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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胡方，男，汉族，1972年2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语音研究室副主任，创新工程“语音与言语科学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1995年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学专业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语音学与音系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2003年3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现从事语言学研究，学术专长是语音学，研究旨趣一方面着重于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描写汉语及相关方言、语言中的语音现象，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在人类语言的语音多样性中寻找普遍性。  我从小就是典型的“好学生”，学前就会四则运算，小学读《水浒》、《三国》，初中作古典诗词，年年三好学生，不是班长就是团支部书记。父亲并不直接指导我的学习，而是实行简单的绩效管理：100分是好的，95分是不可以的，98-99分可以接受。我不可以说：这次题目比较难，别人才考了70多分，我90分；因为父亲说，你读书不是为了跟别人比，做好自己，永远不要去跟其他人比。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们那个年代，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是不会选择读文科的，在高中分班时，我本来是读理科的；但后来为什么考了中文系呢，这就要说到我的中学。我的家乡在宁波乡下，镇海中学是浙江名校，校名碰巧是郭沫若先生的题词。外人一般只看到镇海中学高考升学率高，其实我们的校园生活是很丰富的，比如我创办过文学社，学校还专门给配了办公室。镇海中学的图书馆非常好，虽然高考压力大，但我还是有时间看闲书，莎士比亚全集就是那时候读的，不过，我当时最着迷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哲学，八十年代末期又刚好是西方思潮的一个译介高潮，所以就囫囵吞枣地读了许多加缪、萨特、卡夫卡、叔本华、尼采、安部公房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文学所、外文所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在那个时候进入了我这个年轻学子的视野。我就是因为当时读到尼采立志梳理西方哲学体系，幡然觉得自己此生也应如是梳理东方思想体系，于是便改读文科了，我把课桌从理科班搬去文科班的教室的那一天是1989年12月12日，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自主选择。第二次选择就是填高考志愿了，本来是要填北大的，但父母担忧，觉得还是复旦吧，上海离家近一些。  胡方（左）用电磁发音仪录制拉萨藏语发音语料 我走上语言学研究的学术道路，便是在复旦大学开始的。一开始是准备做文学研究的，但几个原因使我放弃。首先是我对文学有偏好，比如我不喜欢读《红楼梦》，直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把它读完。比如修骆玉明先生的古代文学史课程，我兴致勃勃地读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读到屈原，发现文学史上如此有地位的诗人，竟在人性上索然无味，课程作业我写了一篇《论诗人屈原的自杀没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全班讨论了两堂课。又比如读现代文学作品，我喜欢鲁迅先生，读全集；觉得郭沫若先生少年时的激昂文字也不错；读到茅盾先生的时候，《林家铺子》还好，《子夜》的结构就怎么看怎么别扭，不过也读完了；但是巴金先生的《家》，我怎么都没有读完，革命加恋爱，我还是读金庸先生吧；而且，一任性，“鲁郭茅、巴老曹”，后面两位也不读了。于是我便知道阅读是非常个性化的事情，自己对文学的偏好在逻辑上排除了去做客观研究的可能性，这是放弃的第一个理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各种思潮在大学里交锋，诗歌与个性化写作首当其冲，在那个连摇滚乐都属于敏感物的年代，校方自然不喜欢学生社团与思想激进的作家学者接触，但年轻人是有热血的，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因此，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复旦诗社的社长换了三个，我是第三个，因为我个性相对温和。改革开放是现代中国的潮流，我们这代人刚好处于改革的一个浪潮中，比如说，我们考大学的年代是一个“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年代，但是，社会思潮非常活跃，就如Bob Dylan的歌唱的：“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大学生永远是思潮的前锋，因为少年人有理想，我们组织了很多社团活动，其中有一次邀请了沪上以及当时路过沪上的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在学生自己经营的八十年代校园文化著名蒲点“大家沙龙”进行文学对话，一时盛况，反响热烈。