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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1日上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张敏应邀在语言所做学术报告，探讨汉语中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的问题，兼谈东亚东南亚量词语言均无形容词。来自语言所、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的研究者和学生聆听了本次讲座，并与张敏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张敏教授做讲座  刘丹青教授主持讲座 张敏教授关注相互关联的两个大问题：一，汉语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二，东亚东南亚量词语言是否均无独立的形容词类？正如刘丹青研究员总结的，讲座以庞大的体系，分析了十分具体的问题。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有无独立形容词类”的跨语言鉴别标准 标准一，不能直接作谓语。但这不是核心标准。 标准二，不依赖额外手段直接作句法层面的定语。 借鉴方言学里的“分区”（而非“划界”）概念，可知“有无独立形容词类”指的不是形容词是否存在任何有别于动词(或名词)的句法语义特性，而是这些特征能否据以将形容词在词类系统的首层分化为一个主要的形式类。因此，合理的鉴别标准必须涉及形容词最核心、最本质的句法功能和属性。在东亚、东南亚大陆量词语言里，可以仅考虑形容词是否独立于动词。类型学界和汉语学界的共识包括：形容词若是独立词类，应是在作定语时不带标记（Croft 1991，沈家煊1997，张伯江1997），作谓语时带标记（Hengeveld 1992）。 “有无独立形容词类”的跨语言鉴别标准有：标准一，不能直接作谓语。但这不是核心标准。标准二，不依赖额外手段直接作句法层面的定语。这是更本质的标准。“直接”这一点极为重要。汉语的形容词完全不能作句法层面的定语，形容词带标记“的”作定语时是缩减的关系子句，形容词不带“的”作定语的结构则都是准复合词。跨语言研究时还应注意，形容词若能作定语，还要看动词在作定语时是否也有同类表现。Rijkhoff (2000)在研究青苗语时，因没有考虑这一点而得出错误结论。 依据条件一“形容词不能做谓语”和条件二“能在句法层面直接做定语”，可以把形容词与动词的“分化度”分为三类：满足两个条件为高分化，有独立形容词类；满足条件一为中分化，形容词近似动词；均不满足为低分化，形容词归动词。 二、重审汉语“复合名词假说”的理据 张敏（1998）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复合名词假说”，不仅将粘合式定中结构视为复合词，而且将不带“的”的领属结构（“我爸爸”）也视为复合词。 基于标准一，汉语语法学界长期默认汉语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而自范继淹 (1958）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汉语里形容词直接作定语是一种广义复合词，而在句法层面形容词不能直接作定语，因此也不满足标准二。所以，汉语属于低度分化。 但是复合词说仍有人不接受，且“无形容词类”说在近年来受到一些直接的挑战，所以有必要重审汉语“复合名词假说”。 1．形容词、动词性定语只在带“的”时才有能产性、限制较少。而形容词不带“的”作定语时，在形式和意义上极为受限。所以，吕叔湘（1979）有“短语词”说，朱德熙（1981）也认为“粘合式偏正结构的功能相当于一个单个的名词”，陆丙甫（1993）直接指出粘合式定名结构“应看作复合词”。刘丹青（2008）也持类似观点。 2．诸多形式特性显示AN构造不由句法规则操控。朱德熙（1956）发现与句法（及语义匹配性）无关的组合限制，比如：脏衣服 - *脏糖；香花 - *香饭。张敏（1998）论证，这种选择性的本质是“框架效应”，AN构成规约性的“语言凝结体”，其中的A须为相关理想认知模式里显著的互动属性才有机会进入该格式，这显然是词汇化的结果。 3．AN构造中A有长度、复杂度限制，这和句法无关：好学生 - ?好本科生 - ??好香港科大学生。McCawley (1992) 视其为音节限制。但这不仅仅是音节或长度的问题，另一因素是“原型效应”。由于基本层次的概念跟更低层次的概念相比，往往用更少的语素编码。AN里的N越是低于概念的“基本层次”，其可接受程度就越低。有关“学生”的这三种说法，在有独立形容词类的英语里没有可接受性上的明显差异，但汉语里差异甚大。 4．AN构造像词汇一样受制于“词汇自主律 (lexical integrity)”：短语可以扩展，句法规则可以施展到短语内的成分上；而词汇项是凝固的，句法规则无法触及。AN构造无法扩展（好学生 > *很好学生），类似词汇项；但带“的”的“AdN”构造则完全能接受句法操作（好的学生 > 很好的学生），是短语。 5．AN、AdN在指称义上的差异也说明前者是复合词。“白纸”是“称谓性定语”，有分类性；“白的纸”则不然。AdN是有述谓性的关系子句。