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训诂史上，以“辞”作为训释术语，一般认为始见于西汉毛亨《毛诗故训传》。毛传训释用语极简，其中有一类词，毛传只简单地以“辞也”或“×辞”释之。如“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传曰：“思，辞也”[1]；“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传曰：“於，叹辞”[2]。其他尚有载、忌、且、今、猗等。《公羊传》与《谷梁传》也以“辞”作为训诂术语，前者有所谓君子辞、兄弟辞、内辞等说法，用以解释《春秋》用语的微言大义；后者与之相类，有内辞、外辞、疑辞等。毛传“×辞”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字的解释，如“猗，叹辞”[3]。但《公羊传》与《谷梁传》的所谓“×辞”，是指的一种修辞手法。如《公羊传》释“取”为“内辞”，《谷梁传》却释为“易辞”。所谓“内辞”与“易辞”，都是解释何以要用“取”字，并不涉及“取”字的含义与语法功能。因此，二传中的所谓“辞”，与毛传所指并非同等概念。武帝时孔安国作《论语训解》并注《尚书》，《论语•雍也》：“子曰：女得人焉耳呼?”孔注：“焉、耳、乎皆辞。”[4]《尚书•大诰》：“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孔注：“已，发端叹辞也。”[5]孔注对“辞”的理解，与毛传是一致的。 系统地运用“辞”训释词汇始于许慎《说文解字》，但他把“辞”改成了“词”[6]。许氏用“词”与毛传相类，但表达形式更为多样：一是只简单地注为“词也”，不作其他解释，如“曰，词也”。二是作“×词也”，如“各，异词也。”三是作“词之×也”，如“尔，词之必然也。”第一类只指明词性，后面两类除词性还包括词的语法功能及含义。据统计，许慎明确注为“词”的词有近三十个，基本上都是有关语气的词。许慎改“辞”为“词”后，似乎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何休、郑玄等仍用“辞”而不用“词”；其后的注疏家们或用“辞”，或用“词”，用“辞”者仍占多数。对我们而言，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并不重要，因为二者所指是一致的，重要的是，被称为“辞”或“词”的这一类词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因为“辞”在古代书面语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古代汉语的一把钥匙。 一、何谓“辞”？ （一）“辞”非指虚词 究竟如何理解古代注疏家们所说的“辞”？现代语言学家几乎有一个共识，即“辞”就是虚词。如王力先生就说：“《说文》所谓‘词’，大致等于今天所谓虚词。”[7]吕叔湘先生则更加肯定：“古时候所谓的‘词’，是虚字的意思。”[8]他还将自己《文言虚字》一书的书名直接改为《文言虚词》，可见他认为“词”、虚字、虚词三个概念是完全等同的。我们也注意到，不少论者在把“词”与“虚词”画等号的同时，会像王力先生一样，加上“基本”、“大体”之类的限制词，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了凡许慎注为“词”的，涉及词类甚多，既有语气助词，也有副词、连词、感叹词等，甚至还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与现代意义上的“虚词”概念明显不符。尤其是那个文言中使用极其普遍的“曰”字，也赫然列于“词”的行列，释为“出气词，象口气出也”，无论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挺怪异。长期以来，国人培养出一种“抓主要矛盾”的习惯性思维方式，语言研究者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大部分“词”都属于现代观念的“虚词”，就干脆将二者等同起来，顶多加上个“基本上”以作限制，似乎矛盾就化解了。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与传统观点更为矛盾的是，更多的虚词许慎却并没有注为“词”，而是作为“字”来训释的。如“也，女阴”，“而，颊毛也”等。这样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注为“词”的，有非虚词混杂其中；而更多被后人视为“真正的”虚词，却并没有注为“词”。这就有力说明，许慎的“词”与“非词”，不是指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虚词与实词，而是另有所指。[9] （二）“辞”与“字”之别 《说文解字》的宗旨集中体现在书名中，即说解文字。许慎在叙中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0]段注云：“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统言之，则文、字可互称。”[11]《说文》既是说“文”解“字”的，那么全书所收理应皆是文字，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每个词条都注明是“文”或“字”。但令人不解的，那二十几个所谓“虚词”为什么要特地注为“词”呢？它们与其他九千五百多个“文”或“字”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问题正在这里，在许慎看来，“词”与“文字”是不同的，“词”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字”。 “辞”作为训诂术语虽始于毛传，但“辞”的概念产生比毛传要早得多，在《周易》、《尚书》、《周礼》等早期经典中已普遍使用，有的还用得相当多，如《礼记》中就用了109个“辞”。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辞”是与“名”、“文”等概念对举出现的。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12]《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战国策》“繁称文辞，天下不治”，《墨子》“以名举实，以辞抒意”，《荀子》“正其名，当其辞”等。这些地方的“辞”应该作何理解？既然孔子说“书之重，辞之复”那么“辞”与“书”显然不是同一概念。孟子说的“辞”与“文”，《墨子》、《荀子》中的“辞”与“名”，当然也是如此。那么何谓“名”，何谓“书”，何谓“字”？刘师培曰：“字，本谓之名，犹人之先有名，而后有字，出于口者谓之名，著于书者谓之字；故古曰名，今曰字也。”[13]邢公畹所说稍有不同：“有许多人把先秦诸子所说的‘名’等同于现代的‘名称’，这是不对的。先秦诸子所说的‘名’，也不指书写的‘文字’，而是指口头说的‘字’。先秦的人称语言里的字叫‘名’，称‘文字’叫‘书名’或‘文’。”[14]二位先生所论与许慎有所不同，是更明确地从口语与书面语的角度区分“名”与“字”之别。要言之，“名”只是一个口语或声音概念，口语中只有“名”而并无“文”或“字”，只有当口语中的“名”进入书面语，才能成为“文”、“字”或“书名”。段玉裁说“名者自其有音言之”[15]，是说口语中有发音的才可称为“名”。《文心雕龙》“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也是说的“言”表现为声音，“字”表现为形体。马建忠谓《说文解字》“原其初所以成此文字者，必有所指名”[16]，钱钟书说“曰‘字’，谓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者也”[17]皆是此意。如此，则“字”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声出于唇吻”，二是“形著于简牍”，二者缺一不可。“词”之所以称“词”而不能称“字”，正因为它们并非口语词，虽然“形著于简牍”，却并非“声出于唇吻”。钱先生又说：“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也，亦非即名也。”[18]因此，“词”这个概念与“名”、“文字”的分野，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含义的虚实”，而在于是否来自口语。正因为“辞”与“名”、“文”或“字”既有这种区别而又共同构成了文言书面语，所以古人才经常将二者对举。 《说文》所注的“词”中，有一个词很特别，即“鬼堇”（鬼+漢的右边）字。对这个词加以分析，也许对理解许慎“词”之所指有帮助。“鬼堇”，许慎注为“见鬼惊词”，也就是见到鬼以后发出的惊叫声。按照现代语法观念，应该是感叹词，属于名词。但许慎将之注为“词”。既然是“惊叫声”，书面语中又有“鬼堇”这个字，何以只是“词”而不是“字”呢？问题就关键就在于，口语中有没有这个惊叫声？如果有，则理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世上确实是有鬼的。二，世上有较多的人见到过鬼。三，见到鬼的人口里都（或大多数）发出了一种声音。四，这种声音只能是“鬼堇”的声音，与其他声音有明显区别。为什么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呢？如果世上没有鬼，就不会有人见到鬼，当然也不会发出惊叫声。退一步说，即使世上有鬼，或者把某种东西误认为是鬼，不同的人见到，是否都会发出惊叫声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见到鬼的人都发出惊叫声，难道都是发出“鬼堇”这种特殊的叫声吗？综上几点可以肯定，“鬼堇”这个声音在古人的口语中，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造字者何以要造出这个字呢？只是为了书面语的需要，模拟出来的一个声音。古人信神鬼，有关传说故事很多，为了在书面语中将神鬼形象表现得更为真实可信，所以才有造出了这个独特的“鬼堇”字。正因为“鬼堇”字在口语中并无这个特定的声音，所以许慎才把它注为“词”。除了见鬼惊叫声是“辞”，还有很多类似的像声词，是模拟自然界的声音而成的，毛传皆注为“声”，也属“辞”之一种。如《诗经》中的伐木声，有的模拟为“丁丁”，有的模拟为“坎坎”，有的模拟为“所所”，不一而足。这种模拟的“天籁之声”既非发自人口中，声音又不固定，与口语中的“名”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称“字”而皆称“辞”。故段玉裁把“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皆归为“辞”，原因就在这里。《说文》口部有“啐”、“吁”，皆释曰“惊也”，却并没注为“词”，因为这两个词在口语中都有相对应的声音，所以它们是“字”。 （三）“辞”何以要假借？ 古今语言学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被称为“辞”的那些所谓“虚词”，大多假借自实词，也就是说，其本身并没有相对应的“字”。假借的产生，按照许慎的说法，是因为“本无其字”，所以“依声托事”。为什么“本无其字”？语言学家一种说法是为了省字，避免汉字太多，造不胜造。但造字之时，汉语中不可能只有实词，也应该有虚词。不可能只造实词，不造虚词。汉字中一义多字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为了省字，何必造这么多同义词？虚词的语法作用不可替代，而且数量有限，怎么可能为了省字而不造虚词？比如口语介词“在”甲骨文中就有，说明一开始造字并非只造实词；既如此，其他虚词为什么要假借？事实上，有些虚词尤其是语气词，假借的真正原因是无法造字，而非为了省字。“字”在口语中都有相对应的声音，所以可以造字。刘勰《文心雕龙》说“形立谓之文，声具谓之字”，也就是有形的名物，可以象形之法造字；有声之名物，可用形声之法造字。徐锴传注云：“形声者，以形配声，班固谓之象声，郑玄注《周礼》谓之谐声。象则形也，谐声言以形谐和其声，其实一也。”[19]只要是口语词汇，无论虚实，皆可造字。比如现代口语中的“啊”、“吗”、“呢”之类，不都是以形声的方法新造的吗？如果“之乎者也”系古代口语，当然也可用形声之法造字，不必从实词中假借。然而，语气词可以造，语气则不可造。因语气无形无声，是为“虚言难象”（郑樵语），故以象形、形声之法皆不能造之，只得假借实词以作符号。其后戴侗说得更清楚，其云：“凡虚而不可指象者多假借，人之辞气抑扬最虚，而无形与事可以指象，故假借者十八九”。他说的“辞气抑扬”就是指人说话的语气声调的高低徐疾，而不是指的语气词。 孔颖达《诗•关雎》疏云：“句必联字而言……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义，‘关关雎鸠’之类也；或假辞以为助，者、乎、而、只、且之类也。”[20]孔氏说“假辞以为助”，也明确表现出“辞”与“字”的不同性质。“假”者，《说文》曰“非真也”，《广雅》曰“借也”。书面语中的“字”与口语中的“言”是相对应的，有一“言”即有一“字”，因此不需要假；而书面语中的“辞”，口语中并不存在与之对应的音节，故假实词以代之。宋人陈叔方《颍川语小》也说到这个“假”字，其云：“文之隐现起伏皆由语助，虽西方之书犹或用之。盖非假此以成声，则不能尽意，其精微杳眇，惟在所用之确而不问乎少多也。”[21]他首先说“语助”在“文”、“书”中起作用，并不包括口语；如果口语中有“语助”，那么他应该说“语之隐现起伏皆由语助”。其次，他说“假此以成声”，与孔颖达所说的“假辞以为助”意思是相同的，说明“语助”之“声”本不存在，故需假实词以表示相应的语气。如果语气词也像大多数实词一样在口语中有一个对应的声音，书面语中自然要有一个字，何用“假”“语助”而成声呢？