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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科幻与现实的关系切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其核心问题是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以及文明冲突引发的历史终结和人类未来问题。汪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叙事，罗辑代表的英雄叙事，程心代表的末人叙事分别构成三部曲的叙事视角和情节主线。如果未来的人类文明极有可能遭遇文明冲突导致的宇宙灾难，当代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现有的道德、文明观，拒绝末人时代的诱惑，勇于创造新的历史。 关键词：《三体》 科幻 刘慈欣 文明冲突 文化自觉 一、引言：科幻与现实 作为一种想象现代社会的未来图景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历来是科幻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1]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指出，科幻小说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着紧密联系，因此科幻想象力的上限必然受制于作者所经历与了解的社会生活。[2] 在2012年一个访谈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科幻与现实”的关系时，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回答道：“我本身对现实不是太感兴趣，对用科幻来隐喻反映现实也不感兴趣。我并不想把科幻作为批判现实的工具……我比较倾向于……把现实作为一个想象力的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我其实是从科幻来，回到科幻去……”[3]在2014年新年自述中，他继续谈到：“中国作家缺的是想象力和更广的知识。我们的文学是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的文学理念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认为文学就是反映现实，反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理念之下，作家把描写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现实层面。”[4] 从上面两个表述看，刘慈欣坚持“为科幻而科幻”的“硬科幻”写作理念，反对把科幻作为批判或反映现实的工具。然而，奇怪的是，就在同一个访谈中，他却明确表达对托尔斯泰式的文学“现实感”的欣赏，并认同科幻文学是一个国家社会状况（包括经济、政治状况）的敏感指针的说法。[5]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不过，如果阅读刘慈欣的更多作品和访谈，可以发现上述两个看法其实一以贯之，因为反对科幻文学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工具，与从“现实感”出发用科学理论和知识想象人类未来并不矛盾。由此出发，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刘慈欣对科幻与现实的关系论述。 首先，科幻小说与现实主义的观察“现实”的视角不同。在科幻中，人类整体和一个世界常常作为主要文学形象出场。“人物形象”并不必然是科幻的核心要素，而当代文学常常被表述成一种“人学”。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中心的“批判现实主义”关注的“现实”，并不等同于科学视角关注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观以及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现实”。[6]传统文学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现实变化可能并不敏感，而科幻文学则恰恰相反：当下已经进入未来。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科学技术缔造的奇迹正在被创造出来，身处其中的普通中国人不可能对身边发生的这些奇迹一无所感，这是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时代精神”。[7]刘慈欣曾说，从北京到太原的高铁有全国最长的铁路隧道，可没什么人知道，也没什么人关注：人们对（科学）奇迹已经麻木了。[8]与此同时，“抛弃了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却抱怨自己被前者抛弃”。[9] 其次，科幻的存在不是为了描写现实，而是为了科学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非要让科幻反映现实，就等于让飞机降落在公路上，与汽车一起行驶和遵守交通规则。刘慈欣曾说，如果科幻是一种能飞进来的文学，人们为什么偏偏喜欢让他在地上爬行呢？[10]在中篇小说《乡村教师》中，刘慈欣用神奇的科学幻想将沉重的现实与空灵的宇宙联系起来。[11]在一个类似《平凡的世界》般写实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李老师用尽最后一口力气给学生们讲完牛顿三大定律，就永远闭上眼睛。这时候，“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发生了：一场延续了两万年、跨越大半个银河系的战争波及到地球，李老师的学生们被选为决定地球命运的“文明测试者”……[12] 最后，正如刘慈欣总结的，从科幻世界看现实，能使我们对现实有更真切、更深刻的认识。想象和思考人类文明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更远的未来会变得怎样，是更好还是更坏，是科幻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看，[13]关于未来的科幻思想实验与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历史研究类似，[14]都源于对各种版本的历史决定论的怀疑，也都基于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进步主义或悲观主义的拒绝：反事实的历史研究从现在思考过去的人思考过和可以探索的可能结果——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未来，[15]而科幻是基于当下思考未来可能性的思想实验——我们的未来决定于我们当下酝酿的各种可能。[16]正如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超出当时大多数见多识广之人的预料结果，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许往往超出当代主流精英的合理想象。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却容易习惯性地认为当下的文明及其“进程”是唯一的，不会再有别的选择。而科幻却为人们创造种种不同于“当下现实”的文明进程，通过虚拟历史让人们能够跳出“当下现实”的纠结和束缚，体会到许多深藏在现实之下的东西。 总之，关于未来的科幻是当下正在酝酿的诸多历史可能性之一。通过科幻，我们穿越到未来，又穿越回来，对当下的处境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从文明存亡和人类未来的思想维度出发，我们得以理解刘慈欣所说的“科幻文学是唯一现实的文学”。[17] 本文讨论的《三体》三部曲，是刘慈欣最富想象力的一次科幻思想实验，不仅让众多读者如痴如狂，而且不少人还基于“黑暗森林”状态的“宇宙社会学”提出宇宙文明的各种理论假设，其中包括严肃的学术研究。[18] 毫无疑问，《三体》系列的绝大部分科学和思想概念、人名、地名包含着丰富的隐喻、暗示和象征，每本书的任何一个主要情节和关键人物都可能而且已经存在许多不同的解读，而且每种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从左派到右派，从强国派到自由派，从新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科学崇拜到生态主义，从男权主义到女权主义，从影射历史到创造未来，可以说，《三体》文本构成了一个神奇的场域，其中的解读路径包含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形形色色的批评和解读让刘慈欣感慨：“科幻文学和批评似不在同星球。”[19]其实，《三体》的解读困境正如《死神永生》云天明为人类创作的三个童话面临的解释困境：谁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三个童话，然而云天明通过童话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或许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作者之死”的尴尬境遇，[20]刘慈欣如此描述云天明故事的解读困境： “各个政治实体和利益集团的影子开始在解读工作中显现……都在按照自己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解读故事，把情报解读变成了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一时间。故事像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致使解读工作变了味。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也更加政治化和功利化，令所有人灰心丧气。”[21] 在《死神永生》的文本中，刘慈欣提供了云天明故事的成功解读模式：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双层隐喻是指故事中的隐喻不是直接指向情报信息，而是指向另一个更简单的事物，而这个事物则以较易解读的方式隐喻情报信息。[22]而人们陷入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按单层隐喻的习惯性思维解读故事，认为故事情节直接隐喻情报信息。二维隐喻是用于解决文字语言所产生的信息不确定性的问题。在一个双层隐喻完成后，附加一个单层隐喻，用来固定双层隐喻的含义。[23]含义坐标单独拿出来看是没有意义的，但与双层隐喻结合，就解决了文学语言含义模糊的问题。 按照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的解读方式，解读《三体》首先避免将具体情节和人物解读为历史或现实事件或人物的简单影射。比如，认为《三体》系列是一部“批评西奴（带路党）的文学隐喻”说法，可能紧紧抓住前两部的某些关键情节和人物，不能很好地囊括第三部的故事设定和矛盾冲突。[24]又如，认为《三体》的主旨是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竞争的解读，或许低估了大刘的思想野心，忘记了大刘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反思。[25]再如，认为《三体》系列是为“独裁统治和道德丧失”辩护的“科学加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26]似乎忘了《三体II：黑暗森林》（以下简称《黑暗森林》）中刘慈欣借罗辑之口说“人性的解放必然带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27]因此刘慈欣对科学与道德的关系的思考，肯定比简单对错是非更为复杂。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误读（尽管不可避免），也为了更好理解《三体》的科学幻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本文也采取类似于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的解读方式。首先，《三体》三部曲“双层隐喻”，力求用同一个标准和理论使用方式阐释《三体》三部曲的整体结构。其次是，《三体》每一部各自的“双层隐喻”，尊重三部曲的文本自身的叙事方式，力求更为深入地从《三体》的故事背景设定推导和想象特定的叙事结构。第三，以刘慈欣解读刘慈欣的“二维隐喻”，从《三体》的创作札记以及刘慈欣的科幻研究和其他作品的线索和坐标，锚定《三体》基本情节和人物的所代表特定立场和价值观。 让我们从在《三体I》的《后记》开始。刘慈欣在此交代了创作《三体》系列的初衷：“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为什么人类至今没有发现其他智慧文明？相对于有道德的人类文明，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那么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生存？”[28]《后记》中所谓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并不是说三体人为代表的宇宙文明没有一套文明内部的是非标准或价值观，而是说三体文明与当下人类文明在道德观上是异质的，甚至两者存在着生死存亡的残酷斗争。