结合刘丹青 (2008)对内涵定语、外延定语的区分和完权（2016）对“的”的认知入场作用的论述，可以排出一个连续体：外延定语（不可带“的”的短语，如“这树”）—非称谓性内涵定语（带“的”，如“大的树”）—称谓性定语（可带而未带“的”，如“大树”）。 6．张敏（1998）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复合名词假说”，不仅将粘合式定中结构视为复合词，而且将不带“的”的领属结构（“我爸爸”）也视为复合词，认为这种“复合专名”是一种“伪装的专名”，具有专名的一切指称属性。 三、对复合词论的新挑战 这些挑战不仅未能颠覆复合词论 反倒可强化该假说的力度 这些挑战不仅未能颠覆复合词论，反倒可强化该假说的力度： 1．Paul(2015)承认“脏衣服 - *脏糖”的对立；但引用Bolinger (1967)对英语前置、后置定语语义、指称差别的观察，以及英语里某些AN组合的不可预测性（the then president - *the now president），说明汉语并无不同。 实际上，Larson(1998)以来不少研究如Cinque(2010, 2014)等已注意到英语及罗曼语里前置、后置形容词定语在形式及意义上的差异。英语前置形容词定语有直接(松)定语、间接(紧)定语两种，后置的形容词定语只有松定语。紧定语有一定的不可扩展性，在意义上表内在固有属性，有选择限制，这让一些学者如Stowell(1981)、Croft & Deligianni (2001)、Giegerich(2005) 等视含紧定语的结构为“近似复合词”。至于AN组合中非谓形容词的情况，汉语恰好和英语相反，可作谓语的性质形容词在AN中有限制，非谓形容词反而没有。英语里非谓形容词的定语均为紧定语。 2．Paul(2015)还认为，形容词和动词不同，可以充当不带“的”的修饰语。 实际上，复杂的形容词性成分和复杂的动词性成分同样必须带“的”作定语；简单形容词性和简单动词直接作定语则相当广泛(石定栩 2005，郭锐2002)，但受制于非句法的因素，如“理发工具 - ?剃头工具”。学界一般把这一类都视为复合词，AN也应一视同仁。 3．Paul(2015)用删除替代形式（pro-form one）测试证明狭义AN复合词与广义AN复合词不同。 实际上，Ward, Sproat & McKoon (1991)等早就论证了该测试的不可靠，学界普遍认定其中只有界内回指（inbound anaphora）是被句法规则绝对排除的，而界外回指（outbound anaphora）可以，能否回指受制于透明度及语用等因素。汉语也是一样，能否回指取决于组合透明度及“A的”是否可独立转指。因此，传统视为短语的AN组合里的A都是透明的且都可以独立转指，故都可以回指；狭义的复合词AN组合大多不透明，不可以回指，但其中透明且可独立转指者同样可以回指。 四、跨语言的形容词并合(adjective incorporation)现象 罗曼语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耳曼语如瑞典语，凯尔特语，藏缅语，苗瑶语和印第安语中的Ute语等 这是汉语AN“准复合词化”的平行现象，指的是定语形容词并入名词中心语，构成具有一定能产性的准复合词。这一现象在多个语系语族里一再发生，可惜海内外学界均关注不足。主要特点包括： 1．有松紧定中式之别，前者是正常的短语，后者具复合词特征。比如罗曼语族各语言形容词定语一般后置于名词中心语，但有些形容词定语亦可前置，构成更紧密的复合词。有些语言 (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里的有些形容词 (如“大、漂亮”) 还有语音减缩的现象，如辅音韵尾丢失。 2．并合的形名构造有一定能产性，构成的准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一般是自由语素，其意义也具有组合透明性，因此仍有别于高度词汇化的狭义复合词。非日耳曼语族语言普遍存在的“形-名”复合法。反观汉语，准复合词AN也是较能产的，意义也有组合性、透明性，有别于狭义的复合词。 3．能并合的形容词有选择性，多为最常用、最原型的形容词，表“大、小、新、旧、好、坏”等概念。这说明存在着一种跨语言趋势：将这种表事物内在紧密属性的词作不同的语法处理 (Dahl 2004) 。 使用频率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瑞典语口语语料中，并合的形容词词例有40%来自四个常用形容词：“大、小、旧、新”。沈家煊（1997）和郭锐（2012）的研究表明，汉语也类似。 4．前置紧定语和后置松定语对立。形容词松定语往往与其关系子句位于同一侧，而紧定语位于另一侧。例如在日耳曼语、凯尔特语、罗曼语里关系子句后置于名词，其松定语也往往后置，但紧定语前置。紧定语往往表示事物较稳固的内在分类属性，作用于内涵；松定语虽也可作用于内涵，但和关系子句一样也多作用于外延。汉语就体现这样的区别，藏缅语、苗瑶语和印第安语中的南部Ute语也有同类现象。 形容词并合现象是否导致形容词独立地位的丧失，可能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形容词是否为谓词；二，名词是否为个体名。 