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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首届“超女”的极度成功，二届“超女”的角逐尚未展开，就已成了大众和媒体关注的中心。然而就在这时，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现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刘忠德先生先后两次公开严厉地批评了“超女”，他历数“超女”的三大危害：玷污艺术、毒害观众、破坏教育，并质疑“超女”活动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 刘忠德先生对“超女”的批评，使得本来就热度不减的“超女”新闻顿时又产生了空前的爆炸性。刘忠德先生固不像有报道说的那样是“中国抨击超女第一人”，但他却无疑是批评“超女”引起巨大关注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对“超女”的大大小小的批评已经不时地见诸媒体，但由于批评者多半人微言轻， “超女”巨大的商业成功似乎使“超女”的举办者有足够的理由不理睬这些批评者，有足够的气势吞噬一切批评的声浪。但由于刘忠德先生毋庸置疑的官方背景，从而也毋庸置疑的权威与能量，由他出面那样激烈地否定“超女”，事情的性质就显得很严重，就显得不同寻常，“超女”因此也就很难说是前程无忧。“超女”主办方赶紧澄清“蔑视”刘批评的报道，并迅即提出整改措施，应该说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明智之举。 目前看来，“超女”主办方提出的三项整改措施未必能让刘忠德先生满意。刘忠德先生的态度坚定明确：“超女”应该取缔。从道理上说，玷污艺术、毒害观众、破坏教育的三大危害哪怕只占其中一条，也确乎就不仅是应否整改的问题，而是应否取缔的问题。同时应充分地注意到，刘忠德先生对“超女”的愤怒谴责是有代表性的。社会各界很多人士确乎对青少年沉迷于“超女”忧心忡忡，在网上的某项调查中刘忠德先生甚至获得了过半的支持率。 但反拨刘忠德先生的批评，为“超女”辩护的声浪同样强大得不容忽视。演艺圈李双江、濮存昕等重量级人物，学术界李银河等颇有影响力的学者都出来反拨刘忠德先生的批评，为“超女”张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自己对“超女”的捍卫。如网上一封“80年代出生的人致刘忠德爷爷的一封公开信”（题为“我们想‘高雅’，但口袋里没有钱”）对刘忠德先生的充满“超女”风格的调侃，就是在直接质疑刘忠德先生批评的“杀手锏”——道德的正义性要求与审美的高雅性要求，刘忠德先生要坚持自己批评的合理性，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类道德质疑与审美质疑。 我预测，“超女”不会轻易被取缔，但行政管理者会提出一些颇有力度的整改要求，这些整改要求甚至会杀伤“超女”的娱乐魅力乃至市场效益；但对“超女”这一类娱乐现象的任何整改或完善都很难平息批评者的怒火，因为在它背后蕴藏着时代转型期特有的落差巨大的文化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碰撞与冲突。由“超女”所激发的对抗已经超越了“超女”的命运，而更具有值得深入讨论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朦胧诗、意识流、行为艺术、“痞子文学”（王朔）、新写实主义（池莉、方方）等新潮艺术风格、文学流派的批评尚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那么，围绕着刘忠德先生批评“超女”所形成的对抗已经是传统与后现代的冲突。联想到前段时间白烨与韩寒的论战，那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冲突，2006年，中国文化界终于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蔚为大观的文化抗衡。质疑刘忠德先生的后现代不无调侃地称呼“刘忠德爷爷”，倒很形象地点明了冲突的“代沟”性。古老的大中国，转型的大中国，爷爷（传统）和儿子（现代）、儿子和孙子（后现代）、爷爷和孙子，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文化三角关系。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当然是以西方为参照系），如这三个概念所明示的那样，本来是一个历时性的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但由于中国是在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时代发生了社会巨变与文化转型，对传统的有保留的改革，对西方的有限制的开放，使得我们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的捍卫与解构、现代与后现代的批判与建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时代的紧张：传统（历史传统与革命传统）在改革的巨变中坚守固有价值，现代在传统与后现代的夹击中焕发批判热情，后现代由于其文化特质沉浸于消费主义。 