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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二三月，北京女师大的部分学生过了年假，火气消退不少，旨在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差不多就要过去了，用许广平1940年的话来说，造反学生当时已“瘫软下来”，“比在阳光下消失了的冰雪还要急遽”。这就是她在那年三月写信求救于鲁迅的原因。她自称：“[这一状况]不由得惹起我的反感，内心拨动了应战的火焰。当时就想：‘让我来试试，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于是在同班退下来了不过问的低潮中，我挺身而出，以总干事的资格出席去了。”①许广平站出来，除了杨荫榆在校务上“倒行逆施”，继续作恶，好像还有她一己的意气，个人的原因。“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一句，尤堪玩味。许广平崇尚豪侠，自我张扬(“我不入地狱，谁当入地狱”)，是个理想的一线敢死队员。她生于广州豪门许家，属崇字辈，堂兄弟都是实力人物②，叔祖许应骙为百日维新时礼部尚书，因“阻塞言路”被革，戊戌政变后复出，任闽浙总督。尽管许广平父亲是庶出，许家的赫赫声名还是让她有着常人不备的底气。 问题也出在这个仕宦之家。 鲁迅逝世后不久，许广平写了一篇思念远在异地的鲁迅母亲的文章，发在1937年3月25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二集《原野》)上。想不到已为人母的她竟然这样开头：“有时一个人的脾气真奇怪：看见了别人家慈祥的母亲，心中会陡然发生一种被压迫似的感觉，难受到想找一个地方逃开，毫无感动地较为舒服些。这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没有了母亲的缘故吧。”③这里的“一个人”是作者自指。说及慈母、母爱竟有“被压迫似的感觉”，甚至拒绝为之感动，已于人之常情偏离很远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的人往往比常人更渴望母爱(比如哈利?波特)，以此来解释“毫无感动”是不通的。显然，许广平的童年经历给她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所有关于母亲、母爱的联想都会让她不快。1937年尚且如此，学潮激化时的1925年更不消说了。 母亲的印象就像刀刻在许广平的肌肤里。她在《我的斗争史》(写于1964年，署名景宋)里取了存在主义式“生来不自由”的表白——“电网从我生下来就早已安设好。”原来她呱呱坠地之时就受到歧视，那是由于一个比她长得好的姐姐： 姊姊！听说也和哥们一起在书房读书，生得十分漂亮，人都称她是玉观音，裹得好小脚，天天由老妈背上书房去，但是，九岁的时候死了，临死口内还如流的背诵《三字经》，《孝经》，《四书》，《诗经》，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等到我生下来是那丑陋不堪，稍能读书，又不如阿姐的聪明，于是母亲常常引起感慨，想是说：“好的都死光了，剩下这坏的！”就由这感慨里，母亲的表示，我的感受的影响，老实说，在我八岁母亲死的时候，我心下是这样想过：“死了一个母亲不要紧，还有一个父亲呢！”④ 母亲当着女儿的面感慨，是不是说了“好的都死光了，剩下这坏的！”却未必。那句狠毒的话只是“想是说”，可见是出自许广平自己的猜测和想象。母亲对“霞姑”(许广平小名)有点失望，也可能是出于善意，比如希望她的脾气柔和一点。“姊姊”临死前如流地背诵“礼教”的典籍，就更加夸张了。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即许广平的心灵上留下了自己在大人眼里不如“姊姊”的阴影。她暗中套用新文化运动“反孔”、“反礼教”的取舍标准来遮蔽常见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妒忌(即所谓的sibling rivalry)，有意把人称“玉观音”的阿姊呈现为非常脸谱化的“吃人”礼教牺牲品。姐妹间的竞争意识本应从心理学上探讨，如夏洛蒂?布朗特创造出倔强的简?爱来，就有压过她两个妹妹的潜在动机。然而在许广平笔下，妹妹怨恨姐姐，却好像是文化上的反抗立场所致，合乎进步时代的要求。童年往事的性质在成年后的回忆中政治化了。姊姊临死时的场景，许广平在1925年的学潮中就虚实相间地描写过，暂时按下不表。母亲偏爱死去的姊姊，在活着的妹妹心口留下不能愈合的创伤。引文最后一句几乎是在说，她对母亲之死无所谓，心中甚至暗喜。 幼年的伤害一而再，再而三，施害者还是母亲：“据说我一生还未哭出声先自撒出尿，母亲认为这样是对于她两老的不吉的，俗论是子女生下来此样形态妨父母之一，解禳办法，只有把我出继别人，算不是他们女儿，就不至于妨害他们。我于是几乎给了隔壁同族的一个老伯伯婶婶，他们穷到连食饭都难维持，然而伯伯还设法弄钱抽大烟，母亲就宁可每月贴送乳母，伙食，用费，把我送出去。不晓怎的这计划没有实行，然而算命先生已经把我从刚生下来就判决了我的将来，说是声音宏亮，性刚，男造则售，母亲也能占算的，对于算命先生的话大为击节，虽则她死的时候我已经八岁，底下还有一个七岁的妹妹，总不能算是我妨害她的吧。”⑤ 许广平八岁那年挤满了创伤的记忆，有的事情是不是发生在那一年，还未能确定。母亲简直是她梦中的恶鬼，先是给她穿耳，接着强迫缠足。她母亲自己身躯胖大，配一双不比酱油碟子大多少的小脚(“我母亲的乡里是最讲究缠足不过的”)，经常在走路时把两只手支在丫头肩上当拐杖使。父亲见到女儿脚下异样，气得砸了手中的茶碗，与母亲争吵起来。结果是母亲让步，放出一句狠话：“不缠就不缠，却是一辈子也不要她见我。”在这个场合，父亲扮演了解救者的角色，给女儿脱下红色尖嘴花鞋，解开脚布，把她抱到祖母那里。“自此我不愿见母亲，我自己总躲开她，遇着偷偷地跑回来和哥哥妹妹玩的时候，一听见母亲远远的声音，就急忙跑回祖母那里。一直到我生病，母亲叫抱过来看看，然后我重新在母亲膝下生活。”⑥她虽然没有送给穷亲戚，却被许给乡下一户人家做媳妇了。对城乡之间的本质性差别，许广平是非常敏感的，家人、仆佣有时拿“乡下人”来开她玩笑，引起她的“深仇怒恨”⑦。许广平少年时代就一心抗婚，反抗本身是无罪的，但是她基本上把这些创伤记忆与母亲联系在一起。她也承认母亲有开通的一面，比如准许她在八岁那年与哥哥一起读书。但是她对母亲的回忆基本是负面的，心里一直未能与她和好。 对哥哥和父亲，许广平的态度就恰恰相反。这是她在1925年5月27日致鲁迅信上一段坦率得惊人的话：“据自己的经验说起来，当我幼小时，我的三十岁的哥哥死去的时候，凡在街上见了同等年龄的人们，我就憎恨他，为什么他不死去，偏偏死了我的哥哥。及至将近六旬的慈父见背的时候，我在街上又加添了我的阿父偏偏死去，而白须白发的人们却只管活在街头乞食的憎恨。此外，则凡有死的与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活着的人。”⑧她得憎恨多少与她无关的陌生人！如此心理，几乎闻所未闻，却在收信人身上引发回响。鲁迅并不以此为怪，三天后(5月30日)回信道：“又如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⑨两人交换最隐秘的心迹，说明已订下生死之交了。 杨荫榆1924年2月任校长，到第二年8月初辞职，任职只不过一年半，其中好几个月还是在校外租房办公，通过教务处治校。她和前任许寿裳都是学潮的牺牲品，两人的经历是那些年里学风的见证。但是政治上的大环境也与学风互为表里。杨荫榆的去职，主因与其说是她渎职，还不如说是南北或国民党/北洋对抗的政治背景所致，许广平个人也起了关键作用。没有她挺身而出，没有鲁迅(以及浙籍教授)的声援，加上背后李石曾、顾孟余和易培基等在京国民党人士的组织起来的力量，1925年女师大的学潮也许在许广平3月份写信给鲁迅讨救兵时就开始消停了。 许广平厌恶杨荫榆以及随着女权意识高涨而起的“女人长校”理念，未始与童年压迫性的母亲记忆无关。有人说女子教育系“国民之母”，已能使她“陡然发生一种被压迫似的感觉”。女师大是国内女子教育之巅，杨荫榆称之为“国民之母之母”，本意是以此激发学生荣誉感，但是两个“母”字叠加，只会使许广平加倍不快。这拗口的比喻对她心理上形成的冲击，不难从她本人的早期生活中挖掘出缘由来。许广平在《六个学生该死》一文戏称杨荫榆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解了一口恶气，这里倾注了多少对母亲形象的厌恶！ 《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是许广平发表于1948年3月20日《人间世》的回忆文章。她回忆道，进校时许寿裳是校长，许因学潮引退，主张女权者提出：“女子有资格在专门以上学校当校长的实在不多，女人长女校，在女权运动上应当拥护。在如此这般的鼓吹之下，杨荫榆走马上任了。”