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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1993年6月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十七万字的长篇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自述》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为什么十八年后才在书中谈这部长篇的创作，陈忠实解释说：“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体验，就没有必要作那种多为解释作品的后记”，“这种理解可能属于一种偏见，却几十年难以改变”。由于这个原因，《白鹿原》问世后许多出版社约写“自传”都被他谢绝。 2004年冬天，陈忠实的老朋友、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乘来西安主持研讨会之机再提此议，陈似有心动，最后仍然作罢。还是改刊后急欲抢占卖点的《江南》杂志表现生猛：“不料到2007年春天，《江南》杂志张晓红电话约稿，让我写一些有关《白》书写作前后的有趣的事。我稍微做斟酌之后便答应试一试。”5月写成的首篇文章被陈忠实作协同事、《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拿去连载，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故事不让人惊奇，当代作家档案中的很多故事与此大同小异。不过“十八年”这个时间段却具有微妙意味。十八年，足令这个当红作家从批评家和媒体的吹捧包围中平静下来，冷眼打量自己走过的三十年文学道路。小说《白鹿原》与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以下简称《寻找》)两本书之间，就这样出现了一种相互审视的距离，形成一个对读的景观。 一、小说与地方志 《寻找》告诉我们，陈忠实1942年出生在陕西西安郊区灞桥，1962年毕业于西安第三十四中学。高考落榜后，回乡任毛西公社小学和农业中学教师，长期做公社基层干部。他一直遗憾没念大学，小说创作道路不太顺畅。 陈忠实1965年春在《西安晚报》副刊发表散文《夜过流沙河》，1973年在《陕西文艺》发表《接班以后》、《公社书记》等小说，曾是当地栽培的“工农兵作者”。他的《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还写过一二十篇中短篇小说，但顶多是全国二流作家和陕西本地知名作家。 在小他七岁和十岁且名满天下的路遥、贾平凹面前，陈忠实只能紧跟后尘毫不松懈。他不聪慧然倔劲十足，丁玲20世纪50年代的“一本书主义”对他刺激很大。况且灞桥与他终生崇拜的柳青蹲点的长安县毗邻，常年生活在这位小说巨匠身边，谁都难让自己紧绷的文学神经松弛下来。他在《寻找》中发狠地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这书指的就是《白鹿原》。 但陈忠实对长篇小说这想象中的“史诗”一直心存畏惧。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这种小说只能出自19世纪的文学巨匠之手，出自柳青之手。1985年后的陈忠实渴望着新的出发。《寻找》说： 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告诉他，“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艺术。其实在我不单是一个结构问题，我既想见识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想看看各路作家的语言选择，甚至如何开头和结尾才恰到好处。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和内容又那么多，时间跨度也那么长，写砸了就远不是某个中篇或短篇不尽如意所可类比”。 他对如何驾驭史诗性的小说规模心中没底，可禁不住在文学前辈的光环下蠢蠢欲动：“我自然会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们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阅读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使我陷入沉醉。” 他记得1974年在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时，除“毛选”外，还“悄悄私带了一本《创业史》”，藏在窑洞里细细琢磨了半年——“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而将长篇小说落实到人物塑造，他认为柳青贴着人物写历史的做法对他影响最大：“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 但他纠结的是，新时期文学已大异于柳青、王汶石的文学年代，“十七年”的“柳青传统”应该搁在自己文学世界的哪个位置上，变成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首先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柳青和王汶石都是陕西“本地人”。确切地说，“柳青传统”应该是一种本地人的“文学传统”。许多一生专注个人家族及其“地方志”的作家，最后都成为了伟大的作家，例如鲁迅、沈从文、柳青、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等。路遥、贾平凹也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80年代末“告别革命”的思潮开始从北京传到西安城，这时陈忠实正醉心于美国人赖肖尔的著作《日本人》。 不过，《小说评论》编辑李国平认为另一本书也许能解开作家心中的困惑：“书名为‘兴起与衰落’。