其三，他说语助重在“用”得正确与否而不在于“用”得多少，明确是说“语助”出现在书面语中，并非语言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人为的主观行为。如果语气词本为口语，常人口语都不会出错，文人反而把用得确否当成著文的第一要务， 岂非笑话？再说，语气词该用则用，不该用岂能无故乱用，何来用多用少的问题？宋人邵博《闻见后录》称：“文用助字，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22]意思几乎与陈叔方完全相同。只要稍加思索，就可看出他们的论述，很明白地反映出文中“语助”是任文人驱使的工具，用多用少可以随作者的喜好而变化。但口语中的语气词，不可能有这种性质，所以当代作家从来没有谁把语气词的运用当成一种写作技巧，评论家也没有谁翻来覆去谈论语气词的重要性。 无论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它只是“字法”而非“语法”或“言法”，也就是说假借只是一种文字规则，而非语言规则，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中，口语中并无假借。口语中的一音多义，无所谓假借，因为很难搞清同音词中哪一个声音是最早的；就像口语中没有“像形”或“形声”一样。口语中概念与声音的搭配，是全民约定俗成的，是“假借”不来的。我们不能把两种含义不同的同一个声音，说成是谁假借了谁。书面语中的一个字可以有本义，有假借义，但口语中的一个声音无所谓“本音”或“借音”。比如“枕”，既有名词“枕zhěn头”义，读上声，又有动词“枕（zhèn）头”义，读去声。作为“字”而言，《说文》注“枕”：“卧所荐首者。从木冘声。”名词“枕头”是其本义。但作为口语中的声音，究竟是先有了“枕zhěn”，还是先有“枕（zhèn）”，则另当别论。人类是先发明了“枕头”这种东西，然后才有了“枕头”这个动作呢，还是先有“枕头”的动作才去发明“枕头”这个东西呢？其他“一字异读”也有这个问题，但答案未必相同。古人造字最早的方法是象形，而只有名物才有具体形状，所以许慎所注某个字的本义，多为名词。但某个名物的得名，又往往是由其用处决定的，所以在口语中动词也可能比名词更早。比如有人研究“被动句”的形成，认为这种句式是由作为名词的“被”（即睡觉用的“被子”）逐步“虚化”而成的，先由名词变成动词，再由动词变成被动标志。按照这种推论，被动句是因为“被子”这种物质的存在才出现的，如果没有“被子”，则被动句便不会产生。但按《释名》：“被，被也，被覆人也。”是先有动词“被覆”，再有名词“被”。依此，则第一步推论就错了。再说，“被“由名词变为动词，岂能称“虚化”？更何况，作为名词的“被”现在口语中还有，而作为被动句的标志，口语中并不存在。一位研究者从全国方言中统计出50种被动标记词，但不收“被”字[23]。实际上，“被”也像其他“辞”一样，是古代文人直接从动词“被覆”假借过来的，中间并没有经过那么复杂的“虚化”过程。这是一种纯粹的书面语行为，并无口语上的依据，因此它也很难进入口语。 （四）“意内而言外”的真义 许慎不但改“辞”为“词”，而且还专为“词”下了一个定义，由此来分析，也可看出许慎一开始就将“词”的非口语性质规定下来，只是后世学人没有理解而已。《说文•司部》“词”字条，许慎训释为：“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24]对这个解释，唐代之前并没引起争议，但后来对“意内而言外”的理解渐生枝节。先是南唐徐锴在《说文系传通论》中论“词”时，不同于徐铉本的“意内而言外”，而作“音内而言外”，其云：“词者，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25]究竟许慎原文是“意内”还是“音内”，现在恐怕已无法厘清，现代研究者大都从大徐本。虽然“音内言外”与“意内言外”有一字之差，但这两个句式结构形式是相同的。徐锴既将“音内”解释为“在音之内”，那么“意内”理所当然地要理解为“在意之内”，所以“意内而言外”很清楚就是“在意之内，在言之外”，这就是“词”的本质。清代几位训诂大家如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皆对此句作过训释，但都不得要领。其中以段玉裁所释离题最远，其云：“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意即意内，词即言外，言意而词见，言词而意见。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26]实际上他把“意内言外”理解成了“意于内，言于外”，也就是“意是词的内容，言是词的外在形式”，而这种理解与徐锴的“在意之内，在言之外”意思完全相反。比如他解释“皆”：“其意为俱，其言为皆。以言表意，是谓意内言外。”[27]按照段氏的解释，那么不论虚词、实词都符合这个标准，甚至实词比虚词更符合，何止“词”呢？但《说文》收字九千余，许慎何以只为二十几个注“词”，其他都不注？段氏对此却避而不谈。尤为荒唐的是，他为了说明“辞”与“词”“其义迥别”，竟将这两个概念理解为上下属的关系，臆造了一个“积词而为辞”的说法，并将孟子的“不以文害辞”篡改为“不以词害辞”。“辞”与“词”在口语中读音完全相同，人们怎可能用两个读音相同的字表示上下属的概念？试将“积词而为辞”用口语读出来，听者如何分得清究竟是“积词而为辞”还是“积辞而为词”？当然也就无法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因此，“辞”与“词”的区分，只是存在于书面语中，只能诉诸视觉；若诉诸听觉，这句话是毫无意义的。口语中“辞”与“词”的所指应该是相同的，不可能存在“积词而为辞”这样的说法。 “意内而言外”的真正含义就是“在意之内，在言之外”，换一句话说，就是“词”是表达意的，但它并不属于言。许慎不但明确告诉我们“词”为“言外”，而且在分部上也明确地体现了这个观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训“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按从言，司声。《说文》隶司部，非。今字作左形右声。”[28]朱氏的按语认为“词”应该从言而非从司。王力先生也说：“当然，《说文》部首还不是尽善尽美，有的部首可以合并或调整。具体字的归部也有未妥之处。例如詹字，《说文》说‘多言也’，但是不在言部而在八部；又如词字，《说文》说‘意内而言外也’，但是不在言部而在司部（司部所统属的只有词一个字）。”[29]他们都认为许慎把“词”置于司部是搞错了，起码也是一个失误。此说不确。“词”的构型是如此清晰，与“语”、“谈”、“读”、“话”毫无二致，一目了然，都是形声结构，既然后面这些词都分在言部，何以偏偏把“词”遗漏了？这当然不是许慎马虎，而是他的精心安排。他不但将“词”置于“司部”，而且这个部里就只有一个“词”字，明显看出许慎是特意而为之，“司部”就是专门为“词”而设。此外，许慎释“词”除“意内而言外也”，还有“从司从言”。按照《说文》之例，“凡言之属皆从言”，所有言部诸字都注为“从言×声”，“言”作义傍；而“词”在“司部”，“凡司之屬皆从司”，“从司从言”，“司”在前作义傍。这也有力说明，许慎认为“词”是“司之属”，而不是“言之属”，这难道不正是对“言外”的最好注脚吗？王筠倒是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说：“词为意内言外，故属本部而不入言部也。”[30]许慎将“词”置于“司部”而非“言部”，既体现了“词”的本质，也反映了“词”的功能。所谓“言外”即非口语，是其本质；所谓“意内”即其功能。“词”虽非口语，但它在书面语中，是表达思想感情不可或阙的因素。《说文》曰：“司，臣司事于外者。”又曰“臣，事君者也。”也就是说，许慎将“词”入“司部”，目的就是表现“词”对于“言”是臣与君的关系，所以徐锴说：“故于文，司言为词。司者，臣主事于外也。”就像臣在外服伺君主一样，书面语中的“词”是服务于“言”（口语词汇）的，二者是辅佐与被辅佐的关系。 “辞”与“名”、“字”既相互区别，又相互配合。《墨子》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明确指出“名”与“辞”各负其责，共同完成书面语表达思想的任务。荀子在《正名》中所说的“正其名，当其辞”，以及“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也都是谈的“名”与“辞”的配合问题。“名”的运用属于“正名”的范畴，“辞”的运用属于“修辞”的范畴。由于“名”所指概念是客观的且不会变化的，所以一句话的真正意思，是疑是决，是肯定还是否定，常常表现是通过“辞”表现出来的。故相对于“名”或“字”，“辞”的运用要困难得多，用多还是用少，用此“辞”还是用彼“辞”，常常成为达“意”的关键。如何运用不同的“辞”，以准确表达“意”，也就成为文人经常议论的话题。“以辞抒意”、“辞不达意”的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先秦的言意之辩，最早涉及这个问题。《易•系辞》引孔子语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引起古代思想界的极大争论。其实，这里是说“书”、“言”、“意”三者载体不同，所以在表达时都有局限性。无形无声的“意”用有声的语言来表现，固然有局限；而有形的“书”（即“字”）在反映有声的“言”时，只能表达其所指的概念（即“名以举实”之“实”），却无法表达“言”中的语气声调，所以最终仍难以完整表达“意”。紧接着这句话，又提出问题：“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并用“子曰”作了回答，其中一句就是“系辞焉以尽其言”[31]。这是承上提出解决的方法：在“言”中加入“辞”，有“辞”提示语气并语音的停顿，这样书面语中的“言”就能完整表达出“圣人之意”了。其下又有“圣人之情见乎辞”，同样是在强调“辞”在表达情感中的重要作用。“言不尽意”本来是个朴素的语言学原理，也是个极常见的语言现象，但后来引出了无穷的话题。庄子因此而引申出“得意忘言”，魏晋玄学家更提出“象外之意”，禅宗也说“不立文字”，其实大多是故弄玄虚，是对“言不尽意”基本原理的歪曲和篡改。语言学家就平实得多，如《吕览•精谕》云：“夫辞者，意之表也。”[32]把“辞”当成表意的主要手段。清人袁仁林说得更清楚：“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自有本字（即实词）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以虚字（即“辞”）托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故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神见焉。”[33]他说的“声”即语气声调。在笔者看来，历代这些论述把“辞”与“名”、“字”的关系说得已经够明白的了，“辞”的非口语本质也昭然若揭，只是没有用“口语”、“非口语”这样的概念来表述而已。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也与这个问题有关，同样引起后世文人很多争论。他在《论语•卫灵公》中说：“辞达而已矣。”这句话究竟应该作何解，因为没有上下文，以致文学史家、修辞学家众说纷纭。汉孔安国注曰：“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34]《仪礼•聘礼》中有一句话与孔子所说类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35]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辞”与思想表达的密切关系。但这里的“辞”，究竟是指许慎所说的“词”亦即所谓“虚词”，还是指广义的亦即现代意义上的“词语”？今人的共识是后者。如果是指广义的词语，孔子所论含义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写文章用语不要太啰嗦，但也不能太简单，能表达出应有的意思来就行了。如果只是这层意思，那就实在太浅显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个语言常识，并无什么高深的含义，平时说话尚且反对啰里啰嗦，何况写文章呢？既如此，孔子何以要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呢？难道是为纠正当时人说话著文太啰嗦的坏毛病吗？恐怕并非如此。在笔者看来，孔子的这句话与前面说的“言不尽意”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孔子及《仪礼》所说的“辞”，并非广义的“词语”之义，而与许慎所说的“词”所指相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谈“言”与“字”的局限性，“辞达而已”是谈“辞”的辅助功能及使用。孔子的时代，正是非口语符号的“辞”初兴之际，“辞”既可断句，亦可提示语气，还能表示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关系[36]，对思想的表达无疑是重要的。“辞”用得恰到好处，那么文章的意思就表达得愈清楚；否则，只靠口语词汇，意思就无法准确表达。但“辞”是不是用得愈多愈好呢？当然不是。如果“辞”用得过多，势必造成这些非口语因素太多，不但会带来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且拉大了与口语的距离，对思想的表达反而会有副作用。如何在这两种倾向中间取得一种平衡，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这是当时文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尚书》所说的“辞尚体要”，其实都是谈的这个问题。 