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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学习蒲松龄》一文中戏称他的祖辈就受到蒲松龄的影响，这种爱编故事的基因也传给了他。的确，中国的小说家少有不受蒲松龄影响的，而莫言受其影响更大。加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小说大都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对于《生死疲劳》，有人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但是莫言认为，“拉美有拉美的魔幻资源，我们东方有东方的魔幻资源。我使用的是东方自己的魔幻资源。”至于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莫言承认，“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①也就是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只在于打开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2012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给莫言的授奖词中说，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是很客观的评价。王德威也认为，“莫言版的‘变形记’已暗示我们人我关系的扑朔迷离，哪里是一二乌托邦的呐喊就可正名归位。”②这里，我们只能说，《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 一、“胡言乱语”的“莫言”与自我颠覆 我们发现，莫言小说经常会运用“元叙事”的方法，让作家莫言成为小说的一个角色，穿插讲述小说叙事的过程。《酒国》中的“莫言”就是作家本人，与小说主人公酒博士李一斗书信往来，不断进行交流。而《生死疲劳》则虚构了一个“胡说八道”的莫言，成为叙事者嘲讽的对象。小说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插入“莫言”的创作内容，并且指出他是在胡说八道，不可信以为真。小说虚构了许多“莫言”的作品，如《苦胆记》《太岁》《黑驴记》《养猪记》《复仇记》《方天画戟》《后革命战士》《杏花烂漫》《撑杆跳月》《新石头记》《圆月》等。叙事者对“莫言”的小说评价就是“胡言乱语”“胡诌”“忽悠”“不可信以为真”等，以此解构莫言小说叙事的真实性，进行大胆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颠覆。由此推之，莫言的《生死疲劳》也是“胡言乱语”“胡诌”“忽悠”“不可信以为真”。通过双重的自我否定与颠覆，实现了以“贾雨村言”将“甄士隐”去的叙事策略。 小说第一章里就说“莫言”在他的小说《苦胆记》里，写过吃死人吃疯了的狗。他还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从刚枪毙的人身上挖出苦胆，拿回家去给母亲治疗眼睛。叙事者说这是“莫言”胆大妄为的编造： 他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事，基本上都是胡诌，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在第二章里，引述了“莫言”的小说《太岁》中关于太岁描写的片断。民间认为太岁是神物。“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大不敬的行为。但在“莫言”小说中，他说把太岁“切开、剁碎，放在锅里炒，异香散发，令人馋涎欲滴。吃到嘴里，犹如肉冻粉皮，味道好极了，营养好极了……吃了一个太岁后，我的身体，在三个月内增高了十厘米”。叙事者对此评价说： 这小子，真是能忽悠啊。 在第九章的开头，叙事者就说 伙计，我要讲述一九五八年了。莫言那小子在他的小说中多次讲述一九五八年，但都是胡言乱语，可信度很低。我讲的，都是亲身经历，具有史料价值。 在第三编“猪撤欢”中，有两个叙事视角，一个是“莫言”小说的叙事，一个是“猪”的叙事。“莫言”在那时夜夜苦读《参考消息》，竟然能够背诵《参考消息》。他写的一些文章，在当时科学不发达的农村看来类似科幻小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养猪现场会上，催动喇叭和麦克风的电流，不是来自国家的高压线，而是来自我们杏园猪场的柴油机和发电机拉着的那台发电机。屯里的人和“智力非凡”的猪都感到大惑不解。不知道电流是什么玩意儿。在今天看来，其实是一个科学常识。 