⑩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变为女界代表，每逢妇女节，必会作文纪念，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广平在要求女权的呼声日高的二十年代却屡有歧视女性的言论(见《两地书》)，她还力拒“女子长校”的观念，甚至以枪毙威胁提倡者，不免给今人以“反动”之感。她大概是看不上教育界的所有女性吧。在一个两千年来男尊女卑、女子绝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任何担任公职机会的社会，主张女校校长职位上两性绝对平等的竞争，学问资望俱佳者优先，那么连女校也是不必办的。同样的教育资源，何不向男女考生一起开放、优者录取？持此论者实际上是想维护一种更大的不平等，同时也无意间暴露了“牝鸡司晨”之类成语背后的“男权至上”意识形态。因此，即使女校长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学校师生或整个社会也应为她创造一个更为友善、殷勤鼓励的环境。作为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杨荫榆受到了男权社会至为不公的对待。 女学为国民之母，这是晚清兴女学时的新观念。外国教会在华办女子学校是在1844年，甚或更早。中国人自办，要晚半个世纪。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二)?论女学》发表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4月12日、5月2日《时务报》，其中有这段论述：“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11)此中已有女学为国民之母之意。同一年秋冬之交，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上海筹办中国女学堂(也称经正女学、中国女学会书塾)，也是基于“有淑女而有贤子”的信念。梁启超在新式舆论工具报刊上为之鼓吹，影响巨大。经元善于12月6日在张园安垲第举办的英式宴会(即第四次筹备会议)被称为“旷典”，也是一次沟通中外的社交活动。五六十位中国上层社会女子与65位在沪的西方女宾聚集一堂共议一项公共事业，实在是前所未见的。(12)学堂开办一共才两年多(1898年5月至1900年秋)，但是中西合璧的办学理想则是二十世纪初期同类学校致力的方向。应该提一笔的是该校章程第一条“立学大意”规定：“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用妇女为之。”这条规定不违礼教，但正如夏晓虹所说：“其中蕴涵的培植女性自主自立的意识更为重要，只是这一点其时很少有人觉悟到。”(13)该校日常校务的管理者应该说是华提调总监塾沈瑛(和卿)。她的任命体现了“女子长校”的精神。 晚清新政中期，政府已认识到女子教育系国民教育基础，女学大兴。1906年12月严复写信给外甥女何纫兰，设想创办上海女学，也主张“女子长校”：“此校管理员用女，教员用男。……管理员权最重。”(14)何纫兰是上海最老的女校中西女塾的学生，宋家三姐妹也是这家1892年由美南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女校培养的。该校历届校长均为女性，首任校长海淑德(Laura Haygood)，苏州著名女校景海女学堂即以她的名字命名。杨荫榆在景海念过两年书，必定知道这位单身女传教士的事迹。严复主张“管理员用女”，是根据他对中外女校的了解。(15)“女子长校”在清末提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07年3月初，学部奏准《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是年4月严复与善耆、端方和严修等“谋创女学于京师”(16)；夏天，严复又代甥女何纫兰复吕碧城书，言女学之意义：“第自妹观之，窃谓中国不开民智、进人格，则亦已矣。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处。盖性无善恶，长而趋于邪者，外诱胜，而养之者无其术也。顾受教莫先于庭训，而勖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之时；故曰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 ”(17)可见女学乃国民之母是清末民初知识界开明人士的共识。 还应该回顾一下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当上女校长的杨荫榆究竟有何过错。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杨荫榆的名字屡屡出现，一次次被描写为媚事军阀、推行奴化教育的反动派，就像“文革”期间一次次被押到台上批斗的大恶人。学界对她具体的罪状似不感兴趣，只要一两顶大帽子压在她头上，让她喘不过气来，就算是有了定谳，不再顾问了。从许广平的文字来梳理杨荫榆之罪(18)，作为鲁迅研究的旁支，还是一项值得做的工作。许广平在《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署名KP)一文说到杨荫榆1924年秋冬之交从严处治因江浙战争迟到的同学： 风潮最初发动，是因为去年江浙战后回南的同学受战事影响，迟来的同学，后来杨氏整顿校规，把特别迟到的从严处治，按章是改为特别旁听的，而杨氏连座位也不给她们设立，自然更不给她们补考，按法律，规则成立在事情之先，自然不能约束以前发生的事。而况同是迟回的人，而对于她的同乡，她同乡的好友，就一点也不妨碍，别人就严格对待，这如何能服众？于是风潮勃起，这是年假时事。(19)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0年12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纪念与研究》(第三期)，实际写作时间大约是在1925年的8月22日(刘百昭派“三河县老妈”将占领女师大的少数学生强行请出学校的日子)至11月底之间(许寿裳、鲁迅等人率学生班师女师大)。该文第一段以两个问句结束：“但是宗帽胡同的女师大复活呢？他们——章刘——又如何的对付？”(20)“章刘”即章士钊和刘百昭，可见这时杨荫榆已经辞职而去，暂借宗帽胡同的房舍办学的女师大还没有回到石驸马大街的校址(许寿裳在这段时期“身兼校长、教务长、教员的职责”)。(21) 但是在这段点明杨荫榆“原罪”的文字之前，还有另一种难以归类的责难： 她整天的披起钟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校里，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屁股往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弄个不亦乐乎……(22) “钟式斗篷”在许广平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一次也没被遗漏，可见衣着上与民国年间习见的女学生异趣，也会激起无名怒气。许广平先有了这种比较泛泛的“看不惯”的印象，再将校方处理迟到学生的方式确定为“风潮勃起”的缘由。学生中间驱杨目的明确，是“年假时事”。那年的春节是在1月24日，驱杨宣言是学生自治会1月18日公布的，当时学校基本上已放寒假。此前运动究竟如何酝酿发酵，仍然比较模糊，笔者将另文讨论。与人们一般印象相反，杨荫榆治校的所谓恶政往往是一些流于空洞的指责。这篇文章在鲁迅生前没有发表，大概也没有经他润色。这些问罪文字还暴露了另一个事实，即杨荫榆在女师大受到很多女性职员的拥戴。当时的女师大有不少女性教职员，她们如何看待学潮，研究者从来不问。许广平敌视所有这些人，愤愤然使用诸如“丫头”、“寡妇”、“女仆之不如”之类语言，稍失身份，不过她自己并不要求得到尊重，可以不究。在粗糙的年代，人们并不在意赤裸裸表露恶意、近乎骂街的语言，“寡妇”一词还会重新捡起，锻造成真正锋利坚硬、致人死命的投枪枪头。特别应该留意的是这篇写于学潮依然处于进行中的文章没有提及孙中山之死。 许广平在1940年11月《上海文艺界丛刊》上的《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23)中又有一节专谈“杨荫榆的‘德政’”。首先是她接任校长不久，“许多素负声望的教师大有辞职他去之意”。紧接下来一句的逻辑甚为奇怪，“他去之意”变成了行动：“这不是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除了能够迎合她的意旨，参与压迫学生、统制学校的教师之外，许多头脑清醒的先生们，都为了自尊心而不得不毅然辞去。”(24)辞职的是谁，她没有提供姓名。章士钊在这年4月14日以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甫上任就整顿教育，内容之一是对教员限制授课钟点。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四出授课，按理也在整顿之列。