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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大诗人”之名，首见于一九七七年源成版《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此书由张默、张汉良、辛郁、菩提、管管共同编选（五人皆为“创世纪”诗社同仁），主动出击加上举贤不避亲的结果，面世后自然备受争议。他们所选出的台湾（现已不能称为中国）十大诗人为：纪弦、羊令野、余光中、洛夫、白萩、痖弦、罗门、商禽、杨牧、叶维廉，已故作家及几位编委则不予列入。暂且不论此名单是否客观信实，该书总算列举出“十大诗人”应具备的四项条件：（一）在质的方面，必须是好诗人，至少大部分作品是好的；（二）创作有相当的历史，且作品水平不得每下愈况，风格尤应演变；（三）具有灵视，能透过创作观照人生与世界诸相，表现出诗的真理；（四）就对读者的关系与文学史的意义而言，必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1]话虽如此，编者也承认入选的十位诗人未必每项皆具，其层次更颇见差异。可见要找寻名实相符的“十大诗人”，亦非易事。持平而论，此书固然难脱当代诗人/诗群自我经典化之嫌，但终究还是一册用心编辑的厚重出版品，依然有其史料价值。它当然不只是一部“创世纪”版的台湾现代诗地图或准诗史。经历过关杰明、唐文标对现代诗的严厉批判，恰选在乡土文学论战正式爆发前夕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本身就显现出强烈的自我辩护企图——尽管其发言位置与姿态，今日看来早已“人地不宜”（out of place）。 质疑“十大诗人”之选择方式，加上对“三大诗社”长期宰制诗坛的不满，最终具体化为一九八二年《阳光小集》主动举行“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十大诗人”票选。由向阳、李昌宪、陌上尘等八位同仁创办的《阳光小集》，应该是八〇年代初期最有活力的诗刊，后来更转型为广纳青年漫画家（如林文义）及民歌手（如叶佳修）的诗杂志。该刊特意制作四十四张选票，供“已有明确文学成绩之新生代诗人（限战后出生，已由学校毕业者），就所有前行代诗人中推举十位，采不具名方式”。[2]四十四位拥有投票权的诗人中，十五位为《阳光小集》同仁，不过总共也仅回收了二十九张选票（有效票二十八张；一张只写“杨牧”一人，被视为无效票）。该刊扣除已故的覃子豪跟杨唤，依其得票高低公布了一份新“十大诗人”名单：余光中、白萩、杨牧、郑愁予、洛夫、痖弦、周梦蝶、商禽、罗门、羊令野。覃子豪跟罗门同获十一票肯定，杨唤则在覃、罗之后。与七七年“十大”相较，多了郑愁予和周梦蝶，纪弦和叶维廉则落于榜外。以所参与团体而论，余光中、周梦蝶、罗门为《蓝星》同仁，《创世纪》有洛夫、痖弦、商禽，白萩是《笠》创办者，杨牧、郑愁予则被归为海外诗人。该刊指出，此比例与各诗社三十年来对诗坛的影响似乎也成正比。[3] 恐因这份“民选十大诗人”名单不见太多惊喜，八〇年代中期林燿德就曾批评：[4] 《阳光》的票选活动，无异是企图自制星座盘、重新厘定安排“天体结构”的一项革命性壮举，可惜候选名单遍及一九四一年之前出生的八十二位诗人，揭晓榜单却与源成版《中国当代十大诗人》名录过份接近，仅以周梦蝶、郑愁予更易纪弦、叶维廉，似无任何突破性的新观点出现。尤以被剔除之纪弦仅得七票，特别是一件令人惊异之事，纪弦以“现代派”宗主之尊，其影响台湾现代诗发展之巨，几可类比胡适之于中国白话文学，竟不获入榜，显示《阳光》认系之诗坛青年世代菁英，大致而言都缺乏历史观照的充足能力，可见八〇年代前期中的“承袭期”，正是现代文学史在新浪潮冲击下的一个危机时代。 纪弦对台湾现代诗的影响固然关键，但是能否“类比胡适之于中国白话文学”，又是另一个问题。用选举结果来批评《阳光小集》所遴选的投票者“缺乏历史观照的充足能力”，笔者以为未免失当。