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是因为太过钟爱、景仰民办教师这一群“当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还是因为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辉煌、炫目得让人不由自主地追怀和沉湎，时隔十七年后，刘醒龙扩充《凤凰琴》，写成了长篇小说《天行者》。弱势群体的辛酸故事总会让人唏嘘，弱势群体如果还是“最伟大的”，他们的故事就会越发地让人动容，歌颂这样的一群人，当然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道义正当性可以为《天行者》赢得茅盾文学奖，却不一定能够确保它的艺术甚至是基本技巧的水准，更何况这个貌似理所当然的正当性可能问题重重——刘醒龙真的在为民办教师发声吗？叙述会不会就是遮蔽？ 一、这是长篇小说？ 《天行者》暴露出刘醒龙写作能力的严重不足。不足是多方面的，仅罗列三点。 首先是人物语言的失当。比如，老会计说，如果余校长说句硬邦邦的话，保证村长儿子将来能考上大学，就不仅补发拖欠的工资，还提前发放未来几年的工资。邓有米接口就说：“只要读书就有希望，不过，最有希望的还是余壮远——村长的爱子。”这里的破折号所起的作用是“具体说明性注释”：“破折号后面的句子具体说明破折号前面的句子中所提到的人是谁，或者是什么人，事是什么事，物是什么物，地点是哪里等。”1“具体说明性注释”属于书面语的用法，口语哪里需要如此缜密、周详。即便真要突出余壮远的村长儿子的身份，也应改破折号为逗号，逗号后的“村长的爱子”是对余壮远的身份的强调，而非注释。而刘醒龙偏偏用了破折号，正说明他的体情状物能力的差强人意以及语感的稍稍迟钝。再如，叶碧秋找张英才借书，碰上张英才的母亲骂他不晓得报恩：“邓有米那样周密计划，孙四海那样恃才傲物，余校长那样忘我工作……”农村妇女骂人时每每出口成章，指桑骂槐的借代、朗朗上口的排比都不在话下，但是，“周密计划”、“恃才傲物”、“忘我工作”之类文绉绉的词汇显然出自知识分子刘醒龙之手，而不是农村妇女的声口。硬把自己的话塞进人物的嘴里，人物的爱恨贪痴嗔就被扭曲了、挤跑了、遗忘了，刘醒龙还怎么把弱势群体放在心上？ 其次是人物性格的前后矛盾。比如，李子写了篇题为《我的好妈妈》的作文，说妈妈为了给同学们买教科书，卖掉了给爸爸备下的棺材。姑且不论买几十本教科书是不是需要卖掉一副棺材，我们起码可以看到，此时的王小兰是执拗的、泼辣的、敢作敢为的，而她的瘫痪在床的丈夫则是瑟缩的、忍气吞声的。果然，王小兰不顾外界的风言风语，常常来界岭小学与孙四海幽会，为他缝补拆洗。不过，到了续写的第二、三部分里，丈夫突然强硬了、歇斯底里了，不许王小兰去学校，不许她唱孙四海喜欢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并最终掐死了她。人物性格的陡转并没有什么深文大义，也不是刘醒龙别出心裁的设计，只是因为续写部分与《凤凰琴》实在是两张皮，根本粘不到一起去。或者说，刘醒龙不是一位精明的影视制片人，在一部注定要火的影视剧里早早地埋设一些悬念，打开一些破绽，将来好去投拍续集、续续集，他相对完整地写成了封闭而非开放性的《凤凰琴》，却不料《凤凰琴》取得巨大成功，这时强要续写的话，当然就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了。基于此，我认为《天行者》是由《凤凰琴》、《雪笛》和《天行者》连缀而成的中篇小说三部曲，而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再次是叙事视角的极度混乱。《凤凰琴》是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只写张英才看到、听到和想到的。如此处理，类似于丁玲的《在医院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用初来乍到者的陌生化眼光，事半功倍地打探出一个单位让人习焉不察的光鲜或窳败。小说还多次提及那一本让张英才爱不释手的《小城里的年轻人》。这本书反反复复地出现，就与张英才的生命轨迹形成了“互文性”，这一“互文性”暗示我们，张英才不会安于乡村教师的生活，“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他一定会和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一样，闯进城市碰一碰他的运气。不过，刘醒龙无意亦无力严守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叙事纪律，一不小心就会溢出张英才的视角，转成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比如，邓有米请假下山打听转正的消息，回来以后神情忧郁，“背后”和余校长嘀咕：“可能是这次转正的面很窄，名额很少，所以上面保密，一点口风不透。”明明是“背后”的嘀咕，叙事人如何得知，除非这个叙事人是全知的。《凤凰琴》只是偶尔溢出视角，还算无伤大雅，但是，当年的刘醒龙没想到还要写续集啊，轻率地打发张英才去了省城进修，续集的写作就失去了叙事的支点，只能在全知视角和余校长的限知视角之间摇摆失据，其后的小说就必然地纷乱、拖沓了起来。从限知叙事滑向全知叙事，从张英才的视角转到余校长的视角，从“新人”的抵触、感动跳到“老人”的坚守和负重，从一个心比天高的年轻人的奋斗史变调为一阕民办教师的颂歌，《雪笛》、《天行者》和《凤凰琴》怎么说都不是一体的，只是前后相续的三部中篇小说而已。试想，如果茅盾先生在世的话，他会拿“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参评专为奖励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的“茅盾文学奖”吗？ 二、拿什么治疗“心情之癌”？ 蓝飞对张英才说，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日日夜夜渴望转正，“早已化为一种心情之癌，成了永远的不治之症”。