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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路遥谢世。十多年过去了，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的故事仍然在无数读者之间默默相传，他们的屈辱、挣扎、奋斗依旧照亮了无数身处逆境的人们的暗夜，他们高贵、滚烫的泪水似乎永远不会冷却、凝干，穿透了遥遥的时空厚幕，持续冲刷我们日趋麻木的心灵。但是，理论界看不上这些土得掉渣的小说，更为这种过于本能、原发、炽热的激情感到羞赧。他们根本不愿意深究这个质朴得仿佛可以一览无余，却又厚重得让人无法喘息的文学世界。理论界欠路遥一笔重债的。本文试图探寻路遥的世界何以如此宏阔，激情何以如此丰沛，从而清理出一份文学遗产，输入时下失血的文学创作及研究界，并告慰那个早逝的灵魂。 一、曾经那么浓烈的抒情 路遥说：“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1这里所谓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不是指城乡结合部，而是指“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这种“相互渗透”不是对等的，润物细无声的，而是城市压倒性冲击农村，乡下人如痴如醉地向往城市。路遥的文学世界就建基于这个“交叉地带”，就是对于这座繁复的“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的摹写。于是，“交叉地带”每天上演的得胜的狂喜，失路的悲怆，势必使他的文学世界尽染冲撞着、奔突着、绝叫着的戏剧性美感。 具体到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着城市经济的膨大，乡下人在城市里除了像孙少平揽工，或者像王满银倒卖点走私小商品，几乎找不到致富乃至立足的途径。乡下人想进城，只能通过体制内的拔擢。但是，1981年12月，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各部门需要从农村招工，或将临时工、合同工、亦工亦农人员等转为固定职工，必须报国务院审批。野外井下、矿区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生产等四个行业的有关工种，招收城镇青年不足时，经省、市、自治区政府批准，可以从农村招工。其它单位，未经批准，一律不准从农村招工”2，从制度上根本性阻断了乡下人向城市的流动。这样，万人争渡的高考就成了流动的唯一通道，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幸运地冲出拥挤得让人绝望的人群，登上那艘快船呢？于是，城市以其骄人的富庶和洋气鼓荡着乡下人的野心，乡下人却不得不强抑着欣羡和怨恨，无可奈何地拘于乡土。偏偏有些乡下人精神那么深邃，志向那么高远，梦想的舞台又那么宽广，便鼓起蛮力冲向城乡阻隔的闸门，结果撞得头破血流，青春的激情风流云散。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一股积郁已久的悲情怎能不喷薄而出，灼痛了时人的眼睛，撞击着他们的心？ 路遥敏锐地抓住这股时代的悲情，悲情也在他易感心灵找到不断蕴蓄的温床，发而为言，便是《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特别是《人生》。《人生》刚开始这样介绍主人公：“高家村高玉德当民办教师的独生儿高加林”。高家村是高加林摆脱不了的乡土，高玉德是他摆脱不了的农民血缘，民办教师更是他摆脱不了的农民身份，短短一段修饰语，就把他全方位地绑定在黄土地上。其后那么多的热望，那么多的奋斗，那么多的不甘和挣扎，都是白费，他不得不扑倒在德顺爷爷脚下，手抓黄土，沉痛地喊叫一声：“我的亲人哪……”这是多么让人心痛的领悟啊，这领悟为什么需要付出那么多徒劳却又沉甸甸的挣扎才能获得？初尝了城市文明的他真的能够以乡土为亲人吗？有趣的是，城市如此冷漠，巧珍和德顺爷爷代表的乡土却如此温爱、宽厚，高加林为什么还飞蛾扑火般奔向城市？原来是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决心犹如绝对律令在他心中燃烧、驱动。这绝对律令却注定无法达成。更加关键的是，路遥自觉地站在政策一边，认定马占胜帮高加林解决工作是大搞不正之风，并谆谆教诲：“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啊！”于是，政策获得了合法性、必然性。一方面是必然性，一方面是绝对律令，两种盲目的力猛烈撞击，牺牲的只能是血肉之躯。所以，高加林的下场不是一己的，偶然的，而是一代有理想的农村青年的命定悲哀，是看不见的手的播弄。他就像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对着必然性，对着人类命运无法弥合的残破，作着绝望的抗战。他实在是为一代人受过、赎罪的替罪羔羊。他那颤栗的身影，油然唤起一种悲怆、崇高的美感。就在悲剧激越飞旋的旋律中，路遥一抒一代人的胸臆。 既是为一代人抒情，路遥就不去顾及作者的矜持，常常中断情节的进展，直接跳出来大发感慨。他怕感慨不足以服人、动人，便以“笔者”3的身份频频现身于小说，用“笔者”不证自明的可信度为感慨作证。他更常常一手把读者拽入小说，让他们在情感激流中浮沉。比如，高加林悲剧的复杂内蕴，“就让明断的公众去评说吧！”公众在他的吁求中到场。更何况高加林、孙少平的苦闷是时代共有的，读者不用拉就已忘情。就这样，人物、作者和读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胶着在一起，成为 “我们”。