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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年仅25岁的铁凝发表轰动一时的《哦，香雪》（以下简称《香雪》）。2002年，45岁的铁凝推出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的《谁能让我害羞》（以下简称《害羞》）。这两个短篇小说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实则打断骨头连着筋。我甚至要说，《香雪》就是《害羞》的前传，《害羞》则是《香雪》的今生，它们凝聚着、彰显着铁凝站在改革开放的开端和初步完成期的现代性想象和底层想象，想象的惯性或者说惰性如此强大，以至于整整二十年的时光漫过，铁凝还是那个铁凝。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想象，一下子串连起初出茅庐的铁凝和功成名就的铁凝？此一想象与改革开放的现代性诉求又构成什么样的共谋关系？ 一、火车来了 火车是现代性的经典道具——纤细、闪亮的铁轨就是现代性的不证自明的光鲜和靓丽，席天卷地的轰鸣则是现代性的理直气壮的征服欲和不由分说的裹挟力。火车来了，“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老舍《断魂枪》中的沙子龙的东方大梦就没法子不醒了，他只能把镳局改成客栈，把“五虎断魂枪”带进棺材。“不传！不传！”这是智者的清醒，也是落寞者的无奈和感伤。现代性之于每一位身经者原来如此五味杂陈，哪能一言以蔽之。火车来了，撼动着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镇，叙述人不禁忧心忡忡：“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怀疑和肯定，带来那么多的好事和坏事，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现代性哪里通体透亮，它是福音，也是瘟疫。火车来了，铁凝和香雪们却是多么的欣喜若狂、感恩戴德啊！小说劈面就是：“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连续的“如果不是……”的句式，一下子夯实了台儿沟／乡村与火车／现代性之间牢不可破的关联：只有火车来了，台儿沟才会被发现，乡村才得以存在、浮现，没有现代性的临幸，台儿沟／乡村只能永远沉沦于自然而非自觉的状态中。火车就是魔法石！现代性就是恩主！城市就是迦南美地！铁凝以及“新时期”初期大多数作家的现代性迷狂，一至于此。 火车开来之前的沉沦中的台儿沟是什么样的？铁凝精心描画：“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台儿沟原来是循环之物，因为是循环之物，所以又是自然之物、女性之物——循环本是女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台儿沟是女性之物，一路呼啸的火车则是男性之物——男性从来就是线性发展的。于是，铁凝理所当然地把台儿沟删繁就简成一群纯朴、美丽的女子，把现代性径直落实为身材高大、头发乌黑的“北京话”，并把乡村与现代性的遭逢顺理成章地编织为一出你侬我侬的爱情喜剧。这群女子每天晚上多么焦急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啊。她们心不在焉地吃上几口饭，就洗净一脸的黄土，露出粗糙、红润的脸色，涂上胭脂，把头发梳得乌亮，穿出最好的衣服，换上过年才穿的新鞋，兴冲冲地来到村口。“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难怪香雪能够引爆一股“香雪热”，她才是现代性最痴狂、忠贞的情人，她的走红恰好映现出后“文革”时代普遍的现代化饥渴症。小说接着说：“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爱到痴狂，所以羞怯，因为羞怯，越发痴狂，铁凝真是懂得爱人心。心上人如约而至，爱的魔力竟会如此的销魂蚀骨：“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此一爱的感受再清晰不过地凸显出现代性的男性本质，女性的乡村心甘情愿地消融在这样的男性光晕里。