除了用得多少，“辞”更重要的是用得准确与否的问题，这也是古代“修辞”所注重的核心问题。“修辞”一词， 最早见于《易•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37]后人多把“修辞”之“辞”理解为文辞、词语，其实，这里的“辞”仍然是主要指所谓“虚词”。“进德”是指提高道德修养；“修业”是指写文章。《礼记》：“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云：“业，谓篇卷也。”“修辞”就指文人在著文时，要准确运用“辞”，表达出作者的真实思想情感，这样就做到了“诚”。唐人成伯玙《毛诗指说》论“诗发于言，言系乎辞”，先从“言”的角度论诗经中的三言、五言、七言等，又从“辞”的角度论《诗经》语气词的运用：“及乎辞余语助者，《诗》《书》同有之，‘已焉哉’、‘谓之何哉’，慨之深也。‘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加‘乎’、‘而’二字为助者，悔之深也。‘其乐只且’，美之深也。”[38]他这里强调诗歌创作中，“辞”对“言”表达情感的辅助作用。宋人陈骙《文则》亦云：“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韩宣子曰‘吾浅之为丈夫也’，则其辞缓；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则其辞急；“狼瞫于是乎君子’，则其辞轻；‘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则其辞重。”[39]二者一论诗，一论文，都强调“辞”与“意”之间的关系，“辞”对表达“意”的作用。他们所说的“辞”，就是专指所谓“虚词”，尤其是语气词。正因为不同的“辞”代表着不同的语气，所以如何正确地使用“辞”，用这些假借“符号”与口语中变化多端的微妙语气对应起来，成为文言写作的一个难点，也因此成为古代文人的终生课题。明人李东阳感慨“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40]，谢榛亦云“惟虚字极难，不善学者失之”[41]，清人王鸣昌亦言“作文者不难于用实字，而难于用虚字”[42]。由此可见，古人写诗作文，难的并不在于“名”的运用，而在“辞”的运用。“辞”不但用起来难，读起来也难。清人阮元云：“经传中实字易训，虚字难释。”[43]学问广博如阮氏者，竟有“难释”之叹，那么一般文人就不用说了。袁仁林曾在他的《虚字说》序中谈到虚字的使用问题：“夫虚字具载字书，自许氏《说文》后，相沿无虑数十家，而经传注释中，又尝因文为解，盖自马郑以来，往往各有其说矣。然必得类聚之，称量之，以意逆志，而得其气之轻重、缓急于毫厘之间，而后其说之也详，知之也密，而于其用之也，随所施而得其当。”[44]寥寥几个语气词，竟成了写文章的法门，读文章的关键，其中的奥秘何在？很简单，“名”为口语，口中如何说，下笔就如何写，这并不难；“辞”非口语，如何用这些假借来的实词表达不同的语气，表达句子与句子、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就要看每个人的学识如何，要看他从古人文章学到了多少东西，要看他的模仿能力。相对于“之乎者也矣焉哉”，现代口语中的“啊吗呢呀”之类，何以并没成为现代文人的难点呢？因为口语中天天说，写起诗文来不可能出错；非但如此，由于这几个语气词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极高，数量有限，甚至用起来比实词还容易，读起来也就没有难懂的问题。事实上，古代虚词的“难”及各种矛盾现象，都是一个原因引起的，即非口语。 二、从“辞”的异名看其本质 “辞”还有各种异名，不同时代、不同注家，对“辞”的称呼有所不同。通过对这些异名的分析，也可以说明“辞”所指是非口语词汇，只运用于书面语中。 （一）“语助” “语助”是“辞”最早的异名，几乎与“辞”同时产生，用得也极普遍。《礼记》“尔毋从从尔”，郑玄注：“尔，语助。”《左传》隐三年“命以义夫”，杜预注：“夫，语助也。”梁周兴嗣《千字文》：“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此后，或曰“语助辞”、“助语”、“助语辞”、“助句辞”、“助辞”等。此类异名有一个显著特点，都有一个“助”字。“助”什么？为何要“助”？古代注家用“助”字要说明什么？后代学者皆不求甚解。那么“语助”应该作何理解？很明显，在这里“语”是“助”的定语，“语助”亦即“语之助”，故郑玄：“姬读如居，语之助也”。何谓“语”？《说文》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郑玄注：“言，言己事也；为人说为语。”[45]《毛诗正义》孔颖达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46]但还数东汉王充说得最清楚：“出口为言。”“言”就是现在所谓“话”，也就是口语。“语”与“言”只是言说对象有所不同，实际意思是相同的，故孔颖达才说“言、语通”。因此，“语助”也等于“言助”。《礼记》孔疏：“乃者，言之助也。”徐锴亦曰“尔，言之助也。”可见“辞”与“语助”、“言助”是同一概念，表明“辞”与“言”“语”之间是“助”与“被助”的关系。既然“言”、“语”皆为口语，那么“语助”“言助”很明显就是口语之助。更具体地说，“语助”助的是“语”的声调语气，徐锴对此表达非常明确。他在称“词者，语之助也”之后，唯恐人们不明白，故又进一步解释说：“词者，虚也，语气之助也。”也就是帮助表达语气的。“语助”本身并不是“语”，就像如今的“院长助理”不是院长一样。如果“辞”本身即为“言”或“语”，也是口语的一部分，也像其他口语词汇一样发出一个音节，那么它与其他口语词汇就是平等的关系，并无谁主谁副的问题，就谈不上谁“助”谁“被助”，“辞”也就不会被称作“语之助”。 “辞”与“字”虽然有本质差异，但毕竟也是构成书面语的有形符号，所以仅从外在形式上看，它也是“字”。比如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47]这里说“‘兮’字”，显然他是把“兮”也当成“字”的。但他这里所说的“字”是广义的，这并没影响刘勰对“兮”字与其他“字”的区别，所以他接着就说“字出句外”，也就是不属于句子的组成部分。句子本来就是由一个个“字”构成的，如果“兮”的性质与其他“字”相同，何以它只能处于“句外”呢？下文刘勰又干脆将之称为“外字”，强调“外字难谬，况章句与”。钱钟书先生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引刘勰的论述，并称“助词虽号‘外字’，非同外附。”刘勰一面称“兮”为“语助”，一面又称之为“外字”，这也提示我们，一切“语助”其实都可视为“外字”，也就是“字外之字”。南唐徐锴《系传》论“词”表达了与刘勰完全相同的观点，他说：“惟、思、曰、兮、斯之类，皆在句之外为助。楚词曰：‘魂兮归来些’，‘些’亦词也，在句之外也。”[48]可见他们都是把“语助”排除在句子之外的，这是“外字”得名的由来。“外字”既是“字”，又不是“字”，它是广义的字（书面语符号），而非狭义的字（口语词汇）。当初许慎既把一些字注为“词”，却又收入《说文解字》中，已经包含了这种看似矛盾的观念。古代注释家所说的“语”，实际上主要不是指口语中的一连串声音，而是指转化为书面语后的一连串文字，亦即文中的一句。所谓“语已词”、“语绝词”、“语终词”，都是指书面语中一句话说完了，后面用一个“辞”标志在此断句。《文心雕龙•章句》谓“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宋人真德秀谓“语绝为句”，所以“语绝”亦即“句绝”，“语终”亦即“句终”，“助语辞”亦即“助句辞”。正因为“语”与“句”所指相同，所以唐代刘知几干脆把许慎所说的“语已词”称为“断句之助”，明确指出它的作用就是断句标志。宋人洪迈也说《诗经》中的“辞”是“以为句绝者”，也说只有断句之用。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将“兮”称之为“语末语中助字”，而王力《古代汉语》则称之为“句尾句中语气词”，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二）“发端”、“发声” 汉人注经，所涉“语助”皆统称为“辞”，并无区分。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论“语助”之用，根据它们在句中的位置，首先分为三种。其中常用于句首的“夫、惟、盖、故”，刘勰称之为“发端之首唱”；其后唐代刘知几又重复了刘勰的说法，称这四个词为“发语之端”。“发语辞”之说始于郭璞，郭注《尔雅》，已经有“伊，维也，发语辞”，“憯，曾也，发语辞”之说。“发语辞”的含义不难理解。首先，它是一种“辞”。其次，它的位置是在句子的前面，所谓“发”、“端”都表明了这一点。后来也有人称为“句首助字”、“提起虚字”，同样是强调它在句子开头。但它的功能是什么？元人卢以纬《语助》释“粤”为“发语之辞”，并云：“文语之始发，句端或有此字为语助。”[49]清人王鸣昌《辨字诀》：“起语者，前此无文，而以虚字起之，亦有前文已毕而以虚字另起者，皆起语也。”[50]并举“夫、盖，且、今、彼、尝考，闻之，今夫，且夫”为例。综合二家所说，其实很清楚，“发语辞”就是文章中一句话或一个论点就要开始的标志，它对读者起到提示作用，亦即袁仁林所说的“意注听言”，提醒读者注意。那么，一句话就要开始，何以需要一个字来标志呢？在口语中，既有说者必有听者，二人相对而谈，对方是否在说话，有耳就能听到，即使聋者也能看到说话人嘴唇在动，难道说者担心对方不知道自己就要说话，需要先说一个特殊的“发语辞”，以作提醒吗？当然不是，“发语辞”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纯粹的书面语标志。在古代书面语中，由于汉字是连续书写，既无现代式的标点，又不分段，甚至有时连标题都没有，为了标志一篇文章开始，或在论说中转移一个新话题，即用“夫、盖、惟”之类以作记号，充其量也就相当于现代文章开头或另起一段时空两格的作用。卢以纬谓“文语之始发”，王鸣昌“前此无文”，很明确说的都是“文”即书面语，并不包括口语。如果也包括口语，卢以纬不可能用“文语”这个概念，王鸣昌也不会说“前此无文”，而只能说“前此无语”。近人杨伯峻也谈到过“夫”：“它只是用在一句的开头，表示一个意思一个论点的提起，并没有什么联络作用。”[51]但他混淆了最关键的东西，亦即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因为他说的“一句”，既可理解为一句口语，也可以理解为一句书面语。杨伯峻先生的这个错误，很有代表性。近代以来的语言学家似乎都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中，把书面语与口语，把文字与语言等同起来；而古代语言学家则基本把自己的论点限制在书面语领域，除非特别说明一般并不涉及口语。这样就造成了对古代有关语言论述的理解，常常发生偏差乃至完全错误。 以“声”训释也始于毛传，其注《采芑》“八鸾玱玱”曰：“玱玱，声也。”[52]更多的则作“××声”，如“丁丁，伐木声”、“槛槛，车行声”、“坎坎，击鼓声”等。毛传所指之“声”，特指现代所称的像声词，与其所称的“辞”并非同等概念。如“思，辞也”、“于，叹辞”，并未称为“声”。其后郑众、郑玄又以“发声”训释，如郑众注《周礼》“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夫，发声。”郑玄注《礼记》“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之，发声。”二郑所指之“发声”，显然不同于毛传，并不专指像声词，也包括其他的“辞”。其后，唐宋以迄于清，都有注疏家以“发声”注“辞”，以清人为最多。或称“发语声”、“发声语助”等。如果说“发语辞”是从“辞”在句中的位置来命名的话，“发声”则应该理解为从读音的角度来命名的。那么，“发声”是什么意思？汉代以来的注家几乎都没有解释，究竟他们的理解是否前后一致，也无从得知。不过，郑玄注《礼记•月令》“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一语时，云“发，犹出也”，那么“发声”显然就是出声。唐代孔颖达从词义的角度来解释，云：“不取式为义，故云发声也。”但仍然让人不甚明白，“不取式为义”何以要说成“发声”呢？孔在解释《诗》“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时，注“皆不取思为义，故为辞也”。可见，孔颖达笔下的“发声”是“语辞”、“辞”的一部分，即无论在句中的前、后、中，皆可称“辞”或“语辞”，但只有在句首的才可称为“发声”。如果把“发声”简单地理解为发出声音，也就是读出声音来，那么孔疏似指“式”没有含义，只剩下了读音。所以他说的“发声”，实则“只发声”的意思。稍后贾公彦注释“式”时，就是这么理解的。他说：“于义无取，则是发声。”“则”字此处为“只”、“仅”义。贾还说“在上谓之发声， 在下谓之助句”，这就更明确了并非所有的“辞”都可称为“发声”，而只是指“在上”者。“在下”是指在句子的末尾，“在上”却并非全指在句子的前端。因为被二郑称为“发声”的“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中的“夫”，与公罔之裘”中的“之”，并不是处于句首，而是在句中。将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则可以说所谓“发声”，是指某些处于句首与句中的“辞”，但不包括句末的所谓“语气词”。也就是说，“发声”虽然“于义无取”，但并不是所有“于义无取”的“辞”都可以称为“发声”。