在第二十四章里，讲述了“莫言”小说《新石头记》中的一个故事： 那小子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膝下无子的石匠，为了积德行善，用一块坚硬的青石，雕刻了一座土地爷的神像，安放在村头的土谷神祠里。土地爷系用石头雕成，土地爷的鸡巴作为土地爷身上一个器官，自然也是石头的。第二年，石匠的妻子就为石匠生了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婴。村子里的人都说石匠是善有善报。石匠的儿子长大后，成了一个性情暴躁的匪徒，他打爹骂娘，行同禽兽。 这是一种民间的传说，但是却解构了传统的善有善报的理念。叙事者感叹：“所谓善恶报应之事，也是一笔难以说清的糊涂帐。”这一主旨始终贯穿在小说之中。 第二十六章叙述养猪场饲料粮的事。叙事者说“莫言”小说有记载，但有真有假不可较真： 莫言从小就喜欢妖言惑众，他写到小说里的那些话，更是真真假假，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养猪记》里所写，时间、地点都是对的，雪景的描写也是对的，但猪的头数和来路却有所篡改。明明是来自沂蒙山，他却改成了五莲山：明明是一千零五十七头，他却改成九百余头；但这都是细枝末节，对一个写小说的人写到小说里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较真。 在第二十八章里，提到“莫言”写过一篇“梦幻般的小说”《撑杆跳月》，小说写的是养猪场里发生的事情。在一次婚礼宴会上，“莫言”喝醉了酒，然后冲出酒宴，进入杏园，看到了金黄色的大月亮。“莫言”展开了想象，好像自己飞上月亮，与心爱的人在无边的空中飞翔。叙事者对“莫言”小说的描述评价道： 这绝对是一篇梦话连篇的小说，是莫言多年之后对酒后幻觉的回忆。……莫言这篇小说里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假话。 《生死疲劳》中用此类障眼法的地方甚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 二、人畜感应的超验想象 《生死疲劳》的叙事者与主角是西门屯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他经过几次转世，先后成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成为人——大头婴儿。在西门闹沦为畜生的过程中，始终隐藏人的情感。小说在驴、牛、猪、狗的叙事中有着人的感情描写。这些转世的畜生，与他们的主人家庭成员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西门闹转世为驴以后说： 尽管我不甘为驴，但无法摆脱驴的躯体。西门闹冤屈的灵魂，像炽热的岩浆，在驴的躯壳内奔突；驴的习性和爱好，也难以压抑地蓬勃生长；我在驴与人之间摇摆，驴的意识和人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时时想分裂，但分裂的意图导致的总是更亲密的融合。 人畜融合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民间也认为，动物都是通人性的。民间故事中的牛郎织女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个故事中的老牛甚至比人类还要通灵，它们的预感还要早于人类。人与动物的生活交织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有表现，如萧红的《生死场》，人与动物的感情也很深。在当代文学中，动物的拟人化表现往往是在童话和儿童文学中才有。《生死疲劳》中的动物驴、牛、猪、狗等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关。在农村，这些动物是农民的命根子，重要的生产工具，是家庭成员中的一个。在小说“狗精神”一篇中，莫言认为“狗与人的世界毕竟是一个世界，狗与人的生活也就必然地密切交织在一起。”③相比较而言，《生死疲劳》中的人与畜的描写是超验的，他们在精神和心灵上都是互通的，比以往那些神话和童话中的动物描写，感觉更细腻。西门闹脱胎为驴以后，不仅它落到了熟悉的蓝脸的家里，而且它还不断为保护做人时的亲人而踢腾。西门闹变驴以后见到他的妻子白杏伏在他的坟上哭泣，想喊叫她，但是话语出口，仍然是驴鸣。它挣扎着想用人声与妻子对话，但发出来的仍然是驴的声音。不过。尽管如此，它的亲人也认出了投胎成驴的西门闹。西门闹的妻子白杏认出了转世为驴的西门驴，她向它叙说衷肠： 掌柜的，我知道你已经变成了一头驴，但即使你成了一头驴，你也是我的掌柜的，你也是我的靠山。掌柜的，只有你成了驴后，我才感到你跟我心心相印。你还记得你生下来那年的第一个清明节与我相遇的情形吗？你跟着迎春去田野里剜野菜，跑过我栖身的看坟屋子，被我一眼看见。我正在偷偷地为公婆的坟茔和你的坟茔添新土，你径直跑到我的身边，用粉嘟嘟的小嘴唇叼我的衣角。我一回头，看到了你，一头多么可爱的小驴驹啊。