铁凝更强调，消融哪怕只有一分钟，那也是“美妙的一分钟”，“五彩缤纷的一分钟”。这就是真正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了。 乡村与现代性既是男女关系，这位男性又是如此雄壮，他当然会反过来要求她的“她”性——纯洁，或者说绝对的贞洁。果然，铁凝一再勾画，香雪的眼睛“洁如水晶”，面孔“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香雪美就美在纯洁、干净上。对于香雪以及《香雪》的纯洁美，许多人都有会心。孙犁说，《香雪》是一首“纯净的诗”、“纯净的歌”1，崔道怡说，《香雪》“将以其纯净的诗情，隽永的意境，常被忆及，不会忘记”2，丁帆、齐红则认定，铁凝作品的灵魂就是“寻找并表现生命长河中的纯净瞬间”3。如此钟情纯洁、渲染纯洁，又因纯洁而被竭力称颂，恰恰说明铁凝及其称颂者的乡村想象原来如出一辙——纯洁的、无暇的。正因为纯洁、无暇，乡村才值得占有，一定要占有，乡村也就在被占有中越发地被置于女性的、受动的位置。不过，纯洁、无暇的乡村显然出自现代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更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男权想象，也只有男权想象才会在薄幸之后指责女性的不贞——乡村怎么能纯净不再，人心不古？难怪铁凝会说：“我对女性主义这个话题一直比较淡漠。”4都如此男权了，怎么可能措意于女性主义？ 把现代性男性化，把乡村女性化，本是作家的惯用手法，比如张爱玲《赤地之恋》中的刘荃与二妞，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与刘巧珍。张爱玲说，现代性的入侵，彻底撕裂、砸烂了那个封闭的山村，路遥更说，现代性恋上乡村，一定是一出始乱终弃的悲剧，不，是闹剧，乡村的怆痛与绝望哪里会让现代性萦怀？铁凝不是没有意识到，她的爱情喜剧在一分钟以后就会闹剧化，现代性决不是痴情汉，只是薄幸的浪子而已，你看，火车“抱怨”着台儿沟的寒冷，“忘记”了铁路旁排列整齐的台儿沟姑娘。不过，现代性就是再薄情、再“冷漠”，乡村都会疯狂地爱着他，甚至因为“冷漠”而汹涌起更蓬勃的爱意，就像铁凝言之凿凿地说，“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一定会“更加五彩缤纷起来”。这是什么样的低到尘埃里的温情，又是何等歇斯底里的虐恋。5只是虐恋中透出太多现代性的沾沾自喜和乡村的委曲求全，铁凝凭什么给他们分定如此不公正的命运？即便现实真的这样不公正，铁凝为什么还要用纯净的爱意来粉饰不公正，并让不公正在爱意中被忽略和遗忘？ 在铁凝看来，乡村不仅是卑微的、落后的，更是理亏的、可耻的，道德上的堕落使得乡村除了匍匐在现代性的脚下，痛悔自己不堪的过去，别无洗清耻辱的可能。所以，她又精心设计了铅笔盒的桥段。香雪有一只在台儿沟独一无二的小木盒，可是，在同桌的铅笔盒的哒哒声中，它是那么的“陈旧”、“笨拙”，只能带着几分“羞涩”，“畏缩”在桌角。“陈旧”还只是一般描述，“笨拙”已暗含鄙弃，“羞涩”则是耻感的赤裸裸的认定，“畏缩”更是对于可耻者的下场的决绝宣判——除了“畏缩”在桌角，还能怎样？铁凝并不满足于把耻感强加给乡村，她更要让乡村自己为自己害羞。于是，因为贫穷，因为同学一遍又一遍地追问，香雪第一次意识到了“不光彩”。可是，贫穷怎么就不光彩了，我们不是一直有着“安贫乐道”的传统？铁凝要说了，去你的“安贫乐道”吧，我要现代，绝代的现代，现代性就是福音，让妓女都不再害羞，现代性就是神恩，让罪人都得救。铁凝是在播散“拜现代教”啊。正是中了“拜现代教”的蛊，香雪才会踏上火车，用四十只鸡蛋换来铅笔盒。这哪里是铅笔盒，“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手捧宝盒，香雪才第一次看清养育她的山谷，第一次听清核桃叶在夜风中“豁啷啷”地歌唱。宝盒竟让香雪成了人，成了能够睁开眼镜看、张开耳朵听的主体，这该是“天方夜谭”才会有的神奇吧。小说结尾，铁凝深情呼唤：“哦，香雪！香雪！”这正是对于主体性的询唤和确认，对于现代性的奇能的赞叹和感激。怀揣宝盒，香雪就连像大山的黑眼睛一样的隧道都不害怕了，猛地冲了进去。宝盒竟成了样板戏里金光四射的党和红宝书，奇迹般地化解了英雄的困境。铁凝的文学道路到底起步于“文革”，葆有相当程度的“文革”文学的趣味和坚信。