面对三体人的入侵，是坚持现有的道德标准，还是生存第一？这些由科学幻想驱动的人类道德命题构成了《三体》系列的主线。 在2011年的一个访谈中，面对圈套重重的提问，刘慈欣坦然交代了《三体》系列的创作意图：“《三体》想说的，就是人类目前的道德体系和大灾难来临时人类自救行为之间的矛盾。”[29]在2013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刘慈欣认为《三体》电影改编的主要阻碍不是拍摄技术问题，而在于“主题太复杂，而且偏离主流价值观，这点最糟糕。”[30]可见，刘慈欣对《三体》系列对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完全具有自觉地反思和批判。《三体》第一部发生在地球上，对人类文明和道德实践绝望的人类精英向三体人发出地球的坐标，第二部上升到两个文明间的碰撞，第三部达到整个宇宙的高度。为了把“把最空灵最疯狂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般真实”，[31]刘慈欣从《三体》第一部开始详细描写人类得知三体文明的存在后的一系列道德行为。这里的道德行为包括个人和组织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如叶文洁与地球三体组织希望三体文明降临以拯救地球），更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在遭遇异质外星文明后进行的价值选择和政治决断（如对付三体人的“面壁者”计划，太空舰队计划）。从文化异同的意义上而言，人类与三体的道德冲突，其实是一场文明冲突。[32]而笼罩在文明冲突之上“黑暗森林”理论，用现代学术分析可以视为一种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理论假设。在更广阔和长远的宇宙时空中，人类在《死神永生》中因为坚持现代社会的普世道德，引发未知文明的攻击导致文明和历史终结。在这里，刘慈欣的反思和批评就不仅仅限于特定文明——无论是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而是着眼于整个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在未来可能遭遇的整体性灾难中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从上述基本假定和方法论出发，本文认为，在科学幻想的故事设定之下，《三体》系列的核心问题以道德与生存冲突构成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 以及文明冲突引发的文明终结和人类未来问题。由此出发，本文基本结构如下：第一节也就是本节，在科幻与现实的视野中引出本文的核心命题。第二节以《三体I》为中心，从汪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出发，讨论地球为何遭遇三体入侵的“文明冲突”问题。第三节以《黑暗森林》为中心，从罗辑代表的英雄叙事视角出发，讨论绝对科技差距下地球文明对抗三体文明的“文明冲突”的均衡威慑逻辑。第四节以《死神永生》为中心，从程心代表的末人叙事视角出发，讨论末人时代的“普世道德”如何导致地球文明和历史的终结。第五节是结论，总结《三体》系列的“文化自觉”意义。 二、文明冲突的知识分子叙事 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这是《三体》系列基本假定和主要线索。在小说设定中，三体文明的星际迁徙的科学基础是三体问题。[33]距离地球4.2光年的半人马座存在三个恒星，因为万有引力而互相牵引，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地球的一种生存情境。 在三体运动无规律性的支配下，三体文明在恒纪元（适合生存）与乱纪元（不适合生存）的交替中不断毁灭与重生，既发展了比地球文明更先进的科技，也形成了生存第一的道德准则。三体世界本来拥有12颗行星，但在漫长的时间里已有11颗被恒星吞噬，本轮三体文明居住的最后一颗行星将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万年后被恒星吞噬。因为三体问题不能在数学上精确求解，三体文明的星际迁徙势在必行。正当此时，三体文明收到来自于太阳系的信息，得到地球的坐标。为了防止地球文明在三体舰队到达前发展出超越三体文明的科技，三体人用两个质子锁死地球的基础物理学发展。四个半世纪后三体舰队抵达太阳系之际，就是两个文明的正面冲突之时。 基于三体问题的科学幻想，刘慈欣设定了一个异质于地球文明的三体文明，以及三体与地球之间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不过上述的设定只是笔者对《三体I》相关情节的概括和重构，而非小说叙事本身。在小说技巧中，设定是一回事，叙事是则是另一回事。一个能让读者信服的设定，必须通过特定的叙述主体以巧妙的叙事方式加以表述和构建。《三体I》的叙述视角基本来源于科学家汪淼，其他人叙述以及有关三体人信息也是通过汪淼的视角的转述。汪淼的主视角尽管是以时间发展为顺序的线性叙述，然而汪淼的转述，《三体I》的叙述既有叶文洁和其他人物视角在不同时空中的叙述，构成单线顺叙、多线（平行）顺叙与过去式插叙的复线叙述。另一方面，作为小说角色的汪淼并不是《三体I》的最主要角色，三体人或地球三体组织（ETO）的精神领袖叶文洁，甚至是对抗三体的地球人代表——中国警察——史强（大史）在推动故事情节和引出矛盾冲突方面都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汪淼在《三体I》的真正作用是转述真正的（隐藏）叙述人所经历和认识的三体文明世界。从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的科幻文学的定义性特征出发，叙事时空体（时空定位）的“离间”与叙述人的“认知”构成科幻文学的“文本霸权”。[34]三体文明的设定构成了小说的叙述时空体（时空定位），汪淼转述的三体人、ETO以及大史等人才是三体文明的真正叙述人，两者与作者（刘慈欣）以及理想读者所属社会的主流标准完全相左，却在认知上符合科学—唯物主义因果律。 《三体I》为什么选择汪淼作为主要叙述（转述）视角？这是一个“文本形式”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分析”问题，两者的结合构成科幻小说的基本“阅读契约”，即科幻小说的认知拟真性（vraisemblance）和可信性。[35]简言之，选择汪淼作为主要叙述视角，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认可三体文明的真实性。汪淼的三个最基本特征是（1）中国男性；（2）科学家；（3）知识分子。首先，中国男性视角关涉三体文明的观察角度。中国男性是汪淼的基本生理和国族（national）特征，是绝大多数中国科幻文学的基本视角，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科幻的主要读者也是中国男性。[36]其次，科学家视角关涉三体文明的拟真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纳米材料专家既代表着汪淼作为优秀的应用物理学家的职业身份，也意味着汪淼拥有丰富和专业的科学知识，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科学的态度：科学就是他的信仰。最后，知识分子视角关涉三体文明的可信性。在当代话语中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赋予汪淼用科学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理想追求和超越庸俗大众的道德情怀，以及行动上的某种软弱性——特别是与《三体I》的其他主角相比。一方面，在《三体I》的汪淼叙事中三个视角贯穿始终。另一方面随着情节发展和矛盾深化，三个视角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也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三个视角也构成刘慈欣的理想读者的基本特征。 在《三体I》开篇，当听闻超自然/科学现象的发生，汪淼的第一反应是捍卫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性和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他鄙视警察大史的粗俗和不尊重科学，然而当得知他的暗恋对象天才物理学杨冬接触“科学边界”后自杀后，在大史嘲讽自己会懦弱自杀的刺激下，汪淼决定加入“科学边界”以求真相（第1章）。在亲身遭遇胶卷出现“倒计时数字”的超自然现象后，科学家的求真精神让他陷入了不大不小的精神危机，但他仍然试图找出“倒计时”的阴谋制造者（第2-3章）。 在开篇阶段，汪淼的三个视角基本是均衡分配的。当然，科学家是他的首要身份/视角。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三个互有关系的暗示或证实三体文明存在的事件/线索，差点摧毁汪淼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三体游戏、叶文洁和红岸基地、宇宙闪烁的天文异象。在追寻“倒计时数字”真相的过程中，汪淼从“科学边界”组织获取并登陆《三体》电脑游戏。在这个表面简单却蕴含丰富信息的虚拟游戏中，汪淼开始从人类的角度理解三体世界在恒纪元与乱纪元的无序交替之间的文明演进历程（第4章）。期间，汪淼认识杨冬的母亲，退休天体物理教授叶文洁（第5章）。通过叶文洁一个学生的讲述，汪淼得知她的前半生的不幸经历（第7-9章）。而在叶文洁的叙述中（第13-15章），汪淼得知曾是绝密项目的红岸基地的目标居然是搜索和接触其他宇宙文明。三体游戏让汪淼沉迷，叶文洁的遭遇让他同情，红岸基地让他震撼，但让他崩溃是违反物理学基本常识的宇宙闪烁，这正是科学边界预言的违反物理规律的天文现象（第6章）。遭遇科学信仰崩塌的可怕时刻，汪淼得到暗中保护他的大史的帮助和鼓励（第11章）。在大史的讲述中，科学边界是制造超自然现象的幕后黑手。 在《三体》游戏中，汪淼投入了寻找科学边界真相的运动中。这一阶段汪淼既带有科学家的身份，更具知识分子身份。三体文明的高级先进和生存危机与地球文明的落后低级和现世丑恶，考验着汪淼的道德和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文明还是近现代西方文明，都未能拯救三体世界的危机，在谜一样的游戏场景中，汪淼发现三体世界的三颗恒星的基本宇宙结构（第16章），并试图通过三体运动的数学分析破解三体世界危机（第17-18章）。游戏进行到这个阶段，汪淼被邀请加入《三体》资深玩家——都是“社会精英”——的现实聚会（第20章）。组织者、环保运动“明星”潘寒声称三体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并询问如果三体文明进入人类世界，玩家有什么态度？年轻记者、女作家、老哲学家和在读理科博士生都欢迎三体人的降临，他们的理由值得稍微详细陈述：首先是对人类丑恶的绝望，以及人类社会已无力自我完善；其次，按照老哲学家的看法，就像西班牙人的入侵阻止了阿兹特克文明把整个美洲变为美洲前黑暗而血腥的庞大帝国，[37]从而加快了美洲和全人类进入民主和文明时代一样，三体文明的降临对于此刻病入膏肓的人类文明终归是个福音。科学边界开发《三体》游戏的目的，正是集聚对“人类文明”的绝望的社会精英。 在宣布三体问题数学不可解，三体文明必须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之后（第21章），《三体》游戏的精英玩家迎来真正的聚会（第22章）。原来误导和暗杀科学家、在大众面前妖魔化科学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些社会精英，他们自称为地球三体组织（ETO），口号是“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三体！”。[38]更让汪淼震惊的是三体组织的领袖居然是叶文洁。原来当年在红岸基地，正是绝望的叶文洁向三体人发出地球坐标（第23-24章）。虽然这次三体组织聚会被政府军警镇压了（第25章），然而三体组织内部发展和分裂成遍布和渗透全球的降临派、拯救派和幸存派（第26-29章）最让汪淼震惊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对人类文明彻底绝望，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种，甚至将消灭包括自己和子孙在内的人类作为最高理想”。[39]汪淼发现，地球三体叛军成员多来自高级知识阶层，也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这些“精神贵族”对人类的负面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他们已经站在人类之外思考问题。三体文明的存在让这群社会精英有了背叛和拯救的对象。也正是在现代人类文明是否值得完善和捍卫的根本问题上，同为社会精英的汪淼与背叛人类的三体叛军拉开了距离。 作为社会精英的一员，汪淼对地球三体组织，特别是拯救派的态度值得玩味。首先，汪淼不可能认同或加入幸存派。幸存派“都来自较低社会阶层”，他们的目的是直接为三体侵略者服务，以让四个半世纪后的子孙存活。其次，汪淼同样不可能认同或加入降临派。降临派首领是亿万富翁伊文斯，他们建立了与三体文明直接联系的“第二红岸基地”，希望三体文明降临以惩罚甚至灭绝沉迷在现代科技和文明中的人类。作为一位优秀的应用物理家（而非理论物理学家），汪淼对现代科技和文明的态度显然没有降临派那么负面和激进。对于降临派的重要的思想来源——绝对环保主义和物种平等主义，他的态度恐怕更接近叶文洁的态度：“这只是一个理想，不现实。……人类只要生存下去，这种平等就不可能实现。”[40]因此，当降临派灭绝人类的目的暴露之后，在针对藏有降临派与三体文明交流信息的“审判日”号巨轮的军事行动中，汪淼积极贡献了他研发的纳米材料“飞刃”。