那么，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什么又是后现代？ 如果说传统仍保留着古典的韵味，现代是震惊中的批判，后现代则是用嘻笑的众生喧哗来解构一切严肃。 本雅明说：韵味在震惊中四散。这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信号。 中国古典的韵味是高山流水，恬淡自然，是温柔敦厚，以理节情，是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大团圆。你看《西厢记》：“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这就是在写张生和崔莺莺的男女之事，但写的含蓄、美丽。中国古典文化的主流——儒家传统还要求文艺寓教于乐，即所谓“诗言志”、“文以载道”、“发乎情，止乎礼义”，革命文艺所强调的宣传功能延续了这一古典的审美要求。 现代呢？千真万确，韵味在震惊中四散，在西方，蒙克的《呐喊》、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在惊惶和愤怒中抨击着社会的扭曲无望和人性的可怕堕落。在中国，霓裳羽衣舞被迪斯科震的七零八落，京剧拼命地振兴，但全部曲目加在一起还没有一部大片或贺岁片卖的多，《渔舟唱晚》只能保留在天气预报这样的节目中。 本雅明十分欣赏尼采的说法：“当什么东西正在衰落时，应该给它最后的一击。”这是从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的信号 后现代和现代的区别是：现代主义有批判热情，后现代主义认为这是傻帽，认为享乐才是一切；现代主义有创造欲望，后现代主义满足于模仿，这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对模仿的模仿。最后就像用同一张底片冲洗出来的一大堆照片，就象汽车厂里开出来的一大堆汽车，谈不上谁对谁的模仿。“超女”们难道不是对模仿的模仿，最后谈不上谁对谁的模仿吗？ 又要谈到代沟。什么是代沟？为什么会出现代沟？代沟就是文化取向不同而在几代人之间划下的鸿沟。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鸿沟，才形成了前述三角形的文化的紧张、对抗、博弈与冲突。用一个老套的说法，老中青三代，六、七十岁的一代是传统的文化取向，一般地讲，这一代人崇尚权威，维护秩序、固守传统，喜欢怀旧，多少有点理想主义，负面的极端表现是机械、呆板、僵化和教条。我曾用四句话来描绘极少数虚伪的、不可理喻的“传统派”：思想僵化而自以为是，观念陈旧而不思更新，背离时代而不甘寂寞，口谈道德而利欲熏心。五十岁左右的一代，一般地讲，是现代主义者，富于批判热情，坚守人文价值，高扬怀疑精神，凡事喜欢问为什么，负面的极端表现是迂执、自负、狂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老子天下第一，自命普适价值的承担者。三十岁以下特别是所谓“八零后”的一代是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一切价值，嘲弄所有权威，沉迷享乐主义，推崇玩世不恭，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就是：“怎么都行”，负面的极端表现是颓废、放浪、寄生、自恋、及时行乐、无所事事与病态的狂热。当然，不能绝对地理解这种划分。六、七十岁以上的人也不乏思想解放者，三十岁以下的人也有天天喊阶级斗争的“新左派”、“愤青”。还有颇为奇异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混杂的文化景观（如张艺谋、冯小刚的作品） 刘忠德PK“超女”，就是典型的传统与后现代之争。 白烨PK韩寒，就是典型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无论从自然的历程看还是从时代的环境看，后现代裹挟着商业大潮，都似乎不可阻挡地成为主流文化。因此这里多说几句后现代。 后现代主张一种多元论的、相对主义的文化观。 在后现代那里，边缘取代了中心，断裂取代了系统，虚无取代了价值，平面取代了深度，复制取代了原创，操作取代了想象，碎片取代了整体，过程取代了作品。如前所述，艺术形象完全变成了模型的模型、模仿的模仿，可以像碟那样无穷地复制。最典型的是迪斯尼乐园。一切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一切都是人为的模型的模拟，如巴黎、东京，现在还有香港都复制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模式。 在后现代这里，巨人被平庸之辈所取代。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专家，英雄不再（当然，这个历程从现代就已开始，不过在后现代这里表现得更为极端了）。 后现代在我们这里刚刚成为时髦，“超女”是它的最成功的演练。