其实，何止铁凝，何止文学，后“文革”时代与“文革”一样，都陷溺于宗教性的迷狂。“文革”的神是毛泽东，反对他的人都是牛鬼蛇神，后“文革”时代信的则是现代性，落后有罪，贫穷可耻，香雪才是时代的宠儿。“拜现代教”的谵妄污名化了乡村，却自有一股非理性的蛮力拓开一片现代性的“胜景”，“胜景”反过来遮蔽掉了现代性进程中乡村的眼泪和屈辱。站在现代性进程的这一端，我们可能压根就不相信那一端曾有过的罪恶。我想，作为一位现代性福音的传布人，铁凝正是遗忘的助推者，身为作家的她，本应该搜集起每一滴眼泪的。 二、爬，爬上八楼去 到了新世纪，城市急剧扩张，乡村逐渐现代化，或者作为被现代性建构出来的现代性的“他者”，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乡村问题也就随之淡化，底层问题慢慢浮出了水面，成为知识界关切的焦点。那么，傲慢的“拜现代教”又该如何想象底层、面对底层？铁凝还会像二十年前污名化乡村一样污名化底层吗？ 二十年前，十七岁的香雪站在火车下，仰望车窗内的奇观，倾听着漂亮的北京话。如今，《害羞》中“不超过十七岁”的少年，来到湖滨雅园八楼，给“不到四十岁”（说不定正好是三十七？）的女人送水。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时髦到滑稽、隆重到怪异，以为这样就能接近那位雍容华贵的女人以及女人那套让人眼花缭乱的房子的少年，不就是曾经为一只铅笔盒神魂颠倒的香雪？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唯一为铅笔盒而不是发卡、香皂、纱巾、尼龙袜着魔的香雪，难道就不可能考上大学，来到城市，与女人一样成为电视台的制片人，并有一位常驻国外做生意的丈夫和一个五岁的儿子？生活在八楼，偶尔“光临”拥挤、嘈杂的肮脏小街的女人，不就是当年站在火车上有点温和又带些不耐烦，居高临下地打量车下那群叽叽喳喳的乡村女子的“北京话”？如此说来，《害羞》正是对于《香雪》的续写，铁凝藉此告诉我们，来到城市，成了中产阶级的香雪会如何面对从前的自己、如今的底层，而新世纪的香雪在向城市和中产阶级流动的过程中又会遇上什么样的目光。 在《香雪》那里，车上、车下的空间关系被换算成了等级关系，高高在上的一定是只能勾留一分钟的火车以及车上满载着的现代性，卑下的则是寒风中的姑娘和姑娘们挣脱不开的乡村，对于姑娘们来说，踏上火车是不可能的新奇，更是历险。同样，《害羞》中的等级关系也体现为空间关系。女人开着白色汽车“光临”破旧、狭窄的水站，“光临”，一种有角度、有落差，看似淡定实则威风的动势。少年送水，则是“上”，铁凝还别有用心地让电梯坏了，他只能扛着水，拾级“爬上”八楼，“爬上”，一种多么艰难、多么屈辱，无限度地消耗体力和尊严的攀升。淡定的“光临”与艰难的“爬上”，划出了阶层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不过，现代性之于乡村、中产阶级之于底层虽是一样的高下立判、尊卑森严，香雪毕竟还能拥有一次梦幻般的火车旅行，旅途中有那么羞怯、热情的伴侣，她还能换来那只让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的铅笔盒，少年的八楼之旅却是受冷落、被怀疑、遭羞辱的，最终还锒铛入狱了。如此说来，从乡村往城市、从底层向中产阶级擢升的可能性已被堵塞，而亲手堵上擢升通道的人，竟是从前的那个香雪。纯洁原来如此脆弱，善良瞬间蜕变为残忍。其实，王蒙早就批评过香雪以及铁凝的“小善”：“真正的高标准的作家的善良应该是通晓并战胜了一切不善、吸收并扬弃了一切肤浅的或初等的小善、又通晓并宽容了一切可以宽容的弱点和透视洞穿了邪恶的汪洋大海式的善。”6铁凝，你听到了吗？ “小善”的铁凝，才会在《香雪》中发现车上、车下两个世界，并从中细分出“北京—公社—台儿沟”这样的等级体系来，更会在《害羞》里把等级体系放大并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少年“有点鼠相，有点孱弱，面目和表情介乎于城乡之间”，就连面目和表情都城是城、乡是乡，马虎不得，铁凝体情状物的能力真是了得。再如，少年的绒面运动鞋破了几个小洞，这样的破旧东西一定是也只能是“县级制鞋厂出产的”，县级在铁凝的等级体系里当然是等而下之的。当等级体系完全重组了我们的生命世界，当我们的衣食住行、一颦一笑都已高下有序、尊卑有别，底层还有希望吗？ 