不过，得知“飞刃”攻击巨轮很有可能“伤及无辜”时，知识分子汪淼的声音颤抖了，不过他还是听从了行动指挥官常思伟的劝慰：“教授……这不是你们要考虑的事情，我们要取得的信息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存亡，会有人做出最后决定的。”[41]在攻击行动即将展开的时刻，汪淼有一瞬间的虚弱，并涌起对行动策划者大史的憎恨，然而行动本身让他的虚弱和憎恨“转瞬即逝”，并决定最终站在大史那边。 如果说汪淼对幸存派和拯救派都不感冒的话，那么他对叶文洁和拯救派的态度则更为复杂和微妙。拯救派以叶文洁精神领袖，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对现代文明和人类道德产生失望乃至绝望之情，希望通过拯救危机中的三体世界进而引入更高级和先进的三体文明拯救和规制人类文明。毋庸置疑，《三体I》乃至整个三部曲中，叶文洁或许是最为复杂和最难评价的一个人物。正如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指出的，叶文洁才是《三体I》的主人公。她是地球三体叛军的精神领袖，又是一位典型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比汪淼更具“道德反思”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价叶文洁对人类的“背叛”，是分析《三体I》“虚拟历史”的首要问题，也是理解三体与地球的文明冲突的关键因素。 理解叶文洁（以及拯救派）的道德逻辑，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人类之外的力量。”[42]对人类道德的失望，源于叶文洁的个人遭遇以及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反思。在读研究生时，在文革武斗的“疯狂时代”，叶文洁亲眼目睹父亲从大学教授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然后被曾经的得意门生、亲密家人迫害致死的惨状。叶父一句评论在旧中国追求科学之困难的话似乎成为叶文洁的座右铭：“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43]在下放大兴安岭接受劳动改造时期，在记者白沐霖的启发下，叶文洁开始反思经济和科技发展对大自然的损害，对“人类的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随后她听到亲妹妹惨死于武斗的消息，还遭遇共同上书讨论环境问题白记者的出卖。 面临调查组成员要求她指控与父亲有交往的“两弹一星”科学家的威逼利诱，叶文洁选择了拒绝，代价是进入与世隔绝的红岸基地。进入基地后的叶文洁对人类的罪恶和疯狂彻底绝望。当八年前的太阳反射电波信号收到来自三体文明某位“和平主义者”的“不要回答”的回复和警告，叶文洁毫不犹豫地向三体文明发出邀请信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44] 作为叶文洁的后辈，汪淼同情叶文洁的个人和家庭在文革期间的不幸遭遇，理解叶文洁对现代科学和道德批判的出发点，钦佩叶文洁为了理想勇于牺牲的精神。或许因为汪淼身上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气息，并具有三体组织所警惕和需要的纳米技术，叶文洁从汪淼第一次拜访开始就主动帮助和引导汪淼接触和理解她的经历，并吸纳汪淼加入“拯救派”的聚会。当军队“镇压”三体叛军聚会并逮捕叶文洁后，她似乎如释重负，并透露更多的三体信息，原来她一直承受着道德和良心的煎熬。她交待的第一个道德煎熬是在红岸基地谋杀了政委雷志成和工程师、她的丈夫杨卫宁，目的是为了隐藏三体文明的信息。之所以毫不犹豫实施谋杀，是因为当时她自认为找到了能够为之献身的事业，因此哪怕是全人类为此付出巨大牺牲也是值得的，于是付出两条人命的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第26章）。她的第二个道德煎熬是改革开放后人性是否改变。改开初期在老乡家生产小孩的美好记忆，老乡们的淳朴和尊重让她绝望冰封的心有所解冻，平反落实政策、尊重科学的改革时代让她从山村返回母校执教。然而回城后母亲的自私和冷漠，打死父亲的红卫兵（返城知青）的拒绝忏悔，让坚持道德理想主义的叶文洁失去了对人性最后的信心。她不再怀疑自己的背叛，立志将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类世界”（第27章）。四年后，当“同志”伊文思建立起地球三体组织和第二红岸基地时，叶文洁坚定地承接下了最高统帅的担子。 叶文洁和拯救派之所以相信三体文明能够拯救人类，是因为她坚信一个科学（更为）昌明的文明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克拉克第三定律提出：“在任何一项足够先进的技术和魔法之间，我们无法作出区分。”[45]三体人的科学技术，在拯救派眼里就是神一样的魔法，就是超出他们理解范畴的未知力量。正因为如此，三体人才被地球三体组织顶礼膜拜，成了能够拯救世界的神。叶文洁的“科学=文明=道德”信念逻辑构成《三体I》最大的伦理学问题：一个社会道德和文明程度与其科学发展水平有必然联系吗？在我看来，叶文洁的命题可能是当代文学贡献给中国历史和现代文明的最有意义的提问之一。作为知识分子的叶文洁的心灵史，与1840年以来“落后文明遭遇先进文明”的不少中国“西化派”知识分子何其相似。[46]更有意思的是，叶文洁和拯救派对三体文明的真正了解非常有限。与三体文明有着最多交流的降临派首领伊文斯，牢牢控制有关三体文明的真实信息。拯救派主导和制作的三体游戏中的场景，是他们根据三体世界的少量信息结合地球的实际情况创造的，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三体世界的实际情况不得而知。这个虚拟现实的神奇游戏却让如此之多对当代社会不满的人类精英把三体文明当做上帝一样膜拜。 汪淼的视角记录了被捕后叶文洁反思自己的心路历程。叶文洁的理想是借助三体文明改造人类，然而地球三体组织建立之后，整个运动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降临派要借助三体力量毁灭人类，拯救派三体文明当神来崇拜，幸存派希望向三体人出卖同胞来苟且偷生。正如叶文洁自承的，“我点燃了火，却控制不了它”。[47]实践的异化，让叶文洁无可奈何，从“审判号”获得的三体文明的真相更让叶文洁明白，原来她美好幻想中的三体世界拥有的其实是一个比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更为野蛮和集权、为了生存空间可以毫不犹豫毁灭其他文明的文明。不仅如此，三体文明与人类接触伊始就制定两个毁灭人类科学发展的计划。第一个计划代号“染色”，即利用科技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制造公众对科学的恐惧和厌恶。第二个计划代号“神迹”，通过制造科学逻辑无法解释虚假宇宙，使得人类崇拜三体文明，放弃科学思维，从而导致科学体系的崩溃。为了锁死地球科技发展，三体向地球发射两个特殊的质子。正是质子干扰了地球加速器的运作，制造诸如宇宙背景辐射闪烁那样的超越当代物理学解释的“神迹”，害死了叶文洁女儿杨冬这样的优秀理论物理学家（杨冬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无法接受母亲对人类的背叛）。 讨论了叶文洁的科学—文明—道德逻辑，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为什么汪淼做出了与叶文洁不同的选择。汪淼与叶文洁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对待“科学”与“文明”的态度，而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不同。三体系列中最有意思的设定之一，就是三体与人类文明都是科学文明，两个文明中的科学家都是本文明中的精英。由此出发，汪淼与叶文洁的区别其实两个科学家在不同时代的经历导致的区别。年轻时代叶文洁在经历不幸的个人遭遇，她的科学事业追求也遭遇挫折，这让她凝固和放大了自己的苦难，不仅把个体不幸当做人类整体罪恶的结果，而且将科学发展破坏自然环境的副作用当做科学本身的罪恶，于是她不仅放弃了在人类社会中发展科学的追求，更将人类文明视为罪恶本身。当遭遇科学更加发达的三体文明，叶文洁便把人类科学—文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三体文明的拯救之上。相比叶文洁父女坎坷的个人和科学生涯，汪淼年纪轻轻就成为中科院院士、国家纳米中心首席科学家，并与贤惠的妻子和6岁的儿子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成长于更加和平稳定的年代（应该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大学教育），虽然具有较为强烈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然而他没有在文革年代留下的“伤痕”，也没有面对强势文明而对本文明自卑的“河殇”情结。他对科学发展和本文明更有信心。作为坚信依靠人类文明自己的力量能够发展科学技术，改善本文明缺陷的社会精英，汪淼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和捍卫这个时代。就像《三体I》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专注研究三体问题、与现实世界自我隔绝的魏成博士所言，力图发现《三体》游戏和科学“神迹”真相的汪淼是个“有责任心的好人”。[48]汪淼的根本信念是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造福。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意义上，汪淼理解和分享了叶文洁的基本价值观。然而，汪淼的科学能力、责任心和道德感并没有帮助他成功破解三体文明和地球三体组织联手制造的 “神迹”，在“倒计时数字”和“宇宙背景辐射闪烁”迷惑和摧毁之下，坚信科学世界观的汪淼毫无抵抗和还手之力。 保护和帮助汪淼不成为下一个杨冬或叶文洁的是大史。从粗鄙无文的野蛮警察到击败地球三体组织的关键主将，大史在汪淼眼中的形象经历了从低到高的上升过程。两人的关系也从相互鄙视发展成为并肩合作的好战友。在汪淼的科学世界观崩塌的时刻，是暗中保护汪淼的大史的一句“邪乎到家必有鬼”让他从崩溃中回到日常生活。大史通过自己的示范告诉汪淼：人比神鬼重要，生活比科学重要，现世比永生重要。大史“天塌下来照常生活”的现世生活态度，也让把科学视为终结和超越信仰的汪淼深有触动和反思，让他投入钻研《三体》游戏的同时保持对“三体神”的清醒距离。此外，面对挑战现有科学的神秘乱象，坚持斗争和反抗的大史给了汪淼破解谜团的关键线索：搞垮科学研究和误导科学家的背后必然存在一个后台组织。是大史让汪淼挣脱“为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怪圈，开始思考科学及文明的敌人问题。 《三体I》的高潮是科学家汪淼与警察大史联手战胜了反叛人类的地球三体组织，这是区分叶文洁与汪淼新老两代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关键。汪淼与大史合作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政治意味，既是科学家与大众的文化结合，也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共同对抗异质文明的政治合作。或许刘慈欣选择“汪淼”作为《三体I》主人公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预设作为个体的顶尖科学家汪淼在三体危机面前不过是惊涛骇浪中的三点水滴那样无力。作为个体的水滴唯有融入人类整体的汪洋大海，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和力量。 《三体I》接近尾声之际，人类收到三体文明发给人类的傲慢宣言：“你们是虫子！”[49]赤裸裸的蔑视背后是三体文明远超人类世界的科学技术实力。汪淼和天才物理学家丁仪再次陷入颓废和崩溃的境地。这一次，仍然是大史用生活中的智慧让两位科学家振作和清醒：“是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呢，还是蝗虫与咱们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50]虫子与人类的技术差距，远大于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的技术差距。然而在人类的有限历史中，人类从来为真正战胜过不起眼的虫子。面对科技差距，虫子之于人类的尊严，恰如人类文明之于三体文明的尊严。 在《三体I》的结尾，汪淼、丁仪乃至叶文洁都获得了新的“道德自觉”：他们也认识到，一个科技发达文明不等于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思维容易局限于少数人的道德准则和实践，而把个人或少数人遭遇的邪恶当成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罪恶，因此知识分子需要在文化上与人民大众相互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获得新的“政治自觉”：面对“先进”与“落后”的文明冲突，“落后文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在于“落后文明”对本文明的历史和传统有无信心，以及有无决心和能力反抗追赶“先进文明”。[51] 三、文明冲突的英雄叙事 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之间绝对的科技差距，以及三体人用“智子”锁死地球以理论物理为代表的科学发展，构成《三体II：黑暗森林》（以下简称《黑暗森林》）第二部的第一个初始设定。