抛却出现时间的前后，女子十二乐坊一类作品，好像回到民族传统，但那搔首弄姿，其实却是在嘲弄传统，解构古典，不过是超级女生的丝竹版罢了。 那么，我们置身于这种传统现代后现代共存，后现代似乎占有未来的局面中何去何从？怎样选择？要传统？还是要现代？还是要后现代？ 胡锦涛总书记出访多次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我们理应鼓励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温家宝总理五四谈话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一个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 因此，明智的抉择应该是：要传统，要现代，也要后现代。三者不必对抗，对抗不是必然的逻辑；三者可以对话，或许在对话中，三者都能升华，都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从而共同构成当代中华文明的连续的靓丽的丰盈的壮观的风景线。 那么，如何对话？ 温家宝总理的五四谈话振聋发聩地指出：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这为我们进行文化对话提供了强大的支援意识。民主和科学是我们进行文化对话应该树立的两个基本立场或说基本态度。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体现了民主的精髓。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对话应该树立的一个基本态度，有了这个基本态度，才能真诚地、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从而为对话创造必要的心理条件；有了这个基本态度，也才能尊重对方、避免意气用事，为对话创造宽容的的社会氛围。 狄德罗说，完成一切的不是你的心肠而是你的头脑。这句话体现了科学的精神。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对话应该树立的另一个基本态度。它提醒我们，文化对话的可行性，不仅在于热诚地坚持自己的趣味、癖好，乃至价值取向，而更需要发扬科学的理性精神深入考察，客观分析，冷静讨论，全面评价。 既如后现代： 后现代可能提供了空前的精神自由的天地，但亦毋庸讳言，后现代弥漫于社会所带来的问题是既存秩序的全面瓦解，甚至是文明底线的根本动摇。 作为后现代文化，“超女”展示了青春的放浪与自由，体现了商业消费文化的巨大活力。“超女”现象是一种纯粹的大众娱乐现象、通俗文化现象，甚至是市民社会的主流文化现象，是文化市场再常规不过的文化经营。在任何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都大量地存在着这类文化现象，都很少有人批评这类文化现象，特别是不会有官方背景的人公开要求取缔这类文化现象。但这都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超女”不可以批评。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超女”本身的文化内涵也应该允许人们怀疑和质询。例如“超女”展示丑陋等现象确乎不是辩护者一句人性需要就能合理化，人们有理由质问：刻意地挑逗、戏弄、张扬、欣赏人性的弱点、缺陷、残疾，将其进行商品化包装，真的是正当的追求、健康的心理吗？“超女”的异乎寻常的狂热也确乎有病态的成分，人们同样有理由怀疑：五六十岁的老人异乎寻常地投入，甚至举着吊瓶要做超女，真的是一种青春梦幻的浪漫回归，生命欲望的正常宣泄吗？ 人性有许多需要或欲望确乎需要检点，确乎应该杜绝。你想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抽大烟，这欲望还是趁早憋回去好。需求决定供给，目下文化市场乌七八糟的东西太多，确乎是由于乌七八糟的欲望太多，乌七八糟的需求太甚。因此，欲望，确乎也该“整顿”；需求，确乎也该“管理”。况且，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晚上拼命干的事，白天却能够守口如瓶。您怎能把一个众目睽睽的文化市场，变成淫乱的学习班，强盗的讲习所！ 对文化市场产生的种种弊端，当然要切实治理。对那些确属精华又很难应付市场的艺术品种，如交响、如芭蕾、如京剧，应该在市场之外搞点国家调控的计划，市场时代还有个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我不明白，对那些开口万金的未必是星的弄潮儿，为什么就舍不得多收点儿税？对那些行迹可疑、招摇撞骗的“文化虫子”，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尝尝法律的滋味？ 不错，需求决定供给，但那位很有名气的德国经济学家萨伊也曾指出，供给也能创造需求。多听听肖邦，肯定少几分粗俗；多看看冰心，肯定少一点儿无赖，文化市场难为文化人，也锻炼文化人，您能创造出既有市场销路又能提高品位的货色，那才真叫能耐！ 说来说去，就触到了艺术的商品化。“超女”可谓艺术商品化操作的典型与成功的极致。那么作为提供精神产品的文化市场，商业成功是否真的就能一俊遮百丑？