在这群青年诗人选票里呈现的，正是他们当下认定的文学史视域与理解（只可惜跟林燿德颇为不同），何苦独以纪弦一人为判准呢？既是“民选”结果，则“天体结构”是否将重新厘定、会如何安排就不是任何人所能预知。除了这份貌似不新的“新十大诗人”名单，或许《阳光小集》选票上的另一项工作“为十大诗人评分”更值得注意。评分项目分为“创作技巧”与“创作风格”两大类，各类又再细分为五项。在创作技巧部分，“结构”、“语言驾驭”两项由杨牧夺冠，洛夫获“意象塑造”第一，余光中在“音乐性”上独占鳌头，至于“想象力”则由洛、余二人同分领先群雄。创作风格中的“使命感”、“现代感”、“思想性”、“现实性”四项榜首全由白萩一人囊括，余光中仅在“影响力”上深获青年诗人认同。从此一选票各项设计与白萩频频出线可知，《阳光小集》显然有意强调观照现实、直面当代的重要，甚至藉此对前行代诗人“施压”。 忽忽二十年时光已过，台湾新诗界老将新秀竞逐诗艺，风景更迭岂止一回，也到了该重新整理、评鉴“当代十大诗人”的时候。这是一项庄重的、学术的（而非可供消费或炒议题式的）选举，带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最适合的主办单位自属学院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有鉴于此，“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前国北师”）台文所决定与《当代诗学》合办“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冀为新诗研究学术化贡献一份心力。诗集是诗人的身分证，故我们决定以有出版过诗集者为对象寄发选票，并且不分流派、诗社、属性与认同，尽可能搜集符合资格者的联络地址或电子邮件账号。经层层过滤后，我们总共寄出了209封附编号之记名选票，并成功收到84封回函，回覆率约为40.2％。84封回函中，有效票78张，无效票6张（圈选人数超过十人或未提供选票以示抗议），得出这样的“十大诗人”名单：洛夫（49票）、余光中（48票）、杨牧（41票）、郑愁予（39票）、周梦蝶（37票）、痖弦（31票）、商禽（22票）、白萩、夏宇（同为19票）、陈黎（18票）。必须一提的是，罗门与苏绍连同获17票支持，向阳及纪弦亦有15票肯定，李敏勇、覃子豪、罗智成三人则都得到14票。得票数为10票或以上者，还有李魁贤、白灵、林亨泰、席慕蓉与陈秀喜。 （表一）“台湾当代十大诗人”选举得票统计[5]    【回函有效名单：】 一信、丁威仁、方群、王润华、方明、白灵、古月、向明、李政乃、李昌宪、李瑞腾、李男、朱学恕、艾农、羊子乔、朵思、辛郁、汪启疆、杜十三、杜潘芳格、巫永福、沙穗、非马、林焕彰、周伯乃、林盛彬、纪小样、洛夫、侯吉谅、桓夫、陈明台、陈谦、张默、张健、张芳慈、麦穗、淡莹、渡也、焦桐、叶维廉、黄智溶、黄恒秋、叶笛、乔林、杨雨河、落蒂、蓉子、敻虹、萧萧、锺顺文、颜艾琳、简政珍、蓝云、罗青、罗任玲、罗智成、罗浪、鲸向海、严忠政、龚华、林婉瑜、孙梓评、李长青、陈鹏翔、刘正伟、林德俊、曾琮琇、翁文娴、周庆华、范扬松、李勤岸、刘洪顺、何雅雯、孟樊、伍季、廖之韵、锺乔、赵卫民 （表二）诗人背景资料与得票数  二 与二十年前《阳光小集》所列名单相较，新出炉的“台湾当代十大诗人”增加了中生代的夏宇、陈黎，罗门则以一票之差屈居榜外，已仙逝的羊令野亦不在十大之列。其他八位（当年的“中生代”，现在的“资深前辈”）诗人虽仍广受诗坛敬重，惟排名之流动颇值得观察：近年来诗火渐熄的白萩落到第八、早已不再提起诗笔的痖弦却无甚变化、洛夫及余光中的第一之争……。本次票选好似一严肃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未必能成为定论，但绝对可供有意探索台湾新诗典律变迁者参考。 （表三）年龄分析：  （表四）省籍分析：  （表五）目前参与团体分析：  若以年龄、省籍、目前参与团体三点加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份名单恰呈现出当代诗坛既暧昧流动又缓慢交替的样貌。