作为敌人的三体文明已经确定，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战胜敌人。相比三体人的“思考=言词”的“透明”思维模式，人类文明的最大优势是悠久的谋略历史和文化。黑暗森林的法则从更广阔的“宇宙社会学”领域构成第二部最为关键的设定：人类战胜三体的关键在于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破解连三体人也无法摆脱的“黑暗森林”之谜。 在叙述方式上，《黑暗森林》一改《三体I》的主视角统摄其他视角的顺叙方式，变为多线平行交叉的叙述方式。第一部中承担观察和叙述者角色的汪淼，在第二部几乎完全消失了。只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作者通过大史之口让细心的读者了解到汪淼平安生活快一百岁。[52]此外，“太空天梯”等技术发展也说明汪淼的纳米研究为地球发展科技、对抗三体做出了一个优秀的应用科学家的应有贡献。 如何理解汪淼视角在《黑暗森林》的终结和消失？从初始设定出发，可以有内容和形式的两个角度的回答。从内容看，《黑暗森林》的矛盾冲突主线是通过破解“黑暗森林”法则，“弱势”人类成功反抗“强势”三体的文明冲突过程。[53]汪淼为代表的科学家尽管在《三体I》中与本文明的人民大众和文化传统达成合解，然而在智子封锁地球基础科学的前提下，他的科学能力极限依然是纳米材料“飞刃”。尽管在第一部中地球三体叛军与人类政府的对决中大放异彩，然而“飞刃”为代表的科技水平显然完全无法正真正对抗三体文明。因此，全面对抗三体的时代需要和呼唤有能力遏制三体科技能力的真正的“精英”。从形式上看，正是因为文明冲突已经发展到全面对抗的程度，多线视角有助于反映从普通民众到不同立场和能力的人类精英的种种努力，以及在文明的生存危机的“虚拟历史”的视角下通过推理不同人群和个体的思想和行动。 从内容和形式出发，《黑暗森林》的多线平行交叉的叙述模式存在着不同视角的主次之分和视角转换。首先，《黑暗森林》的主人公和最重要的叙述者是破解“黑暗森林”之谜的罗辑。其次，《黑暗森林》的多线叙述可以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基本视角。第一主人公罗辑和第二主人公章北海等反抗者属于“精英”；张援朝和杨晋文等散布于全书的各种“小人物”则属于“大众”。大众与精英在生存危机和文明战争的过程中种种表现，汇合成为文明危机时代“从社会低层到金字塔顶端描绘一个世界的立体全景”。[54]最后，从时间线索出发，多线叙述可以罗辑冬眠的2015年分为冬眠前与200年会罗辑苏醒两个时间阶段。 如果说三体第一部的汪淼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精英”，那么在文明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拯救人类的“精英”则是一群超越或者说“僭越”现有科技思维和道德准则的“英雄”。就此而言，《黑暗森林》叙述主线是“落后文明”的英雄如何引领本文明抵抗“先进文明”的入侵。这些英雄代表是“面壁人”中国学者罗辑和中国军人章北海。能够超越当下社会的科技思维和道德准则，罗辑和章北海都是同辈人中的异类。就如司马相如所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55]不过，在人与历史和英雄与命运的辩证法中，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总是充满争议和复杂性。英雄史观会说，英雄创造历史；人民史观则强调，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英雄不过是历史合力的代言人。罗辑和章北海从小人物变成大英雄的成长经历，似乎介于两种史观之间。而且，罗辑为代表的人类英雄不仅不能向三体人暴露自己的战略构思，更有意思的是，一旦他们的计划被大众所知晓，就必然会遭遇失败——大众无法接受以人类牺牲或灭亡为可能代价换取的胜利。罗辑与他的同志们是在以自我保存为最高价值的人性观支配的现代社会开展他们的英雄事业。 在《黑暗森林》的开篇，罗辑是一个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青年学者。他只活在当下，似乎没有过去，也不期待未来。除了已经去世的父母，他不曾关心和在乎这世上的其他人。他是杨冬的高中同学，有着连杨冬都称赞的聪明，却毫无事业心。他在大学先学天文学专业，后来嫌天文太“严谨”，于是转到更加“好混”的社会学，现在是一个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的大学教授。当被行星防御理事会（PDC）选为四位对抗三体人的“面壁者”之一时，罗辑与读者一起觉得不可思议和无法接受。然而“面壁计划”的关键是面壁者完全依靠自己的思维制定对抗三体的（秘密战略）计划，因此罗辑本人是否接受这个使命已经毫无意义——没人（地球人或三体人）知道面壁者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战略欺骗），也没人知道面壁人是不是已经在工作。果然，在“正式拒绝”面壁者使命后，罗辑仍然遭到地球三体组织的暗杀。 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却被选择成为承担拯救人类文明使命的英雄。既然无法拒绝这个不能抗拒的使命，罗辑就用一贯懒散和自我中心的态度逃避被强加的责任。利用面壁者的特权，罗辑让PDC找到了他梦想中的隐居之地。在雪山之下、森林和草原之中的湖滨庄园里，罗辑的梦想成真。然而即便是最美的风景，一个人隐居只会让罗辑更加孤独。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拜托大史寻找在他在想象创造的完美恋人。大史真的找来了罗辑梦寐以求的那个心灵伴侣，一个美如画的姑娘——庄颜。五年过去，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其他的面壁者都在大张旗鼓筹划和推荐各自的战略，唯有罗辑待在自己的伊甸园里沉浸在与庄颜的“完美”爱情中，他们还有了爱情的结晶：一个女儿。 只愿在梦境中长醉不愿醒，可再美的梦境也有醒来的一刻。面壁人同僚泰勒的来访和自杀，让罗辑意识到，只有死亡或破壁才是面壁人的解脱，眼前的幸福生活不过是自我营造的幻境而已。自我麻痹和梦幻爱情并不可能让他摆脱孤独和颓废。尽管依旧是天真美丽的模样，妻子庄颜的发问让罗辑难以回答：如果全人类的都不幸福，我们能幸福吗？其实，庄颜并不仅仅如她展现那样的对自己的“任务”和罗辑的逃避毫无了解，“伪装欢颜”的名字意思就蕴含她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庄颜也是罗辑的破壁人，她和女儿的离去让罗辑再也无法沉浸在自我麻醉的梦境里。这一次，他必须自己做自己的破壁人，直面自己的责任，找出“在全人类中你是唯一一个三体文明要杀的人”原因。[56] 在孤独的伊甸园里，罗辑终于开始认真思考三体人“害怕”自己的原因——这一切都源于序章中九年前他与叶文洁在杨冬墓前的偶然会面。叶文洁建议罗辑从事“宇宙社会学”研究，并给出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以及两个基本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是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57]完成对人类的最后告知责任后不久，叶文洁就去世了。此时罗辑是最后的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通过“宇宙社会学”研究找出威慑三体文明的宇宙法则的地球人。罗辑的思考从“费米悖论”开始：如果去掉星星内部的复杂和多元性，把星空看做宇宙空间中的点的集合，这个简洁的数学世界却有一个诡异的谜。为什么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外星文明？从理论上说，外星人只要比人类早进化100万，现在就应该来到地球了。他夜复一夜地思考。终于，在一个失足坠入冰湖的黑夜瞬间，罗辑在死寂的黑冷中发现了宇宙的真相。从此，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不再是罗辑赞美和崇敬的对象，而是残酷的宇宙生存真相。罗辑终于意识到，生存才是宇宙文明的第一需要。在生存面前，人文和道德原则必须放在第二位。然而，如果人类文明的生存需要以死亡和丧失道德为代价，哪一个人类个体能够承担这个重若千钧的责任呢？为了验证自己对宇宙真相的猜测，罗辑通过太阳的增益反射效应，向宇宙发射带有50光年外某颗恒星坐标信号的“咒语”，并决定冬100年也就是等到观测到“咒语”发生作用的图像之后才苏醒。 罗辑在北欧的冰湖中如同陷入浴盆的阿基米德一般悟出宇宙真相时，在地球的另一边，他的祖国，前海军某舰队政委章北海也形成了自己的行动计划。[58]这个没有面壁者之名却以自己的方式实施着面壁计划的中国军人，在冷酷无情地谋杀主张工质推进飞船（化学火箭变种）的关键科学家以推动辐射驱动飞船的发展，完成了自己计划的第一步后，以增援太空军未来特遣队的名义与罗辑同时进入冬眠。他们的计划要在未来才能实施，他们的推论也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验证。 罗辑和章北海的计划成败犹未可知，其他的面壁者遭遇了各自的悲壮失败。第一位失败的面壁者是前美国国防部长泰勒。他的计划是通过宏原子武器（球形闪电）攻击让地球太空军，让介乎于生死之间的太空军量子幽灵对在抗常规军事技术上似乎不可战胜的三体舰队。泰勒计划遭遇的第一个实践障碍是在和平年代找不到自愿献身的战士——即便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基地”组织也因为三体入侵而消弭了仇恨与牺牲精神。其次，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涉嫌谋杀的道德—法律障碍。被“破壁人”识破战略后，泰勒无法解决这两个技术障碍，同时对人类本身缺乏同归于尽和献身精神感到绝望，于是选择了自杀。第二位失败者是前委内瑞拉总统雷迪亚兹。面壁者识破他极力推动水星的恒星型氢弹基地背后的战略意图：引爆水星从而引发太阳系各行星的连锁反应，用地球自毁的方式与三体文明同归于尽。雷迪亚兹最后死在祖国人民扔出的石头之下。第三位失败者是英国脑科学家、前欧盟主席希尔斯。他制造了一种叫做“思想钢印”机器，允许人们自愿为自己打下“战争必胜”的信念。然而他的破壁人也是他的妻子山杉惠子向人类揭发，希尔斯其实是个根深蒂固的失败主义者和逃亡主义者，因此思想钢印代表的信念其实是“战争必败”。尽管三位面壁者都失败了，但正如罗辑意识到的，他们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因为他们看清楚了在四百年后末日之战中人类必然失败的事实。[59]因此，他们都试图采取技术和军事策略之外的“智谋”策略对抗三体入侵。不过，三体人并不在乎他们的谋略，因为它们既无法威胁到三体文明本身，更违背人类现存道德和法律标准，于是被人类社会本身阻止了。 人类文明的生存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体现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面壁者们各种拯救人类的尝试和计划，也表现在普通人对三体入侵和面壁计划的态度中。三体危机之始，普通人的逃亡心态造成了全社会的恐慌，甚至三体人也一度担心人类逃亡。也有人，比如大史不争气的独子，利用危机趁火打劫，虚构“逃亡基金”诈骗老百姓。然而在一个平等自由的时代，人与人之间谁去谁留，涉及到人类的基本价值观问题。很快，联合国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宣布逃亡主义非法。当面壁人计划公布的时候，大众对面壁人充满信心和期待。然而，当面壁人的计划需要人类献身或威胁到任何人生存本身时，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对待面壁者的态度立刻急转直下，雷迪亚兹之死就是一个明证。 罗辑冬眠的二百年，人类文明发生深刻的变化。罗辑苏醒之后，发现自己与新世界格格不入。罗辑与新时代隔膜不是因为不适应新科技和地下生存方式，尽管新时代的科技让罗辑不得不赞叹。最让罗辑惊奇的是新时代的人类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经历三体危机初期地球人口灭绝2/3的“大低谷”后，世界各国停止发展太空战略，利用基因工程和核聚变解决了能源和粮食危机，把精力集中在民生发展上。这个时代的人们拥有美丽的外表，言行举止充满自信、真诚和爱意。在这个倡导人性解放的新时代，最流行的口号是“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60]简言之，新时代的基础理念是：人文原则第一，文明延续第二。在新时代，人类科技取得了大幅进步，以木星为基地，由两千艘战舰组成的庞大的太空舰队以最高速为15%光速的速度在太阳系驰骋纵横，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上去都远远压倒区区四百艘战舰、最高速度仅为光速1/20的三体舰队。陶醉于新时代科技成就的人们“深刻”反省了二百年前“最幼稚、最愚蠢”的面壁计划。被免除了两百年的责任和枷锁，罗辑真诚接受面壁计划的解除结果，尽管他知道，新时代人类科技的上限仍然被智子牢牢地锁死了。 为了展示人类文明的强大和威仪，太空舰队决定出动所有战舰迎接三体舰队的探测器。沉浸在科技和文明发展的幻象中，人类普遍认为这颗孤零零的像水滴一样完美的镜面飞船代表了三体人的谈判愿望。就在出征的前一刻，苏醒后被任命为亚洲舰队“自然选择”号战舰执行舰长的章北海，坚定地喊出他准备两百年的岁月和一生之久的口令，正是这条口令，为人类在今后漫长的历史中最终保存了最后的尊严：“‘自然选择’，前进四！”[61]在人类必胜的情况下，最为坚定和胜利信念的政工干部章北海居然叛逃了。太空舰队司令官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既然胜利在望，司令部派遣追击舰队追捕“自然选择”号后便对章北海“末日之战人类必败”的警告置之不理。