等级社会里，欲望也是分层的，被贴上崇高或卑琐的标签，丝毫不能苟且。香雪要的是铅笔盒，凤娇她们要的是发卡，铅笔盒所表征的知识压倒了发卡背后的物质生活，香雪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旅伴以及铁凝的祝福。7二十年后，铅笔盒和知识受到了质疑，发卡和物质生活却赢得了正当性。不过，在物质极度丰赡的时代，关于物质的欲望也已分成了三六九等。女人住的是豪宅，开的是汽车，喝的是矿泉水，洗的是二十四小时热水，与此相关联的就是懒散、漫不经心而非专注的权利——不专注就是流动，就是自由。难怪铁凝会一再渲染女人的蓬乱的头发，女人的“心不在焉的自得”，“女人的顺嘴搭腔以及她搭腔时表情的平淡”，还会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满世界飞来飞去，就连她的儿子也想“痛痛快快”地玩一场，不专注正是中产阶级的珍宝和专属标签啊！少年的物质世界由杂货铺、蒙着灰尘的电话、油泼面、六平米的小屋构成，一切都是“品质可疑的”，他所贪恋的也不过是“品质可疑的”西服、围巾、领带、随身听。少年的物质欲望如此卑微，所以注定是可笑的，铁凝还自以为幽默地凸显、放大了这种可笑：少年穿的西服过大、簇新、面料低劣、支支愣愣，就像是西服而不是少年扛着一桶水。因为可笑，少年又不可避免地蠢、呆、拙，铁凝当然不会放过揶揄的机会：“少年没有能力归纳自己脑袋里的乱七八糟，只是一个劲儿地懊丧”，“他其实不清楚，他从来就不清楚”。“从来就不清楚”，这就是铁凝对于底层的判词。因为蠢、呆、拙，少年就格外地专注，专注于女人，专注于西服，专注于喝一口矿泉水，专注于枪。专注的少年之于不专注的女人，就像刀之于枪——在“高级到你可以憎恨你却不可怀疑”的枪面前，刀“因为低档而更显得委琐，因为委琐而格外低档”。底层的物质欲望的“低档”与他们品质上的“委琐”原来是互为因果的，他们不得不沉沦于“低档”与“委琐”的循环中，万劫不复。反过来，中产阶级因为“高级”所以高尚，因为高尚所以越发“高级”，他们悠游于物质化时代，无往而不胜。不专注的女人留给专注的少年的最深刻的印象当然不是她的豪宅，而是她的不专注——“痛痛快快”——和“110”。“痛痛快快”就是随心所欲的流动性，“110”就是流动性的保证，就是流动中的人们的安全感的来源——有“110”，你还敢“毒死”他们？所以，在铁凝的想象中，现代性又成了一列疾驰的火车，中产阶级坐在车上享受着流动，底层只能像当年的香雪一样，站在车下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痛痛快快”和“随心所欲”。不过，二十年前的火车会在台儿沟善意地勾留，从而发现、创造出一个纯洁的乡村，并成功地把香雪从乡村送往城市，从底层擢升为中产阶级。如今的火车却是底层不得擅自入内的，踏上了，进入了，就是一位潜在的罪犯，就连五岁的宝宝都知道打“110”。火车再也不为少年和底层停下脚步，真实的底层也就不会被发现，只能以蠢、呆、拙的形象被想象出来，这样的蠢相反衬出一个无比“高级”、高尚的中产阶级来。底层形象的塑造，原来是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的狡计。 三、不，“我”绝不害羞 底层因为“低档”，所以“委琐”，因为“委琐”，所以可耻，就像台儿沟因为“陈旧”所以“羞涩”，因为“笨拙”所以“畏缩”，因为贫穷所以“不光彩”，底层与乡村竟是道德败坏的。那么，谁让谁害羞？当然是财富让穷人害羞，现代性让乡村害羞，中产阶级让底层害羞。少年被捕后，警察问，你知道什么叫羞耻么？少年不回答。又问，还有什么能让你害羞的？少年想了想，说，枪。要知道，女人的枪不是真的，而是一支在加沙机场免税店花四美元买的手枪式点火器。不过，真假又有何妨？当“符号与实在被裹在同一块裹尸布中”8以后，哪里还有什么真实与幻象的区分？真实即幻象，幻象即真实，或者说幻象与真实杂糅而成的“景观”才是唯一的、最大的真实，而手枪式点火器就是消费主义时代经典性的“景观”。所以，审讯中的少年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女人，脑海中却可能真的镶嵌着“一支乌亮的、高级而又神奇的能让他痛快的枪”！我想，财富／现代性／中产阶级就是镶嵌在穷人／乡村／底层的脑海中的一支手枪式点火器，一支作为景观因而无比真切、炫目和唯一的枪。至此，我们可以肯定，铁凝与二十年前一样，还是一位“拜现代教”的狂热信徒。