就涉及“世代政治”此一敏感议题的年龄而论，虽然十中有八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资深前辈，却也还有两位是五十岁上下的中生代。若扩大到获得十票以上者，中生代诗人出线的比例亦不低。这批中生代诗人大多出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也就是八〇年代中期批评家笔下的“新世代诗人”），他们将如何重构众多前辈形塑出的传统、力抗此一影响的焦虑，委实令人期待。[6] 省籍部分亦有其暧昧之处。源于众所皆知的历史因素，长期以来外省籍诗人被视为掌握了台湾多数的文化资源与发声媒体，本省籍诗人则被执政的国民党刻意压制，在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争夺战中注定成为输家。这几年台湾政局丕变，文学场域随之剧烈动荡，以前那种对本省籍作家“不公平”的竞争局势已不复见。但从这次票选结果来看，外省籍作家无论在“十大”或“十票以上”诗人中都高达七到五成，这与其在台湾各族群间所占人口比例显然颇有差距。关于这点可能有二种解释：（一）文学就是文学、写诗就是写诗，跟外省籍或本省籍身分毫无关系；（二）部分外省籍诗人过去确实享有较优势的文学资源，以致他们在诗艺养成阶段即有机会提早聚敛及积累资本。 检视这些诗人目前所参与的团体，便会发现所谓“三大诗社（诗刊）”似乎威力不减当年，《蓝星》、《创世纪》、《笠》入选比例相近，健将亦多数榜上有名。只是这些高寿诗社今日似乎也不再能“一手遮天”，《台湾诗学》的苏绍连、向阳、白灵与《现在诗》的夏宇都是备受肯定的中生代要角，这两个团体/刊物的成员背景、经营模式也跟三位老大哥迥然不同。其中《台湾诗学》成员多具学院派色彩，既能写诗亦能论诗，可说聚集了中生代最锐利的几枝健笔。该刊经营十年有成，早已脱离坊间常见之同仁诗社/诗刊格局及思维，辖下网站“吹鼓吹诗论坛”的活力亦远非老大哥们可以想象。[7]暂不论“三大诗社（诗刊）”的未来命运，且容笔者大胆预测：《台湾诗学》及其成员，将成为新世纪台湾诗坛最重要的竞技场与领航人（或许现在已经是了？ ）。 总之，面对这份选举结果，我们不禁要问：台湾诗坛究竟正处于一场悄悄开始的世代交替，还是一次仍未结束的漫长革命？ 三 随本次“十大诗人”票选活动而起的批评、指教也值得一谈。有不少前辈诗人力劝“死者为大”、“逝世诗人不宜列入”，强烈建议主办单位将作古诗人移出候选名单。这番考量当然有其道理，但我们终究还是没有照办。原因并非《阳光小集》也是如此（覃子豪、杨唤原本还在该刊票选“十大”之列），而是我们认为透过本次投票，或可反映出“当代”读者们对每位诗人成就的评定——这难道不是对往生诗人表示敬意的方法吗？而且后者既已到达可“盖棺论定”之刻，更不易有评价不公的顾虑。刻意拒绝他们同场竞技，恐怕还有些失礼呢。请相信：“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活动本源于对所有诗人之善意与荣耀，自非旨在添加憎恶及攻讦的材料。 再者，选票上没有说明“十大诗人”的选择标准或应具条件，不免引起批评与困惑。这点的确值得主办单位检讨；但我们也不赞成像《阳光小集》那样，以非常机械、抽象的数字来替诗人“评分”。谁知道那些数字在每位投票者心中是否等值？况且《阳光小集》会这么做当然有其目的（强调诗应观照现实与直面当代），从评分结果来看更颇见成效。筹办这次票选的《当代诗学》却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当然关注诗潮起伏及诗学发展，也提倡研究者应勇于介入；但这次应该要摒弃个人好恶，仔细记录，安静观察。 最后，对质疑《当代诗学》有何权力与正当性来举办“十大诗人”票选者作个答覆。谁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十大诗人”，也都可以由自己来选择“十大诗人”，可见这不涉及什么专利或特权。