就在人类的最乐观时刻，末日战役在人类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以人类毫无心理准备的战斗方式，带给了人类一场毫无心理准备的完败。[62]“水滴”仅仅凭借自身的运动质能就轻易击碎整个太空舰队。章北海的“逃亡”，为人类文明保存了幸存的种子，尽管这颗种子再也无法返回地球。在残酷的生存压力下，为了获取足够的补给，章北海所在“终极规律”号与其他四艘战舰成为自相残杀的“黑暗战役”的失败者。唯一的幸存者——“蓝色空间”号在获取充足补给后驶向十多光年外的NH558J2恒星，开始了人类第二个文明——被地球人类贬斥为“负文明”的星舰文明——的历史。 末日战役的完败让新时代的人类彻底崩溃了。数十万人规模的超级性派对，似乎代表着刘慈欣对时代的诊断：所谓人性解放的新时代不过是虚无、颓废和堕落盛行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 the last man）时代”而已。[63]虚无主义导致的恶是悲观主义。末人们满足于新时代带来的轻松和安逸，丝毫没有考虑过苦难降临时的应对之策，更没有在孤独和绝望中提升自我的意志和行动，只能依靠现实之外的“救世主”。当绝望的人类偶然从历史档案发现罗辑的“咒语”，观测到50光年外的恒星居然被摧毁时，人们——从大众到执政者——都膜拜于罗辑的救世主光环之下。罗辑被重新任命为人类文明的面壁者。 以普通人之身被奉为末人时代的救世主，罗辑非常清楚人们对自己的神化崇拜来得快去得也快。由于末日战役的失败，水滴阻断人类通过太阳发射辐射信号的技术可能，罗辑失去了将理论转为武器的能力。他唯一能够有所贡献的似乎是作为精神领袖和技术顾问参与到预警三体舰队入侵的“雪地工程”建设中。在焦虑地等待之中，人民大众很快对罗辑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仅仅一年半过后，罗辑就被所在的社区驱逐。因为可以接受罗辑不是救世主，但不能接受他给世界带来希望又亲手打碎了希望。 经历两个世纪的磨难，罗辑凡人的身躯快被完全压垮了。罗辑明白， 他不是救世主。如果人类把希望寄托自身之外的救世主身上，那么人类的结局一定是灭亡。然而他并没放弃对抗三体的希望——就算（其他）人类已无法拯救，他仍然要拯救庄颜和孩子——被他的想象带到现实中的两人。在叶文洁和杨冬的墓碑旁，罗辑用尽所有的体力为自己挖了一个浅浅的墓穴——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比起肉体的疲惫，罗辑的内心更为痛苦。就像章北海在“黑暗战役”面临过的生死抉择那样，罗辑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让自己成为犹太还是耶稣。一旦他的行动失败，接下来的行动关系到两个世界的生死存亡，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一定能赢得胜利。然而，他确定这不仅是人类最后的机会，更是拯救妻女——也就是拯救曾经逃避所有责任和不敢面对内心的自私和绝望的自己——的唯一机会。 当曙光降临的时刻，罗辑用枪指着自己的头，面向着天外那个遥远的世界，掀开人类最后的底牌，开始了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最后对决。三体文明对地球文明长达两个世纪的无言和蔑视终于付出了代价。两个世纪以来无时无刻监视着人类的言行举止的智子，还是败给了罗辑的坚韧、勇气和智慧。最后一位面壁者罗辑终于完成了面壁计划。面对两个文明同归于尽的囚徒困境，三体明白，只有和平，才是最优选择。只能选择妥协的三体文明放弃对人类的技术封锁，入侵舰队立即转向。 罗辑用一种极端危险的同归于尽的威慑行为让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同样是同归于尽的威慑做法，罗辑成功而雷迪亚兹失败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罗辑的威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雷迪亚兹的计划还未完成，就被揭发并被自己的民众处死了。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两个计划的差异并不在于技术上的可行性，而在于根本的思路差异。[64]首先，在“三体—雷迪亚兹”的策略矩阵中，两个策略方各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三体：进攻与否；地球：引爆与否）因而形成两个2X2的策略矩阵，总共4组博弈结果。同理，“三体—罗辑”的策略矩阵，两个策略方也各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三体：进攻与否；地球：广播与否），格式与前者类似。其次，在开始策略选择分析前，必须注意三个前提：（1）在水滴来到太阳系之前，地球文明拥有优先选择权；（2）水滴来到太阳系之后，三体世界拥有对策略的优先选择权；（3）由于地球文明的道德和法律限制，一旦地球博弈者选择任何毁灭地球的战略被识破且公布后，就会丧失选择的机会。 按照上述前提，建立雷迪亚兹博弈策略矩阵如下：  从上述矩阵中可以看出：在雷迪亚兹计划的四种结果中，对于三体来讲，最优策略就是“进攻”，如果地球“不引爆”，则三体“获得地球”，其余三种情况没有优劣之分，都不如“获得地球”的结果有利。这对于没有优先选择权的地球来讲，如果选择“引爆”，则“地球毁灭”；如果选择“不引爆”，则“被三体占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抵抗三体进攻/保存人类文明”的最初目的。综上，雷迪亚兹计划是一个必败的策略。从时间维度出发，雷迪亚兹计划在水滴来临之前就被智子和破壁人识破了，三体的最优策略必然是准备进攻的同时公布雷迪亚兹的计划，使得地球无法选择引爆。等到水滴来临之际（进攻策略发动），三体必然获胜。因此，雷迪亚兹的计划不仅劳而无功，毫无胜利的可能，而且还使得其本人由此拥有挟持全人类实现个人私欲（如报复美国）的可能性，所以最后雷迪亚兹落得被本国人民乱石打死的可悲下场。 同理，建立罗辑博弈策略矩阵如下：  从上述矩阵可以看出：在罗辑计划，三体总共有三种策略结果，最优的是“三体进攻”而“地球不广播”导致“三体获得地球”，其次是“三体不进攻”而“地球不广播”导致“三体另寻出路”，最糟的是（无论三体进攻与否）“地球广播”导致“两个文明先后毁灭”。因此，拥有技术优势带来的策略优先选择权的三体世界，在这组博弈中不存在最优策略。从情节设定出发，在两个世界接触伊始，三体文明就傲慢地宣布，地球文明是有待消灭的虫子。于是，从意愿上而言，三体有限考虑的是进攻策略。水滴已经发动了真实的进攻。三体人唯一害怕的是宇宙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暴露坐标的文明必将被其他猎手消灭。相反，地球却因为罗辑领悟黑暗森林法则和掌握发射信号的能力而获得明确的策略选择：如果三体不进攻，那地球就不应该广播；如果三体进攻，那地球就应该广播，这样的结果对地球是相对有利的，同时对三体是相对有害的。由于在罗辑计划中三体不存在优势策略，而地球获得不同策略下有利于己而有害于对方的明确的策略选择，因此罗辑的威慑策略获得了一定的主动选择权，其威慑意图得以成立。[65] 基于黑暗森林状态建立的威慑非常简单明确：如果三体文明一意孤行要入侵地球，地球文明就对整个宇宙广播三体星系的空间坐标，然后更强大的外星文明就会将暴露的三体世界消灭。当然，类似于雷迪亚兹，罗辑本人也因此获得挟持人类和三体两个文明来实现个人私欲的可能性（比如在三体选择和平的前提下，以广播为威胁要求成为两个文明的独裁者）。然而，地球又实在没有优于罗辑计划的其它防御策略，三体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此以后的五十年中，罗辑成为维持地球对三体的有限威慑的“持剑人”。 从博弈论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理解黑暗森林威慑的有效逻辑，以及这种看似疯狂的“同归于尽”策略为什么是高度理性的。现实世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严格符合“黑暗森林状况”的组织、国家或文明间冲突，然而黑暗森林威慑与二战后让世界大国之间保持基本和平状况的核威慑战略存在威慑原理、猜疑链和持剑人等多方面的相似性。[66]尽管如此，本文并不准备深入研究黑暗森林威慑的现实意义和案例。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已经基于博弈论等社会科学工具深入研究和构建核威慑战略的数理模型，而且刘慈欣本人已在《死神永生》已经给出威慑的基本模型，[67]更重要的是因为黑暗森林威慑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反映、歌颂或者批判现实中的核威慑策略，而在于通过文学想象和思想实验思考人类文明在更宏大且更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如何真正可能实现有效的威慑。 从社会科学模型回到文本细节，博弈论或“理性人”假设能够解释威慑策略的有效性，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三体文明相信）罗辑甘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发出威慑广播，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罗辑拥有决定两个文明生死的权力的漫长岁月中能够孤独地自我囚禁于地下室中，而不愿做两个世界的独裁者。《伊索寓言》曾经讲过一个叫做“老鼠会议”的故事。一群老鼠在鼠洞里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凶狠的猫。群鼠一致同意给猫挂铃铛的建议。但是，谁去给猫挂铃铛呢？没有老鼠愿意去给猫挂铃铛，就像没有“理性人”愿意牺牲自己拯救人类，或者在可以任意支配权力的时候仍然固守自己的责任。罗辑超越了理性人的桎梏，他成为了真正英雄。 有人说，罗辑是美国动漫里的超级英雄，在邪恶即将征服人类之际，单枪匹马拯救了人类。但罗辑不是超级英雄，他没有任何超能力，他拯救世界目的是首先为了拯救“自己”。有人说，罗辑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把人类的“大我”置于自己的“小我”之上，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的生命。许多“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是这种英雄，然而罗辑不是。从32岁被选择/任命为面壁者开始，到40岁对决三体文明的8年岁月中，最让罗辑困扰的问题是人类到底是否值得拯救。为了寻找人类值得他拯救的东西，罗辑用面壁者特权制造了专属自己的完美爱情。是庄颜和女儿的离去让他明白，对于他自己而言，人类其实不值得拯救。是的，人类或许不值得拯救，罗辑不是也不想做救世主，然而在水滴沉默地毁灭人类世界的时刻，罗辑勇敢地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罗辑和章北海都不会为他们的选择而忏悔，尽管他们的选择突破了特定时代的道德底线。用黑格尔讨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的话来形容罗辑和章北海再准确不过了：“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他承担得起伟大的冲突，因此基督放弃了他的生命个性。牺牲了自我，但是他的事业，由他首创的事业，却永存下来了。”[68]用黑格尔式的话语进一步阐述，罗辑和章北海的英雄功业在于他们都属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召唤与延续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用刘慈欣自己的话来说，这些英雄“可能象征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既不敬畏头顶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但却因此而排除了思想的羁绊抓住了宇宙的真相，并把这种认识毅然决然地用做生存的武器”。[69] 唯有神才能决断人类是否值得拯救。在一个无神的时代，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都应该明白自己不是救世主，应该意识到自己没有资格决断人类是否值得拯救。然而就算人类不值得拯救，就算罗辑与人类互相厌弃，他至少还应该和可以拯救自己制造的美丽错误：庄颜和女儿。哪怕退一万步，就算庄颜是PDC的间谍或同谋，他们的女儿是无辜的。为了无辜者不成为有罪者的牺牲品，为了无辜的孩子能看到明天的太阳，罗辑做出了真正负责的决断：牺牲自己，拯救家人，于是拯救了世界与自己。罗辑和章北海用他们的行动告诉人们，没有永恒的敌人或同志，也没有永恒的善或正义，有的只是永恒的责任。 在一个“诸神纷争”和宗教除魅的世界，罗辑和章北海的英雄行为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成熟”。作为一位曾经的社会学教授，罗辑一定读过韦伯的《以政治为业》（1919）。在这篇面向大学生的著名演讲中，韦伯区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认为人类的政治行为，必须从政治义务和行动的后果出发，而不是从善良意愿、良好的动机、伟大的信念出发。用“同归于尽”的广播威慑拯救人类，并自愿成为孤独的持剑人，罗辑一定会认同韦伯的这段名言： “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70] 四、文明终结的末人叙事 英雄的牺牲和拯救让人类文明进入了安全和发展的新时代。在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英雄也迎来了自己的结局。章北海死于为幸存战舰之间为生存而战的殊死搏斗，罗辑成为人类世界的持剑人，一个让新时代的人类既爱更恨的僭主。