我摸摸你的鼻梁，摸摸你的耳朵，你伸出舌头舔我的手，我突然感到心中又酸又热，悲凉混合着温暖，眼泪夺眶而去。我朦胧的泪眼，看着你水汪汪的眼睛，我看到倒映在你眼中的我，我看到了你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熟识的神情。…… 这段倾诉感人肺腑。如果说白杏认出西门驴是第六感的话，那么，蓝脸与西门牛的心灵感应更加超验。蓝脸的西门驴被饥民杀死后，他又到集市上去买牛，他一眼就相中眼睛长相与西门驴一模一样的一头小牛，他认定这头牛就是西门驴转世，对它倍加爱惜。西门牛对主人蓝脸也是忠心耿耿，至死也不背叛主人。人民公社让西门牛去为公社耕地，但是西门牛的犟劲上来了，它也像蓝脸一样坚持要单干，不肯为人民公社出力，不管人们怎么打它就是不动，直到被人打伤烧死。西门牛转世变成了猪，而饲养员正是西门闹的妻子白氏。莫言说，西门闹随着不断投胎转世，身上的人性的东西逐渐减少，动物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过去的事情慢慢淡忘。但是他写到狗的时候，还是很超验的描写。狗小四能够送蓝解放的儿子上学。整个行为过程就像人类一样：叫醒熟睡的学童，侍候学童吃早饭，领他过马路，绕近道上学。它还能够闻到主人的情人的味道。狗小四甚至还组织了一场广场聚会，全县城的狗都来到天花广场狂欢。小说把狗的世界写得像人的世界一样惊天动地。通过人畜感应的超验描写，小说完全摆脱了现实主义的要求和所谓的真实性局限，获得了一种空前的叙事自由和艺术想象。 三、民间理想的张扬与沦陷 莫言《生死疲劳》有很多美好的幻想，写人们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瞬间的沉醉。其中提到“莫言”写过一篇梦幻般的小说《撑杆跳月》，回忆他在猪场养猪时的生活，因为在一次婚宴上喝了酒，感觉身体有些飘飘然。他看到空中的月亮，想象自己奔月而去，悬在澄澈无边的空中。醉酒狂欢，应证了尼采的论断。尼采提倡的就是酒神精神。他认为，有一种心理前提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那就是醉。他断然说：“醉须首先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在此之前不会有艺术。醉的如此形形色色的具体种类都拥有这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醉的这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同时还有一切巨大的欲望、一切强烈情绪所造成的醉；酷虐的醉：破坏的醉；某种天气影响所造成的醉，例如春天的醉……”④尼采认为艺术就要有一种醉酒的感觉和表现。莫言深明其道。他写《酒国》是醉：在《生死疲劳》中写“猪撒欢”也是醉。在醉中想人之未想，在醉中见人之未见。 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莫言，最了解民间与民情和农民的喜怒哀乐。小说以调侃的方式表现农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距离。可以说是“心想天高，命如纸薄”，令人伤感。第三部“猪撒欢”中“莫言”是一个重要角色，在养猪场里工作。小说这样嘲笑地写道：“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民间的乌托邦想象就是如此的朴实！《生死疲劳》表现民间理想方方面面，主要的是民间潜存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但是他们的理想往往遭受沦陷。在叙述西门闹变猪的过程中有一段典型的描写： 西门闹……念你前世为人时多有善举，为驴为牛时又吃了不少苦头，本殿这次法外开恩，安排你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投胎，那里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山明水秀，四季如春。你的父亲现年三十六岁，是那个国家里最年轻的市长。你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美丽的歌唱演员，获得过多次国际性大奖。你将成为这两个人的独生儿子，一出生就是掌上明珠。你的父亲官运亨通，四十八岁时就会当上省长。你的母亲，中年之后会弃艺从商， 成为一家著名化妆品公司老板。你爹的车是奥迪，你娘的车是宝马，你的车是奔驰。你这一辈子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交不完的桃花红运。…… 但是，阎王老子又一次耍弄了我。 这是民间最日常的想象。百姓在无边的苦海中总是会有片刻的闲暇做做这种白日梦，但是梦醒之后仍然是严酷的现实。西门闹希望下次转世投胎能有一个美好人生，父亲有权势，母亲美丽漂亮，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时代的物欲全部实现。