比如，《平凡的世界》写到李向前的婚姻悲剧时，路遥自然而然地说：“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正是“我们”这个牢不可破的同盟，成了路遥小说的抒情主体，一股浓烈的时代“共情”在“我们”的巨大胸腔中共鸣、激荡，然后一泻千里。 但是，这股时代“共情”不是现成的，张嘴就来的。直抒胸臆注定空洞、无力。要使“共情”持续地、一浪高过一浪地奔涌，路遥需要在原初、混沌的情感之上大力地淘洗、发掘。元气淋漓的抒情总是“争”而后得的。那么，怎么“争”？路遥的办法是用典。或者说，路遥所抒之情是第一手的，原发的，抒情的方式却是第二手的。第二手的典故大大地拓展了原发情感的深度和广度，并使之以戏剧化的形式源源不断地生发出来。用典的方式首先是命名。《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初尝失恋的苦果，喉头堵塞着、哽咽着，“情绪象狂乱的哈姆雷特一样……”少平被命名为哈姆雷特。路遥对哈姆雷特的理解肯定是偏狭的，但哈姆雷特的苦痛与少平心中自卑、自傲激荡成的狂乱相互指涉，形成互文性，却确确凿凿地把少平的情感从暧昧、混乱的原发状态中淘洗了出来，并使之更鲜明、更深邃。其他如金波奔赴青海之前对少平说：“你大概会以为我发了疯，为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少数民族姑娘，苦苦思念了七八年，如今又象唐·吉诃德一样不远万里去寻找她……”金强与卫红的爱情因父辈的仇恨受阻，他们便是“双水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种种命名无不使混沌的情感变得可说，并在说的过程中变得更具穿透力。用典的方式还有对经典场景、情节的戏剧化模拟。最典型的模拟就是田晓霞和孙少平效仿尤里·纳吉宾《热尼亚·鲁勉采娃》的十年之约。鲁勉采娃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给他们俩的故事搭好了构架。我们一边担心他们走上鲁勉采娃的覆辙，一边看到谶语不断地得到印证，最终两个故事紧紧扭结成一体。于是，苏联故事特有的理想主义和感伤洒尽了他们的生命旅途，就连他们的脚迹都仿佛带有奇异的芳香。 路遥以戏剧化方式抒时代“共情”，情到深处与人物、读者一起忘情歌哭，这场众人同悲共喜的狂欢，到现在看都未有已时。那么，如此浓烈的抒情何以可能？我们为什么不再无所顾忌地哭泣，中国文学甚至不再抒情？究其缘由，首先是因为路遥具有捕捉时代“共情”的敏感和自觉。他用生命而不是理念更不是政策抓牢“共情”，“共情”无关阑地倾泻，一下子就淹没无数心灵。而身处个体化、碎片化时代，人们想不到追索时代“共情”，甚至怀疑还有“共情”这么回事。于是，除了戏谑、嘲弄、冷观，中国文学已是一贫如洗。这就留下一桩悬疑：新时期以来，鉴于既往文学对个体的贬抑，文学要“向内转”、重个体已成常识，但个体化真的就是创作的不二法门？其次，路遥心中深植着一种深度模式，即“神圣的原则”与现实逻辑的二元对立。4当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抱着“应该”的情怀在“是”的大地上追寻时，当他们想在现实的地基上建构“神圣的原则”的大厦时，毁灭几乎不可避免，创痛同时产生，一股不平之情不得不抒而后快。情之浓烈原来是由“神圣的原则”支撑的。现如今深度模式被拆解，“神圣的原则”被嬉笑，人们怎么能脸不红心不跳，煞有介事地抒情呢？端倪其实早已显露，路遥在世时就抱怨年青人太世俗化、市民化，严重缺少罗曼谛克精神。5罗曼谛克就是“神圣的原则”与现实逻辑的撞击。现实却非哲人的忧心所能阻挡。但是，现实真的不能阻挡吗？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路遥的“神圣的原则”是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冲动，是身处卑贱却心忧苍生的担当，是教徒艰难爬向圣地麦加的“虔诚与热情”。路遥“神圣的原则”的谱系相对混乱，但诸种异质性资源在他的“良知”的统摄下，却不冲突，不诋毁，融汇成了一股浩荡之气。 二、不朽的现实主义 路遥相当看重写作的长度。《人生》大获成功后，他很快感觉不满，因为《人生》不过十三万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不久，新作品的框架确定下来：“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6其后六年，三卷本《平凡的世界》陆续问世。路遥为何如此偏执地追求长度？难道说长的就是好的？ 路遥视柳青为前辈和导师，认为《创业史》具有史诗品质，“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7。揣度路遥原意，史诗品质就是把一条条细流疏引到生活宽阔的河床上去，全景式反映时代风貌，而不满足于对生活片段的感知。与之相反，“山药蛋”就是关注一时一地的问题，忽视对生活的整体性观照。不管路遥对“山药蛋”的理解是否恰当，反正他已经把它当作死去了的时代，并呼唤史诗性巨著诞生。路遥对“山药蛋”的态度，让我想起茅盾批评《呐喊》只描写了“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8，忽略了都市的心跳，从而未能反映出伟大时代的基调。茅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企图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给中国机体照一张X光的作家。他写《子夜》便是通过农村和城市革命发展的对比，意欲“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9。