人类与三体文明的生死搏斗看似告一段落，其实正在各自酝酿新的斗争。而笼罩两个文明之上的，是更为可怕的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 如果三体系列前两部的基本主线是“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和“地球文明依靠英雄的勇气和智慧克服绝对的科技差距维持了文明间的均衡威慑”，那么三体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的《死神永生》的英译名Dead End则描述了地球文明的最后结局：文明的终结。《死神永生》中的地球文明坚持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在宇宙丛林中遭遇不知名文明的不可思议的“二向箔”降维攻击，与太阳系一起迎来毁灭的结局。 相比前两部故事，《死神永生》在故事背景从文明冲突的殊死搏斗扩展到整个宇宙的时空法则：从低速到光速再到降低光速，从公元1453年到1890万年甚至几亿年之后，从三维空间到十维甚至零维空间， 从现存宇宙到小宇宙和新宇宙，从物理攻击和文化侵蚀到物理法则甚至数学规则攻击……故事背景的宏大和丰富导致了文明内部和不同文明的叙述者的不同视角（叙事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通过不同文体拼接而成的顺序、插叙、倒叙和多线叙事（叙事方式的多样化）。在《死神永生》的复杂叙事结构中，最为清晰的叙事方式是按照“人类纪元”的时间顺序构成六部分的章节结构，最为重要的叙述视角来自于程心。作为地球文明最后两位幸存者之一，程心在不同时空的叙述和转述构成《死神永生》的叙事主线。与《三体》其他主要人物相比，程心是受到最多非议的角色。在许多读者看来，程心就是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罪魁首。她辜负云天明的爱情，把他的大脑送给了三体文明，她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持剑人，她在全人类在澳大利亚受难的时候独自享受，在黑暗森林打击不可避免的时候否决人类唯一逃生之道——曲率飞船——的研发，在太阳系毁灭的时刻独自逃离…… 与广受赞誉的故事设定和叙事主线相比，程心的糟糕的文学形象被认为是刘慈欣《三体》创作中最大的败笔。作为道德和人性的代表，程心的性格极其单薄。人类文明经历的多次关键抉择中，程心的爱与人性的思维和行动逻辑始终如一，毫无变化和反省。就算是同情和理解程心的行动逻辑的读者，也极少人有认同感和代入感。花费大量笔墨创造这样一个引起读者反感的角色，刘慈欣的目的与逻辑何在？有人认为，刘慈欣不是不想创作好程心的角色，但是作为理工科出身的业余作者，他向来不擅长塑造人物和描绘情感。[71]关于这一点，通读《三体》以及大刘其他作品的读者肯定嗤之以鼻。也有人认为，这是刘慈欣的大男子主义情结发作，男性英雄罗辑可以拯救地球，而弱女子程心则不幸成为大刘笔下的祸水红颜。[72]还有人认为，大刘创造程心就是为了歌颂人类的爱和人性。[73]在黑暗森林的残酷状况下，多少的爱都在生存面前被抛弃，只有程心坚持下来了，即使面对失去人性，失去一切的困局依然坚持，于是大刘要让这份爱留下来，即使整个宇宙毁灭也要留下来……[74]其实，无人物塑造能力、男权主义或似贬实褒，刘慈溪对程心角色的不讨好具有高度的创作自觉。依旧是在那篇充满质疑和圈套的访谈中，刘慈欣坦承，程心只是推动情节（文明终结）的工具： “程心，她只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和道德。你说人们不喜欢这个主人公，其实人们是不喜欢自己。程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正常人，她在每个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是每个正常人会做的选择，符合普世价值观和道德取向，但恰恰是这种选择把人类推向了灭绝。”[75] 从自述中看，刘慈欣创造程心就是为了隐喻和反思人类的泛道德化，并不要她获得读者的代入感和喜爱。因程心一以贯之的单薄个性，是人类在生存危机面前不思反省的形象象征。用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的讲法概括，程心不是一个文学传统中的具体的丰满的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而是一个类型化和象征化的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76]进言之，如果现代人类以为已经发现不变的“人性”，并视之为文学的永恒主题，那么刘慈欣用宇宙灾难的宏大背景下永恒人性的选择及其毁灭后果为主线，创作了程心的文学形象。一方面，她如“圣母”充满爱心、人性和道德感（这几个词在《死神永生》中可以互相替换），为了维持人类道德准则不惜牺牲人类本身，另一方面，程心顽固的道德感背后是极度的自私，为了实现道德，她不管代价是人类文明本身的毁灭。 用政治哲学的话语概括刘程心之于《死神永生》的意义，可以用福山那本引发巨大争议的著作的名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77]一方面，程心及其程心时代的人类的人性是永恒的，因此程心是人类文明意义上的最后之人（the last man），或者说末人；另一方面程心所在地球文明（而非人类文明）在末人时代自认为发现“普世价值”，因此（地球）世界（人类）历史终结了。 从文明终结的角度出发，三体故事的结局中地球、太阳系和人类文明的结束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永久消亡，而且是在宇宙中人类历史的真正结束。这或许是大刘在写作计划中把《三体》的所有叙述命名为“地球往事三部曲”的真正原因。三体系列的“未来”是完成时的，《死神永生》的开篇是一段简短的“序言”，把后面的记述称为“时间之外的往事”，并说：“这些文字本来应该叫历史的，可笔者能依靠的，只有各自的记忆了，写出来缺乏历史的严谨。其实叫往事也不准确，因为那一切不是发生在过去，不是发生在现在，也不是发生在未来。”[78]程心是已经毁灭的人类文明的最后之人，她已经完全不可能延续原有的文明，也没能力创造新的文明。因此，她只有在“时间”之外的“未来”回忆关于地球文明的往事。地球文明已经不复存在，《三体》这段“地球往事”读者恐怕是面向未来的不同于地球文明的新文明（如星舰文明，云天明创造的小宇宙），或者外星文明。 程心的出场源于云天明的回忆，或者说“时间之外”的程心回想云天明关于程心的回忆的回忆。故事开始于危机纪元四年，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某年。作为一个身患绝症的孤僻宅男，云天明自愿安乐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送一颗星星给暗恋已久的大学同学程心。此时的程心已经获得航天专业的博士学位，进入PDC领导的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PIA）工作。程心与云天明的交集，源于程心提出的向三体发出人类探测器的“阶梯计划”。由于质量限制，PIA最终选择向三体发射一颗人脑，云天明被认为是最佳人选。暗恋的女神带来死亡的讯息，绝望的云天明还是选择接受使命，不是为了人类文明，而是为了爱人。程心得知星星的是云天明的礼物时已经太迟。为了爱情，也为了救赎自己的罪责，程心接受阶梯计划的未来联络员人物，进入冬眠。爱与责任，这是程心出场给读者的第一印象。 从危机纪元四年（201X）到威慑纪元六十一年（2069），在程心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冬眠时光。显然，《黑暗森林》中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构成了这二百多年的人类文明的核心主题。威慑纪元的开创者是持剑人罗辑，他是成功威慑三体文明的真正的人类英雄。不过威慑纪元的其他人，无论是大众还是社会精英，似乎都热爱和享受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们并不喜欢的随时可能毁灭两个文明的“独裁者”的罗辑。 发生在威慑纪元13年的舰队国际对“青铜时代”号的司法审判，展示了威慑纪元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准则。“青铜时代”号是末日战役（2208）幸存的两艘人类战舰中更早返航的一艘，舰长和全体官兵受到军事法庭“一级谋杀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审判伊始，舰长以“无罪推定”为由拒绝法官的交出真实投票记录的要求。法官提醒舰长，涉嫌反人类罪者不适用无罪推定原则，这是危机纪元确立的国际法准则。得到证据和证词，法庭调查发现该舰官兵不仅参与攻击“量子”号，而且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食用人肉。副舰长以生存第一的紧急情境为官兵辩护，认为官兵生存下去才是真正的宇宙道德底线。法庭没有接受官兵的辩解，判处大部分官兵有罪。在战舰最后交接的时刻，“青铜时代”向返航途中的“蓝色空间”号发出警报，人类文明又增加了一只叛军。 威慑纪元的普世道德也影响民众对罗辑的看法。人们不满人类文明对三体的任何政策，都得到需要持剑人的承认。随着时间流逝，在一个追求民主和人权新时代，罗辑从人类眼中救世主变成掌握毁灭两个世界权力的暴君，掌握超级技术的独裁者。[79]这个时代的人们居然提出了“泛宇宙人权”，主张承认宇宙间所有文明生物都拥有完全平等的人权。而罗辑涉嫌用“咒语”摧毁40光年之外的可能存在文明的星系，因而面临这种普世价值的司法指控。新时代的人们渴望寻找新的持剑人替换罗辑，他们的选择是程心。其他六位持剑人竞选者都是冬眠后苏醒的“公元人”，他们对待三体文明冷酷无情的男性气质不仅让女性气质主导新时代人类害怕，而且人们担心这些候选人当选后可能提出更强硬的对外政策，影响两个世界的良好的和平进程和科学文化交流。维德对程心的失败刺杀也让她意识到，“公元人”候选人有可能让和平温柔的新世界陷入灾难。爱护新时代人类的母性意识，云天明事件引发的内疚和责任感，以及失去亲生父母成长于被收养家庭的童年经历，让程心下决心接受新时代民众的不能抗拒的邀请，成为守护两个文明的持剑人。 全面女性化的人类社会最终选择程心成为第二任持剑人，三体文明等待和筹谋依旧的机会来了。然而，持剑人的红色开关仅仅交换15分钟，三体入侵的警报毫无预兆地响起。毕竟程心连20%都不到的威慑度与罗辑的90%和维德那几乎“爆表”的威慑度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不相信三体入侵可能的程心扔出了手中的控制按钮，选择放弃用威慑毁灭两个世界。其实，三体人的入侵计划一直没有停止，只是三体人也学会了隐藏和谋略。与人类文明互相交流后，三体文明开始自己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他们的思维渐渐地有了人类的影子，对于计谋的应用日渐成熟。因此，他们持续与人类交流科学技术，想人类传播以友爱和平为主体的文化产品，麻痹人类的思想，助推人类对于和平和仁爱的诉求。于是，程心成为执剑人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即便程心不出现，也会有下一个程心继任，因为末人时代注定会选举一个能够代表末人们的价值和道德倾向的人选。从这点来看，威慑的瓦解，是末人的选择，而程心，不过是做了遵从她内心的道德准则的事情罢了。 智子向全世界公布三体对人类的处置计划：全体人类移民一年内澳大利亚，并自生自灭。与聚集在澳洲自相残杀的大多数新时代末人相比，公元人领导的罗辑为精神领袖的少数人类（150-200万，其时地球总人口接近42亿）组成了地球抵抗运动，为人类最后的尊严而战斗。在澳洲，程心遭到了末人们的唾弃，被认为是人类的罪人。然而，当万里之遥的“万有引力”号触发引力波广播后，程心又成为了英雄，因为她没有毁灭世界。“万有引力”和“蓝色空间”号成为向宇宙深入进发的第二个人类文明。引力波广播公布了三体世界的宇宙坐标，也间接暴露了太阳系的坐标。仅仅六年后，三体星系被未知文明彻底摧毁的图像就传回了太阳系。四光年之外三体世界其实四年前就毁灭了，仅存在少数在宇宙中远航的舰队。黑暗森林法则生效了，星系毁灭的可怕场面让末人们遭遇了比三体入侵更为可怕的精神崩溃。在与智子的最后对话中，罗辑提问让人类了解到，存在一种向宇宙表明一个文明对其他文明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的安全声明。然而末人们对安全声明的内容百思不得其解，末人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安全声明既然是普遍有效的，三体文明为什么不愿告诉地球文明。 在三体文明即将撤离太阳系的时刻，智子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云天明想见程心。谁也无法想象几百年来云天明在三体世界遭遇。程心遇见的云天明，已经从那个绝望孤僻的地球宅男，变成一个成熟睿智的男人。正是这个可能遭遇过任何人类都无法想象的苦难并且被所有人类遗忘的男人用三个童话的形式，向地球文明传达拯救人类的信息。通过二维隐喻的解码，地球文明了解到“黑域”和“曲率驱动的光速飞船”的两个拯救计划。 获得云天明赠送星星的巨额财富，程心授权维德制造光速飞船然而要求他保证自己的最终裁量权。当维德领导光速飞船的事业遭遇联邦政府和民众的反对并主张武装自卫时，程心第二次做出了抉择：停止光速飞船研究。程心自以为选择了人性，制止了兽性。正如所有读者都了解的，程心犯了第二次错误。“她两次处于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却两次以爱的名义把世界推向深渊，而这一次已没人能为她挽回。”[80]这是程心在时间之外的回忆，也是刘慈欣为她写的判词。 其实，程心第二次犯错是第一次的翻版。在她明知道自己智商和意志都不如维德的时候，还强要最终抉择权，就已经注定了被授权者的悲剧下场。于是她又一次站在“保护人类”的立场上，亲手宣判维德的死刑，扼杀发展光速飞船的唯一机会。