有些兼课教员不满于章士钊、杨荫榆，真实的动机潜伏在意识的深处，自己也未见得乐于直面。在许广平的诉状里，最终杨荫榆的罪状还是在某次会议上斥某教职员“岂有此理”，而且，“据传闻她正准备向上海聘请鸳鸯蝴蝶派的某君到校任课”。(25)此刻的许广平历数杨荫榆的“德政”，竟然没提开除因江浙战争未能及时返校的学生。她罗列的罪状可详可简，弹性较大，有的只是临时拿来凑数罢了，用过即忘。 真正麻烦的是许广平从心底里讨厌杨荫榆，这一点从她回忆鲁迅与女师大事件的文章里看得很清楚：“那扎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个阴影的移来移去。”(26)杨荫榆的穿着几乎有点像狼外婆了。这背后有多少政治，甚至是否有政治，都是难以断言的。许广平又以“嘁嘁喳喳”、“低声媚笑”、“娇声戏谑”、“酒食熏腾”表达她对校内女性教职员的不屑和厌恶：“原来这里集合了一群女人长校，而又以她作轮轴，争相献媚讨好的无耻的一群。……这是魔窟、是虐待儿媳妇的参谋大本营！乌烟瘴气，鬼鬼祟祟，许多女教职员们都像贼头鼠眼，怀着鬼胎般向学生探视、侦询，冀有所得，好去报功了。”(27)这里的一系列指责无法坐实，只是反映了指控者的情绪，并非政治观点。取得最终胜利的学生，也能像婆婆看媳妇那样看待已经落败的老师——处处不顺眼。“许多女教职员们”没有横扫千军的文豪资格，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了。从许广平的回忆来判断，支持杨荫榆的职工也不少(“不少的党羽”、“不少的内线”)，这一点也可从杨绛先生文章《回忆我的姑妈》得到佐证。(28)事实上，她们确实被剥夺了申诉的权利。 比较一下许广平笔下的许寿裳和杨荫榆，即可了然什么是“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以下是《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中列举的杨荫榆引起反感的一系列做法：“首先撤换了许多女师大预科的教员，延聘而来的不是和她同时的美国留学生，就是教育部官员，文科还打算把北大教员辞掉，换成鸳鸯蝴蝶派的……最犯众怒的一次是她参加校务会议，稍不满意，又公然直斥某理科教员‘岂有此理’，以致引起公愤，大家都有不能合作下去之意。”(29)所聘教员谁不合格，没有专指。“鸳鸯蝴蝶派”究竟是谁？为什么语焉不详？问题主要出在延聘教员的“美国留学生”、“教育部官员”身份，“留美”不等于“不合格”的同义词(民初留美学生的总体素质远在清末留日学生之上)，但是在特定的时候，可以意味着政治上不可靠。至于“教育部官员”，应该不会指鲁迅吧。(30)“打算”两字纯粹是宣传用语，颇有点“文革”时期的大字报风格。至于“校务会议”，许广平没有出席，当是耳闻。上下文完全没有，如何判断？在一个对流言毫无抵抗力的国度，“岂有此理”的片言只语还是有着不可小觑的杀伤力。耐人寻味的是1924年深秋女师大开除未能及时回校的学生一事又不见了。反杨倒杨，那是目的，其余不论。 到了五十年代末，许广平在写《鲁迅回忆录》的时候如此评价杨荫榆的“卑鄙治校”：“杨荫榆不学无术，到美国‘镀金’回来，拉拢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动了几个拥护女人长校不问贤愚的狭隘的唯女权论者；再投靠了当时的权贵段、章，利用歪曲事实、无耻造谣的陈西滢，就以为炙手可热，人莫敢违了。于是与教师、学生、群众为敌。”(31)这些问罪之词，就像涉嫌人身攻击的“寡妇”(及其主义)，现在读起来，反而对作者自己不大有利了。 从许广平回忆文章综合起来看，杨荫榆最大的罪状还是她的政治立场。如果她“借赖于黑暗势力”，与章士钊、陈西滢之流“深相结纳”，倒也罢了，最不能原谅的，据说是她在孙中山死后禁止女师大学生去中央公园吊唁遗体。以下是许广平在1940年的问罪： 还有一事最引起学生们反感的，就是当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举城哀悼，学生们哭倒在课室的真不少，自动走到东城协和医校处希望吊唁一下的，路为之塞。后来决定在中央公园公祭的时候，各校学生一致排队到东城接灵，自然女师大也不能例外，于是由学生会代表，向学校总请假，这已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了。照理，学校教职员，由校长率领，去给为中国争取解放，实行革命数十年的伟杰为民族尽忠至死者致敬，并不是过分之举，现在既然学校负责人没有表示，学生自动参加，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然而出乎意外地，杨荫榆居然当面对学生会代表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没好处，不准去！”不错，她真够代表当时北方黑暗势力所加于孙中山先生的污蔑，还想以这污蔑来封闭人们的嘴，遮塞人们的眼，企图给真理以颠倒，给自己来遂行诡计，给帝国主义者张目。(32) 学生还是去了，“终于不顾一切，不管学校的不准请假，怀着愤怒悲怆的心情，急着时间的耽搁，焦躁地宁可回来被革除也要出发，像义士的慷慨就义地踏着坚信的步伐，整队而去了”(33)。 此时杨荫榆在苏州死于日本兵的枪弹已经两年多，只得缺席听候来自人间的宣判。她自从1925年8月初辞职以来，就从公众视野消失，如何叙述女师大学潮并为之定性，已经不容她置喙和辩驳。看得到这篇文章的人士，未必知道当年女师大的实情，不大会就此认真查核。许广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示这一代表了“北方黑暗势力”的罪证，很容易为人接受，不过稍欠完美的是她忘了一个重要事实：孙中山死于1925年3月12日，在此之前的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已开会决议驱逐杨荫榆，不认她为校长。发表这份声明就等于发出威胁——不许杨荫榆踏入校门。寒假之后，杨荫榆一直难以正常办公，主要通过教务处等部门代行管理之职。(34)女师大教务长薛燮元4月3日陪同教育总长王九龄所派部员到女师大调查学生要求撤换校长事，此时校长是缺席的。杨荫榆要乘孙中山病逝之机回到学校视事，势必会引发激烈冲突，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怎么可能听任已被逐出校门的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到中央公园公祭？一旦杨荫榆主动提出，那将是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行！——学生又会像5月7日的国耻纪念会那样把她轰出队列，公开羞辱她的人格。学生会参加公祭，何必向她请示、得到她的批准？ 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许广平回忆学潮，都会控诉杨荫榆阻止学生纪念孙中山。她在纪念许寿裳的文章里也说及此事： 那时是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北上病逝于协和医院，青年学生，对这位终身从事革命者寄予无比哀痛的时候，杨荫榆秉承段执政的反动头脑，居然拒绝学生的要求，不许学生排队在天安门接灵，她说：“孙中山是主张共产共妻的(那时已经有红帽子出现了)，你们要去，莫非也愿意学他吗？” 当时政治空气不因段祺瑞高压之下对这位伟人有何污损，越是毁谤，人民的认识越坚定，结果全北京城同声哭悼中山先生。(35)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许广平写《鲁迅回忆录》的时候又是把杨荫榆不许学生悼念孙中山作为她最大的罪状：“人民在反抗杨荫榆的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正值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在3月间逝世，人们痛悼之下，突遭杨荫榆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共妻’，不许学生去追悼而大愤。”(36) 长期以来，学界经常把指责(有时甚至是宣传手段笨拙的套话)当成法庭认可的证据，于是一切实事求是的调查手续，都可以免去。“共产共妻”是极端简单化、妖魔化的用语，民国知识界懂英语的人士，不论政见，都不会用这四个字来概括“communism”的宗旨，即便是主张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拿它来笑话右派的无知，也不够水准。读到檄文中这一段，读者有理由怀疑是否确有其事。这四个字究竟是出自杨荫榆之口，还是别人硬塞在她嘴里的？让人困惑的是，一般的鲁迅、许广平传记，讲到女师大学潮，都会把所谓的杨荫榆阻止学生悼念孙中山当成明摆的事实。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许广平在写于1925年秋的学潮回忆文章中根本未提及公祭孙中山一事。《两地书》始于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致鲁迅信)， 在所有三四月许广平的信上都没有关于学生的悼念活动受阻的记载。