口语的本质是声音，口语中的一切词汇都要发声，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传统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先秦书面语中的每个字当然都要有自己的读音，这也应该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但对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古代注疏家似乎并不放心，而要特地为某些“辞”注上“发声”二字呢？这就要与“辞”的另一个异名“语余声”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明白。 （三）“余声” 被称为“发声”的只是位于句首或句中之“辞”，至于句尾之“辞”，则曰“语余声”、“声之余”等。那么“发声”与“余声”的区别为何？笔者在《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53]一文中，曾设专节讨论“辞”的发声与不发声的问题，提出位于句末的“辞”即所谓“语气词”只是提示符号，最初并不读出声音来。实际上这个问题如果与发语辞又称“发声”对照起来看，可能更容易理解。既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一切书面语符号（广义的“字”）都应该有一个声音与之对应，都应该读出声音来，那么汉代注疏家就根本不可能提出“发声”的问题，不可能将部分“辞”命名为“发声”。如果“于义无取”就是“发声”的话，那么句末之“辞”何以不称为“发声”，难道就“于义有取”的吗？“辞”在句中的位置无非是句首、句中、句末，既然前两类都称“发声”，也就是都要读出声音来，那么第三类却称为“声之余”，就意味着不读出声音来。近人刘师培云：“文以代言，取肖神理。上古立言，罕用助语，欲传语尾之余音，则择实词为虚用。”[54]所谓“语尾之余音”就是指的语气声调，但因为语气声调或高或低或快或慢，并不像一般词汇一样有一个固定的声音，所以文人才在书面语中假借“乎”、“兮”等来提示，但“乎”、“兮”本身并不就是“余音”。其实，“语之余”的发声问题，颇类汉语中的“儿化韵”。在儿化词中，“儿”字只是一个书面语标志，提示将这个词像“儿”一样卷舌发音。但其本身并非一个音节，不需发声。“儿”字的这种用法，其实就是句尾“辞”用法之遗留。刘淇《助字辨略》就收入了“儿”字，例证为陈师道《后山诗话》：“太祖夜幸后池，对新月置酒，问当直学士为谁，曰卢多逊。召使赋诗。请韵，曰些子儿。其诗云……谁家玉匣新开镜，露出清光些子儿。”“些子儿”中的“儿”仅符号而已，提示“些子”读卷舌音。“些子儿”即“一点儿”之义，“一点儿”中的“儿”亦为符号。现代汉语研究者多认为，作为词缀的“儿”是由表“婴孩”义的实词“儿”虚化而成，实为臆说[55]。儿化词中的“儿”，与“之乎者也矣焉哉”一样，都是借用实词作为提示符号，其区别只是一在词尾一在句尾。研究者把“子”、“儿”、“头”都作为词缀看待，实则“儿”与“子”、“头”完全不同，“子”、“头”作词缀构成一个音节，“儿”并不是一个音节。所以王力先生说：“把‘儿’字当作‘词尾’是不妥的，应作为‘记号”的一种——名词后附号。”[56]此所谓“记号”者，与文言“语气词”功能相同，只是一提示读音，一提示语气耳。 三、《春秋》及三传中的语气词 （一）《春秋》何以没有语气词？ 《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间二百余年的鲁国历史。此书文字不多，才一万六千余字，但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军国大事，诸如访聘、会盟、征伐、践位，又有地震、日食等自然现象。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孟子归于孔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太史公亦持此说。虽然后来有人怀疑，但《春秋》作者总不出孔子或鲁国史官。实际上，鉴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春秋》作者是孔子还是别人并不影响最后的结论。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春秋》中为什么没有语气词？语言研究者对三传的语气词乃至整个虚词系统均有研究，但似乎无人注意到《春秋》的语气词状况，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回避？笔者不揣浅陋，对《春秋》的语气词稍作考察后吃惊地发现，春秋战国书面语中的常用语气词如“乎”、“也”、“矣”、“者”、“焉”等，竟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春秋》完全没有句尾语气词。不但没有语气词，其他常用虚词也很少或者没有。比如“而”字在文言中是使用率很高的虚词，以致有的语言学家为之总结“可用‘而’字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们几乎可以说，问题不是何处可用‘而’字，而是何处不可用‘而’字。”[57]可《春秋》只用了两次；但口语化很强的“在”，倒用了四次。《春秋》中用得最多的是“于”，共409次，全作介词。第二位的是“之”，85次，作代词或助词。更奇怪的是，被语言学家当成“实词”的“云”和“曰”，在先秦书面语中可谓触目皆是，也没出现在《春秋》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不出三种可能：其一，因文体的原因，或作者故意省略。其二，本来有，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人故意删掉了，或传抄时漏掉了。其三，原文本来就没有，因为那时的口语中并没有语气词。 第一个可能是语言研究者经常挂在嘴边的借口，动辄文体原因，既可以用来解释语气词多的现象，又可以用来解释相反的现象。按理说，语气词是在长期的口语实践中形成的，它的功能是全民赋予的，一般而言，它在书面语中的使用率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量。文体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而个人因素并不特别突出。比如说，根据现代文学创作经验，抒情诗歌中语气词较多，论说文字中的语气词较少甚至没有；小说则较适中，也更接近口语实际，因为它的题材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各种文体中，叙述语言中的语气词少，而人物语言语气词较多。但奇怪的是，在中国古代书面语中，似乎呈现出正相反的面貌。先秦诗歌中尚有一定量的语气词，而随着四言、五言以致近体诗的发展，语气词在诗歌中几近绝迹，而且“虚字不入诗”成为诗家的教条。反观论说文，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唐宋古文，语气词使用率始终是各种文体中最高的；历史散文大体相差不多，语气词也是连篇累牍。但是，何独《春秋》例外？《春秋》是史书，重在实录，即使为了简洁压缩实词，也不可能把语法作用很强的语气词统统省掉。如果说没有疑问句，所以没有疑问语气词，倒勉强说得通；但《春秋》作为史书，既然多是陈述事实，被语言学家视为陈述语气的“也”与“矣”，不是可以用吗？何以不用？这里还可以用《尚书》作佐证。《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有70个疑问句子，但只用了一次“乎”，其他69个都不用语气词，而且“者”、“也”也完全不见。如果当时有疑问语气词“乎”，而它们又是书面语表达疑问语气最清楚的标志，《尚书》作者岂能宁可造成后人的理解错误，也要故意不用？ 第二原因有没有可能呢？原文有而被传人故意删掉，或传抄过程中全部丢失了？很显然这更没有可能。孔子的崇高地位及《春秋》的重要性，早在《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有反映，至汉代又是最讲师法的时代，没有人敢这样，也不会有人想这么做。至于传抄漏掉就更不可能，全文才一万多字，漏抄三五个字甚至十个八个字也许可能，不可能齐齐地漏掉全部语气词。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即原文本来就没有。首先是，《春秋》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孔子时代简帛书写已经相当发达，《春秋》写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始一定是用书面语进行的，不可能是用“口述”。尤其是有孔子“笔削”鲁国史书以成《春秋》的说法，那就更说明它一开始就是书面语。孟子、庄子见到的《春秋》，无疑就是书面语的。《春秋》与三传本各自别行，并非一体。传说三传形成文字都是在汉代，当是单指传文，并不包括经文。如果经文是由三家分别口耳相传，再至汉代形成文字，则绝不可能如此一致。现引三传隐公二年的一段内容以资对照：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夏五月，莒人入向。无骇帅师入极。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郑人伐卫。（《左传》）[58] 春，公会戎于潜。夏五月，莒人入向。无骇帅师入极。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郑人伐卫。（《公羊传》）[59]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夏，五月，莒人入向。无侅帅师入极。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郑人伐卫。（《谷梁传》）[60] 可以看出，三传的经文只有个别字的出入。如果仅凭脑记口传，能保持如此一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自汉以来，经文字数的多寡虽有争议，但罕有人怀疑过《春秋》文字的真实性；自然，今人就更没有怀疑的理由。在此前提下，《春秋》经文中没有语气词，就只能理解为当时的口语中并没有“之乎者也”这些语气词。联系到《尚书》语气词也微乎其微，更可说明绝非简单的“无独有偶”，而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现实。 全面考察《春秋》的虚词运用，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点，即在某些方面与甲骨文更为接近。首先，都没有句尾语气词，这是最明显的一点。其二，介词只有“于”、“在”、“自”、“至自”几个，这也与甲骨文很相似[61]。“于”用得最多，有409例，且用“于”不用“於”。“从”只作动词为“追随”义，没有介词例，这又与金文很相似。其三，《春秋》虚词的总量甚少，除语气词完全没有，后世常用其他虚词绝大部分在《春秋》中也没出现[62]。有的虽然出现但也极少，“而”字只两次，“且”一次，“与”三次，“诸”四次。如果这些虚词都没有，真叫人怀疑《春秋》还能不能再称为“文言”。 语言学家研究虚词，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喜欢找那些虚词比较多种类比较全的先秦经典作为研究对象。比如《春秋》三传，喜欢以《左传》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左传》虚词比较完备，容易得到更多语料，当然也更容易出“成果”。但对《公羊传》、《谷梁传》关注则较少。尤其是对《春秋》本经，大多数研究者似乎不感兴趣，因为里面可资利用的东西很少。但作为古代语言研究而不仅仅是书面语研究，不能以书面语中语气词的多寡或有无作为判断口语中有否语气词的标准，在这里，“少数服从多数”、“抓主要矛盾”的简单化思维是有害的。在笔者看来，在各种语言现象中，那些“异常现象”更应该关注，那些没有虚词或虚词较少的作品，也更能说明问题。《春秋》中完全没有语气词，而且其他常见虚词也很少，这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春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如果当时口语中有语气词和其他虚词，与孔夫子同时的左丘明既在《左传》中大量使用，孔子或鲁国史官纂《春秋》为什么不用？答案只能如上文所言：当时口语中没有语气词，也没有那么多的其他虚词。《春秋》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而《左传》的大量虚词，则是人为添加的。正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而非语言的自然规律，所以三传中的虚词面貌也迥然有异。同一时代的相同文体中，口语词汇的运用，虽然因为个人原因可能会有些微差异，但这种差异极小。尤其是虚词的运用，同时代的作者既然说着同样的口语，他们对其语法作用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在书面语中的运用频率也应大致相同，根本不可能出现《春秋》及三传那样悬殊的情况。 问题还在于，《春秋》中没有语气词这种语言现象，自其成书二千五百多年来，似乎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并没有谁提出过异议，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汉儒解经，极重训诂，敷演一字，动辄万言。《春秋》中没有语气词，不论看起来还是读起来，都与其他先秦典籍绝然不同，汉代的先儒们何以不觉得奇怪呢？ 何以没有谁将此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呢？回答只能是：古人认为作为一种外加的“符号”，加还是不加，加多还是加少，一种语气用这个语气词还是那个语气词，都不是什么问题，都是正常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习惯，有选择的权利；就如后来断句有人喜欢用圈，有人喜欢用点，有人喜欢用钩一样。 （二）一种奇怪的问答形式“……也？……也” 《春秋》三传在语气词的运用上，也表现出极为矛盾的现象，从来没有人解释，也无法解释。《左传》的疑问句共有1564句，《公羊传》有1552句，相差无几。但语气词的数量，相差极大。《左传》用“乎”460次，占疑问句总数的29%；但《公羊传》只用“乎”33次，占疑问句总数的2.1%，居然相差了14倍！这还不算最高的，用“也”作疑问语气词的数字相差更大。《左传》用了62次，《公羊传》只用10次；《谷梁传》的疑问句总数才444句，却用了318次“也”。三传用“也”的百分比，分别是4%、0.6%、72%。也就是说，《谷梁传》用“也”的比率是《左传》的18倍，是《公羊传》的120倍！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如此吓人的数字？三传作者二人同为鲁人，一人为齐人，但都相距不远，朝代也相近，何以三人使用语气词有如此大的差别？再者，三传不用语气词的疑问句也有很大差别，《左传》占疑问句总数的61%，《公羊传》高达95%，《谷梁传》只17%。这也令人疑惑，既然口语中有疑问语气词，而且不止一个（三传中用为疑问的语气词有“乎”、“焉”、“与”、“也”），《公羊传》为什么大部分疑问句都不用，只用了区区5%？ “也”是文言中使用率最高的语气词，语言学家认为它具有“多功能”，可以表达八种语气。一般认为“也”字在文言主要表达肯定的语气，但也有表示疑问语气的大量例证。尤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两种相反的语气，由一个词来表示，运用到口语中到底如何理解？行得通吗？但语言学家似乎不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谷梁传》中就有相当极端的例子。在《谷梁传》的444个问句中，句尾不用语气词的有79处，占总问句的17%；用“乎”、“焉”、“与”的共47例，占15%；剩下的72%全以“也”作疑问语气词，共318例。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绝大部分不但以“也”设问，还用“也”回答。仅举几例： 此其如专行之辞，何也？曰：非专行也。（隐公二年）[63] 外夫人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襄三十年）[64] 乡曰陈公子招，今曰陈侯之弟招，何也？曰：尽其亲，所以恶招也。（昭八年）[65]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两个人对话，问的和答的都用同一个语气词。张三问：“你吃饭了吗？”李四答：“我吃饭了吗。”张三又问：“你把钱带来了吧？”李四又答：“我没把钱带来吧。”这样的“语言奇观”，能出现在古人的口语中吗？稍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不难回答。对于《谷梁传》的这个语言现象，众多语言研究者似乎都没有提到，不知何故？是真的没有发现，还是无法解释而避之？其实这种奇怪的问答形式，《论语》、《左传》、《墨子》等经典中也不乏其例。如：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66] 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67]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68] 例一子张用“也”发问，孔子连着三句用“也”回答。例二孔子先用“也”反问，接着自己又用“也”回答。例三更乱，先是冉有用“乎”问子贡；接着子贡先用“也”问孔子，孔子用“也”回答；子贡再用“乎”发问，孔子又以“乎”反问来回答。同一场合，疑问语气“乎”、“也”交替使用；同一个“也”字，疑问与肯定交替使用。再看《左传》：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左传》成公九年）[69] 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左传》哀公七年）[70] 研究者一篇专门研究《左传》语气词“也”的论文，引了第一个例子。但其分析方法甚为奇特，两个相连的问答句被分割为两处来分析，一处说“南冠而絷者，谁也”中的“也”是疑问语气，在另一处又说“郑人所献楚囚也”的“也”是说明语气。但对一个语气词何以在同一场合表示两种语气，这种用法在口语中是否可行这个更重要的问题，论文避而不谈。论文对第二个例子根本就没提，但这个例子其实更能说明问题。问的人用“也”发问，回答的人先用“也”作答（“畏大国也”），紧接着又用“也”反问（“岂可量也”）。两人一问一答用同一个语气词就很奇怪了，同一个人在一句话里，既用“也”答，又用“也”反问，不是更奇怪了吗？ 语言专家似乎并不感到奇怪，不但轻易地总结出“也”的两个“功能”，而且还因此总结出它的语气功能是不确定的，要“根据它在句中的位置，配合上下文义表示各种语气”[71]。语气（语气词）与语义是什么关系？很显然，语气是为表达语义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来表达，语义不同，甚至相反。在口语中，听话的人正是根据语气来判断说话人在表达什么意思。在书面语中，语气词成为判定语气的主要标志，当然也成为判断语义的主要标志。因此，每个语气词所代表的语气必须是确定的，而不应该是变幻不定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判断语义。但是，语言学家把二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告诉大家要根据前后的文义来确定某个语气词到底是何种语气，似乎语义是为语气服务的，这不是很荒唐吗？再说，口语中何来“上下文义”？即使在书面语中，古往今来阅读文章，目的是理解文章的含义，语气词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语气词所表示的语气还不清楚，能正确理解文义吗？再根据这种含糊不清的文义回过头确定语气词的所谓“功能”，会是正确的吗？事实上，语言学家的语气词“多功能”说，就是用这种颠倒的方法总结出来的。 其实，“也”只是一个单纯的断句符号，并无语气功能。在这一点上，“乎”、“兮”与之明显不同。许慎释“乎”为“象声上越扬”，释“兮”为“象气越亏”，都是从语气的角度描写它们的功能，“乎”为上升的语调，“兮”为下降的语调。上文已论，许慎注为“辞”的都与语气有关，但“也”字并没注为“辞”，而是以本义“女阴”释之。这说明在许慎看来，“也”并无语气提示功能。韩愈《马说》有“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一句，后一个“也”究竟是何语气，大家为此争得不亦乐乎。这种写法并非韩愈的发明，而是模仿的史汉写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公以外吴兴兵是邪？非也？”《汉书•龚遂传》：“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邪”表达反诘语气，这是大家的共识，所以第一句是反问语气。第二句还是反问，仍然应该用“邪”。比如《礼记》“黄帝者人邪？非人邪？”就是如此。但迁、固、韩愈为什么都用为一“邪”一“也”呢？其实这只不过是文人的一种错综修辞手法，相同的语法意义，变换一个词，避免重复。说白了，不过是文人故弄玄虚，并无特别的意义。口语中并无这种表达方式，也起不到什么修辞效果。有人强为之作区分，谓“‘邪’句乃明知其不然而故问，‘也’句可不知其然而真问，亦可明知其然而反”[72]，其实大可不必。因为“邪”与“也”的不同只能在书面语中用眼睛“看”出来，在口语中既是同音，听的人如何区分何为“邪”何为“也”？自然也就不存在“明知其不然而故问”与“可不知其然而真问”的不同。所以“邪”与“也”用法之别，只存在于书面语中，口语中并无区别。凡是用法有别的同音语气词，都只是书面语用法，而非口语用法。除“邪、耶、也”，还有“耳、尔、而”，“已、矣”，“与、欤”等。不止语气词，同音介词、连词等也是如此。比如介词“于”与“於”，不少研究者探讨二者产生的历史，对其用法、变化进行统计分析，以说明这两个介词的同异。其实，这两个介词的所谓“同异”、“变化”，只是文人的一种用字技巧，与口语没有丝毫关系。即使我们把“于”、“於”都视为口语词，因为二者在口语中完全同音，说话时都发音为“yú”，听话的人也无法分辨是“于”还是“於”，当然也就没有用法上的区别。书面语中“于”“於”用法有区别，正说明完全是文人主观上的区分，并无语言上的根据。因此这类研究，也就很难说有语言学上的价值。 三传语气词的差别，实际上也说明长期以来被当成古人口语的语气词，并非口语。数量有限的语气词，作为一种全民语言的一部分，无论运用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其全民性决定的。三传是同时代同文体的史书，作者语言又没有方言差异，不可能在语气词的选择运用上随心所欲；除非他故意不让人读懂自己的作品。现代作者写文章，难道会出现同一个语气，某甲喜欢用“啊”，某乙喜欢用“吗”，某丙什么都不用的现象吗？根本不可能。 四、“辞”的加减——为文之法 宋代大儒朱熹总结时人作文之法，有“减字换字法”之说。他说：“石林尝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法尔。如言“湖州”，必须去“州”字，只称“湖”，此减字法也；不然，则称“霅上”，此换字法也。’”[73]古文单音词多，所以把“湖州”简称“湖”就显得古雅一些；而“霅上”是“湖州”唐代的别称，对宋人而言也是古称。朱子这里举的是实词例，其实“辞”的添加和减少，是古人为文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文字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为记录口语的，诚如王充所云：“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74]但古人很快就发现，单用一个个有形的文字，无法完整反映口语，此即“书不尽言”之意。因为口语中的语气声调，无法用文字表现；而语气声调对传达思想又是至关重要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辞”应运而生。在甲骨文中，语气的表现有多种形式，如“雨？”、“不雨？”句尾并无语气词，这就是口语式的。也有用“其”表示的，如“今日其雨？”这个“其”字，就是一个较早的“辞”，是甲骨文书写者为解决口语中的疑问语气，借用实词以作提示符号，是加进去的。后来又出现了放在句尾的“辞”，比如甲骨文中那几个引起争议的“乎”、“哉”、“抑”、“执”，其实也是“提示符号”性质。在笔者看来，争论的双方各有道理，但都只对了一半。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把上引诸例‘抑’和‘执’理解为句末疑问语气词，辞义绝大多数根本讲不通，看作句末疑问语气词就文从字顺了。”[75]但有人认为“抑”和“执”只在甲骨文中出现，并很很快消失了，如果把它们当成语气词，这不符合语言规律[76]。实际上，“抑”和“执”确实是表达语气的，但又确实不是口语中的语气词，它们只在句末起语气提示的作用。甲骨文中的绝大部分其他所谓“虚词”，其实也都是这种性质。正因为不是口语，所以无论是甲骨文中的“辞”，还是后来又新出现的“辞”，昙花一现的很多。有的语气词甚至只有一位作者用过，很快就消失了。宋人洪迈早就发现“‘忌’唯见于《郑诗》，‘而’唯见于《齐诗》……至于‘些’字，独《招魂》用之耳!”其实这些“辞”之所以“短命”，就在于既非口语，又没有取得文人的共识。真正的口语语气词，不可能只是某个人或某篇作品使用，也不可能很快消失。 春秋战国书面语大发展的背景下，为满足思想表达的需要，先秦文人充分发挥汉字组词能力强的特点，创造了大批新“辞”[77]，使其数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表现功能也越来越多。如何在文章中正确运用这些非口语的“符号”， 使它们与口语有机融合，共同负担起传达思想感情的任务，就成为古代文人的终生课题。长期以来，语言研究者有一个惯性思维，认为新词汇的产生，都是人民的创造，都是先在口语中产生的，文人只不过充当了一个“记录者”的角色。其实，绝非如此。古代文人之为文人，主要并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有记录口语词汇的能力，而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与口语不同的东西。包括所谓“语气词”在内的“辞”，就是文人的发明。有没有“辞”，是书面语与口语的本质区别；能否运用“辞”，是文人与非文人的根本区别。“辞”从出现到广泛运用，经过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相对而言，春秋战国之文用“辞”要比甲骨文成熟，唐宋之文则比春秋之文更规范。先秦经典语气词的差异，既反映了早期“辞”的无序状态，也留下了明显的“添加”痕迹。长期以来，研究者几乎都把语气词的多寡作为判断先秦经典版本的根据，如有人说“句末语助词多，说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接近口语，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根据口诵《论语》整理而成。”[78]由于对所谓“语气词”的非口语本质认识不清，导致在文献版本考证上出现了大量错误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以《春秋》完全没有语气词来判断，《论语》中也没有语气词，现有各版本中的“之乎者也”都是传人后加的；不同版本之间出现大量异文，是因为出自不同人之手。定州简本《论语》与现在流行的阮本以及皇本、高丽本等存在大量异文，仅语气词就有近百处。