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成是一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编年史。社会全貌必得相当的长度才能容纳。所以，茅盾钟爱长篇。即便拾取片断写成中短篇，他也试图以三部曲的方式，连缀出一幅全景图来。如此说来，茅盾才是路遥的不祧之祖。茅盾、柳青、路遥，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条“长河”小说的锁链。接下来的问题是，世事如此真假莫测、变动不居，他们凭什么相信一切尽在掌控，时代全景图早已尽收眼底呢？答案是现实主义信念。在巴尔扎克看来，现实主义不仅要“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本质相同的人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从而写出史家写不出也想不起写的“风俗史”，更要研究社会现象的成因，“寻出隐藏在无数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并进一步思索自然内里的“永恒的法则” 10。也就是说，专注于社会一角不是现实主义，对社会现象有一说一同样不是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在全方位考察社会后对社会本质的洞观、对“永恒的法则”的寻求，也是在本质了然、法则在握后对社会全景充满自信的把捉。全景的考察与本质的洞观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所以，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一定是形而上学家、本质论者，他们不仅为时代造“像”，更为时代立“心”。他们还一定是长篇小说作家。没有相当的长度，作家如何为时代造“像”，更遑论立“心”？想想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哪个不是以长篇小说被人们铭记？现实主义精神本然地呼唤长篇小说文体。返视中国文学，茅盾掌握了阶级论，便能够游刃有余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史。柳青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11，便能够把错综复杂的合作化运动删繁就简成了蛤蟆滩的明争暗战，而蛤蟆滩斗争的点点滴滴无不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全景息息相关。“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极度繁荣，同样源于人们在一元思想的指导下，一把就能够攥住时代之“心”的自信。当然，历史证明了他们所立之“心”有所偏差，甚至错误。 但《创业史》等“十七年”长篇小说为时代立“心”的动人企图，以及本着现实主义精神在长篇小说文体方面的实践，却不容我们想当然地漠视。路遥喝着柳青的文学乳汁长大，自然秉有“文革”等历史劫难冲不垮的本质论历史观。他的本质论历史观就是，拥护包产到户，支持个人奋斗，并本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坚信“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就在这明朗、乐观的历史观的支撑下，他视向四面八方漫流的杂沓现实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并“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了这个整体。正是在“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的时代之“心”的烛照下，以孙少安为中心的双水村农民如何砸碎大锅饭，纷纷寻求出路发家致富的图景，以田福军为中心的党的中高层中改革势力如何说服、压倒保守势力的图景，被孙少平从农村来到城市追寻理想的图景从下到上地勾连起来，一张繁而不乱的时代之网便条分缕析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路遥与柳青的现实主义努力并无二致，路遥只是幸运在，他所相信的时代之“心”被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证明基本正确。个人真的很难挣脱历史的桎梏。考察柳青等历史人物时，我们是否应该多一点同情的理解？ 为时代立“心”，并不意味着概念化、理论先行。路遥超越茅盾、柳青之处在于，他的本质论历史观的形成，是由生命体验内发，而非理论或教化外铄的。《平凡的世界》如此宏阔的画卷，却从原西县中食堂的甲乙丙三种等级的饭菜说起。饥饿以及由饥饿引起的羞惭和仇恨，曾多么深入地刺痛了少年路遥的心啊。正是由此种种生命体验支撑，路遥才能猛然领悟时代之“心”，并吐而后快。真正的现实主义出自心声，出自心声的现实主义才能不朽。 既是为时代立“心”，路遥便有了神灵附体般的使命感。他认定写作《平凡的世界》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并一再对自己说：“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地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12。在时代之“心”以及那个“永恒的法则”面前，个人实在微不足道。