这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他大约风闻我在查阅西安周围几个县历史资料的举动，让我读一读他已读过且以为很有见解很有深度的这本书。 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他承认，“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 这种理论所阐释的“地方志”实际是对家族、革命、传统、情欲和习俗人性的忠实记录，它是当地老百姓千百年来的“日志录”。被“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所提醒所关注的“地方志”，因此悄悄绕开新时期文学创新探索的潮流，同时扫清了他与柳青、王汶石之间的历史障碍，被借用到《白鹿原》的构思过程之中。陈忠实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被路遥、贾平凹笼罩的阴影。这才是他重新出发的地方。 1986年4月到1988年清明节，陈忠实辗转三县埋头查阅地方志。1986年初春他盖完新屋，便迫不及待背起挎包，趟过家门前的灞河(春水有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乘上去蓝田县城的班车。沟壑纵横的白鹿原在车窗外展开，又一一闪过，“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小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这是19世纪长篇小说里的自然和历史场景，它们令作家激动。这种史诗般宏伟的陕西的山川河流曾在柳青《创业史》和路遥《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多次出现。 陈忠实是怀揣着这块19世纪伟大长河小说的模板踏上查阅地方志征途的。反过来说，藏在资料馆的长安、蓝田和咸宁三县神秘莫测的地方志，也在这里指引他，激励他身怀抱负去重建心目中理想的长篇小说。他知道，他这是在重建个人意义上的“白鹿原”的“历史”： 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 《寻找》叙述这位名气不大的地方作家，觉得自己就像两千多年前为写《史记》踏勘北国山川河流的陕西乡党司马迁，正经受着寂寞屈辱和含辛茹苦的走访生活： 我到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的时候，正是暑热的8月。 走过大街进入一个村子，再走进挂着写有“旅舍”二字的一个农家院子，在主人引领下上了一幢简易单面二层楼，楼梯是粗钢棍焊接而成的，房间有木板床和一张桌子，还有脸盆和热水瓶…… 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 有了在蓝田的经历，对于“一次只能借阅一本看完再换”的政策，不仅再无异议，而且很为这种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我便小心地翻揭那些太薄太软的纸页，摘抄其中有用的资料，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裹起来，送回县资料馆，再换一本来，每天在县城里往返跑路，脚上的劲儿一直很足。 查阅资料就像沙里淘金，翻阅者则如失去方向在大海上茫然颠簸的帆船，整日劳而无功或几日才偶有所得的事情会经常发生。人对历史的研究，犹如与历史之间无缘无故的博弈角斗，那是经受万重困境才能与遥远未来情景凝望的孤独心情——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大概都有过相类似的文字记载。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整。 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上工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能进入一种业已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 1986年到1988年之间，三县资料馆外面的文学世界正喧腾翻滚着“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滔天巨浪，新潮批评家两眼紧盯一帮敢于艺术探索的青年作家。陈忠实呆着的这个“历史死角”不在这个架构之内。他似乎被人抛出了历史之外，但是又以这种方式回到历史当中。他可能深感委屈。文学史从来就是以一些作家的委屈，来成就另一些作家的事业。压抑是它最古老的机制。 1952年柳青(陕西榆林人)从北京的《中国青年报》回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蹲点，一呆就是十四年，在那里写出传世之作《创业史》。司马迁(陕西韩城人)在汉武帝建元初年开始查阅史料并游历各地，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基本完成了《史记》的著述。 他们是处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三个人，我不太想辨析他们各自不同的意义。令人感兴趣的倒是“某种沉浸”的“耐心和静气”的陕西人身上所散发的历史的气息。小说既然脱胎于历史纪传，它必然就会与历史签订有某种原始而神秘的协议。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历史“现实主义文学”的猜测之外，我有点点相信它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地方志范畴里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方面，《白鹿原》大概应该被称作一部贯通着司马迁和柳青某种文化血脉和传承性的长篇小说。 