根据研究者的统计，其中简本与今本都没有语气词的9处，其他几个版本都有。简本与今本语气词完全相同的有21处，其他几个版本则相异，或无或不同。简本与今传本语气完全不同的则多达96处。其中尤可怪者，定简本《论语》有32句不带语气词，而阮本都带；定简本有42句带语气词，阮本却没有；而这两个版本中都不带的，其他版本有的却带[79]。如何解释这种混乱的现象？只用传抄衍讹来解释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不可能80%多的语气词都抄错了，只有16%抄对了。其真正原因是，最早的《论语》像《春秋》一样，既无语气词，其他虚词也很少。后来各版本中的语气词，都是后来的传人所加。不同的人有不同加法，所以产生了异文。如： 阮本：子张问：“十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简本：子张[问]：“十世可智与？”（《论语•为政》） 一本：子张问：“十世可知乎？”（《论语•为政》）（据《经典释文》） 郑本：子张问：“十世可知？”（《论语•为政》） 四个版本，四个样子。哪一个才是孔子的原话呢？仅就这一句而言，不带语气词的郑本是孔子原话。“也”、“与（與）”、“乎”三字的读音不同，字形又不相近，因音近或形近“误抄”的可能并不存在，显然是不同人后加的。 阮本：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子罕》） 简本：说而不择,从而不改,吾无如之何矣。（《论语•子罕》） 阮本：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 简本：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论语•卫灵公》） 此二例涉及所谓文言语气词的连用问题。《论语》的语气词连用相对较多，今本共八例。对这种现象语言学界众口一词，认为是古代口语就是如此。但用简本中三处尚存的句子对照，竟无一处是三个语气词连用，全为一个语气词。简本中也有连用现象，但最多只两个连用，绝无三个连用的情况。究竟是一个语气词接近孔子原话，还是两个、三个连用接近孔子原话？实际上，孔子原话一个语气词也没有，无论一个还是两个、三个，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比如上面的“也已矣”，“已”与“矣”本来就是同音字，在口语中都念为“yǐ”，“已矣”都写成“已已”或都写成“矣矣”皆可，何以要写成“已矣”？显然这是文人的书面语行为，口语无法区分“已”与“矣”。所以“也已矣”尽管看起来是三个字，但读出来只能是两个音节。“已矣夫”、“而已矣”，与此同理。有的版本甚至出现四“辞”连用，如阮本“女得人焉耳乎”，皇本、高丽本等作“女得人焉耳乎哉”，后人添加的痕迹更清楚，口语岂能连说四个语气词？故程树德《集释》曰：“‘焉耳乎’三语助连用，已属不辞，又增‘哉”字，更不成文。”[80]。口语中有没有复杂语气？应该承认是有的，比如将信将疑、又惊又喜等。复杂语气的表达，在口语中并不是几个有声语气词相加，而只能用语气声调本身来表现。书面语中可以用标点符号连用来表现，用“？！”可以表示半信半疑，或既疑且叹，如：“哎呀，你还活着？！”但不能把这里的“？”和“！”换成相对应的语气词“吗”和“啊”，变成“哎呀，你还活着吗啊”；用“！！！”可以表示非常强的感叹或憎恨的语气[81]，如：“真是气死我了！！！”若换成语气词就成了“真是气死我了啊啊啊”，完全不成话。这就提示我们，复合语气在书面语中只能用符号来提示，却不能用几个语气词连用来表示。所以《论语》中的“也已矣”之类也只是一种提示符号，只提示把此句读成复合语气，并不能把“也已矣”当成语气词连读出来，就像不能将“吗啊”或“啊啊阿”连读一样。 清人翟灏曾云唐以前人引述经典，悉略去“也”字。其实不仅是“也”字，一切语气词都可略去。《孟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引用删掉了两个“乎”，中间还加了一个“而”。因为这些所谓“语气词”本来就是后人添加的，并不属于原文的一部分。就上文后例而言，孔子的原话应该是：“不言‘如之何，如之何’，吾未如之何。”“曰”原应为“言”。“者”、“曰”均非口语，《春秋》中都没有用例，孔子话中不可能出现。《论语》各本中的“子曰”虽然绝大部分相同，但简本也有多处没有“曰”，或易以“谓”、“云”、“言”。《论语》成书正值非口语的“辞”逐渐兴起之时，对“辞”的不同语气功能还缺乏共识，加上对原文的理解不同，所以添加起来不可能完全一致，结果就形成参差不一的现象。这就像西方标点符号在上个世纪初入中国，文人们虽然理论上知道它们的功能，但运用起来也是五花八门，面目各异。对于非口语的书面语符号，不同的人用起来有差异是正常的，相同只是偶然的；当人们对符号功能的认识趋于一致时，差异会减少，但达到完全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先秦经典中语气词的异同，是一样的道理。 这种后加的方式也体现在《老子》的版本异文中。研究者为《老子》版本争执不已，一个重要原因是虚词多寡悬殊。前文已引《老子》第一章有关内容，现在再看第二章： 故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倾(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恒也)。”[82] 不带括号的内容为龙兴碑本，“故”字敦煌本等三个版本无。括号内六个“之”和“也”字，王弼、河上公本同，广明、景福等十多个版本均有。出土帛书甲乙本均有“之”及“也”字，后并多“恒也”二字。宋李道纯曰：“‘有无相生’已下六句，多加一‘之’字者非也。”[83]甚是。唐宋人作文方法，他作为“个中人”是很清楚的，就是用的“加字法”，即在口语基础上加入“辞”，他很清楚这些后加的成分，古人口语并没有。有研究者认为没有“之”、“也”的版本是后人删掉了，说这不符合先秦人用语习惯。其实正好说反了，不符合先秦文人书面语习惯倒是对的，至于口语习惯，恰恰是没有语气词才符合。龙兴本：“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84]帛书甲本：“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规於牖，以知天道。”多二“於”二“以”，也是后加。也有相反的情况，如帛书甲本：“恒德不雅，复归婴儿。”王弼本：“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添加虚词既出自不同人之手，某甲在A句中加“于”，在B句中加“而”，某乙可能一句加，一句不加，或都不加，或加的正相反。因此，只根据某几个句子中有无虚词，来判断整个版本的先后，并不可靠。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何种版本，没有语气词的句子是口语表达方式，最接近作者原话，虚词越多的句子越远离口语。如果某个版本能明显体现一种整体性的倾向，比如《老子》龙兴碑本整体上比他本的虚词少很多，大体可以肯定是比较早的本子。但龙兴碑本也不是完全没有虚词，只是一开始加得比较少而已。相对于《论语》、《老子》语气词异文较严重的情况，也有的经典类似异文很少。比如战国中后期的经典，不但异文少，而且语气词运用能体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与个人特征，这就更可能是作者写作时本人所加，而非出自后来众人之手。 “添加虚词”作为古代文人写文章的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种传统。唐房玄龄等撰《晋史》，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对这个传统的继承。《晋史》是正史，但引用了小说《世说新语》中的很多材料，并因此颇受唐初史官刘知几的批评。《世说新语》虽被后人视为小说，在当时倒是以记言真实著称的，实则介乎小说历史之间，《晋史》取之作素材不无道理。《晋史》在处理《世说新语》材料时，往往要添加虚词。《世说新语》记人物语言多没有语气词，这是当时口语的真实反映。但撰《晋史》的史官们在引用时，都要不厌其烦地在每句话末尾加上语气词。如《世说•伤逝》“如此人，曾不得四十！”《晋史•王簿传》：“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世说•德行》“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晋史•褚襄传》则为“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世说•排调》：“阿翁！讵宜以子戏父！”《晋史•张凭传》：“阿翁！岂宜以子戏父邪！”除语气词，还添加或替换其他虚词。如《世说•伤逝》：“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晋史•王衍传》“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加一个“于”。《世说•任诞》：“入洛赴命，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晋书•张翰传》把口语介词“在”换成非口语的“于”[85]。传统观点认为唐宋人写文章加虚词是一种仿古的作法，而秦汉经典中的虚词则是口语中原来就有的，不是硬加上去的。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糊涂认识。其实先秦文人写文章，方法与后世完全相同，如何把那些口语中没有的“之乎者也”，妥贴地安插到口语词汇中去，使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对他们同样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后人写文言还难。文言语法经过一两千年的摸索磨合，在文人中逐渐形成共识，虚词数量经过长期淘汰也越来越少，所以唐宋以后文人写文章反而有章可循。但先秦文人面对那些新出现的书面语“符号系统”，在认识上显然还不统一，运用上还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同一种语气，诸子们有的用“乎”，有的用“兮”，有的用“耶”，有的用“也”；同一个语气词，有的当成疑问语气，有的当成肯定语气，有的什么语气功能也没有。这两种现象其实都是一种原因引起的，即文人对这些非口语因素，还没有达到高度的共识，运用中出现了大量混乱现象也就不奇怪了。汉初《淮南子》中提出“扶之与提，谢之与让，故之与先，诺之与已，也之与矣，相去千里”[86]，显然是想纠正这几对词在当时书面语中混淆不清的问题。在这五对词中，有三对是“辞”，也说明在书面语运用中，非口语的“辞”比口语词更容易出问题。但后来似乎收效甚微，就连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大家，照样分不清“乎”、“哉”、“耳”的用法，而且“遂、乃、于是”也大都用错了。司马迁写《史记》，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说的那样，基本上与口语一致，他在引用的材料中添加了大量虚词。比如《尚书》研究者发现，“司马迁引用改写《尚书》史料时，大量增加《尚书》经文省略的主语、宾语和中心词，完备句子的各种成分。大量增加连词和介词，明确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加速复句从意合走向形合。大量增加表示各种语气的语气副词、疑问代词和句末语气助词，加强语句表达的感情色彩。大量增加表示时间、范围、数量、否定等意义的副词，增加句子负载的信息量。”[87]这种观察与总结是十分正确的， 也说明司马迁对“辞”的运用相对成熟。《尚书》、《春秋》还保留着较原始的口语形态，未经文人太多加工整理，所以虚词较少。相对于春秋战国发展起来虚词完备的诸子之文，其表现力明显然不足。如《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因原文没有语气词，以致有人理解为否定句，有人理解为反问句。因为在口语中，“我生不有命在天”既可念成肯定的语气，也可以念成反诘语气，表达的意思正相反。写成书面语，则必须用一种符号来区分两种语气的不同，才能避免读者理解错误。《尚书》显然忽略了这一点[88]。司马迁引用时在句尾加“乎”字，弥补了原文的缺失。但司马迁也有疏忽的时候，《史记•淮阴侯列传》：“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与《尚书》犯了相同的错误。班固《汉书•韩信传》也在句末加了一个“乎”字，反问语气比《史记》更为明确。“不曰……”、“不有……”这类句式，容易被误解为否定语气，加“乎”则转为反诘语气，以表示肯定。语言学家认为“不”在此处无义，不是否定副词，此为无稽之谈。大家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口语常识，即无论表达肯定还是否定，都必须是在陈述的语气中；如果换成反问语气，则表达的意思与原来正相反。毛传最早释“不戢，戢也”、“不难，难也”，其本意是提示本句应该读成反问语气，因为只有在反问语气中，“不戢”才是“戢”，“不难”才是“难”。同理，在反问语气中“敢”表达的是“不敢”义，“不敢”表达的是“敢”义。《仪礼•聘礼》中的“敢辞”，注曰“敢，言不敢”，亦是提示这里要读成反诘语气。后世文人迂腐不察，竟误解为“不”在此处“无义”，是“语辞”，大谬不然。口语中的“不”只有一个读音，不可能既表肯定，又表否定。否定要变为肯定，唯一方法就是把陈述语气换成反问语气，这在口语中非常容易；但在书面语中，就要添加副词“岂”、“宁”，或者语气词“乎”、“邪”这些“辞”。司马迁显然理解了毛传的真正用意，所以才在句末加“乎”，并没把“不”理解为无义。这种添加语气词的做法，其实是从先秦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不仅唐人撰《晋书》这么做，历代史官都这么做；这是古代文人最基本的写作技巧，古文全是这样写出来的。 