她倒是在4月6日信上说：“孙中山虽则未必是一个如何神圣者，但他的确也纯粹‘无拳无勇’的干了几十年，成败得失，虽然另是一个问题。”(37)这句话语气平和，对孙中山的评价也有明显的保留(“未必是一个如何神圣者”)，“国父”尸骨未寒，如公开发表这等言论，国民党方面就会以“人神共愤”的檄文风格声讨。许广平加入国民党，当在她当年5月被校方开除之后，而“伟杰”、“伟人”之类的称号也是她在国民党当政之后给孙中山献上的花环。但是，许广平早预感到孙中山的逝世会加剧派系斗争。她在3月20日信上说：“但孙中山一死，教育次长立刻下台，《民国日报》立刻关门(或者以为与中山之死无关)，以后的把戏，恐怕正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她好像要在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里表演一番，恨不得“拿块大砖头”打破“黑色的染缸”。(38)可见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必有所顾忌。许广平在原信中顾不上礼数，径直写下了“孙文一死”、“孙文之死”，(39)在当时的语境下对逝去的伟人直呼其名，犯了大忌，几乎与她痛恨的研究系《晨报》一个腔调，(40)这恰恰表明许广平自己心里未见得对“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有多少尊重。无意间的失礼当然逃不过鲁迅的眼睛。《两地书》发表时，“孙文一死”和“孙文之死”分别改为“孙中山一死”和“中山之死”。许广平后来在公开谴责杨荫榆的上下文中提到孙中山，口吻无比崇敬，那是出于问罪的需要。 孙中山1924年12月底扶病到北京，本意是与冯玉祥、段祺瑞和张作霖等人“共商国是”，想不到抵达目的地后一病不起。他于1925年1月26日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当时诊断为肝癌晚期(现在根据医院档案，当为胆囊癌)，已无法割治，3月12日上午在铁狮子胡同五号行辕病逝，当日遗体就送到协和医院，由医生进行病理解剖和防腐处理。3月19日上午，协和医院根据家属意见为孙中山举行基督教祈祷礼，同日灵榇抬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灵堂，供人吊唁。23日，在京国民党党员一千五百余人公祭，24日至4月1日是社会各界的公祭，吊唁签名者几近七十五万人，4月2日孙中山的楠木棺又移至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龛暂厝(直至1929年的奉安大典)。孙中山的逝世和整个丧事是高度政治化的。当时的南北关系更趋紧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于2月1日召开，国民党则用国民会议(3月1日)来对抗。北方政府极其虚弱，命悬一线，对这位革命者的后事绝不敢怠慢，生怕稍有差池，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就抓住不放。因此政府在移灵、公祭和送殡等一系列活动中，不仅拨款资助，还动用了大量人力资源，那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41)虽然国民党动员、安排有方，没有北京政府组织得力，不会取得举城哀悼的效果。孙中山的逝世也在国民党内形成权力真空，各种势力都要借死人来做斑斓文章。 要得到杨荫榆阻止学生追悼孙中山的口实，其实并不是很难。例如，学生可以向教务处(这是她们尚未完全拒绝的学校管理机构)提出，公祭那段时期每天都要集队去为孙中山守灵。假如教务处主任说，追念革命者不必牺牲学业，周间还是应该上课，至于集队吊唁，倒是可以安排在周末。这样的回答也容易被曲解为“校方不许学生追悼”。但是在3月下旬，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还没有想到借孙中山丧事来寻找口实，不然国民党报刊早就集矢于杨荫榆，逼她下台了。 少数学生大闹5月7日国耻日纪念会议，公然在这等严肃场合侮辱杨荫榆，表明她们心目中倒杨驱杨远比纪念国耻重要。从《两地书》中一条为那天的女师大事件所作注释(42)来看，到学校来演讲的校外名人是杨荫榆出面邀请的。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一文谈及国耻纪念会的筹备。学生自治会一月份强行驱逐杨荫榆之后，学校的行政机器还在运转，因杨荫榆还有“不少的党羽可供驱使”，“一到夜里，西边的办公处就灯火辉煌，幢幢人影，许多白天担任一两小时演讲术或教育学之流的人物都在蠢动，又兼不少的内线在侦查，江山稳固”。杨荫榆和这些教职员筹备了国耻纪念会，“请校内外人演讲，借此杨荫榆以校长资格出面”。许广平接着形容纪念会的现场，“杨和几位讲演者一同走来”，下面就是学生如何恶意哄闹了。(43) 许广平多次回忆起这次事件，从来不提杨荫榆所请的讲演者究竟是谁，看来是有意为之。据那年5月8日的《京报》报道，女师大邀请的贵宾是“李石曾、吴稚晖、雷殷等人”，这些名字充满了反讽意味。张耀杰指出，那几位人物“都是竭力推行‘党化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同时也是女师大风潮的幕后操纵者”。(44)女师大驱杨成功，主要靠李石曾一派的国民党要员的后援，与共产党似无直接关系。或者说，许广平自己并不知道共产党的介入。(45)许广平回忆当年学生自治会大闹礼堂，为了给人以杨荫榆在政治上一贯“反动”、巴结军阀的印象，自然要将这些“政治立场正确”的名字隐去，《鲁迅全集》编委会未能在众多涉及女师大国耻纪念会的注释中交代这一细节，或许也有同样的顾虑。如果杨荫榆对国民党没有恶感，还有可能不让学生吊唁孙中山、骂他“共产共妻”吗？如果她确实公开当着众多师生的面骂过“国父”，激起公愤，李石曾、吴稚晖和雷殷等国民党核心人士怎么还可能在这敏感时期姑息纵容，应她之邀前往女师大？颇为怪异的是女师大驱杨一派从1925年夏最早的风潮记事开始就以“名人”代替了具体的名字，(46)背后大有玄机。 笔者曾从杨绛先生处获知，杨荫榆无党无派，绝无靠山，也谈不上“广有羽翼”。从她请国民党人士演讲这一事实来判断，她对国民党的主张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赞同，而且也没有党“英美”、伐“法日”(李石曾是所谓“法日派”代表)之意，(47)应该通得过学生的“政审”。杨荫榆或许还想以此举释放和解的意图，拉近她自己与李石曾等人、造反学生的距离。但是北京文化教育界中一些实力人物已为宗派意识和抢夺高薪饭碗的本能所主导，加之个别人士只认“报仇雪耻”的“春秋大义”，像杨荫榆这样相对独立的校长，即便在学校内部得到支持，碰到如毒蛇、怨鬼般的结党者“伐异”，迟早是会被打落水中的。在5月27日《京报》上发表宣言支持被开除学生的七位教授，大都有国民党背景，基本上属法日派，其中六位浙籍，且都曾从章太炎先生学。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是很难的。争论不在说理，而要看谁骂得狠，骂得妙，斗气争胜是最终的目的。晚清报人所追求的论是非、不争胜负的办报宗旨早被抛弃。那是一种文字的自由搏击，能不顾一切手段将对方打得鼻青脸肿(最好倒地)即胜，持论是否公允，手段是否正当，则是最不重要的，笔名泛滥就是这种恶斗造成的现象之一。结果“战斗精神”养成的风气损害了判断、权衡、分析的能力，正常的批评很难展开。李健吾在写于四十年代的一篇文章(《刘西渭是我的仇敌》)里引了司汤达在1819年信中一段话：“这个人不和我的意见一致：所以是一个蠢货。他批评我的书：所以他是我的仇敌。他是我的仇敌，所以是一个坏蛋，一个小偷，一个杀人犯，一匹驴，一个骗子，一个土匪，一个恶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李健吾接着写道：“万一无意之中伤了什么人的尊严或者虚荣，刘西渭希望自己不至于得到那一串动听的名称：大方些，饶恕他的冒昧，因为过火原本含在各自作品的本身。”(48)杨荫榆(还有其他的人)早就被定性为“仇敌”了。会饶恕吗？不会。饶恕就如接受救助、施舍，那是丑恶如罪愆的。定为“仇敌”，就不惮使出各种招数。只能从个人利害关系来对待观点的异同，就不会像马克思那样没有一个私敌。 下面是许广平一篇署名“景宋”、题为《一生一死》的搏击妙文，发在鲁迅主编的《莽原》(1925年7月10日，当时还是周刊)上(49)。如果她这次出拳或“投枪”姿态优美，动作却不是她一人做的。她对本文前面提到过的自己阿姊，心底里一直嫉恨。现在，她仿佛在学潮的敌人中约莫看见了那位“玉观音”阴魂再世。这篇虚虚实实的作品糅合了幼时的所见所恨和写作时的吃人幻想。 文章有着鲁迅《野草》杂文“梦”叙事的特点。作者写道，往常做梦多半是看见已死的活着，因为爱死者的缘故。这回不一样。“万万料不到活着的阿姊这回却死在我眼前了，而且是很奇特的一种情境。”梦见活着的与自己相关的人死去，这正是让鲁迅舒坦的(“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文中仇恨的对象由已死的阿姊转向还活着的女校长(杨荫榆生于1884年，长许广平十四岁)，死者与活人的意象叠加，合二为一。