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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前CEO杰克·韦尔奇说： 如果你想要列车加快1倍速度的话，你只要加快马力；如果你想要列车提高10倍速度的话，你就要更换铁轨。 文学文化写作这驾列车还需要单轨吗？它早已成了一辆“碰碰车”，其实更已成了太空飞船。这是“边缘化写作”的后现代意象。 “边缘化写作”是在后现代社会里由文化身份兼融变动、文化思想与知识呈信息蔓延生长状态的“感性－理性人”的书写行为。由此产生“随笔文化”。它所需要的条件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异质杂交膨胀的文化信息生产的公共交往时空，“解构即建构”的意义目的等等。 后现代是一个“边缘化时代”，它的代表性话语是“混搭的嫁接随笔”。随笔话语取代单纯的抒情、叙述、议论、说明话语，表明人类文化以多元复杂的感性－理性构造状态取代了单纯分类的工业制造模式，是“系统科学”和“人文原生态还原”二者在文化话语重构的产物。 “文化”是无所不包的人类创造行为和创造物，“文化”概念的泛滥表明人类已经找不到更恰当的准确概念来表述复杂状态了，生态系统，生活方式，物质经济－制度－精神系统，全球化，历史传统－现代性交织，一切源于“复杂”存在和更复杂的生成。于是在文化写作中最合适的文体和话语就是随笔，随笔是后现代的“话语场”。 所谓“随笔文化”就是指以随笔话语为主体思考－表述－交际的文化话语场。它以后现代哲学为精神内核，以文化信息场为依托资源，以全球化为时空过程，以多学科知识多元文化为打通异延的对象，以感性－理性的人文智慧为整合策略，以人人自由参与直觉表述率性表演在过程中思考即生存着并获得文化快感为书写创造性的目的，以电脑并兼融多种媒介特征的书写方式为其文本媒体，于是无结构主义、杂语并置、离题发挥便成了它的特征，一切为了人文意义的无限度增值。一个潇洒的文化演绎和泛文学性的创造时代由此形成。 一、旁逸斜出的跨文类文本范例 传统文体的特征是小农经济的井田制格局，不守规矩的创作者只是旁征博引旁敲侧击的间种者。现代写作进入了跨文类书写时代以后，作者就变成了土地兼并者和混种播撒的杂交实验工程师。在跨文类写作中，哲学历史新闻社会学科学艺术心理学文学各种内涵互相嫁接，音乐美术影视建筑等形式结构转换生成。 以下是科学模式遭遇人文社会生活解构变化过程的范例： “帕洛马尔先生一生之中曾经有个时期，那时他的行为准则是：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种最完美、最符合逻辑、从几何学上讲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检验这个模式是否适合生活中可能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第三，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与现实相吻合。帕洛马尔先生曾经认为，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发明并用来研究物质结构与宇宙结构的这种方法，是他可以借来研究错综复杂的人类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这里要善于掌握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人类社会那既无规则又无逻辑可言的生活现实，这里只有奇形怪状与紊乱；另一方面是完美无缺的社会结构模式，这里图形清晰，图上的直线与曲线，圆形、椭圆与平行四边形，横坐标与纵坐标，井井有条。……然而，人类的适应性是有限的，并不像他原来想像的那样；值得庆幸的倒是，任何严格的模式都可能表现出某种意想不到的灵活性。简而言之，如果模式不能改变现实，现实则应当改变模式。帕洛马尔先生的行为准则渐渐改变了。现在他需要很多模式，需要许多可以按照组合方法加以变换的模式，以便从中挑选更符合某一生活现实的模式。而每一个生活现实都是由许许多多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的现实合成的。……他只不过是想出一种正确使用正确模式的办法，以填补他在现实与原理之间发现的日益加深的鸿沟。总而言之，各种模式的运行与管理方法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亦不可能对它们进行修订。……那么帕洛马尔先生极力称赞的模式之模式就应该有助于获得一种透明的、能见的、细微的、像蜘蛛网那样的模式，它能吸收别的模式却不会被别的模式所吸收。……想到这里，帕洛马尔先生便把自己头脑里的各种模式和各种模式的模式统统一抹而尽。