二、白鹿原地方志里的人物 由于具有“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所阐释的“地方志意识”，陈忠实再看他司空见惯的家乡就不一样了： 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偎依着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 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的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 就像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苦苦寻觅符合“合作化运动”历史尺寸的主人公梁生宝，以及梁三老汉、改霞等人物那样，陈忠实深信乡村轶事和县志里也必潜藏着自己小说里的那些灵魂人物。但与柳青明显不同，他把“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设计改造扩充到两千年王朝兴衰和村庄近百年演变的这个大架构之中。作家查阅走访的地方志，就这样开始为我们叙述符合《白鹿原》历史尺寸的那些人物了。 既然要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家乡， 《白鹿原》里的灵魂人物白嘉轩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小说架构中就变得顺当自然。《寻找》说，在找村里几个爷爷辈的老汉了解村史家世失望而归后， “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 “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叔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爷就是西门的。东门西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来聚居在这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就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 “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街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和鲜活。” 那两年无论是在骑车、吃饭喝茶，在地里锄草、培土、浇水和一人独处时的陈忠实，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人。 与白嘉轩这块千百年乡村秩序的“基石”，以及“乡约”所代表的规范约束村民和自我修身的传统文化精神相对照，小娥这个人物的构思则被安排为乡村社会价值观的另一维度。埋头抄录地方志时的陈忠实想到，与《创业史》里长安县的先进女青年改霞不同，这个人物与地域性有着更为原汁原味的连接。 他发现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关于贞妇烈女的卷本竟然有四五本之多。 “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他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读过程中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浮上的我的心里。 “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他由此发出感叹道：“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为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在“文化心理结构”和“告别革命”理论的双重启发下，宗族社会与革命运动是陈忠实给《白鹿原》安排的两条主线，宗族与革命则是这部长篇的基本架构。如果说田小娥的“放荡”是对白嘉轩乡约巨大压抑性的某种自我调节，那么革命历史板块的错动，则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变局撕裂性的猛烈推送，陈忠实认为正是宗族社会与革命运动的相互较劲，才能绘制出20世纪初叶到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全图。鹿兆鹏和黑娃的形象是虚构的，然而白灵则来自作家对地方志的勤奋抄录。“地方志”凝望着这个本乡革命烈女的生与死，而这个烈女也会不辜负这个白鹿原的厚重期许。创造过“周秦汉唐”辉煌史的白鹿原，从来都是不断涌现慷慨悲歌之男女的非凡之地。 反过来说，没有少男少女英气勃发的地方志，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值得“文化心理结构”和“告别革命”理论观照并与之相匹配的研究对象?没有它们之间的相互审视和热烈讨论，《白鹿原》的历史精神气也就将丧失殆尽。这部在90年代初的文坛上引起轰动，接连被各种读者层次所认可，获得“茅盾文学奖”，又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年来“长销书”的长篇小说，究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余地呢? 在《寻找》“十三•原上的革命”一节中，陈忠实详细记述了宗族社会叛逆者白灵形象(她是白嘉轩女儿，另一个宗族社会叛逆者是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孕育产生的过程。1987年初夏，陈忠实到传说中的白鹿原腹地孟村小镇粮店寻觅第一个中共支部秘密诞生的事迹，据说这支部是由一位在北京某大学接受马列的青年创办的，他还发展了两个党员。 但历史猜测毕竟是猜测，即使写小说也要将史料做实。正当史料断线而作者的寻访再陷死胡同的时候，作家张敏寄来他主编的薄薄的刊物《革命英烈》。“在这本包装简单的小开本刊物上，我读到了张景文烈士的事迹。