这是许广平笔下的梦境： 向南的一个厅事中，阿姊躺在厅之一角的睡椅子上痉挛几下就死去了；我在旁看着，自己不知道有没有难过，但确是未曾流泪。…… 不知怎的有几个人用一块棺的上盖从这厅事中搬出，走过好几个房子，将阿姊放在棺的盖上，送礼物似的端到一个所在去了。 阿姊没有了，突然的闪电似的变幻：一块板上，放着一大块熟了的腌洋腿肉。这肉，红亮亮的，还夹着象牙样的半透明的肥肉。但是肥肉的组织不是你靠紧我，我挤着你的分子，却是丝瓜丝络似的，松松的透孔的。有人拿起这腌好的咸肉放到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这还好，虽是病体，然而腌的肉还不坏。 这腌的肉，我知道是阿姊，我在旁眼巴巴看着有人拿起来吃，我还是不知道有没有难过，但确是未曾流泪，一样的被鬼迷了似的喊不出声，抵抗不得的看着。 第一句的“厅事”一词用得讲究，主要指官署视事问案的厅堂(现代生活中公共机关首长的办公室)，不过也指私人住宅的堂屋。“厅事”两边指涉，将作者儿时在广州的记忆与当今女师大的场景巧妙地交错在一起。梦中之“我”漠然地观察着“阿姊”在眼前死去，连自己是否难过也不知道。镜头切换后(“闪电似的变幻”)，她的尸体已被制成腌肉供人享用，同时她又还魂了，附体于今人身上，原来活着的杨荫榆就是自己阿姊的鬼魂！“腌洋腿肉”、“洋腿的咸肉”都指向开除了六位学生的女校长。许广平一直将学潮戏称为“驱羊运动”，那么由“羊”改为“洋”就更妙，一则不那么直接，二则把留洋(东洋不算)的经历也捎带进去了。学生作者已经把体面的女校长的“红亮亮的”腿肉也晾出来了，“无赖精神”(《娜拉走后怎样》)给杨荫榆一点颜色看看！鲁迅既怒斥礼教“吃人”，又允许自己的爱徒放纵一下食人想象。 文章里有反动的、代表礼教的阿姊，也有一些好的阿姊，活着的阿姊，“仍然每天的到校进行沪案运动”(50)；“死了的，被人放到嘴里作洋腿的咸肉吃的阿姊，仍然每天走到我的脑里出浮出一次或二……次，一点也没有更动”。许广平念念不忘母亲抱怨活着的不如死了的，《一生一死》中这一句是对应的：“我以前觉得活着的，我所亲熟的人没有比得上死了的好。”现在不然，“我不能解答”。 但是这篇闪耀着“匕首的亮光”的短文却是师徒合作的。腌洋腿肉是灵魂被吃了的行尸走肉，脂肪“丝瓜丝络似的，松松的透孔的”，还有什么活力！当年上过藤野先生血管学、解剖学课的学生，正好把记忆中的图像、实体拿来使用一番。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有着丰富的死尸和解剖学的想象。在《野草》的《题辞》里野草“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51)；《复仇》的开头一段将血管比为槐蚕(“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又使读者想到藤野先生课上的血管学，路人也“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52)；《墓碣文》中的“我”在梦中寻访墓地，在一墓碣背后“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残存的碣文上有“抉心自食”、“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等字句，正当“我”要离去时“死尸已在坟中坐起”，说起话来，可见它是死而不僵(53)；在《死后》，叙述者自己想象死后如何入棺，蚂蚁爬到脊梁和脸上，甚至绕着眼眶转圈子。不论鲁迅以尸体喻指什么，他所偏好的喻体带有解剖室、停尸房的特点。许广平没有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的经验，恐怕也从来没有见过尸体上的“肥肉的组织”，这篇配得上鲁迅心目中的“撒泼文章”的“腌洋腿肉”意象或许来自鲁迅，“骸骨的迷恋者”未必是好古者。 问罪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也是一种风格。要在论辩中占上风，“师爷气”与“流氓鬼”的手法，往往比平心静气的论辩高效得多。这样的风格，并没有论敌，有的只是仇敌。将对方写成死人，腿肉又被制成腌肉，细细描状，可见论辩已经升格为咒诅了。《一生一死》最后一段，竟讲起将人的尸体做腌肉的实用好处来。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主张，为了控制爱尔兰穷人的人口，不妨将他们的婴孩用作菜肴，他借此抨击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歧视。许广平写到“腌洋腿肉”时，却有点掩盖不住她的兴奋。 过了几个月，鲁迅出面批判“寡妇主义”，讽刺寡妇性欲压抑，看到天真快乐的青年，心生恨恶。他怕读者不明所指，特别交代所骂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54)稍知杨荫榆早年不幸经历的人都感得到作者明晃晃的恶意。杨荫榆年少时母亲给她定亲，只求门当户对，不知男方是低能的“傻爷”。结婚后杨荫榆毅然离开夫家，婆婆威逼，仍不屈服。这是她18岁那年(1902年)上男女同校的“理化会”之前。(55)从法律上说，她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依然是人家的媳妇，确实是“和丈夫生离”。杨荫榆后来通过读书求学在经济上谋得完全的独立，投身教育事业，是一位成功走出“玩偶之家”的娜拉。(56)但是这段抗婚的故事却给“高贵者”和“正人君子”以歧视、攻击她的把柄，杂文《寡妇主义》发表之前，学生中个别发誓要将她拉下台的人恐怕早已在起哄的时候揭过她的伤疤了。这位女校长以沉默应对，保持了她的自尊。“拟寡妇”、“腌洋腿肉”辞职几个月了，鲁迅还要解恨，向落水狗施以痛打，一是他亲手将她打落水中，二是她属于“咬人之狗”。一位伟大作家屈服于自己身上的施痛于人的动机，这是应该怜悯的；一国教育界将《寡妇主义》当作学生范文，可见整个社会对人身攻击习以为常，对承受伤害者的苦痛冷淡麻木，甚至幸灾乐祸，这则是可悲的。 《一生一死》还特意对现实生活中阿姊的身份有所交代：“阿姊的省分和我的第二个字离则相同，然而天南地北，我潜意识里的连锁，从未觉得她是有一天会在我家里。”文章署名“景宋”，“我的第二个字”即“宋”。“宋”字的反切是“苏统”或“苏综”。杨荫榆是江苏无锡人，“苏”是江苏简称。“阿姊的省分”与“宋”字“离则相同”，指的是把“苏”字从“苏统”、“苏综”的搭配里分离出来，即可破解。这是一个不难的字谜，关键是反切。许广平没有训诂方面的修养，跟太炎先生研读过《说文解字》的鲁迅就不一样。“景宋”这笔名可能是鲁迅为“害马”取的，曲折表达了对苏联的仰慕。“宋”字指的不是许广平姓宋的母亲，更非唐朝名相宋璟(字广平)，而是苏联，其反切“苏统”或“苏综”都可以理解为苏联的别称。因此“景宋”表明师生二人共同的政治立场：向往苏联(57)。鲁迅主张用激烈手段重造中国，在1925年已经非常明显了。他在4月8日的信上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58)“景宋”这名字取得好，就因为它不像鲁迅不很看得起的钱玄同的文章那样“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59) 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在1920年开始任《申报》副总编，写下了很多时事短评，经杨绛先生整理以《老圃遗文辑》出版。杨荫杭关注学潮、学风，还在1920年12月20日的《申报》上就当时的“新文化”说了点多余的话：“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之问津，而学殖安得不荒？则知今日中国新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他然后呼吁社会“赈学荒”，道理很简单：“岁荒谓之凶，而不知学荒之凶更甚于岁荒。”(60) “学荒”在随后几年更见严重。杨荫杭在1923年1月26日的《申报》上有一篇《运动奇谈》，是与“时代精神”唱反调的： 北京有不职之总长，学生群起而咻之。南京有不职之议员，学生群起而殴之。闻者或以为快。然吾辈有子弟，使之入学，但欲造就完成之人格。其意若曰：“尔辈他日为总长，勿学此无耻之总长。尔辈他日为议员，勿学此无耻之议员。”固非视学校为一种惩罚机关，使学生执行惩戒之事；亦非愿学生身为鹰犬，供他人奔走之用；更不愿学生抛弃学业，成为游荡之政客；又不愿学生恃众放恣，效法今日之议员与军人。藉曰教育者并此而不知，人将视学校为畏途矣。(61)(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同样的观点又出现在次月3日、5日和6日的三篇《教育破产》短文之中。(62)杨荫杭先生曾在日本、美国大学专研法律，回国后多年任律师和江浙、北京等地的高等审判厅厅长、检察长，深知法律意识培植之难。他的感叹是因东南大学的学潮而发。《申报》是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杨荫榆对自己兄长公开发表的教育观应该是熟悉而且认同的。