身患“心情之癌”的人们没有治愈的可能，只能夜夜泣血悲鸣，就像孙四海坐在旗杆下吹笛子，笛孔里流出鲜艳的东西，滴在地上，变成一块殷红。但是，刘醒龙偏偏知其不可而为之，要为普天下的民办教师治疗这一不治之症。那么，他的宝葫芦里究竟卖了一些什么样的神药？ 首先是圣化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弱势群体，有卑微中的高贵，有困顿中的希望，更多的却是柴米油盐的烦恼，是何日才能转正的纠结。活着，有点最起码的尊严地活着，才是他们日日萦怀的所在。但是，刘醒龙大抵忽略了他们的平凡、屈辱的一面，无限放大、拔高乃至生造出他们的高贵面。比如，夏雪看不惯余校长每天一大早就把学生从被窝里撵出来升旗的“怪行”，讽刺道：“全中国也就天安门广场是如此，界岭小学更应该做点实事，没必要弄得像是国旗班。”余校长却还是坚持升旗，“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国旗的象征性、精神性力量一下子剔除了余校长的卑琐面，连自己的命运都无力托起的他竟然被神化、圣化到能够托起太阳的程度，他的寒碜、破败的小学也就能够与大山、国旗一道，分享着永恒的荣耀了。我想，张英才所写的通讯的标题——《大山·小学·国旗》——正突出体现了刘醒龙圣化民办教师的企图，刘醒龙的写作也流溢着浓郁的新闻报道的趣味。但是，都能托起太阳了，还托不起自己吗？都像大山一样博大、如国旗一般尊贵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卑琐的物质欲望想要达成呢？就这样，怎么也治不愈的“心情之癌”被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不过，如此化解不就是对于民办教师的真实处境的掩盖和滗除？圣化原来是漠视和摧残的一种方法。在《凤凰琴》中，刘醒龙还只是适可而止地圣化，圣化给他带来太多的甜头之后，他在续集中就无所不用其极了地吹嘘了。他会借万站长之口宣称要把界岭小学办成乡村教育事业的“小延安”，还会借他的嘴礼赞余校长是界岭的孔圣人、蔡元培。姑且不论延安、孔圣人、蔡元培八竿子都打不着，也不论他们即便打得着也与余校长扯不上任何关联，单单揣摩这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丁点共性，我们就能大致明白，刘醒龙高扬一种穷且愈坚、安贫乐道的个人操守，一种不掺杂丝毫物质因素甚至是反物质、因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空前高涨的献身精神。向上流社会宣扬这样的精神无异于与虎谋皮，刘醒龙很知趣，不会做无用功，向弱势群体贩卖，倒是雪中送炭般满足了他们对于尊严的饥渴，却一劳永逸地给他们去了势——你们就一旁高贵去吧，远离这个丰赡却邪恶的世界。就这样，弱势群体被刘醒龙戴上了高帽子，又被踹上一脚，光荣得永世不必超生了。 其次是一切向内转。《论语》强调内省，“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之类的格言散见于全书的角角落落。《孟子》宣扬“内圣”之道：“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不单儒家，道家也走了一条向内转的道路，就像《老子》的“守真”之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对此，梁漱溟有精到的总结：“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与西洋人总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2不过，“内圣”一定要指向“外王”，向内的修行本然地汹涌着强烈的济世冲动，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要“致良知”——知行合一。刘醒龙也让他笔下的人物向内转，行有不得的时候，“皆反求诸己”。比如，学校被山洪冲毁，没钱修，那就由余校长掏钱垫吧，再没钱，就让孙四海挖茯苓付吧，垫了，付了，连句怨言都不能有，谁让他们是当代的孔圣人呢？再如，只有一个转正名额，大家再想要，也只能给即将咽气的明老师。明老师死了，又给了张英才，给张英才说不过去啊，别人会恨死的，刘醒龙就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通”了——孙四海说：“从上次李子出事后，我就一直在想，假如自己一走，李子和王小兰怎么办？我的一切都在这儿，转不转正，已经无所谓了。”邓有米接着说：“明老师这一死，我也彻底想通了，不能把转正的事看得太重。人活着能做事就是千般好，别的都是空的。”无权无势的民办教师，你能想不通吗？想不通的话，又能怎样？一切都向内转，民办教师就博大了，恢弘了，有了爱意，有了让人羞赧的力量，就像余校长质问李家表哥：“你们晓得孙老师为什么如此慷慨吗？”他当然不晓得。余校长郑重地说：“因为爱！”李家表哥得意洋洋的脸立刻煞白。爱意盈盈的民办教师当仁不让地成了最可爱的人：“将七十二行中的好人全都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第七十三行的民办教师。”不过，刘醒龙一再申说的向内转根本无关乎“内圣”，“好人”就是打碎了牙齿却不得不咽进肚子里的无用的人，更不通往“外王”，“好人”哪有这么磅礴的野心和能量？向内转就是要求以民办教师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永远不要向外界归咎、怨恨，就是要求他们有了艰难了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就“想通”些，别人特别是领导有了艰难了就与他们分享艰难，特别要分享他们无力解决或者根本就不愿解决自己的艰难的艰难。弱势群体向内转了，“无所谓了”，“心情之癌”也就豁然痊愈了，而上流社会也就没有了任何亏欠，欢欢喜喜地享受这场后现代的盛筵吧。向内转原来是一种让上流社会心安理得的狡计啊！你们看到了吗？ 注释： 1翟华：《试论破折号的用法》，《语文建设》1991年第10期。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