她是白鹿原上人，在西安读书加入了中共，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把她送到刘志丹在南梁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活埋了”，“文章不足1000字，作者是一位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女战士写的，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此前并不熟悉，关押的两三天时间里，才得知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她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 陈忠实承认，“我的捶拳吁叹的失控心态，就在这一刻发生”。但是“从最初阅读这份简单的回忆文章的震惊里平静下来，一个鲜活的女革命者就横在我心里了”。“这是一个女性，一个能从白鹿原走进刘志丹革命根据地的女青年，我能充分感知需要怎样的思想和勇气”。“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 他相信正如前面叙述过的：“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具有决定作用，在我看来这正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诗眼，是这部长篇深沉的灵魂。 与90年代后中国当代小说家的长篇小说架构大多取法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一样，陈忠实虽也曾一度迷恋马氏，但他终于醒悟还是要回到自己文学的老祖宗柳青那里去。“革命”必须“接地”，白灵必须是“本地儿女”，“中国现实”也未必一定要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包装来炫耀来限定。“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了这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 从“地方志”里走出来的“人物”必须也应该是“本地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原理之一。但它们又处在本地革命与宗族相冲突的真实的历史情境中。90年代“重返宗族”与“告别革命”的双重性历史架构，正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必须去探索的历史架构。 然而对作家来说，个体与全部的辩证关系是最难把握的历史关系，在“本地人”与“九十年代思潮”这种重复叠加的两重架构中，我们想90年代的作家都面临着自己位置的重新勘定。 同样让人想到的是，在“今天”这个现在时间点和“过去”这个过去时间点上，在“本地”与“外来”这两种情景和思潮的交互节点上，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创作究竟有多大的回旋空间和叙述空间?也许对人物世界的进一步细读是不得不进行的工作。 三、白灵、鹿兆海和朱先生之死 “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白鹿原》的题记让我在小说里走近了这非同凡响的三个人。而且如果拿《白鹿原》与《寻找》对照阅读，这座古原人士的生与死就变得慷慨悲壮了，变得无比高尚起来了。小说艺术的感性化和形象化，能让地方志走出冷冰冰的县资料馆，超越于沉睡多年的资料堆，变成活生生的历史本身。 白灵是白鹿村族长白嘉轩最宠惯的女儿。他原想按白鹿村祠堂乡约的教训，把她调教成一个相夫教子的本地恭顺女人的。未想“五四”风起，白灵吵闹着要到西安城读新学堂；又待革命风暴席卷，这位热血女子先参与救助省城的死难者，后在投身国民革命时与村约鹿子霖之子鹿兆海情投意合私订终身；再到国共分裂，她被鹿兆海兄长鹿兆鹏诱惑，与兆海绝交，投入兆鹏怀抱，并在革命生涯中怀上兆鹏骨血。但吊诡在于，老练世故的兆鹏竟然让当国民军青年军官的弟弟兆海做掩护，一路把白灵母子送到刘志丹的南梁根据地。剧情跌宕起伏，亲情恋情革命情交错混杂激烈撕扯，感人肺腑动人心魄。 陈忠实充分调动现实主义文学与柳青“人物角度”写法，再用“文化心理结构”撬动家族史党史禁忌，令读者对这位深情执着却成极“左”路线“冤鬼”的可爱女子大怀同情悲悯之心。我读小说两次垂泪，一是为“白灵之死”，另一个是为“鹿兆海之死”，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且看小说叙述(白灵此时在被囚窑洞里面对抓捕她的毕政委)： 白灵冷笑一声说：“我早已不考虑我的下场了。我的下场早都摆在那儿了。我今天死比前半月前一月死没有两样，唯一的好处是我把骂你的机会等到了!你处死我，你也同时记住：你比我渺小一百倍!” 白灵被活埋就在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雪。其余有关活埋她的细节和情节都无法查证。执行活埋她的两个游击队队员后来牺牲在山西抗日阵地上。 《寻找》对这位可爱可敬可悲的弱女子的命运感喟道：她“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反手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起挑战，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禀赋，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 然而世事沧桑，岁月轮回。几十年后白嘉轩老人竟还活在世上，年轻女儿却早早横死。他默默迎来的是被他逐出家门的女儿的真实死讯：“五个穿四兜制服的干部和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军人来到白鹿村”：“百灵同志牺牲了……白嘉轩‘噢’了一声，微微扬起脱光了头发的脑袋，用只剩下一只明亮的眼睛瞅着蓝天上的太阳没有说话”。“白嘉轩这时才问：‘灵灵怎样死的?’六个人商量好了似的，全都不说死亡的具体情况”。又问具体时间，答曰“十二月。”老人指出这是阴历十一月初七。对方颇为惊诧。