稍有不同的是，二十年前，她是戏谑又善意地想像着香雪的“北京话”，如今，她坐在火车上，警惕着每一位陌生人，每一个闯入者。 不过，铁凝想问的是，“谁能让我害羞”？底层原来无足轻重，中产阶级的主体性——“我”——才是至关重要的，“谁能让我害羞”的追问，就是对于“我”的坚实性的焦虑和呵护，只有在“我”不再害羞，谁都不能让“我”害羞以后，中产阶级的“我”才能高枕无忧、长长久久。所以，铁凝把现代性以及在现代性铺展开来的过程中愈益尖锐起来的底层问题，偷换成了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问题，要纾解中产阶级的认同焦虑，就先得想象出中产阶级的“他者”——底层。底层叙事其实包藏着中产阶级的趣味和忧心。那么，“谁能让我害羞”的追问如何一劳永逸地安妥了“我”的认同焦虑，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机制？ 害羞是一种耻感，耻感是道德问题，把社会问题道德化，本是左翼文学的拿手好戏，左翼作家一定要追问：万恶的地主和资本家，你怎么不害羞？这样的追问本身就预设了有钱人的原罪，原罪为革命奠定了扎实的伦理根基。所以，“谁能让我害羞”这一问题的提出，似乎源出于一种悲天悯人的左翼情怀。但是，铁凝果断地拒绝了原罪意识，她绝不会像鲁迅一样，在《一件小事》中毫无来由地把车夫的背影高大化，并以此压榨出自己的皮袍下的“小”来，她一定要让女人自问：“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害羞么？”还要让她自答：“不。女人反复在心里说。”“不！女人在心里大声说。”反复说、大声说，一方面说明了羞耻感如心头刺一样的真切存在，哪个正常人面对少年猫腰捂肚子的样子不心生怜悯，不感到害羞？另一方面则是斩斩分明的拒绝——正是因为确实有，所以才要拒绝，一再地拒绝，现代性的合法性根基和中产阶级的主体性不容动摇啊！不过，如此气急败坏的拒绝不是进一步坐实了羞耻感的确实有？羞耻感刺痛了中产阶级自以为是的心。正是在这里，铁凝表现出她对于中产阶级既认同又疏离的暧昧姿态。暧昧是现代小说的美德，也曲曲折折地映现着铁凝的良知。 其实，“谁能让我害羞”是无解之问，或者说，铁凝根本不寻求解答，真的解答了，就会陷入左翼的窠臼，并撼动“我”的坚实性。对于铁凝以及所有的现代性拥趸来说，重要的是疑问的提出，因为提出疑问就已经满足了中产阶级的道德心，并把自己由罪犯转换成了法官。更重要的是提出疑问的能力，因为能够提问就足以证明中产阶级有力量和余裕从“我”自身抽离，来审视“我”自身，“我”就在这样的自反中葆有了无限的活力。试想，蠢、呆、拙的少年会问“谁能让我害羞”这样的“高级”问题吗？这一心理机制，铁凝早已挑明：“女人得意自己这瞬间的自嘲，有自嘲能力的人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占据主动位置的人。她就是，她觉得。”自我质疑和自嘲，都是自反，自反的能力无比雄辩地证实了、凝定了中产阶级坚实的“我”，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伟业，至此大功告成。 铁凝问：“谁能让我害羞？”我却要追问：“谁让谁害羞？”请所有应该感到害羞的人作答。 注释： 1孙犁、成一：《孙犁、成一谈铁凝新作〈哦，香雪〉》，《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 2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小说家》1999年第4期。 3丁帆、齐红：《寻找生命的纯净瞬间——论铁凝的短篇小说》，《长城》1995年第3期。 4王尧、铁凝：《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5这样的虐恋，在铁凝小说中并不鲜见。《麦秸垛》中大芝娘的丈夫当兵、提干、去了省城，便抛弃了大芝娘，大芝娘却来到省城，强迫他睡了，回来生下“一棵瓷实的大白菜”似的大芝。 6王蒙：《香雪的善良的眼睛——读铁凝的小说》，《文艺报》1985年第6期。 7参见《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罗岗、刘丽，《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8【法】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