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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代表著作：《汉语功能语法研究》（与方梅合著）《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什么是句法学》等，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汉语研究论文五十余篇。  刘探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学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老师您好！我看到您的经历比较简单，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直接到社科院语言所工作，一呆就是30年。您是否也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带着文学梦、作家梦进入中文系的，然后因为其他一些因素走上语言学道路的？ 张伯江：不，我不是。我十八岁那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同班同学绝大多数是报考文学专业，被迫分到汉语专业的，但我是为数不多自己报考汉语专业的。我的语言学道路也就是从跨进大学校门第一天开始的。 刘探宙：那您萌生选择语言学专业的想法一定早于18岁了。是什么原因让您早早有了学语言学的想法呢？ 张伯江：为什么会选择学语言学？如果追源头的话，我觉得可以追溯到童蒙时期。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父亲教了我两样东西：一是汉语拼音，二是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我父亲做了一张张饼干那么大的卡片，一张卡片上写一个声母或者一个韵母，先教简单的，然后教复合的，我很快就背下了所有声韵母，然后就学会了拼写。现在回想起来，那么小年纪学汉语拼音，给我的是一个什么训练呢？它让我知道了语言原来是可以分解的，千言万语原来是可以用有限的这些音素拼合起来的，而且，拼合还是有规律的。背主席的旧体诗词，让我很早就开始感受汉语的韵律美。这两样，都是中文的主要内容，但显而易见，都是偏于形式的。也就是说，我对语言形式方面的感受是开始得相当早的。 在北京五中上高中的时候，当时的语文课都教句子成分分析法，就是在一个句子的每个词底下分别画上单横线、双横线、波浪线什么的，各代表主谓宾定状补。教我们班语文的李学英老师，有一天讲得兴起，在黑板上给我们画层层二分的层次分析法，告诉我们这是另一种分析方法，“只有北大用这个。”我对这种分析法简直是一见钟情，当即就暗暗地想：我要考北大，到北大学这个去！ 刘探宙：那您真是如愿以偿。北大和社科院语言所都是汉语语言学力量最强、大家云集的地方，您受到的语言学基本训练一定也非常扎实吧？ 张伯江：北大是当时全国惟一的从一年级就把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分开的。我们汉语专业开设的课程，包含了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既有语言学各个分支、各个学派的专门课程，又有理论和方法的专门传授，授课的也都是一代名师。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徐通锵老师讲的组合与聚合以及方法论什么的，当然陆俭明老师、朱德熙先生、吴竞存老师他们的语法课我是学得最好的。我在北大受到的最主要的学术训练，就是打下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基础。 大学毕业我就分配到了语言所工作，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参与审稿编稿，同时做吕叔湘先生的秘书。吕先生很是关心我，他说：你帮我做事，我也帮你学习。他除了亲自指导我读古书、读英语之外，也教我做语法研究。他给我出的第一个小题目就是让我做“别…”和“别不…”的异同，第二个是“主宾换位的同义句”。现在回过头去品味，这两个小题目真是语法描写的好题目，题目自身就牵着你努力寻找其中的各种类型，同时，也诱使你在不同类型之间生出比较的心。像这样的练习，吕先生还给过我几个小题目。可以说，吕先生是手把手地教了我语法描写的基本方法。工作后不久，我在吕先生的鼓励下在职攻读研究生，他亲自为我选了徐枢老师做导师，于是我就跟着徐老师、饶长溶老师系统学习现代汉语语法方方面面的知识。他们两位都是《中国语文》的资深编辑，又多年追随吕先生，见多识广，讲的东西又丰富又生动。 刘探宙：看来您扎实的科研功底极大地得益于多年来按部就班地接受大学者的课程训练和指导。那么后来您是怎么做起功能语法来了？ 张伯江：读研究生的时候，廖秋忠老师给我们讲的普通语言学。他的讲法非常新颖，跟国内通行的内容安排不同，大致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普通语言学教材讲的，指定的参考书是Bolinger的Aspects of Language和Fromkin和Rodman等的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他在课堂上讲到的语用学、功能语法和篇章语言学让我感到耳目一新。那门课我的成绩不错，廖老师就鼓励我去参加他和赵世开、沈家煊老师他们的学术沙龙。正好陈平老师也刚刚留学回来，他们介绍了很多功能语法和语用学的新东西，我隐约感到这种方法在汉语语法中很有用。我发愁学位论文选题时，有一天在吕先生家里碰巧陈平老师也在，吕先生对他说：你帮帮他。我就到陈平老师住的双榆树公寓去听他讲美国语言学的新思路。我读了他关于英语小词移位的论文，就决定试着用他的方法研究汉语的动趋式。选题得到了吕先生的首肯，写作过程中得到廖秋忠老师的几次关键性指教，答辩前沈家煊老师的评语里有一句“说明了语用学原则在汉语研究中的巨大潜力”，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我做功能语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刘探宙：如果说那时候是入门，那么现在过去二十年了，您是否能谈谈您对功能语法的实质理解呢？ 