“白嘉轩以不可动摇的固执和自豪大声说：‘我灵灵死时给我托梦哩……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啊嗨嗨嗨……’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这是白灵在父亲视野里的人生的变轨，恐怕也是大历史轮回中的白鹿原子弟的必然命运。 鹿兆海是白鹿原上真正的情种。他是朱先生白鹿书院教出来的至纯至正的青年。他和白灵同为西安城念书的热血青年，在救助死难者时陷入热恋，但又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兆海因此决定终生独身，他对白灵发起毒誓：“你可以随意嫁人。我嘛……我还是恪守誓言，非你不娶。你嫁了人我就发誓再不娶妻……”与老练世故的兆鹏相比，这对青年男女的鲜明特点就是“单纯”。 兆海因为单纯加入国民革命，最后壮烈牺牲在中条山抗日前线。白灵因为单纯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嫁给兆鹏，最后冤死。这是单纯青年的横死，这是热血理想与复杂年代之间的格格不入，正是这种巨大反差才令人顿足心痛惋惜。 朱先生决定替从白鹿书院走出的这位忠义悌孝弟子守灵。“朱先生问：‘兆海的灵柩啥时间运回原上?’白孝文说：‘明天。先由全县各界吊唁三天，最后召开公祭大会，之后安葬。’朱先生说：‘我明天一早就上原迎灵车，我为兆海守灵。’白孝文提醒说：‘姑父，兆海是晚辈……’朱先生说：‘民族英魂是不论辈分的……兆海呀……’朱先生双手掩脸哭出声来……”这是陈忠实从地方志中抄录出的最动人的一节，他的深意是对革命是非曲直做最坦率的讨论。 然而陈忠实深知历史远未提供这种讨论的正常环境，他于是像司马迁那样使用了春秋笔法，使用了小说曲笔。这样，在兆海、兆鹏、朱先生等人物身上就建立了一个“相互参照法”的阅读性架构。作家隐而不露，他让读者进入这个架构，与他一同来到苍茫的白鹿原上，面对百年中国，在这几个历史节点上做出比较分析。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白鹿原的儿孙，陈忠实决定小说的逻辑安排顺从乡约和宗族血缘的规定，他想让兆海按照文化传统的礼仪归葬乡里。“白嘉轩的喉咙有点哽咽：‘兆海是子霖的娃娃，也是咱全族全村的娃娃。大家务必给娃娃把后事……办好……” 朱先生之死是《白鹿原》全书的高潮。他像作品所有故事、人物、冲突的总线头，把全书紧紧串联在一起。这位白鹿原的大儒，忠义的象征，所有乡党的道德楷模，却生在一个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非凡大时代。他避世白鹿书院，默默为文化传统守节。他文雅儒弱，但俨然是纷乱巨变的白鹿原的定海之针。在白嘉轩内心深处，他是“白鹿原最后的一个先生”。在乡民心目中，他是乡约的制定者和守护者。由他起草的乡约中的“德业相劝”一节这么写道：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敬长上能睦亲邻能择交游能守廉洁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结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教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乡约是中国教化约束乡民并自我修身的最古老的乡村协议之一。它是道德的边界，是做人的相互约定。起草并遵守乡约教义的朱先生就像一面镜子。 在这面无声的镜子前，我们读到白嘉轩对宗族祠堂文化遗传的坚守，鹿子霖道貌岸然掩盖下的淫荡，田小娥的越轨，鹿三的忠厚，兆鹏的机动主义，孝武能事父兄的质朴，还读到黑娃和孝文最终的浪子回头。 这面镜子更被转化为陈忠实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所阐释的“地方志意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 20世纪上半叶白鹿原的时代惊变、红旗翻卷，多少儿女的出走与重返，在具有循环规律的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原不过是一个瞬间的移动。历史不过是若干回“兴起与衰落”的循环与往复，每个人的命运都被规定在这里面。一个共时性的结构把历时性的结构看得清清楚楚。孤立在白鹿原深处的朱先生的白鹿书院，正是这么一座无比沉着的历史瞭望哨。 《寻找》解释说：“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他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也就是说，朱先生的存在一方面约束着白鹿原人们的反叛与躁动，另一方面又赓续传递着中国古代的文化血脉，但他知道这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像中国历史无数次的“兴起与衰落”、废除与重建一样，他知道自己就站在旧历史的最后一页，新的一页将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掩盖。 这是一个无情无义的自然规律。朱先生预感到天命将尽，淡然吩咐夫人朱白氏给自己洗头剃须：“朱先生死了。怀仁率先跑到前院，看见父亲坐在庭院里的那把破旧藤椅上，两臂搭倚在藤椅两边的扶栏上，刚刚剃光的脑袋倚枕在藤椅靠背上，面对白鹿原坡。” 我读完《白鹿原》和《寻找》全书，将其中纹理脉络一一对照，便隐隐感觉这部长篇不完全是新历史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也不仅仅是柳青《创业史》的再生转世。它乃是从地方志上抄录的关于白鹿原的小说，兴叹于历史的建立与衰落，落泪于各种人物的出走死亡与挣扎，是陈忠实自己关于故乡“灞桥”的故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它最值得注意的秘密。 在今后历史上，它大概就是《西游记》之于江苏淮安，《三言》、《二拍》之于苏州，《金瓶梅》之于山东临清，《红楼梦》之于南京北京，《废都》之于西安，《人生》之于陕北等等之类的文学名著。在人生和创作上的连连受挫之后，在“告别革命”思潮的前因后果之中，这部长篇小说藏于西安灞桥人陈忠实的心中之久矣深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