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清楚觉知原来文学也首先是个圈子，人们关心名利地位甚于作品与理想，这是我放弃的第二个理由，因为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胡方著《宁波话元音的语音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封面 我选择了语言学作为学术生涯的第三个理由最简单直接，我被录取的专业就是“汉语言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本科阶段即分语言与文学专业，前两年一起上基础课程，后两年分开上各自的专业课程，我们的辅导员是当时刚刚博士毕业留校的戴耀晶先生，他后来是复旦语言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惜天不悯才，英年早逝。戴师虽大我们十多岁，但长相年轻，虽自性严谨，但待人亲和，与我们学生的关系自然融洽，亦师亦友亦兄长。戴师的专长是现代汉语语法，给我们讲中文系的基础课“现代汉语”，他的课程并没有太多亮点，但听下来居然一点都不枯燥，于是我便觉得语言是个比文学更加理想的研究对象。由于1990至1992级的学生入学时需要在陆军学院参加一年军训的关系，1994年，整个学校没有毕业季，只是给了极少量的可以提前一年毕业或直升研究生的名额，中文系有两个研究生名额，文学、语言各一个，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本校嫡系照例有挑选导师的便利，戴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可以去说服退休已久的胡裕树先生，收我做关门弟子，他本以为可以收下我这个“小师弟”，但没想到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一口拒绝。不过，他也没有以我为忤，我们的师生关系就是如此简单。  2010年与John Ohala教授在LabPhon会场合影。 我有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认为做语言学研究必须从调查具体的语言或者方言开始，语言学家需要拥有调查研究任何语言的能力。我在复旦先后师从游汝杰、许宝华先生，传承的是许、游二师以及汤珍珠先生一脉的基于田野调查的语言学研究传统。我在复旦并没有获硕士或者博士文凭，1999年，我去了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攻读语音学与音系学方向的哲学博士学位，因为我认为实验研究是语言学更加重要的一个方向。实验研究框架是一种证据为基础的（evidence-based）研究旨趣，与功能或者形式语言学归纳推理为基础的（generalization-based）研究旨趣不同。当时的城大名师如云，我师从徐云扬先生，学术上传承的是Peter Ladefoged一系的语言学语音学（Linguistic Phonetics）研究传统，虽然叫“语音学”，事实上是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语言的音系问题，也就是John Ohala所倡导的实验音系学（Experimental Phonology）。 方法论的不同必然带来理论的革新。在结构主义或描写语言学派中，语言的最基本单位是音位，在形式学派中，音位被进一步分析成区别特征束，语言学研究的旨趣是以此为基础观察语言现象并总结规律。在实验学派的研究范式中，语言的基本单位并非是直观抽象的，他们的物理性质为何？如何产生与感知？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比如，从生理的角度，发音音系学（Articulatory Phonology）认为发音动作（gesture）才是语音的最基本单位，而且，发音动作之间是存在时间结构关系的；又比如，从心理的角度，范例理论（Exemplar Model）发现人脑对语音范畴的感知呈现的是范例式的特点，并非区别特征性的。 我的研究旨趣一方面着重于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描写汉语及相关方言、语言中的语音现象，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在人类语言的语音多样性中寻找普遍性。近些年在对汉语方言与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中，我们对于什么是元音、什么是声调等这些涉及语音基本单位的问题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我们认为单、双元音是机械的、不好的分类法，根据实验研究的结果，元音应该分为静态元音与动态元音；单元音是静态元音，裂化元音与某些双元音是动态元音，只有一个动态目标，与单元音一样是一个发音事件，而有一些双元音则是两个发音事件的序列，有两个目标。又比如，我们认为自主音段理论割裂了声调与音段之间的关系，因为实验发现，声调作为音节产生的发音动作之一，与相关的元辅音发音动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结构关系。具体的研究可以参见我们已经发表的文章以及后续发表，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人加入实验学派的队伍。  2015年接待Keith Johnson教授（中）来访并与他一同访问北京大学中文系孔江平教授（右）主持的语音实验室。 语言所新建“今日语言学”网站，又推同名微信公众号，嘱我作为青年学人代表简述学术历程，虽然心中惶恐，但也不便推辞。我的经历毫不起眼，不过在我们这代学人之中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代表性吧，因此便简单检讨了自己走上学术道路的过程。少年时代的广泛兴趣如何在进入大学之后通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奠基学养，又如何在进入研究院之后收窄到具体的研究领域，对每一个求学者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我的经历对于更年轻的学子能够有些许借鉴意义，我想，我的自述的目的可能就达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