可是到了1925年，学生权势日涨，执行惩戒，变本加厉，有人甚至称之为“受教育的丘九”。巴结学生，利用他们得地盘，争饭碗，抢职位也是常见的。(63)许广平在1960年如此回忆闹学潮时的风光：“当时三天两头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各校走在前面撑大旗的总是一些高大的学生，女师大队伍前面的旗总是我和刘和珍两人拿的。”(64)能驱使这样一支队伍，自然就无往不胜了。教会学校的学风有所不同，其原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65)“撑大旗”威风凛凛，毕业以后回到广州教书，却无法开一门国文专业课。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的第16章“扰攘不安的岁月”说到五四以后学风：“有人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杨荫榆1918年赴美留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她目睹美国一流学校(包括女子学院)的严格校规(66)以及由此而来的办学成效，不免会像鲁迅那样生出“拿来主义”的念头来。在这几年里，国内学生更加放任，她未对这种变化以及背后派系争权倾轧的凶险有所防备。1919年的夏天，严复在致熊纯如信上谆谆告诫：“公长二校[熊纯如在江西担任两所中学的校长]，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67)严复在五四学生运动的背面察觉到海内外势力的推动，故有此言。 1923年，杨荫榆南下苏州看望兄长杨荫杭时颇为遗憾地说，要是能在美国读一个博士学位就好，杨荫杭怪她“背时”，这回应里流露出对中国教育和学风深深的失望。1925年8月初她辞职而去，让教育界有心于“赈学荒”者心寒。她经历了这一切，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背时”了。被骂为“拟寡妇”，腿肉也被腌制，说明公共论坛的基本规范已经缺失。可感的是她回到江苏，依然在学校执教，甚至出资办学。从杨绛先生的回忆文章来判断，杨荫榆不大懂老规矩，也不讲迷信，言行举止是很开明的。大概是在1928年，杨绛三姐结婚，新房设杨家，杨荫榆和她姐姐杨荫枌就新房的陈设直言了几句，“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1935年夏，杨荫榆出席钱钟书、杨绛婚宴时“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其他贺客“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68)。一位新式妇女可以像娜拉那样决然走出婚姻，甚至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可是她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还是挣脱不掉夫家无形的锁链，或者说，任何人，只要不大喜欢她，就可以取笑她的婚姻状况，以此界定她的社会身份。“畸零人”和“拟寡妇”同为男权社会对她的歧视性定位。当她在1938年元旦被日本兵枪击而牺牲的时候，中国的各种媒体和整个教育界已将她遗弃，没人会提起她的名字。她本应像吴贻芳那样的受人敬重，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却将这位女教育家视同仇寇，在她倒下的身躯上不断践踏。凶恶的日本兵在她掉到河里以后继续痛打，开枪将她击毙，仿佛是要提醒这位1925年的校长，“落水狗”已经一语成谶。 平心而论，女师大的学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校长之职而起，这是城府不深的杨荫榆料想不到的。她辞职后不久，少数造反学生被教育部逐出校园，临时在宗帽胡同赁屋办学，许寿裳也不避嫌疑，出任校长兼教务长。也许他自从去职以后，一直在关心驱杨的学生。鲁迅是1923年秋由许寿裳聘请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职的，许寿裳自称他和鲁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69)，两人如何在驱杨的学潮中配合，不必明言。 许广平在《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读后记》(1947年)谈到鲁迅与许寿裳兄弟般的交情，并说在学生运动的关键处，“许先生那时也觉系铃解铃，非己莫属，不忍袖手旁观，毅然在师生共同维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临时学校里担任职务，直至学校回复，才始让贤而退”。(70)这里的“贤”指的是国民党要员、女师大教育维持会主席易培基。1925年12月31日，在整个学潮期间不断忍让妥协的段祺瑞执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教育总长，元旦之后，许寿裳、鲁迅控制的女师大维持会提议由易培基来担任女师大校长(许为教务长)。女师大学潮的终极目的此刻浮出了水面。但是，许广平在1960年6月3日第二次与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的谈话中却对易培基另有一番评论： [女师大]复校后，由易培基当校长。他当时也算左派，是李石曾的关系。但易培基一进来，就大批任用私人，他先介绍向培良进来，后来，教职员，管财政的都用同乡湖南人。接着，他将家里开支都报销在学校里，连他家里用的女佣人也算学校的帐，很不像话。 鲁迅先生和其他一些进步教授，看到工作告一段落，功成身退，同时也看出易培基的苗头不大好，就都辞职回去。(71) 只讲帮派而不问是非的女师大学潮以易培基上任为结局，也是恰如其分。许广平在这里所说的易培基的贪腐，鲁迅当然都是知道的，但是他后来在公开场合并未表示出对易培基的不满。他于1927年10月25日应邀到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当时易培基为该校校长)作名为《关于知识阶级》(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演讲时说：“但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72)“军阀官僚”四个字把学潮背后那些运动家们自己未敢正视的动机全部遮蔽了。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也与“军阀官僚”奋斗过，他们在1927年还是坚决反共的。 杨荫榆当然洗不掉依附“军阀官僚”的污点，这是问罪学构陷的法宝。同样由北洋政府任命为女师大校长、也曾整饬学风的许寿裳则与“军阀官僚”无干。在校长职位之争后面一时看不出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许广平并不是自己家庭的叛逆者，她因幼时被戏称为“乡下人”而特别在意自己城里大户人家的出身，为刘百昭出过力的三河女佣甚至被她称作“十吊钱雇来的捡煤球的女丐”(73)。她想强调的并非她们廉价受雇于政府这一肯定不错的事实，而是自己的阶级优越感。 许广平与鲁迅在《两地书》里就表示出对女师大校长人选的高度关注。鲁迅在1925年4月14日信中说：“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74)后来许广平又拿女教育家黄国厚开玩笑，称她“缝纫先生”(75)。1960年，许广平在对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的谈话中两次说到章士钊是想让他夫人吴弱男当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先出任，是为吴的登台作准备。(76)彻底打翻杨荫榆，也将粉碎章士钊夫妇的如意美梦。如此思考问题，符合鲁迅好猜忌的心理定势，反而突出了权位之争的真相。鲁迅在《大衍发微》(1926年4月16日《京报副刊》)一文列出“三一八”后政府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揣度政府的真正目的是要控制两个机构(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和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女师大三个大学。(77)疑心生暗鬼。设定对方必然如何抢夺权位，自己的一切动作也随之转移， 而且得先发制人。段政府实际上还不具长远打算的能力，软弱到惊人的地步。整个社会缺少有能力实行法治的威权中心，人心中较为黑暗的部分便急速膨胀。政府一旦注意到某一小团体揽权谋私，不得不有所遏制，于是权位之争就变成了现实。在学潮期间，师生二人私下谈起应该如何防止章士钊阴谋得逞，亦不是不可能。 