张伯江：1996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到美国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做合作研究，那个大学的语言学系是功能语法的大本营，我利用那一年多的时间旁听了Sandra Thompson教授、John DuBois教授和Susanna Cumming教授的句法、话语和语义学高级课程，才算原原本本的学到了功能语法的真义。 功能语法给我最深的感触是，它是面对现实的，是实实在在解决语法问题的。用Thompson教授的话说，这是一个可以探索语言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认知属性如此广大范围的研究领域。我觉得功能语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动态的语言观：语法结构不仅宏观地看，随着时间演变的历史而发生理据清楚的演变，而且，在共时平面上微观地看，它也无时无刻不是随着交际环境的不同、语体的不同而变化，而这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清清楚楚看得见交际动因的作用。 所以我做语法研究，做每一个题目的时候首先是冲着汉语里存在问题的某一专题去的，并没有事前设定按什么路数做，做的过程中，功能语法的观念和方法却总是自然而然涌进脑海。比如我研究动趋式与宾语的语序时，经沈家煊先生提点，用了趋向词虚化的观点来解释宾语名词与趋向词相对位置的变化；在观察“怀疑”的两种意义跟宾语类型的关系时，就借鉴了“协同语法化”的学说来解释动词语义跟宾语小句共同演变的现象；在研究动词前助词“给”的性质是不是省略与事的结果时，就特意观察了清末民初的材料来确定。这些都是从历史发展来解释语法现象的例子。再说说对共时平面语体差异的运用吧。自从朱德熙先生提出自指的“的”字短语不能省略中心语的论断以后，有少数学者提出这种自指的“的”字短语偶然也有省中心语的用例，我发现在法律法规语言里，这种现象大面积地存在，我从语体制约的角度给了合理的解释；再如现代汉语无定形式的名词短语经常表达通指意义，我通过大量语料观察，发现这也是特定语体里的特定用法。这就是用语体差异解释语法规律的做法。 刘探宙：您讲到结构分析的训练，又讲到新方法的融合。的确，结构主义时期那种研究风格现在好像被淹没在多样化的研究风格里了，那些传统真的失去了当代价值了吗？进一步说，您怎么看汉语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 张伯江：我国前辈语法学者的研究总是让我肃然起敬。二、三十年前我们有一股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热潮，那时有些人似乎觉得国内的语法研究过于僵死，视野不开阔，已经没什么可取的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是读着前辈的语法论著成长起来的，接触西方现代理论以后，自然而然的就习惯把传统研究跟现代理论结合在一起使用，把国内学者已有的那些对汉语事实的细致观察放到具有语言共性意识的现代理论视野中重新认识，反过来带着理论的眼光循着传统的经验发现新的事实。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年轻一些的学者接受西方理论更快更多，这是他们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的语法论文里，引述八十年代以前国内论著越来越少了，有些研究费了好大劲得出的新“发现”其实是前人早已论述过的，甚至有些新的“概括”模糊了前人已经讲清楚了的规律，一定程度上是退步了。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我讲课的时候讲前辈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讲得比较多，讲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语法思想的来龙去脉。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现在重新读来，不仅对汉语特点看得透彻，而且不乏现代语言学色彩，像赵元任先生关于汉语基本语法关系的论述，朱德熙先生关于结构关系的证明方法，都是那么精到，现在却很少有人用了，这很是遗憾。我从吕叔湘先生的研究中获益最多，吕先生语法研究至少有两个特点让我感触很深。一个是他关注句子的整体格局，比如早年《“把”字用法的研究》《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这样的文章，都是专注于句子里不同语法成分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个风格，有很强的构式研究色彩；再一个是他总是要讲清他对语法何以如此的理解，不像有的研究只给出一个分类的体系不讲为什么这样，像《中国文法要略》里的“补词总说”一节、《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一文，都是讨论语法关系的，他不仅告诉你各种可以考虑的分析方法，还一一告诉你每种方法的理据。  刘探宙：您这种既尊重传统又注重新思想的态度我想是会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的。真的把这种不偏废的原则贯彻到实际中会很沉重，您有没有觉得累或者烦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说您讲课的时候显得非常陶醉和享受，做语法研究对您来说是不是非常有趣味、像玩儿一样？ 张伯江：如果没有乐趣我也不会一做就是三十多年。做研究必须基于兴趣，这是古今中外很多大学问家都说过的，不需要我再重复。以我自己的感受，我想说，学术态度和生活态度（或者说学术眼光与生活眼光）不能是两张皮，你生活中是什么样的情趣，你就应该把它带到研究里去；你研究中是怎么观察思考的，你生活中自然也不会少了观察和思考。沈家煊先生就经常把生活中的观察和思考写成很有深度的论文，不管是他早期的《不加说明的话题》《口误类例》还是新近的《李白和杜甫：出生和出场》《〈繁花〉语言札记》都是妙趣横生又引人深思的。我这些年在语言所跟在这些名师身边，受到的最大的熏染大概就是这个，可以说语言学重新塑造了我这个人，让我不管在研究里还是生活中时时都在享受着思考的乐趣。最近我写的《汉语话题结构的根本性》和《言者与听者的错位》就是汇集了平时生活中的一些零星的思考，联缀起来就看出了汉语结构特点的深层次价值。我很享受这样的学术人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