不幸的是，程心的抉择，让地球文明遭遇歌者文明的“二向箔”把三维太阳系永久降为二维的“降维”进攻时，失去了唯一可能的拯救希望。于是她在第一次自己弃权害死人类之后， 第二次要求为人类生存战斗的维德弃权，让已经在人性层面终结的末人社会遭遇物理层面的历史终结。 当然，程心的错误并非她的个人错误。自始至终，她依赖和反映的是整个末人社会的支持。末人们中止光速飞船的理由很多，而且貌似非常充分。比如，自信掩体计划足以守护人类文明，害怕光速飞船轨迹加速未知文明的打击，害怕研究飞船过程制造黑洞造成人员伤亡，少数人逃亡违反人类平等自由的道德理念等等。在个意义上，程心虽然也是“公元人”，但她与威慑纪元之后的末人们共享同一个精神世界——他们都是末人。末人们傲慢地自以为“我们已发现幸福”，殊不知维持他们的普世道德感和爱心的是彻头彻尾的自私，以及对人类生存的真正责任的逃避。[81]末人的精神世界一如刘慈欣对程心的诊断： “她会认为自己很崇高，认为自己不自私，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是普世的、正确的。至于遵循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她只考虑能不能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平安。这种人有牺牲精神，能够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牺牲生命，但这也不能改变他们自私的本质。在小说里，真正做到‘大爱无仁’不自私的人，会从人类的整体去考虑，因为牺牲良心是最难的事情，比牺牲生命要难得多。”[82] 在成为乘坐光速飞船逃离太阳系之后，程心在漫长的宇宙时空中获得云天明留给她的小宇宙。在大宇宙掀起质量回归运动，试图恢复和创造新的宇宙之际，基于全书的末人叙事基调，程心毫不意外地犯了第三次错误：为自己的小宇宙保留5公斤物质。尽管这个生存着小鱼和水草的生态系统看起来很美，然而对于新宇宙的而言，缺乏这5公斤物质的回归可能导致宇宙重生的失败和毁灭的致命后果。这是《三体》全书的结尾：死神永生（dead end）。 五：结语：刘慈欣的“文化自觉” 2011年《死神永生》的完成札记中，刘慈欣表达他对科幻与现实关系的“盛世危言”，同时对“急功近利”完结《三体》系列做了一个委婉的自我辩护： “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他们都不以为然，但这是事实。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事实上，中国科幻的前三次进程中的两次，都是被社会动荡中断的，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现在，平静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这只是一个科幻迷的杞人忧天，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83] 从这段自述可见，刘慈欣清醒地认识到科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兴于安乐，衰于忧患。社会安定和发展是科幻繁荣的前提，因为安定的社会才会促使人们思考世界和宇宙的可能灾难，从而居安思危，进而改善现存社会。相反，如果社会本身动荡不安、危机四伏，那么忧患之中的人们不会对预言和描述世界和宇宙灾难的科幻文学感兴趣，因为人们本身就生活在更真实因而必然更有感染力的动荡现实之中。而且，为了防止人心不稳或过于悲观，动荡社会一定会有意无意地限制科幻对未来社会的负面想象，甚至质疑或否认科幻文学的创作动机本身。刘慈欣表达了对“太平盛世”延续的期待，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悲观主义。 一直强调科幻与现实的区隔，为什么刘慈欣在《死神永生》后记中开始“批判现实”？在我看来，答案在于《死神永生》的基本线索，文明终结的末人叙事。纵观《三体》三部曲，刘慈欣认为，在极端灾难来临之际，造成人类社会悲剧的是人类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因此，《后记》里批判的“社会现实”，不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具体的某个统治者，而是人类自己。这是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反思和介入现实的自觉意识，在我看来，可以用“文化自觉”加以总括。 结合《三体》三部曲以及刘慈欣的其他作品，本文尝试总结刘慈欣在科幻与现实之间的“文化自觉”。 第一，“硬科幻”是中国科幻作者介入现实的最佳方式。 刘慈欣曾说，科幻文学相对于主流文学的主要差异是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84]科幻是用文学塑造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的最佳方式。唯有“创造世界”的意义上，科幻文学才具有超越一般类型文学甚至主流文学的独特价值。反之，如果科幻文学丢掉科学设定和推理，这种文学不仅不可能因此融入主流文学，而且必然在成熟的主流文学面前瑕疵毕见、自曝其短。 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出发，欧美科幻特别是硬科幻近三十年的衰落，与欧美国家去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下不无相关。而近几年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家的崛起，与中国六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全面工业化的大时代背景有关，也跟刘慈欣本人的理工科背景和所具备的真正人文精神有关。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工业背景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科幻为什么涌出一个刘慈欣，而是为什么中国（科幻）文学暂时只出现了一个刘慈欣？[85] 二、如果未来（必然或很有可能）发生文明冲突和宇宙灾难，知识分子/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自己现有的道德、文明和历史观。 刘慈欣曾说：“在整个文明史中，道德和价值体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价值观的核心——珍惜个体生命和自由意志，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因此，人类不能傲慢地相信和坚持所谓的永恒人性或道德法则，应当从科学和理性思考当现有文明遭遇灾难之际的应对逻辑和可能结果，再从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中反思当下人类文明。因此，“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86] 《三体》三部曲中有许多关于现代道德的反思叙事，的确涉及到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核心道德争议。刘慈欣最为熟悉和关切的是《三体I》中汪淼视角的知识分子叙事，他最崇敬和高扬的是《黑暗森林》中罗辑的英雄叙事，而他最思索和担忧的是《死神永生》中程心视角的末人叙事。这三种视角代表的人类群体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整体群像。 在《三体》每一部的结尾中，主人公都获得某种“文化自觉”。汪淼觉悟到， 面对“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的文明冲突，知识分子必须明白文明的科技水平与其道德水平并无必然联系。“落后文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在于对本文明的历史和传统有无信心，以及有无决心和能力反抗和追赶“先进文明”。罗辑觉悟到，社会精英无权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和支配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一个真正的人类英雄应当秉承“信念伦理”，因此，政治行动的后果和责任高于个人的道德信念。程心觉悟到，末人们自以为发现永恒人性和道德法则，然而结果却导致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终结，因此，人类应当摆脱末人时代的诱惑和束缚，勇于继续创造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社会还存在如此多的不完善之处，而且意味着人类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三、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纠结及其克服。 刘慈欣曾说，科幻文学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个栖身之地。他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有英雄的存在。在《三体》系列中，罗辑、章北海、史强和维德都是“超人”式的英雄。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有精神力量和魄力跳出道德的限制，奔向最后生存的目标”。[87]另一方面，刘慈欣也反对“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一定有自己的原则和必然性存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刘慈欣给《三体》英雄的安排命运常常是悲剧。 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纠结，反映了刘慈欣对人类未来的悲观主义态度。尽管他反复强调，宇宙终结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在我看来，刘慈欣的真正的觉悟和纠结之处，在于他在《三体》中创造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深刻分裂。一方面是分裂的大众，每个人类个体都把“自我保存”和“个人权利”视为文明的首要价值，却无法组织和整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孤独的精英，尽管可以在危难中拯救人类，甚至可以为人类社会立法，然而这样英雄总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甚至遭遇大众的报复和惩罚。刘慈欣曾经设想，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然而《三体》系列的悲怆结局中，精英和大众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谈及《蝙蝠侠：黑暗骑士》电影时，刘慈欣评论导演诺兰“虽然很出色地营造出这个道德死局，却没有胆量对自己提出的诘问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回答。”在我看来，类似的诘问也可以向刘慈欣提出：科技发展似乎也无法解决英雄与历史的纠结和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我们可以怎么办？刘慈欣看到了问题，但他无法回答。从对民众创造力和自我组织力模式悲观（大史这样的传统中国人真的极少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推崇（《三体》系列只有私有企业！），对政党和社团对民众的组织性的漠视（《三体》最强有力的组织是ETO这样的邪教），以尼采式的超人的推崇（罗辑、章北海和云天明在骨子里蔑视大众），我们可以发现刘慈欣的纠结背后的精英主义。然而这种精英主义却在末人时代无所适从。因此，我愿意用“文化自觉”而非“政治自觉”来描述和总结刘慈欣对于科幻与现实的自觉意识。 不过，正如时代的不同让汪淼最终没有成为叶文洁，我们或许不必苛责刘慈欣没有给出答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尚在变化和波动之中，关于许多根本问题的回答的争论尚未终结。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存在多种可能。[88]如果未来历史中存在着一种调和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刘慈欣笔下的英雄与大众最终会达成和解。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刘慈欣会同意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需要未来，所以理解当下；我们敢于想像未来，所以认同传统。 其实，中国现代文明本来就有这样既敢于征服宇宙，又甘愿献身于民众的伟大英雄。早在1935年，一位24岁的中国青年就立下了这样一个足以激励百年乃至千年之后又的科幻迷们继续为之畅想和奋斗的梦想： “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是否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失望？