……因此，他宁可使自己的信念保留着没有具体形状的流体状态，使之成为指导自己日常行为但未明确表述的准则，遇到具体事情再给它赋形：采取行动还是等待观望，接受还是拒绝，讲话还是沉默。”（〔意大利〕卡尔维诺：《帕洛马尔－“模式之模式”》）模式之模式解构了，卡尔维诺告诉我们：还原生活还原社会还原人文只有抹掉一切模式，保留着没有具体形状的流体状态，由具体事情决定他的“赋形”。上面这个例子一方面告诉我们模式在人文主义应用和表现中的根本局限性，另一方面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兼融的边缘化写作形式。 卡尔维诺是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约翰·巴思指出：“他一只脚站在以卜伽丘、马可·波罗和意大利民间故事为代表的典型意大利式的叙述手法上，另一只脚站在现时的巴黎结构主义上；一只脚跨进了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中。”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写作显然打通了广义文学读物的界限，人称之“复调式文体”，即随笔体话语，把哲学、小说叙事和梦想融合为像一支乐曲，他自己说这是“讽刺论文、小说叙述、自传片断、历史事实、翱翔的幻想，小说的综合就是有能力把这一切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像复调音乐的声音一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一种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它是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事的结合，还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通俗性与高雅性的结合，传统现实派和现代先锋派的结合。”（《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91，P12）下面是一个代表性的段落： “让我们回到礼帽上来吧！首先，这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通向被遗忘了的祖父，那位19世纪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长。第二，这是她父亲的纪念物。……第三，这是她与托马斯多次性爱游戏中的一个道具。第四，这是她有意精心培养的独创精神的一个标志。……第五，现在她住在国外，这顶帽子成了一件伤感物。……这顶帽子是萨宾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一次又一次地重现，每次都有不同的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像水通过河床一样从帽子上消失了。我们也许能称它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条河流”）：这顶帽子是一条河床，每一次萨宾娜走过都看到另一条河流，语义的河流：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义，尽管原有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像回声，像回声的反复激荡），与新的含义混为一体。每一次新的经验都会产生共鸣，增添着浑然回声的和谐。托马斯与萨宾娜在苏黎世的旅馆里被这顶帽子的出现所感动，做爱时几乎含着热泪，其原因就是这黑色的精灵不仅是他们性爱游戏的遗存，而且是一种纪念物，使他们想起萨宾娜的父亲，还有她那位生活在没有飞机与汽车时代的祖父。……如果我把萨宾娜与弗兰茨的谈话记下来，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接着是“误解小词典”，是〔女人〕〔忠诚与背叛〕〔音乐〕〔光明与黑暗〕每一条词条中是解释、心理分析、哲学论述夹杂着叙述，如：“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味着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看不见，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也许这就是萨宾娜厌恶一切极端主义的原因。极端主义意味着生命范围的边界。不论艺术上或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激情，是一种掩盖着的找死的渴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91，P88-98）“帽子”是一个文化意象，在作家的文化分析随笔中，它被提炼出来，作为文学叙述和文化研究的中心，然后组织成为研究性叙事的结构。