吴弱男是同盟会最早的女性会员之一，据说又做过孙中山秘书，在留日激进学生中应当是非常知名的人物。周作人在1906年秋赴日留学前，受朋友孙竹丹(安徽寿州人，1905年同盟会在日成立时入会，任安徽分会会长)之托，给他亲戚吴家的女儿吴弱男带一把茶壶、一件羊皮背心，到东京后送宫崎寅藏转交。结果是回乡带弟弟出国的鲁迅按地址找到宫崎，谈得很投机。(78)由此可见周氏兄弟不仅听闻吴弱男其人，还知道她与孙中山身边的人物宫崎寅藏交情不薄。吴弱男还是李大钊的密友，她的观点立场未必与章士钊一致。章士钊以下这段文字记载了两家在女师大学潮之间的关系： 吾以反对曹锟贿选，参加段执政内阁，守常似不谓然，而亦未显加阻止。所可怪者，时守常与吾见面殊罕，而其与吾家属之关系反日密。吾方寓东城魏家胡同，守常每星期辄二三至。吾之三子皆拜在守常门下，受政治课；守常之大女儿星华，亦依吾妻吴弱男为义女；守常夫人及他儿女均不断来魏家胡同，饮食谈笑，直不啻一家骨肉然也。余妻曾述守常语见告：“行严沉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79) 李大钊曾写白话诗赠吴弱男：“暗沉沉的女界，须君出来作个明星。”这样一位女界先进人物出任女师大校长，未见得不合适。 表面上看，女师大学潮初起于1924年11月。这是一段纷扰不宁的时期。冯玉祥于10月23日进军北京发动政变，所谓的“国民革命”顿时进入一个更加错综的阶段。11月1日，参与政变、有国民党背景的黄郛组成摄政内阁，四天后冯玉祥逐溥仪出宫，这是李石曾的主意。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立即向国民党发出指令：赶紧行动，这正是登上政治大舞台的天赐良机。(80)孙中山北上，也是听取了苏联方面的建议。1924年深秋，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更加大胆。黄郛政府于当月24日被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取代，但是这时的段祺瑞已无军力可恃，担任执政，无非是在虎视眈眈的军阀之间形成一种岌岌可危的平衡。这是一个虚弱得无以复加的政权，内阁成员如走马灯一般变换，遭暴徒抄家也无可奈何，学生可以在任何集会上呼喊“打倒军阀”的口号。这是一个夺权的好时光，机会就在手边，而杨荫榆是第一个诱人的目标。 就在这一时期，《语丝》与《现代评论》相继创刊(11月17日、12月13日)，后来交恶，也是女师大学潮所致。《现代评论》第1卷第7、8两期(1925年1月24日、31日)连载了张定璜(凤举)的评论文章《鲁迅先生》，是早期鲁迅研究史上的杰作，可见《现代评论》对鲁迅绝无恶感。(虽然张凤举后来投入李石曾的营垒)陈源在这一年5月30日的“闲话”栏责备女师大某些教授暗中鼓动学生对抗校长，并不是造谣中伤，只要读过《两地书》的人，都会独立得出鲁迅助他的“广平兄”驱杨的结论。但是私下表露的心思被人识破，自然就记恨结怨了——反正不是什么假惺惺的“正人君子”。另外，国民党内部也有所谓的“法日派”、“英美派”之分，而两派之中，“法日派”结帮的意识更强。在这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之中，手下有一批强悍泼辣的学生，就可以挟制当局。政局动荡，充满变数，派系争权夺利之心更易滋生蔓延，青年导师亦不能免俗。这无非说明人心在特殊环境下的脆弱，无损于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地位和声誉。 早在民国初期，章士钊就针对政界各派无法协调的乱象，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探讨为政之本，倡导“有容”的观念。所谓“有容”即不排斥异己之意，(81)是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的先声。在章士钊的眼中，1914年春的政界、军界所争者不是政见，而是小团体利益：“暗斗弥厉，掌政权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权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内，复分旁系。派派相牵，即系系相抵，恍若国家可亡，派系不可乱。”(82)鲁迅是公开“党同伐异”的，他承认自己偏袒，并以此为普遍真理，结果公然藐视公共论坛上应有的风格(“费厄泼赖”)，像一个久经历练的刀笔吏一般无情攻伐杀戮，敢为“勇士”无忌惮之事。十年过去了，女师大的恶斗，又让章士钊见识到学政之难。1925年5月4日，梁启超应《晨报副刊》之请，写了《学生的政治活动》一文纪念五四。想不到他竟怀疑当时学生运动的政治属性： 中国现在并没有政治。现在凡号称政治活动的人，做的都不是政治活动。现时所谓政治活动，不外拥护某人排斥某人，勾搭这一系，倒那一系，不管挂有政党招牌也罢，不挂也罢，所谓政党标有主义也罢，不标也罢，所谓主义的内容好也罢，不好也罢，都不相干。顽来顽去总是那一套。质而言之，脱不了二千年前六国策士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的心理。那些政客们做这行生意，吃这行饭，本无足责。可怜成千累万的青年，做什么梦发什么狂，替他们捧场。(83) 三天之后，女师大学潮到达沸点。5月7日，杨荫榆回到她理应执掌的学校主持国耻纪念大会，部分学生当场起哄。她的在场就是她最大的罪过。由易培基来当女师大校长，而李石曾执掌北京的文化教育大权，这是许广平“挺身而出”之前早就设定的远大目标。任何人胆敢挡道，都难逃“投靠军阀”的罪名。李、易借刀杀人，鲁迅和许广平也只是工具罢了。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 注释： ①(32)(33)《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许广平文集》第2卷，海婴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13、113～114页，以下所引《许广平文集》各卷版次相同。 ②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崇灏、崇济、崇清都有地位名望。 ③《母亲》，《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4页。 ④《我的斗争史》，《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93页。 ⑤⑥⑩(19)(20)(22)(29)(35)(49)(70)海婴编《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93～94、94～95、198、101～102、100、101、198、198、236～238、511页。 ⑦“我明明城里人，在当地说得起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有人一提到乡下人几个字，我就当他有意和我开玩笑，无有不深仇怒恨的。”《我的斗争史》，《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96～97页。 ⑧《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以下所引《鲁迅全集》各卷版次相同)。这段文字是经过鲁迅修改的，原文“诅咒”出现三次，均改为“憎恨”。见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⑨《两地书》，第81页。此处省略的是“活着的人”四个字。《过客》收入《野草》，其中“客”有这一段话：“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准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鲁迅全集》第2卷，第197页。 (1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41页。 (12)详见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章《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 (13)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10页。 (14)(67)《严复集》第3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3、696页。 (15)严复留学英国时，剑桥大学已有两家女子学院，牛津也正在筹办。这些学院的院务都由女子负责，这也成了世界通例，现在中华女子学院的校长之职也由女性担任。女子参与公共事务，教育为重要一环。 (16)(17)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 (18)鲁迅曾为许广平等学生代拟呈教育部文，问罪于杨荫榆，不幸也求救于“倒行逆施”、“怙恶不悛”之类的讼词，本文不予评论。