没想到这次变成了一头猪。他的理想又一次沦陷了。一下子从天上摔到地下。 民间理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原欲，即性的欲望表现。我们看到，民歌几乎都是情歌，承载着民间的乌托邦情结。小说对此有大量的描写。其中写得最动人的是西门驴与母驴韩花花。西门驴喜欢母驴花花，它能闻到花花留在空气里的情感信息，追踪着花花的足迹。在小河边，它闻到了花花的气味，西门驴被激动起来，小说写道： 我的心脏狂跳，撞击着肋骨，热血澎湃，亢奋到极点，无法长叫，只能短促地嘶鸣。我的爱驴，我的宝贝，我的最珍贵的，最亲近的，我的亲亲的驴哟！我恨不得抱着你，用四条腿紧紧地夹着你，亲你的耳朵，亲你的眼窝，亲你的睫毛，亲你的粉红的鼻梁和花瓣般的嘴唇，我的至亲至宝，哈气怕化了你，跨着怕碎了你，我的小蹄子驴啊，你已经近在咫尺。我的小蹄子驴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西门驴找到了花花，但是花花身边却有两只大狼。经过西门驴的拼命搏斗和两头驴的密切配合，它们战胜了两头狼，最终实现了理想的交合。它们希望永远在一起，天公地母都无法将它们分开。然而，西门驴最后还是像许多公驴一样避免不了被阉割的命运。小说第六章写西门驴与花花“柔情缱绻成佳偶”，到第八章就写“西门驴痛失一卵”。西门驴最本能的东西被无情剥夺了。 在小说中，西门驴不断地转世，表现出生命的挣扎和对不幸命运的不屈的抵抗，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也表现了民间对于希望和理想的顽强不衰。虽然希望和理想一次次破灭，命运一次次遭到嘲弄，但是民间理想不灭，其中轮回转世就是支撑民间理想生成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从这点来看，《生死疲劳》深刻地把握了民间的文化命脉。 四、对历史的戏说与还原 莫言认为，“对历史的过分倚重，实际上是压制了作家的想象力”。他极力回避浩然与柳青式的对农村合作社史的写作，希望超出以往的农村合作社题材的写作。同时他也认为，“真正的奇幻文学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扩展。”⑤奇幻的细节就是开在冰冷岩石缝隙中的小小花朵。莫言又希望更加真实地把握这段历史。从总的大趋势上，小说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但从细节上又超出了历史的现实感，辩证地表现了历史荒诞与真实的两面性，完成了对历史的戏说与还原。小说运用超验角度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新的审视和幻想性书写，超越了既往的现实主义小说。 《生死疲劳》通过西门闹的灵魂转世，先后变幻为驴、牛、猪、狗、猴等动物来看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方面揭示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本质，一方面也表现这段历史的荒诞性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模糊性。《生死疲劳》在“猪撒欢”一篇中戏说的成分尤其突出。莫言对“文革”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他说：“‘文化革命’在我们小说里也好，历史教科书里也好，肯定是反动的，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对文化的破坏。但它让我们这些孩子也有很多正面的感受：热闹，欢天喜地，生活变得非常丰富。今天公社书记到这儿来游街批斗，明天学校里面两派来辩论，每到集市就是狂欢节，各派的红卫兵游街的、示众的、辩论的、贴大字报的、武斗的，对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是非判断的，到处彩旗飘飘，也有一些正面的回忆。”⑥他对“文革”的童年记忆就是热闹。“文革”期间，农村与城市的表现的确有不同之处，相对而言，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莫言相信和忠实自己的感觉，他不愿人云亦云，他以狂欢的姿态戏说那个时代。在这部分写作中，“莫言”似乎格外活跃，写到“莫言”的笔墨相当多。在莫言的笔下，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游戏的时代，每个人、每件事都好像游戏一般。洪泰岳和金龙想把西门屯的猪场办成全县、全省甚至全国的典型，上演了一出出喜剧、闹剧。为了让猪更精神，他们给猪喂酒。西门猪喝了两斤酒以后，就想唱歌、跳舞，放开喉咙，发出了怪异的叫声，还上到了一棵杏树上。