我们要思考的是：原生态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外在事情和内心生活的立体组织，是历史遗传和现在进行时的复杂结合，那么在叙述时，是谁在反思呢？作家把原生态的生活“解构”以后，抽象出了外在生活的元素、内心生活的内涵、历史遗传的意义、生活本质的象征，加上作家的文化解读，重新“建构”为以意象为组织中心，以分析性叙述为演绎；再以关键词条为高度概括的哲学抽象，以词典解释性叙述为重组生活内涵的组织形式。细节、意义、故事、心理、背景、反思等等，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被叙述者和叙述者，存在和存在的意义，个人和生活，等等，都被重新建构了。从对“存在”的本质而言，表面是解构了生活的原生态，其实是建构了存在的立体。 对于生活的存在而言，对于文化的文学性表达来说，跨文类文本是旁逸斜出的放射性滚动体或者是时刻变化的无定状体，这样，只有“随笔体”才可以适应这种复杂世界。〔法〕罗兰·巴特在著名的文论思想著作《S/Z》中“七、星形裂开的文”论述道：“于是我们拟使文呈星形裂开，有若轻微地动，将意指作用的整体块料，（阅读仅理解其光滑的表面，此由句子的连贯运作极细微地接合起来而致），叙述过程的流动的话语，日常语言的强烈的自然性，均离散开来。……阅读单位只不过是语义卷轴的包覆，复数之文的脊线，有若安设于话语之流下面潜在意义的护堤（然而系统化的阅读控制并坐实了潜在的意义）：阅读单位及其接合，遂形成了某类多面体，于其诸面上浇覆着词，词群，句子，段节，或者说，语言（语言是它的“自然”赋形剂）。”（《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74）该书“四十三、文体转换”又说：“在强制性模式内，话语表述普遍意志、社会法则，使有关命题呈必然或永恒状，遂写出种种发话内容。……虽则如此，我们仍可设想文体学且将自本根变换其对象，着意将句子、从句、骨架、深层结构的模式（类型）作析离并归类（文体学迄今但注目于常规之背离、一篇之警策，即惟关心言语的个性化，作者的个人言语特点）；要之，我们设想文体学也变成转换的技艺；以此，文体学将不再是文学分析的细分（被简至独特句法、词汇之常值，且寥寥无几），将超越形式、内容的对立，成为意识形态分类的手段；盖种种模式一旦被发现，沿着整一片文，每个符码方隐约露面，我们即可将其揪出来。”（《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89-190） 关于“旁逸斜出”，还是罗兰·巴特的描述最精彩：“有时，随着发话行为的展开，修辞符码被加于布局符码之上：序列列出其情节（裁决/描绘/租包厢/延宕/追求的中断），话语则藉逻辑地横生枝节而扩展开来：一个统称（情爱的幻觉）转变为特定的安排（晚上/白天），虬绕盘曲，又派生出结果、藉口或总结。我们始于序列暗含的命名（“爱的意愿”），而后来到一棵布局之树下（通常呈匍匐状），其枝杈与新节点，表示句子之行（线）不断转换为文之卷（体）……”（以下是情节、内涵、意义展开的树状结构图形，此略。《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225）此虽为是对小说《萨拉辛》的文本解读，但却可移释一切跨文类随笔旁逸斜出特征之情状。 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和1969两个学年的研讨班，主题为“叙事文的结构分析：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其最终成果是1970年出版的《S/Z》。此书，亦诗广义亦论：文思，玄言，滋味，欲望，恐惧因“阉割”主题而生，皆熔铸于一炉。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是“旁逸斜出”的文学文化批评随笔。巴特作为一个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文化研究大师，从来不使用模式结构的系统著作来表述，而是用文学文化批评随笔旁逸斜出地写作，从而游戏地、播撒地、延宕地、偏离地、增补地创造着人文文化的“意义”。他在本书“写下阅读”卷首语说：他的阅读与另外的观念、另外的意象、另外的意指作用的具体之文联合起来，进行着意义的增补，写下阅读就是勾勒这种增补的空间，阅读，就是使我们的身体积极活动起来，处于文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 二、边缘化写作的文化范式 边缘化的写作源于边缘化的文化境遇，其中逻辑轨迹是：多元文化兼融－边缘身份者－边缘游走的立场－新感性＋新理性思维。 