于是，路遥心中一直汹涌着殉道的激情。他那神圣的两难——“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难的。路遥之死，让我依稀看到了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奔赴永恒的理念世界时的从容与庄严。有了对时代之“心”的深度求索，有了被历史选中为书记员的使命感，时代“共情”便其来不可却了。《平凡的世界》处处有情，但情感杂而不乱，多而不滥，概源于此。真正的现实主义一定是抒情的。看看《幻灭》、《红与黑》、《双城记》、《战争与和平》，便知此言不谬。只是现实主义精神内含着抒情机制，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原则并不是一回事。 路遥早在构思《平凡的世界》时，便感到了文学思潮日新月异、风起云涌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挤压。他甚至悬想：“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13但他仍旧坚定地走现实主义道路，发愿由表及里、去芜存菁，为时代立下“心”来。他意识到，这是冥顽、不识时务，更是“个人向群体挑战”。果然，寻根、先锋、新历史、新写实等文学新潮铺天盖地而来，现实主义真的成了陈迹，《平凡的世界》也被理论界遗忘。 确实，在一个去深度化、非本质化的时代里，现实主义的宏愿是可疑的：你凭什么宣布这些是现象、表皮，那才是本质、核？真的有核存在吗？但是，我们真的不再需要现实主义，不需要为时代立“心”，不需要寻觅“永恒的法则”？一个没有“心”的时代如何能够安妥？人不都有着形而上的饥渴？其实，莫泊桑说过：“写真实就要根据事物的普遍逻辑给人关于‘真实’的完整的臆像，而不是把层出不穷的混杂的事实拘泥地照写下来。所以我认为有才能的现实主义者倒是应该叫作臆像制造者才是”，而“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迫使人类接受自己的特殊臆像的人”14。这段话清晰不过地告诉我们，真实、本质无法一劳永逸地把捉，但现实主义者仍应从自己的视角去追寻它、凝视它，并用关于它的“臆像”洞彻事态万千。多种“臆像”交互印证，那个本质便隐隐若现。但是，如今人们连“臆像”都懒得或不屑去揣摩，或沉浸于一己的悲喜，管它春夏秋冬，或杂萃一些见闻，也算是人间情怀。文学逐渐失去积极参与当下生活，建构社会全景图，为时代立“心”的热情和能力。读者远离文学，作家难辞其咎。 最后可以再追问一下：究竟是本质甚至“臆像”压根子虚乌有，还是人们告诉自己这些东西子虚乌有，就真的不再去探寻？许多事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呢？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当代文学史？ 路遥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震动了他生前那个时代，在他身后，感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延伸至当下，乃至更久远的未来。隔着长长一段时光，我们已经能够指责他精神资源混乱，对时代本质或者“臆像”的把捉也不尽准确。但是，那么浓烈的抒情，勾画全景图为时代立“心”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企图，却是他留给我们的不可磨灭的文学遗产。令人遗憾的是，当代文学史写作惊人地漠视路遥的遗产，他们或者以极吝啬的笔墨匆匆概述，或者干脆只字不提。面对这份沉甸甸的遗产，我不禁对装聋作哑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产生两点质疑。 其一，目前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在处理“新时期”以后的小说创作时，大致沿着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历史直至“八0后”的路径，一一加以剖析。于是，这段小说史就成了各种文学观念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戏，这场大戏由不断否定、扬弃进而螺旋式上升的进化论模式牢牢支撑着。能在进化旅程中找到座位的，哪怕你粗陋甚至荒谬，哪怕你根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都会被大书特书。不能对号入座的，就算你冰雪聪明或是雄浑瑰奇，就算你在一代代读者口中常说常新，也只能被忽略掉，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路遥自动退出这场大戏，惨淡经营他的现实主义大厦。他被当代文学史写作有意无意的删除，原是这一文学史写作思维的逻辑必然。但是，文学如果是源于存在的疼痛或者欢欣，源于我们认识、厘清并进一步把捉世界，从而安妥我们惊惧不安的心灵的企图，怎么会有什么进化可言呢？存在主义永恒地抚慰或者警醒着存在，现实主义为一时代立“心”，并传之后世，它们同样不朽。伟大的文学不会像我们的生命一样迅速枯萎。所以，我们必须反省：文学史是各种文艺观念的跑马场，是文化史、思想史的材料而已，还是独立自足的存在？如果是后者，我们就应该坚决地回到文学本体，回到文学作品生产、传播的现场。 