（这是从理论上设问，我当然绝对不是说“超女”一俊遮百丑。但毕竟是拿“超女”说事儿， 还望“超女”方谅解）究竟应当怎样评价艺术的商品化？我以为，如果将商业利润视为取舍艺术的唯一圭臬，那么最得意者便只会是一等痞子、末等文人；如果将艺术活动完全纳入市场运作的滚滚洪流，那么弄潮而不灭顶的，大概就只有毛片、黄碟、春宫图。人们常说，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灵魂怎么能拿出来称斤论两地卖？你说你的灵魂多少钱一斤？人们还常说， “黄金有价情无价”，艺术恰好以表现情感为天职，那么有情无价的艺术和无情有价的商品如何用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当然，齐白石的画一尺多少多少钱，梵高的画一锤子下来就几千万美金。但那些天价真的就体现了艺术的价值吗？梵高的画卖不出去的时候，就真的没有艺术价值吗？这些确乎都是热衷艺术商品化的后现代们不能不正视、不能不讨论的问题。 后现代更要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理想真的只是虚幻的吗？道德真的只是虚伪的吗？价值真的只是一种骗局吗？批判真的只是一种傻帽行为吗？真善美真的已经陈腐不堪、完全过时了吗？无可无不可、怎么都行万岁吗？ 当代大哲李泽厚就曾深刻地追问：后现代解构了一切，那么解构以后怎么办？ 美国最有名的新左派理论家詹姆逊同样深刻地追问：审美本是克服异化、克服艺术商品化的力量，但审美、艺术本身被商品化后（如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应该怎么办？ 值得后现代注意的是，就在后现代流行的欧美，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在回归温情和挚爱、《拯救大兵瑞恩》在回归英雄主义、《哈利•波特》充满了善于恶、光明与黑恶。在红尘滚滚的中国，《千手观音》以明净的慈爱、美丽的温暖抚慰了亿万颗躁动的心。《孔雀之灵》则以自然的宁静、单纯与真趣引领我们回到古典。总之，又都回归真善美的主题。当然形式可能是现代的、后现代的，宏大的、高科技的、震撼的、魔幻的。 真假善恶美丑的考量与取舍永远不会过时，人类文明永远要有一个标准、底线。不能什么都“恶搞”，不能对丑恶现象无动于衷。对目前某些学术的恶搞、文化的“恶搞”，确乎应该警惕。“恶搞”搞到专门拿人类普遍认可和敬重的崇高价值开涮，“恶搞”搞到专门剽窃别人的成果以欺世盗名，“恶搞”搞到放肆地宣扬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那就真的需要考虑采取“非文化”的措施了 怎么都行最后就可能怎么都不行。我记得波德莱尔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对于终生以喜剧为职业的人，严肃的事却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梦阑时，酒醒后，后现代是否也需要一种生命的安顿，文化的皈依？ 既如传统： 传统合理价值的保守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伟大的严峻的文化任务，人格高尚、趣味高雅的追求也是任何一个民族提高精神品位的保障。当保守的旨归体现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呵护时，保守就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因此我们不能一提到传统，一提到保守，就和腐朽、僵化、落后联系在一起。发思古之幽情，缅怀或构织人类文明确实或可能有过的黄金岁月，崇奉凝聚了历史智慧与价值的文化理想，都是美好的情怀与诉求。但传统也必须面向未来，保守也必须走向创造。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传统主义者也必须学会理解和宽容，如果不能接受和欣赏的话。 譬如所谓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就不像某些传统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我在别处曾说，固然应该承认，就审美意味的纯驳、艺术水平的高下来说，“雅”，确乎优于“俗”，精致的“雅”文艺确乎比粗糙的“俗”文艺更能代表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但艺术史亦表明，“雅”文艺在特定阶段的特定表现，由于审美规律、人生态度，生活体验等多方面的原因，经常走向纤弱、雕琢、僵化、萎靡、阿谀、虚伪等没落之途，从而丧失艺术应具的充沛生命、真诚情感、深刻启悟与创造性的形式魅力。“俗”文艺则由于植根于社会底层，维系于大众生活而跃动着永不衰竭的活力。社会底层的艰辛、苦难、蕴育了“俗”文艺所充盈的强烈执着的生命冲动；大众生活的丰富、多变，酿就了“俗”文艺所流溢的五光十色的人生情态。没有“雅”文艺所特有的形式考究与曲致表现，但也避免了“雅”文艺趋于末流时的形式拘束与矫揉造作，这使得“俗”文艺永远焕发着一种自然、真率、朴素、稚气的活鲜鲜的美。这样一种美其实是艺术美的原生态，它关联着艺术生命的血脉。