事实上不但有人这么做，还不避忌讳将名单公诸于世。最近的例子，就是孟樊在《台湾后现代诗史》中写道：[8] 如果就一九八〇/九〇年代这二十年的表现来看，这十大前辈诗人或因歇笔（痖弦），或因往生（羊令野），或因创作质量未见提升（纪弦、白萩、叶维廉），“旧十大”应被“新十大”所取代。一九八〇/九〇年代的“新十大前辈诗人”应为（不分排序）：余光中、杨牧、洛夫、罗门、商禽、向明、张默、罗英、李魁贤、朵思。 这份名单虽然标明是“十大『前辈』诗人”且不分排序（有点狡猾？），但能在一片“性别盲”的台湾诗坛中提出罗英、朵思两位女诗人，确实很有眼光。而这次“台湾当代十大诗人”选票上一百名推荐名单里，有几位只有三十多岁，可见诗人不分长幼老少皆具候选资格。若把孟樊版“十大”名单与之相对照，其间同异当有可供我辈反思之处。还有，就在我们寄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选票与说明后不久，诗人丁威仁就在Blog“台湾聚义堂”上发起“台湾当代网络百大诗人”票选活动，其宗旨为：[9] 1.基于台湾聚义堂“聚义起事、作乱文坛”之理念，理当有此义旗高举之事。 2.最近纸媒（诗坛）正积极从事“当代台湾十大诗人票选”活动，有鉴于此，作为一种“反垄断”、“抵拒”与“嘲弄”，吾辈当高举义旗，提倡革命。 这次活动的投票者或得票者中，有很多是平面传媒难得一见的网络写手，非常年轻乃至未满二十岁者更不在少数。此一活动或许严肃、或许恶搞（两者兼具？），但我们可以轻易指责它不具备举办的权力或正当性吗？显然不行。相反地，这项活动跟“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一样，皆可为有意探索台湾新诗典律变迁者提供、补充参考资料。研究者或一般读者其实都很需要这类资料。从前台湾诗坛常见轻率批评，偶有大小论战，却奇缺真正的学术分析。这类参考资料的持续出现与累积，日后必可供我辈以最严谨态度逐一剖析。 注释： [1]张汉良，《序》。张默、张汉良、辛郁、菩提、管管（编），《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台北：源成，1977，页2-3。 [2]编辑室，《谁是大诗人：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十大诗人》。《阳光小集》，第十期（1982年10月），页81。 [3]编辑室，《谁是大诗人：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十大诗人》。《阳光小集》，第十期（1982年10月），页83。 [4]林燿德，《重组的星空：林燿德论评选》。台北：业强，1991，页19。 [5]本次计票工作由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硕士生卢建名所率领的小组负责，“表一”亦由其本人绘制与再三核对，其余表格由杨宗翰制作。 [6]“新世代诗人”之说，可参考：林燿德，《一九四九以后》（台北：尔雅，1986）；简政珍、林燿德（编），《台湾新世代诗人大系》（台北：书林，1990）；杨宗翰，《“新世代诗人”林燿德》，《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北：巨流，2002），页195-220。 [7]“吹鼓吹诗论坛”网址为http://www.taiwanpoetry.com/forum/。对今日台湾几份具代表性诗刊的简介，可参考杨宗翰，《关于诗的二三事》。《自由时报 自由副刊》，2005年9月7日。 [8]孟樊，《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台北：扬智，2003，页29。 [9]见http://www.pon99.net/phpBB2/weblog_entry.phpe=8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