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89] [1] 参见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卷第四章；韩松：《当代中国科幻的现实焦虑》，《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之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网络链接：http://cn.nytimes.com/books/20130606/cc06scifirealism。本文所有网络链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6月8日，特此说明。 [2]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3] 搜狐读书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搜狐网，网络链接：http://book.sohu.com/20110720/n314035545.shtml。 [4] 刘慈欣、张东亚：《刘慈欣：未来早已到来》，《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2期。 [5] 搜狐读书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 [6]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载《刘慈欣谈科幻》，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49-50页。 [7] 陈幕雷：《很多莫言，为什么只有一个刘慈欣》，观察者网，网络链接：http://www.guancha.cn/Books/2012_11_17_110033.shtml 。 [8] 罗欢欢：《刘慈欣的美国梦》，《重庆青年报》2013年10月10日。 [9] 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刘慈欣谈科幻》，第121页。 [10]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第51页。 [11] 刘慈欣：《乡村教师：刘慈欣科幻自选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7-368页。 [12] 刘慈欣：《乡村教师：刘慈欣科幻自选集》，第337页。 [13]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以下。 [14] 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0页。 [15] 《三体III：死神永生》（以下简称《死神永生》）第一部开篇就叙述了一个反事实的科幻历史故事：1453年5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对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围城战期间，四维空间碎片一度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险些改变了地球的历史进程。刘慈欣：《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 [16] 《死神永生》贯穿和穿插全文的特殊文体《时间之外的往事》，就是程心在地球文明毁灭和历史终结之后的“未来回忆”。 [17] 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后记》，《刘慈欣谈科幻》，141页。 [18] 例如，穆蕴秋、江晓原：《科学史上关于寻找地外文明的争论——人类应该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呼喊吗？》，《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9] 吴越：《“科幻文学和批评似不在同星球”》，《文汇报》2013年6月3日。 [20] 福柯：《什么是作者？》，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1]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292页。 [22]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302页。 [23]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303页。 [24] 西奴揭秘汇编：《刘慈欣<三体>生动的西奴隐喻》，乌有网刊网刊，网络链接：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2/03/288503.html。 [25] 陈新榜：《星空和道德律的平衡——刘慈欣<三体>的终极问题》，《西湖》2011年第6期。 [26] 萧萧树等：《流行文化中的的意识形态之争》，共识者网，网络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40219100863.html。 [27] 刘慈欣：《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28] 刘慈欣：《三体》，第330页。 [29] 《刘慈欣：我知道，意外随时可能出现》，《城市画报》2011年第1期。 [30] 罗欢欢：《刘慈欣的美国梦》。 [31] 刘慈欣：《三体》，后记。 [3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33] 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的运动规律问题。现在已知，三体问题（N体问题）不能精确求解，即无法预测所有三体问题的数学情景，只有若干种特殊情况已研究。以下网址提供了N体问题现有的49中特殊解，Welcome to the choreographies of the N-body problem，http://www.maia.ub.es/dsg/nbody。 [34]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9-40页。 [35]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第41页。 [36] 科幻文学的女性视角，参见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59-77页。 [37] 当然，从历史学研究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对美洲文明的误解。参见查尔斯•曼恩：《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胡亦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8] 刘慈欣：《三体》，第329页。 [39] 刘慈欣：《三体》，第330页。 [40] 刘慈欣：《三体》，第232页。 [41] 刘慈欣：《三体》，第255页。 [42] 刘慈欣：《三体》，第70页。 [43] 刘慈欣：《三体》，第62页。 [44] 刘慈欣：《三体》，第205页。 [45] Arthur C. Clarke, Hazards of Prophecy: The Failure of Imagination , in Profiles of the Future: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1962). [46] 这一视角的展开，参见翟文喆：《<三体>其实是一部历史小说》，人人网，网络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47533971/913415987。 [47] 刘慈欣：《三体》，第244页。 [48] 刘慈欣：《三体》，第296页。 [49] 刘慈欣：《三体》，第292页。 [50] 刘慈欣：《三体》，第296页。 [51] 进言之，文明冲突的实质不在于“科技”或者说“现代化”问题而在于“文化”问题。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88页。 [52] 刘慈欣：《黑暗森林》，第431页。 [53] 参考《黑暗森林》目录：序章、上部：面壁者、中部：咒语、下部：黑暗森林。 [54] 刘慈欣：《<三体>第二部完成 》，新浪博客，网络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d5e8001000bis.html。 [55]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56] 刘慈欣：《黑暗森林》，第187页。 [57] 刘慈欣：《黑暗森林》，第197页 [58] 赵龙：《黑暗的，何止是那片森林》，http://blog.renren.com/share/254581154/4879567183。 [59] 刘慈欣：《黑暗森林》，第466页。 [60] 刘慈欣：《黑暗森林》，第309页。 [61] 刘慈欣：《黑暗森林》，第351页。 [62] 赵龙：《黑暗的，何止是那片森林》，人人网，网络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310802468/709650499。 [63]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详注本），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14页。 [64] 参见钱塘烟雨：《用博弈论来比较雷迪亚兹和罗辑的面壁计划》，豆瓣，网络链接：http://book.douban.com/review/6185604/。需要说明，本文的博弈矩阵与钱文相同，然而因为完善某些策略选项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对两者的博弈策略的分析与钱文稍有不同。 [65] 钱塘烟雨：《用博弈论来比较雷迪亚兹和罗辑的面壁计划》。 [66] 第一，威慑原理类似；第二，大国间军事技术和承诺的猜疑链类似；第三，持剑人原则类似。参见内务人民委员：《从核威慑与核博弈的角度看<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描述》，网易博客，网络链接：http://liuyf423.blog.163.com/blog/static/171883249201262811426221/。 [67]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97-99页。 [6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06页 [69] 刘慈欣：《<三体>第二部完成》。 [70]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6页。 [71] 庄比：《刘慈欣：<三体>并不适合拍电影》，科幻网，网络链接：http://news.kehuan.net/201109/20110904155820.shtml。 [72] Xzhu：《程心，这就是一个超级悲剧，刘慈欣故意制造的一个替罪羊》，三体吧，网络链接：http://tieba.baidu.com/p/1157138364。 [73] 纳杨：《从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谈当代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当代文坛》2012年5期。 [74] Xuwang：《如果你还在恨程心，你还没看懂三体》，豆瓣，网络链接：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46947/。 [75] 刘慈欣：《我知道，意外随时可能出现》。 [76]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59-61页。 [77]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8]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1页。 [79]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100页。 [80]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451页。 [81] 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第13页。 [82] 《刘慈欣：我知道，意外随时可能出现》。 [83] 刘慈欣：《<死神永生>完成》，新浪博客，网络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d5e800100lfwn.html。 [84] 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第113页。 [85] 陈幕雷：《很多莫言，为什么只有一个刘慈欣》。 [86] 钟刚、陈雪莲：《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南方都市报》2008年8月31日。 [87] 《刘慈欣：我知道，意外随时可能出现》。 [88] 参见张旭东：《中国梦：终于到了可以谈梦想的时刻》，《社会观察》2013年第7期；另参王绍光：《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观察者网，网络链接：http://www.guancha.cn/wangshaoguang/2013_07_17_158742.shtml。 [89] 钱学森：《火箭》，《浙江青年》（19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