其二、当代文学史事实上已经被编撰者分割成了两大块：“十七年”、“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人们或者认为前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新中国文艺的指导原则逐渐确立，后者是这一原则遽然消解的过程；或者认为前者是阴云笼罩，但民间抵抗乃至激愤的声音此起彼伏，后者是民间、精英等各种声音纷然杂呈的过程；或者本着“五四”启蒙理性，把前者理解成个性泯灭、人性消亡，把后者理解成启蒙理性回归，但回归之旅动荡不宁，时有反复的过程。检视这些多有分歧的文学史写作理念，我发现了他们惊人的一致：他们都认为“十七年”、“文革”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长长的梦魇，“新时期”文学则是艰难却斩决的苏生。他们之所以不吝笔墨地叙述“十七年”、“文革”文学，是因为这段文学是不容忽略的巨大存在，当代文学史写作无法把它删除，更是因为他们通过各自的叙述，不约而同地把它“他者”化，从而为光鲜的、万花缭乱的“新时期”文学提供合法性依据。这是以叙述的方式不叙述。但是，人们很少考虑到，“新时期”文学真的是甩掉历史包袱之后的轻松前行？除了“潜在写作”，“十七年”、“文革”文学中那些显在写作对“新时期”文学难道没有影响？“新时期”文学难道是空穴来风？15通过路遥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柳青这位经典的“十七年”作家对他的精神抚育。其实，“新时期”作家受惠于柳青的又何止路遥一人呢？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浮躁》、《秦腔》，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在在可以看到柳青的身影。“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柳青对于这一文体筚路蓝缕的开掘啊！就是浩然这样红极一时，如今被冷落甚至摒弃的作家，他的文学影响也没有随着“文革”的终结而终结。阎连科就说过：“像我们这一代的人，从小接受的都是《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文学教育。”16我们批判了柳青、浩然等“十七年”、“文革”作家的局限甚至谬误，却不愿心平气和地看待他们的成绩，在文学史叙述中把他们空洞化，在当代文学史中间划下一道深深的鸿沟，其实还是把文学史当成了思想史、政治史的边角料。我们在坚持对文学史进行释义的同时，还应该进行考古学研究——考察这样的文学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这种出现对于其后的文学意味着什么。考古学研究能够梳理出“十七年”、“文革”文学的当下回响，从而弥合当代文学史的裂痕，同时能够使我们更完满地理解“新时期”文学。我们可以期待，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路遥这样的作家会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 注释： 1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2《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选自《中国改革政策大典》，陈俊生主编，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至236页。 3比如，《平凡的世界》第3卷说到“放卫星”，路遥不由自主走进了小说：“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里跟随大人们把其它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集中背运到一小块地里。” 4《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里，卢若琴、卢若华就后者的婚姻发生严重的争执。卢若琴非常顽固，仿佛在“捍卫某种神圣的原则”。卢若华却站在现实逻辑一边，认为“神圣的原则”不值一哂。路遥的取向不言自明。 5路遥：《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2页。 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7路遥：《柳青的遗产》，《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8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9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页。 10[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陈占元译，《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11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河》1979年6月号。 12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4[法]莫泊桑：《“小说”》，柳鸣九译，李健吾校，《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15这一点，李扬的《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已有评论。但是，前段文学史对后段文学史究竟有哪些影响，却仍未引起史家的重视。 16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