论及边缘化的文化境遇，这就是学界说的多元文化兼融的境遇；多元文化兼融是“后现代”时代的必然特征。正如“文化研究”的出现一样，多元文化兼融下的边缘化写作也是必然现象。对后现代研究最有深度的是伊哈布·哈桑和利奥塔德。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形上物理学、达达主义、反形式、游戏、偶然、无序、技穷、无言、过程化即兴表演、参与、反创造、解构、对立、缺席、分散、文本间性、修辞学、句法、平行关系、转喻、混合、表层性、反阐释或误解、能指、反叙事的野史、个人语型、欲望、变化、精神分裂症、差异性踪迹、圣灵、反讽、不确定性、内在性、折衷主义、随心所欲、反叛、扭曲变形、无中心、断裂……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 其表征是：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睥睨权威，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转引自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P167）这是怎样的“多元文化兼融”状态呢？意识形态文化＋知识精英文化＋大众世俗文化可以说是大致的描述。往细里说，多元文化涉及性别文化、民族文化、全球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风俗文化、地域文化、大众休闲文化、消费文化、身份文化、个人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科学技术文化、审美文化、政治文化、媒体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生态文化等等。多元文化兼融带来的一方面是多元相对主义立场的对话，一方面带来的是边缘化嫁接的兼融文化创新。杂语喧哗、去中心、消解、非同一性、不确定性、解构等等只是多元文化话语呈现的状态，但诸种文化立场不过是“工具理性”的暂时视点，是价值理性转化为工具理性的结果而已。在后现代，信仰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效性”和“能指价值”，即文化生产的、符号和形式生产的价值。所以一方面是解构，另一方面就是建构，“解构－建构”成为一种过程性的频繁创新。而“解构－建构”总是在边缘处生成，这个时代的人在开放社会和开放文化中必然成为边缘人，而边缘人尤其是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社会上最具有生命力与原创性的人物，他们敏感地从多元文化中吸取资源，从一种理性转换到另一种理性，从一个立场转换到另一个立场，在边缘化的建构中集合优势。只有传统型固守某一阵地的又把一种立场一种信仰发展到专业极限的人物，在社会需求中掌握了专业话语权的少数人才继续保持着一定的优势，而大多数文化人都对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文化资源感到了杂取综合的狂欢化激情，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时代，没有能力迅即掌握多元文化资源并转换为工具理性的人，它只能深深地得到一种失败感。这样，杂语喧哗、去中心、消解、非同一性、不确定性、解构只是后现代的一种景观，它还包括反形式、无序、分散、游戏、过程化即表演、差异性踪迹等等，而另一方面却应当是解构后的建构，是边缘重组的兼融，是“冲破旧范式”后的创新，是多元文化论的新构造。我认为后现代的论述者过多地着眼于它的解构一面而忽略了它的重组兼融建构的另一面。边缘化的写作应当具有这样的创新高度。 媒介理论的大师〔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上述的观点，这个被称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充分说明了后现代建构创新的理论，而且他的随笔也最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特点。他说：“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保险柜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实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制动栓下落，保险柜的门弹开为止。”在他的新书《理解媒介》刚刚出现的时候（1964年），他就显得很不本分，不甘心仅守自己的文学领域，公然声称自己是杂家，侵入他人的领地。