五、东亚、东南亚大陆量词语言均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 东亚、东南亚大陆地区的94个量词语言样本 形容词几乎都是低度分化 Rijkhoff（2000）提出一个共性假设：“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和“使用量词”这两个参项之间存在蕴含性类型学关联的枢纽环节是名词。 由于Rijkhoff（2000,2002）的样本中量词语言太少，只有7个，本文针对以上共性假设，以东亚、东南亚大陆地区的量词语言为主，将语言样本扩大到94个。考察结果显示，东亚、东南亚大陆地区量词语言里的形容词几乎都是低度分化，个别语言反映类型转变的中间阶段。南亚或其边界地区的量词语言中有少数中度分化的，如孟加拉语（印度-雅利安）。未见高度分化的语言。 可以得出结论：东亚、东南亚大陆量词语言几乎都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 汉语及考察范围内的大多数语言，其形容词看似能直接作定语，因此多容易给人以有独立形容词类的错觉。以历代汉语为例，尽管类型特征一直在循环变化，但形容词和动词始终处于低分化状态。在早期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里，形容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都可直接作定语，表现一致。在晚期上古汉语、近现代汉语里，简单形式的形容词和动词可直接作定语构成复合词，复杂形式的形容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一样，只能带标记作定语，表现也一致，都是低分化。  讲座现场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大家就量词语言与非量词语言、名词和形容词的分化、区别词、重叠以及汉语到底有没有独立形容词类的说法等问题与张敏教授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的例证。张敏教授一一进行了回应。  讨论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正如刘丹青研究员总结的，张敏教授的讲座给我们带来丰富的语料、学术和逻辑，留下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讨论深入而有成效。 主要参考文献： Cinque, Guglielmo. 2010. The Syntax of Adjectives. A Comparative Study. MIT Press. Cinque, Guglielmo. 2014. “The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of Adjectives. A View from Syntax.”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5-1. Croft, W. & E. Deligianni. 2001/2005. “Asymmetries in NP word ord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eictic Systems and Quantification in Languages Spokenin Europe and Northern and Central Asia, Udmurt State University, May 2001. Dahl, Östen. 2004. The Growth and Maintenance of Linguistic Complexity. John Benjamins. Giegerich, H.J. 2005. “Associative adjectives in English and the lexicon-syntax interfac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 Hengeveld, K. 1992. Non-verbal predication: Theory, Typology, Diachrony. Mouton de Gruyter. Paul, Waltraud. 2015.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yntax. Mouton de Gruyter. Rijkhoff, J. 2000. “When can a language have adjectives? An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In Petra M. Vogel & Bernard Comrie eds. Approaches to the Typology of Word Classes. Mouton de Gruyter. Ward, G., R. Sproat & G. McKoon. 1991.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so-called anaphoric islands.” Language 6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