故而艺术史上那些确有真知、不存偏见的艺术家，大都很自觉地、充满热情地从各个角度在“俗”文艺中吸取滋养，他们的许多作品都这样那样，或隐或显地接受、表现了“俗”文艺的影响（最典型、最成功的如白居易、刘禹锡、柳永、蒲松龄等）。 况且，“俗”和“雅”也往往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宋词相对于唐诗是“俗”，相对于元曲就是“雅”。唐诗宋词元曲相对于明清小说又都高雅起来。民歌永远都是“俗”，历朝历代都有部分民歌低俗得很,“黄”得很，但这并不影响民歌整体的健康活泼的生命力。小说在传统社会一直是伤风败俗地“俗”，正经人家决不让子弟看小说。但如今，小说在现代电影艺术乃至电子传媒的冲击下，也差不多挤进了需要关照的高雅行列。京剧和一切戏曲艺术当年是“下九流”，“俗”的不行，今天则是需要振兴甚至抢救的高雅艺术。电影刚出现时，整个儿是现代工业社会大众俗文化的艺术符号，今天在电视的冲击下，也常常以高雅身份寻求保护了。 况且，“俗”和“雅”也并非势不两立。美国有麦当娜，也有波士顿交响乐团，俗文化发达的地方，雅文化也同样发达。 传统主义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市场，离不开一个“俗”，不管您怎样引导，如何说教，“俗”文化在看不见的将来将始终是文化市场的主流。您想增加书刊印数，您想提高票房价值，您就得无条件地贴近、投入那个“俗”，关键是怎样“俗”出水平来。对目下文化市场的“俗”的火爆，一方面固然不应“星空灿烂”地胡吹乱捧，另方面亦无须“世风日下”地痛心疾首，特别应消除这样一种心态：计划时代您红得发紫从未觉得过分，市场时代别人红一阵子您便嫉恨交加，痛骂冷落了您就冷落了高雅冷落了精华冷落了艺术，甚至国家民族中华文化也将如何如何。 不管喜欢还是厌恶，事实就是这样：文化市场首先是市场，是市场就罩着一个供求规律。不管您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进市场就得遵循供求规律。您的文化可能做的尽善尽美，但千万不能使它和者盖寡，和者盖寡就失掉了需求，失掉了需求还哪儿来的市场？当然，您一开始就存心要孤芳自赏要友人唱和要藏之名山，那又另当别论。反正您只要不光想占有文化，也还想占有文化市场，您就得处处投合大众口味，处处想大众所想。 前面我向后现代质疑艺术商品化的合理性，现在我又要向传统主义者辩护艺术商品化的合理性。既然是文化市场，进来的便都是商品，除非您取缔文化市场，重新恢复行政指派、计划发行，否则再高贵的艺术也得标上价码进入摊位供市场选择。况且，艺术的商品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利于艺术的繁荣发展。它迎合市井趣味，但又使艺术走向大众。这较之非商品社会中艺术虽非商品却经常阿谀权贵的倾向就是一种进步，王蒙说得精彩：大家都唱卡拉OK，总比大家都唱语录歌好，您尽可以批评文化市场上流行的东西太粗糙、太低级、太“商品化”，您尽可以抨击某些搞文化的“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其较之“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的谀词闹句，却不知艺术了多少倍，高明了多少倍，良心了多少倍。 我在这儿“媚俗”，决不是鼓吹“庸俗”、“低俗”、“粗俗”、“卑俗”、“恶俗”。“俗”族也有高下之分。金庸古龙谢尔顿，那是“俗”之大家，那也是艺术天才。目下中国的文化市场，倒确乎是“庸俗”、“粗俗”、“卑俗”、“恶俗”于是俗不可耐多了些，“俗”出审美水平的少了些。究其原委，自然是歌痞、影痞、文痞多了些，歌星、影星、文星少了些，艺术大家，尚未得见。 总之，谈到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艺术现象，往往是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价值。西谚云：“谈到趣味无争辩”，千真万确。文化的事，切忌以宫笑角，以白诋青，爱吃川菜的不能强迫人家必须喜欢辣，爱听京剧的不能强迫人家只谈生旦净末丑。和十生物，同则不济，这也是文化生态的金律。 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文化市场出现的问题，一般地讲，管理要匡正，媒体应批评，学者须引导，该走法律途径的走法律途径，该用经济手段的用经济手段，但慎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行为，却是宝贵的经验。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作为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文关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生活观念、不同思维模式、不同审美趣味的文化潮流，可以取长补短，并行不悖，甚至可以共冶一炉，整合转换，实现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创新。 前提是要对话，不要对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