见《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鲁迅全集》第8卷，第169～170页。 (21)许广平：《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199页。 (23)这篇文章原名《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收入《许广平文集》后改称《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 (24)(25)(26)(27)(31)(43)海婴编《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112、112～113、116、116、210、117页。 (28)(55)《杨绛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33、117～118页，以下所引《杨绛文集》各卷版次相同。 (30)鲁迅1924年8月13日寄还女师大聘书，杨荫榆9月14日与胡人哲拜访鲁迅，是表示女师大续聘的诚意。见鲁迅日记。 (34)鲁迅为女师大学生代拟呈教育部文有杨荫榆“失踪”、学生“早不觉尚有杨荫榆其人”等字句。《鲁迅全集》第8卷，第169～170页。 (36)(64)(76)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05、203、209页。 (37)(58)(59)(74)(75)《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40、77、46、66页。 (38)《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23页。“教育次长”指马叙伦。 (39)《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0)《晨报》记者就孙中山之死采访梁启超，3月13日见报，题目是《孙文之价值》。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6～957页。 (41)详见沙文涛《段祺瑞执政府与孙中山丧事的举办》，《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历史教学》2011年第4期。 (42)“5月7日，杨荫榆布置了一个讲演会，请校外名人讲演，以利于巩固她的校长地位。”许广平1925年5月9日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74页，注2。 (44)张耀杰：《〈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45)“有一个姓郑的同学郑一红(？)当时是共产党员。大概通过党的关系也去找过李大钊同志。这点就不大清楚了。”《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第205页。 (46)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页。 (47)杨荫榆1907年至1913年留学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御茶水女子大学”)，1918年至1922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不能以“英美”和“法日”两派来定其归属。在许广平版本的女师大故事里，杨荫榆无疑属“英美”营垒。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日本最优秀的女子大学之一，管理严格，培养了很多女性杰出人物。 (48)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50)指五卅事件以后持续的抗议活动。 这也可用作驱杨并与教育部对抗的理由。 (51)(53)《鲁迅全集》第2卷，第163、207～208页。 (52)“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鲁迅全集》第2卷，第176页。 (54)《鲁迅全集》第1卷，第279页。为了男女平等起见，还应加上“鳏夫”和“拟鳏夫”。 (56)杨绛：“据我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杨绛文集》第3卷，第133页。 (57)许广平在五十年代写过一篇名为《向往苏联》的文章，讲到鲁迅1932年准备去苏联，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301～307页。许广平在《莽原》周刊第5期(1925年5月25日)发表《怀疑》(作于5月17日)一文时第一次用“景宋”的笔名。见陈漱渝《许广平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60)杨荫杭：《学荒》，《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61)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710页。 (62)“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老圃遗文辑》，第711页。 (63)张友仁：《学风之负责者》，《现代评论》1925年第2卷第49期。 (65)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1902年兴办苏州桃坞中学，校长长期由美籍教士梅乃魁担任。笔者姨妈三十年代时有一位顾姓男友即将从该校毕业，得校方推荐，要在典礼上代表学生致辞。姨妈从上海赶到苏州，在参加毕业典礼前到男友宿舍稍坐，走出房间时被梅乃魁校长看到。校长颇不快，当即取消顾某在典礼上致辞的资格。梅乃魁在学校享有很高的声望，没人批评他的“修士主义”，他也不怕被讥为“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桃坞中学办学非常出色，钱锺书先生就是从该校毕业的。 (66)章士钊夫人吴弱男一度是追求妇女解放的先锋，但是到英国苏格兰阿伯丁住了三年，用章士钊的话来讲，却看到另一种景象。“至是新接彼中妇女，往来大学教授及名牧师之家庭间，尽得其忠勤端静，持家教子，非成年之女，无督不得独出诸状，则尽弃昔日之所妄信谬执，一以新炙于西贤者为归而浸化焉。”转引自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68)《杨绛文集》第2册，第125、132页。 (69)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自序》，《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陈漱渝主编，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71)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第210页。李石曾之侄李宗侗是易培基女婿。 (72)《鲁迅全集》第8卷，第223页。 (73)许广平：《反抗下去》(《莽原》1925年第21期)，《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243页。 (77)文章作于4月13日，16日见报。《鲁迅全集》第3卷，第600～608页。段祺瑞执政府已在4月10日被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推翻，4月18日奉军和直鲁联军进京，张作霖应为查封《京报》馆、枪毙邵飘萍负责。段祺瑞执政府始终处于守势、几不成其为政府，怎么会有如此规模的计划？《京报》刊载这份传说中的名单，因涉及人员广泛，大不利于政府。鲁迅其实并未遭“通缉”。详见倪墨炎《鲁迅遭段政府“通缉”的真相探讨》，《文汇报》2007年1月14日。 (78)转引自朱正《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79)《李大钊先生传序》，《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80)转引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 (81)“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页。 (82)《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3页。 (8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