他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是20世纪的思想巨人，网络时代的今天，他的预言已经成为了现实。他的文体和风格无法进行定位，与他的天才结盟的，是一种散漫的、非连续的而且常常是令人迷茫的风格。他用文学语言去论述科学题材，他的思想浩荡不羁，文字汪洋恣肆，用典艰深，征引庞杂，背离了传统的线性逻辑。他凭直觉说话，他还拓展直觉，使之带着唤醒的能力回到这个世界。他总是在充电最足谈兴最浓的聊天时有许多发现，知识渊博，感知敏锐，以轻松自如、行云流水的口才展开自己的思想脉络。他用隐喻表达最精深的思想，他的每一次闪光都可能突然偏转，出乎意料地转入一个新方向，偏离在此之前的那次闪光，他的著作给予我们令人惊叹的宝藏，可是它们几乎就没有什么连续性。他反对机械的、分割肢解的、线性的、分析的、偏重文字的、视觉的、左脑的、抽象的文化，他认为电子文化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认为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合的人”、“整体思维的人”、“整体把握世界的人”，要言之，电子时代的人是“信息采集人”。下面是他的几条精警论述： “环境的希腊词源是perivello，其意义为：四方八面同时来袭。环境不仅是容器，它们还是使内容全然改变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环境是这样的：它具有我们潜意识生活的结构……” “媒介的杂交或交汇是显示真理、给人启示的时刻，也是新媒介形式诞生的时刻。” “狄更斯在报纸上发表小说，把报纸作为小说的内容，因此而创造了一种新鲜的、很有表现力的杂交形式。按照惯例，每当一种新媒介吞没一种旧媒介时，常规的口味总是要抗议，说这是庸俗化。狄更斯用照相机一样的特写镜头，近距离、高真度地描写。他打破了透视学的藩篱，回归到极其富有触觉和图像特征的、那种超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世界。这的确是一种悖论。” “你是自己任何一种延伸的内容，无论这延伸是什么；大头针、钢笔、铅笔、剑是这样，宫殿、纸张、歌曲、舞蹈、口语也是这样……这一切媒介的意义都是你的经验，你使用自己时获得延伸的经验。意义不是‘内容’，而是一种积极的关系。” “语言不仅是经验的储存器，而且是经验的转换器。它把一种编码转换成另一种编码。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一种暗喻。” （以上选自〔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媒介的革命是伴随着“新感性＋新理性思维”模式生成的，艺术的方式就是感知的方式。本来感性常常就是消解理性的方法，新感性中其实融合着新理性，因为后现代人是在“信息编码”的科学技术时代里生存的，工具理性在这时代比什么都强大，物质生产过剩－符号生产泛滥－工具理性至上是一体化的过程。什么都可以作为“信息”来处理，后现代的另一套关键词是：策划构造、策略至上、强势知识、主体客体建构、过程重于结果、对话思维、合作交往、兼融、快乐主义、消解压力、欲望人性解放等等。后现代人是“贪婪文化”的主体，因为信息太多了，好东西太丰富了，当代最困惑的问题是“选择困难”和“注意力危机”凸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用兴趣快速转移、选择兼融的策略对应，以尽可能扩张自己的领域。仅仅靠理性或感性来处理是不行的。这不是价值理性可以应付的时代，新感性是自由人性欲望泛滥和工具理性信息编码的思维融合方式，在无边界的领域出入游走，随遇而安；新感性＋新理性是处理多元文化的绝好手段，感性是“黏合剂”，理性是“建构模式”，最能体现这种思维方式的是“影视模式”即“蒙太奇”方式，这是一个影视时代，蒙太奇就是感性理性的组合方式，诗的形式＋策划设计的内容，人称“文化拼贴”，这是广告、MTV、电脑工作方式的通用。诗的形式使它好看，好看是影视时代的首要条件，迎合一切人的欲望人性需求，其实策划设计也以功利目的定位为指归，按照生活消费、文化休闲和人性欲望安排各种“文化元素”的拼贴，所有旧时代的精神价值内涵都在功利目的的要求下转换成为消费形式：高尚的理想主义、醉人甜蜜的浪漫爱情、健康完美的现代人无与伦比的身体与SEX、优雅倜傥的风度姿态、纯朴真挚的伦理亲情、古典华贵的历史仪式、美奂美仑的现代装饰、生机勃勃清幽鲜活的大自然等等等等，以虚拟创造的拼贴蒙太奇方式使人一次又一次地惊叹，惊叹之后是消解，虚构的快乐和现实的制约，使你像在电影院里一次次的“入梦梦醒”。于是“人生哲学”或“命运哲学”还有“生活哲学”成了这时代最吃香的“形而上价值观”。哲学已经不是爱智，哲学必须实用主义。哲学感性化，形而上必须溶化为感性快乐的叙述方式（快餐化）。