添加虚词，不但是写文章的主要方法，也是古代注疏家阐释经典的主要方法。先秦早期经典虚词不足，很多口语式的表达没有语气词，这往往为后人断句理解造成困难。汉人解经，除注释难解词语，往往还要往原文中添加语气词，作为深入理解原文的重要手段。如： 《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集解》包曰：“谁为夫子而索之邪?”皇疏：“借问见夫子不乎？”袁氏：“谁为夫子而索耶？”[89] 《孟子•公孙丑下》：“人亦孰不欲富贵?”赵歧注：“人亦谁不欲富贵乎?”[90] 《诗经•邶风•雄雉》：“道之云远，曷云能来？”郑笺：“何时能来望之也？”[91] 《公羊传•宣公六年》：“吾何以得此于子?”何休注云：“犹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于子邪？”[92] 第一例《论语》中句末无语气词，因为句中有“孰”字，疑问语气已经表现出来，读者凭“意合”即可理解，此为口语表达法。但三位注者又分别加“邪”、“乎”、“耶”，是为“形合”，疑问语气更显豁，是书面语表达方法。以下诸例原文皆问句，虽不带语气词，但句中有“曷”、“何”，疑问语气也可以体会出来，但注释分别加“乎”、“也”、“邪”，使疑问语气变得更明确。日人岛田翰注意到了注经加虚词的现象，他说：“盖先儒注体，每于句绝处，乃用语辞，以明意义之深浅轻重。汉魏传疏，莫不皆然。”[93]他这里主要是说语气词，但不止语气词。上例包注、袁注还加了连词“而”。再如： 《战国策•齐一》：杜赫曰：“臣请为君留之楚。”高诱注云：“留之楚，为邹忌留田忌于楚，不使得来也。”[94] 《诗经•王风•中谷有蓷》：“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郑笺：“所以慨然而叹者，自伤送君子之穷厄。”[95] 前例原文为“留之楚”，释文加介词“于”；后例在两句之间加“所以”，以表明因果关系，前为果，后为因。此外，“则”、“故”、“因”、“苟”、“非但”等都是注家经常添加的虚词，以表明句子之间的承接、转折、假设等各种语法关系，这样就使读者理解起来更清楚、细致、深刻。 一般而言，先秦经典在虚词上的差异，“后加”是主流倾向，虚词少或无在前，虚词有或多在后。“后删”的做法不是完全没有，但要比添加少得多。删减语气词一般发生在引文中，或为了修辞的需要。如《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等句，《后汉书》、《晋书》、《初学记》等书引述时，皆略去了“也”字。但大规模地整体性删除前人著作中的虚词，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可能发生。汉人习经，严守师法，莫敢辄改。唐人注书，也有“疏不破注”之说；对注尚且如此，对原文岂能乱删乱改？秦汉文人对“辞”的性质认识都很清楚，他们都明白虽然口语中没有这些东西，但它对书面语的表达是不可或阙的，自然不会轻易删掉。如果后人认为前人某一句的虚词加错了，或没有必要加，则另当别论。《汉书》删减《史记》中的虚词很有名，评价不一。如《史记•淮阴侯列传》：“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但班固认为句中已有“宁”字表示反问语气，所以句尾不必再加“邪”字，故在《汉书•韩信传》中删去了“邪”。虽然两种表达法皆可，但《汉书》显得更简洁。再如《史记•汲郑列传》：“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汉书•张冯汲郑传》删去了“之”与“而”，既简练也更接近口语，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有利于阅读理解。这种删减属于修辞目的，就是在读得懂的前提下，使文章变得更精练流畅。 添加虚词不但是为文之法、注文之法，还是读文之法。朱子对此有过如下的一段论述：“且如解《易》，只是添虚字去迎过意来，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实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说了。”[96]毫无疑问，这是朱熹终生阅读经典悟出来的经验之谈。所谓“迎过意来”即孟子“以意逆志”之意，正是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的本意。《周易》不同版本有异文，以虚词的增减为最常见。例如：今本《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帛本没有“之”；今本《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帛本没有“而”。今本《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帛本没有“则”字。这就是说，今本中的“之”、“而”、“则”这三个“辞”，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加了虚词使词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更清楚，更容易捕捉作者的本意。朱子认为添加虚词作为理解的辅助手段是应该的，但添加实词则不行，这就是注疏家颇为忌讳的“增字解释”。添加实词容易改变原文的意思，塞进自己的想法，朱子称之为“借他做己意说”。 在如何对待先秦经典中的语气词问题上，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即对某一句话有没有语气词，某种经典中的语气词多还是少，古人一般并不介意，汉代注疏家从来不提这个问题，他们只是在注释时提醒某个语气词“辞也”，避免把读者把“辞”当成有实义的“字”。对其他虚词的态度也是如此。今古文经之争在当时甚至发展为政治斗争，但双方只是据字体区分“今古”而不云“真伪”。事实上，诸经今文与古文的虚词差异都很大，尤其是语气词表现更为突出。如果这些虚词就是先哲口语，仅此一点，就可以立判今古文的真伪。那么，争论的双方何以不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心里都很明白，作为人为的书面语符号，“辞”的有无或多少，根本不能当作判断版本今古的标准。加之则有，删之则无，多加则多，少加则少。岛田翰曾试图总结“辞”与版本之间的关系，谓“其书愈古者，其语辞极多；其语辞益尠者，其书愈下”[97]。依此说，则《春秋》、《尚书》一定是最晚的。其实不然，若勉强以虚词的多寡作为标准，结果恰好相反，即语气词愈少，愈古老。比如现代研究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讨伐龙兴碑本《老子》，认为删省太过。钱钟书先生亦云读龙兴碑本《老子》有“吝惜小费人拍发电报之感”[98]，显然也认为删省歪曲了《老子》原意。但在唐人看来，这个版本才更接近老子语言的原貌，在唐人心目具有崇高的地位。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把一个明显被人删掉语气词的版本刻成石碑留给后人。 最早对语气词的增减表示关注的是颜之推。他披露了六朝末年“河北经传”省略“也”字，又有俗学“辄以意加之”，而且对这两种行为都表示不满。关注本身说明，颜之推很可能对“也”的本质已经比较模糊。唐宋以后，注家对此越来越在意，而且愈往后的注家愈在意。陆德明《经典释文》开始把语气词的衍讹作为校勘的内容之一，如《毛诗音义•有駜》：“‘岁其有’，本或作‘岁其有矣’，又作‘岁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99]说明他已经把“矣”的有无，当成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事实上，《诗经》中的“矣”作为一个足音足句的衬字，其有无或是换成另外一个什么“辞”，都是无关紧要的。至于当代的研究者，更将语气词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进行探讨，相关著作、论文层出不穷。甚至把语气词作为判断先秦经典是否古本的依据，以至争论不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语气词的非口语性质，古人相对较为清楚，他们知道“之乎者也”都属于文本外在的因素，不必太在意，更不能作为判断真伪的标准。班固虽然删减《史记》虚词，但他并不认为司马迁用错了，反而赞扬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原因在于，在先秦两汉人看来，“辞”的运用只有不同，无所谓对错，只要有人用，都是对的。书面语的对错是以口语作标准的，而“辞”不是口语，所以也无法判断其对错。一个“辞”在不同人的著作中，或在同一人的不同著作中，甚至在同一篇作品的上下文中，用法都有可能不同，但汉代的注疏家，从来都不说某一种用法错了。唐宋以后，随着“辞”的使用向更为规范统一的方向发展，先秦两汉书面语中的那些“乱象”，有了极大改观。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这个规范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典范作用。所以古代文人认为文章愈往后则愈流畅。如明人曾异即云：“是以从后人而观，则欧苏流畅于韩柳，韩柳流畅于《史》、《汉》，《史》、《汉》流畅于《左氏》，《左氏》流畅于《尚书》。”[100]他所说的“流畅”在很大意义是因为虚词的运用越来越纯熟，越来越规范，文章的逻辑关系因而更清晰，表达思想感情更精密更深刻。《尚书》之所以被韩愈说成“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除了实词的古奥难懂，“辞”太少，运用又不成熟是重要原因。韩愈所以敢批评《尚书》，在于他对“辞”的运用远胜于《尚书》，可以说已经达到纯熟的阶段。王若虚指责司马迁，批评欧阳修、苏轼，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对“辞”的认识越往后往模糊，但历代文人中都不乏认识清醒者。如宋代洪迈、陈骙，元代《助语辞》的作者卢以纬，他们对“辞”的本质认识都非常深刻，也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助语辞》所收，皆为传统意义上的“辞”。比如他收介词“于”、“於”，但不收口语中的“在”，这就是他的明白处。但清人魏维新《助语辞》则补入“在”，还收“又”，可谓狗尾续貂。清康熙年间的袁仁林，对“辞”的认识最深刻，不但直接以“非言”、口语中“何尝有”来表达“辞”的非口语本质，与许慎的“言外”说遥相呼应，而且《虚字说》所收也严守“辞法”，并无口语词汇掺入。刘淇著《助字辨略》，所入虽广，但连口语常用的“全”、“连”、“都”、“才”也收入，可见他已混淆了“辞”与口语词的区别。相比而言，后来王引之《经传释词》只收160个，因收词太少而被人当成缺点，其实这正说明他对“辞”的认识远比刘淇高明。 结语 《马氏文通》的出现，对百余年来的语言学研究影响甚钜。研究者赞其将经学的附庸变成了一门“科学”，是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语法学著作。在笔者看来， 《马氏文通》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确实纳入了西方语言学的轨道，但它也为汉语研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马氏彻底混淆了“辞”与口语词汇的区别，统而为一，古代的“辞”被拆分为代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等多种词类。原来作为“虚字”相同概念的“语助”，变成了“虚字”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语助”如介词、连词等，却脱下了“助”的外衣，摇身而变为“语”，这就模糊了它们的非口语本质。当然，这也许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马氏文通》之前，直接把白话语气词称作“语助”的，可能是美国人高第丕所著的汉语研究专著《文学书官话》。这部书研究的是现代汉语，书中词类称作“话类”，共分十五类，有“语助言”一类收了白话语气词“啊”、“罢”、“咳”、“哎”等，也包括部分感叹词。由于用了“语助”这个文言概念，所指却变成了口语中的白话语气词，内涵完全变了，这对包括马建忠在内的清代晚期以来的语言学家认识“语助”的真实含义，无疑会产生极大的误导作用。现代语法学研究，基本上延续了《马氏文通》的研究路数，只是简单化地把“字”变为“词”，“实字”变“实词”，“虚字”变“虚词”，但正是这一变，在马氏的基础上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即把古代语言观念中两个对立的概念“字”和“辞”（词）完全等同起来，虽然这与西方的所谓“文字是语言的纪录”基本理论挂上了钩，但它造成的致命后果是完全掩盖了古代汉语的真实面貌。自从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确立之后，我们对古代汉语的研究，对其发展历史的描述，为它所作的分期，以及相关的分类研究，其结论大多是错误的，总结出来的所谓“规律”，也是汉语发展史上不曾存在的。 【注释】 [1]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页。 [2]孔颖达：《毛诗正义》，第532页。 [3]孔颖达：《毛诗正义》，第200页。 [4]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91页。 [5]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7页。 [6]本文“辞”、“词”混用，涉及许慎注用“词”，但一般情况皆用“辞”。 [7]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8]吕叔湘：《语文常谈》，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5页。 [9]为适应大家的理解习惯，本文除特意说明之处，仍将“辞”与“虚词”作为同一概念混用。 [10]许慎：《说文解字序》，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第314页。 [1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2]钟文烝撰：《春秋公羊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63页。 [13]刘师培：《文章源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2页。 [14]邢公畹：《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页。 [15]许慎：《说文解字序》段玉裁注，第4页。 [16]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页。 [17]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04页。 [18]钱钟书：《管锥编》，第404页。 [19]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20]孔颖达：《毛诗正义》，第24页。 [21]陈叔方：《颍川语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22]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 [23]参见屈哨兵：《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4]许慎：《说文解字叙》，第186页。有人认为“意内而言外”最早出自先于许慎的孟喜《周易章句》。 [25]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论》，第316页。 [26]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第429页。 [27]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第136页。 [28]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2页。 [29]王力编：《古代汉语》上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1页。 [30]王筠：《说文句读》，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第340页。 [31]朱熹撰：《周易本义》卷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32]《吕氏春秋》，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第225页。 [33]袁仁林著，解惠全注：《虚字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8页。 [34]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6页。 [35]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36]后一个功能主要是指的介词与连词。关于文言介词、连词的非口语性质，将另文论证。 [37]孙星衍撰：《周易集解》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21页。 [38]成伯屿：《毛诗指说•解说》，四库全书第70册，第171页。 [39]刘彦成：《文则注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40]谢榛：《四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0页。 [41]谢榛：《四溟诗话》，第19页。 [42]卢以纬著、王克仲集注：《助语辞集注》，北京市：中华书局，1988年，第104页。 [43]王引之《经传释词》阮元序，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页。 [44]袁仁林著，解惠全注：《虚字说》，第11页。 [4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序》，第89页。 [46]孔颖达：《毛诗正义》，第618页。 [47]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76页。 [48]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第316页。 [49]卢以纬著、王克仲集注：《助语辞集注》，第44页。 [50]卢以纬著、王克仲集注：《助语辞集注》，第162页。 [51]杨伯峻：《文言文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18页。 [52]孔颖达：《毛诗正义》，第360页。 [53]孟昭连：《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3期。 [5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14页。 [55]按照现代的“儿化”理论，儿化音是由实词“儿”变来的，极不可信。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最初“儿”不读为“儿”，难道全民口语中的大量儿化音也就不出现了？有人考证说“儿”在古韵书中为“支思”部，古音应读为“倪”（ni）。所以《世说新语》中的“侍儿”、“偷儿”也就应该读为“侍倪”、“偷倪”吗？后来“儿”的读音变成了“er”，才产生了现代读音的儿化音。一个字的读音改变，竟能影响天下百姓口语中万千儿化音的发音，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56]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263—276页。 [57]吕叔湘《文言虚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56页。 [58]《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2－43页。 [59]何休注、徐彦疏：《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25页。 [60]《春秋谷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页。 [61]陈梦家认为甲骨文介词只有五个：自、至于、于、在、从。 [62]经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计有：者、为、被、将、把、但、仅、尚、倘、故、因、所、盖、虽、然、即、使、卒、就、曾、尝、於、却，已、业、既、如、若、抑、则、此、斯、苟，毋、勿、愈、益、甚、极、绝、很、尽、悉、皆、俱、咸、并、均、相、同、每、各、惟、唯、才、只、颇、殊、稍、略、少、岂、宁、以为、孰与、得无、无乃……这是不完全的统计，就已经接近70个。 [63]《春秋谷梁传》，第8页。 [64]《春秋谷梁传》，第253页。 [65]《春秋谷梁传》，第261页。 [66]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第24页。 [67]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第80页。 [68]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第91页。 [69]《春秋左传正义》，第449页。 [70]《春秋左传正义》，第1009页。 [71]何乐士：《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8页。 [72]钱钟书：《管锥编》第882页。 [73]张伯行辑订：《朱子语类辑略》卷8，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79页。 [74]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585页。 [75]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编辑部编:《中国语文200期纪念刊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02页。 [76]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一），《古汉语研究》1988年第1期，第52页。 [77]比如“然”的本义为“燃”，借为“辞”后又出现了“然而”、“然且”、“然后”、“然如”、“然则”，以及“××然”等一大批新“辞”，但都只在书面语中使用，并没进入口语。像“××貌”一类，即使在一般书面语中也极罕见，而只出现在注疏中。研究者大都认为这些新词是先在口语中出现的，似乎文人只是一个“记录者”，实属荒唐之谈。就汉语而言，任何时代的书面语都与口语有差别，文言尤甚。有差别的部分，主要表现在虚词及语法形式上，这些都是文人的创造，与口语无关。 [78]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 [79]徐前师：《〈论语〉语气词异文比较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80]何晏、皇侃：《论语》（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45页。 [81]老舍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小说《马裤先生》就有多次“呕？！”及“茶房！茶房！！茶房！！！”的用法。虽然现代汉语语法不主张这种用法，但它确实对表达复杂语气有提示作用，这是语气词无法表现的。 [82]朱谦之：《老子校释》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页。 [83]朱谦之：《老子校释》注，第9页。 [84]朱谦之：《老子校释》注，第189页。 [85]参见柳士镇：《〈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 [86]《荀子•王霸》“刑赏已诺信乎天下”，杨倞注：“诺，许也；已，不许也。”“诺”、“已”皆为应答之辞，再如《论语》“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尚书•大诰》：“已，女惟小子。”“诺”为肯定语气，“已”为否定语气，意思相反。“故”与“先”为表时间辞，“故”指旧的，如《史记•项羽本纪》：“若非吾故人乎？”“先”谓死，如《诗经》“先民有言”，《左传》：“先王之命曰”。二者意思相近，容易混淆。 [87]钱宗武：《今文尚书语言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76页。 [88]《尚书》中已经出现了表示反诘语气的“岂”，如“予岂汝威？”“其（岂）犹可扑灭？”作者完全可以加上“岂”，使原文变成“我生岂不有命在天”，反诘语气就明确了。事实上，这种忽略在经典中极为常见。所以疑问语气既有带“乎”、“邪”的，但更多的却保留了口语的原始形态，不带语气词。 [89]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第2327－2328页。 [90]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77页。 [91]孔颖达：《毛诗正义》，第85页。 [92]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第192页。 [93]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转引自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01页。 [94]《战国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2页。 [95]孔颖达：《毛诗正义》，第150页。 [9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61页。 [97]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转引自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六，第401页。 [98]钱钟书：《管锥编》，第403页。 [99]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页。 [100]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3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