小说写道： 我知道金龙这小子希望我在树杈上酣然大睡，我睡着了就可以由他那张能把死猪说活了的油嘴胡说八道，但我不想睡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为猪召开的盛会，这大概是第一次。 参观西门屯猪场的队伍来了，看到躺在树上睡觉的西门猪，想看看它的表演。西门猪在树上撒了泡尿。参观的人群中竟有人说：“真是一头好猪，应该授给它一块金质奖章！”西门猪得意起来，想做一个高难动作，结果却从树上摔了下来。这是一个猪玩闹猪上天的时代。莫言把“文革”时期写成了一个猪狂欢的时代。如此戏说，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生死疲劳》叙事立场有一定倾向性，但是叙事角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角度的，是一个众语喧哗的状态。西门闹在一九五○年被枪毙了。他不服气，一直在喊冤： 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懈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 西门闹被杀头是有些冤枉，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代表新时代主人的洪泰岳，他的话同样义正词严，不可移易。洪泰岳是西门屯最高领导人。在过去，正如西门闹所说，“洪泰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那时是标准的下三滥，社会的渣滓，敲着牛胯骨讨饭的乞丐。”然而他的身份一公开，竟然是高密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地下党员，他曾经为八路军送过情报，铁杆汉奸吴三桂也死在他的手上。他在宣判西门闹罪状的时候，代表人民政府，也是庄严的： 西门闹，第一次土改时，你的小恩小惠，假仁假义蒙蔽了群众，使你得以蒙混过关，这次，你是煮熟的螃蟹难横行了，你是瓮中之鳖难逃脱了，你搜刮民财，剥削有方，抢男霸女，鱼肉乡里，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搬掉你这块挡道的黑石头，不砍倒你这棵大树，高密东北乡的土改就无法继续，西门屯穷苦的老少爷们就不可能彻底翻身。现经区政府批准并报县政府备案，着即将恶霸地主西门闹押赴村外小石桥正法！ 西门闹在与洪泰岳的交锋中和争论中，说出了事情的本质。西门闹知道自己时运不济，他虽然对洪泰岳一百个看不起，但他不得不承认，天意不可违。他也知道与洪泰岳没有具体的冤仇，只是时代使然。他说： 如果你们不来斗争我，也会有别人来斗争我，这是时代，是有钱人的厄运势。 洪泰岳心里也很清楚，他说： 我作为个人，非常敬佩你……但作为革命阶级的一分子，我又必须与你不共戴天，必须消灭你，这不是个人的仇恨，这是阶级的仇恨。 莫言认为，“过去的小说我觉得毛病就在于善恶太分明了，人性是非常复杂的，再好的人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再坏的人也有人性的一闪现。”对于洪泰岳，莫言说，“洪泰岳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还是当成好人来写，尽管他有坚定的‘左’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认为是不对的，但他是真诚的，他不是个投机派。”⑦不仅是洪泰岳，在小说中，各个角色都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进行充分的发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自己的道理。在不同的讲述中，呈现出历史的迷雾，以及人的迷茫。正如小说所言，“那时的世界，本来就是一锅糊涂粥，要想讲得清清楚楚，比较困难。”⑧可见，小说的叙事方式还是源于表现对象的复杂性，作家内心的困惑和迷茫所致，并非随意选择的叙事策略。《生死疲劳》运用超验想象与叙事狂欢的方式，深刻揭示了历史的荒诞与真实混合的双重性。 注释： ①⑥⑦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32页，第181－182页，第164页。 ②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说莫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③⑧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第145页。 ④［德］尼采《悲剧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中译本，第319页。 ⑤莫言、严锋：《文学与赎罪》，《说莫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