这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工具理性转换的过程，青年人都从文学哲学的边缘化写作文本（随笔）获得应对生活巨大压力的策略，以解决精神心理问题，不需要深度追究，不需要系统论证，不需要精神升华，哲学被处理成为感性文学和实用信息。这是一个“泛文学的时代”：其一，“后现代小说热衷于创造一种兼收并蓄的文体，把历史、政治、文学传统和个人本质的重大素材转变成幻想、黑色幽默或启示录式的寓言，以及夸夸其谈的个人抒怀。因此，叙述角度成为人物与生活的自由组合过程，叙述方式不过提供了生活的各种可能性而已。”（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其二，文学写作已经进入到组装拼贴的时代，由于结构主义对文学元素和文学结构模式的科学研究，给接受美学从文本召唤的结构线索方面提供了最优化的根据。于是市场化的写手根据这种元素和结构模式进行写作组装拼贴。这当然也是从影视文化例如类型影视模式那里学来的，英国流行文化专家研究归纳的结论是，最好看的影视的元素比例是：30%的动作，17%的幽默，13%的正邪之争，10%的阴谋，12%的浪漫，10%的美女帅哥大明星，8%的好听的音乐。与此相通的是，作家在编故事时已经学会了运用故事母题元素组装最好看的故事模式的方法。其三，文学从各种非文学领域以片断的形式冒出来，广告、歌词、报道、广播、传记、影视、网络文本等等里混合着文学的种种元素，成为文学想像力和文学语言装饰的巨大加工场，一切都需要好看好读，诗情文采绝对不是多余人。其四，除了上述“哲学感性化通俗讲述”以外，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各种文化批评著作都力求“随笔化”，是为“文化批评随笔”。既为了好看爽口，也出于多元学科的嫁接、多元文化的打通、多元思维的游走、多元方法论的使用，为了“整体生成”、“整体把握”、“整合建构”的需要，在思考中穿越历史和现代、民族和全球化、经验和理性、感觉和智慧、意识和潜意识，在意义生成中兼收并蓄，这种边缘化的写作方式具有强势征服力，也是强势知识建构的上乘策略。这不是作最终结论的时代，一切都不需要终极评判，意义顿悟、意会知识、意义播撒才是后现代人思考的演进状态。福柯认为：一切均存在于解释之中，而任何符号都不存在最终的意义，也不存在只能作单一解释的文本，不存在任何优于其他解释的解释。 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文化的嫁接建构，知识的生产传播，信息编码的操作方式，哲学的实用工具理性化，文学的经验感觉方程式，泛文学兼融组合，网络文化成为文字对话消费的主要形式，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意义解释状态等等，都以文化拼贴、蒙太奇组织的整合方式演进，一切都成为支离破碎的异类写作，成为边缘化的随笔文体。在德里达看来，只有“区分”和“异延”存在，而“存在”是不可能的，它总是被迅速变化的“存在”所取代，因为存在依赖于活生生的现在与外界的根本联系，依赖于向一般的外界开放，向不是“它”自己的领域开放。符号是“区分”和“异延”的奇怪的双重运动，那么，语词的意指作用实际上成为语言的差异性的无尽的替代活动，因此，“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表示意义，只是不断地、必然地瓦解本文，揭露本文的零乱、松散、重复。并且播撒不止于一篇本文即宣告了自身的瓦解。这样，本文陷入了“在场”与“不在场”的差异体系的替代游戏中。游戏是对在场的打乱，一个要素的在场总是铭刻在一个差异的体系和连锁的运动中的一种意指的和替代的关联。 这是一个“解构－建构”的时代，一切远没有结论，在边缘化的过程中演进着，精彩的和丑陋的，垃圾和创新并存，分化、兼融，解码、编码，异延、播撒，轻松、沉重。在这个时代，传统的文学艺术正在解构，艺术正在终结，只有边缘化写作的文本，只有泛文学写作的异延和意义生成的播撒。这一切来源于多元文化的出现，也源于后现代新人的成长。这个新世界既有“用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失控的话语制造追命夺魂的快感的一群纨绔子弟……是附在这座城市骨头上的蛆虫，但又万分性感，甜蜜地蠕动，城市的古怪的浪漫与真正的诗意正是由我们这群人创造的”（卫慧：《上海宝贝》），也有打通多元文化在边缘处整合新感性和新理性的文化人，像本文例举的卡尔维诺、昆德拉、巴特、麦克卢汉。是耶非耶？在生成的过程中，我们恐怕只有“随缘”地“随笔化”吧。 参考文献： 〔法〕《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魏萌：《脱衣舞的幻灭－外国后现代主义散文随笔》，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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