自然巨大的难以遏制的爱的表现。”这种真挚的感情都化为了作家对祖国山山水水中新生活新事物简洁、丰富、凝练而细腻的书写。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忠实地继承了屠格涅夫和契诃夫自然而温存的散文传统，写出了苏联普通人的内在品质，真诚、善良、淳朴、智慧与人生的光辉。
    在这里特别值得赞扬的是，非琴先生倾注心力译出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非常重要的著作——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一生的故事》被认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迷恋大海的少年幻想者回忆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一些传奇的故事和奇特的个性，他们之中有希腊船夫、高加索马车夫、海军军士等等，描绘了20世纪早期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乍一看都普普通通，却都有着不平凡的阅历与个性，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影响了少年航海梦想者的命运。在基辅的玛利亚公园里，少年主人公遇见了波罗的海的一位海军军士，一个与基辅陆军军官迥然不同的水手。他的气质深深吸引了男孩儿，后者从此萌生了当海员的冲动与志向。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与对高加索的大自然的描绘、航海奇遇和荒无人烟的森林旅行交织在一起，引人入胜。勇敢的希腊船夫阿那斯塔斯不惧风浪吟唱着歌谣，鼓励小说主人公要不怕艰险敢于与海浪搏击，这个感人的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朱赫来教保尔·柯察金练习拳击的那些相似动人的励志情节，而高加索山地马车夫更教会少年要学会忍耐。少年在这些勇敢者的熏陶下逐渐懂得了在困境中成长的意义。
    小说具有司汤达式的小说传奇性，“有时候借助某些桥段”艺术地演绎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熟悉的那些同时代的重要文学生命个性，诸如布宁、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谢维里亚宁、格林，虽然在作品中没有暗示出现他们的真实姓名，但他们的命运和个性在这些艺术处理中都非常明显。作家没有粉饰他们，着重的是突出他们的善良个性，以“唤起读者心中善良的情感”。非琴先生译出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这部重要作品在国内俄苏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均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很值得一读。
    作为俄苏文学翻译界的资深译者，非琴先生不仅执着于俄罗斯文学翻译实践，在外国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一生，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而且对文学翻译理论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自从严复提出翻译的“信、达、雅”的境界说以来，不同的翻译家对严复这个翻译理念有各自的领会与践行。关于译文之“雅”，非琴先生强调的是，忠实原著语言风格上的“雅致”。他指出：“至于译文的‘雅’，应该来源于原文的‘雅’，并不是撇开原文，另起炉灶，挖空心思，故意想出一些文绉绉的、古雅的词句来。现代人说话，就是要用现代口语，而不能‘酒要一壶乎，两壶乎’，那样故作高雅。”而要达到真正的“信、达、雅”的至臻境界，就必须既熟悉原著的文化语境，又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素养。诚如非琴先生所言，不能“只要懂点儿外语，就可以执笔了。一个合格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但要至少精通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且要有各方面极其广博的知识。对于要翻译的作品中涉及的那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风土人情虽不一定要求专，但至少要大体了解，这样才不至闹出笑话。不仅如此，一个合格的文学翻译者，还必须具有文学家的某些素质”。笔者认为，非琴先生这些源自几十年亲身翻译实践的心得体会是可资借鉴的，他的翻译理念与我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时代以来的翻译思想和理论的优秀传统是相一致的，并且具有自己的个性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