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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诃夫的文学世界中，很少以“和解”为标志的大团圆结局。作家一方面肯定人追求幸福的渴望，另一方面却展现出在荒唐的社会境遇中这种追求的不合逻辑和幸福本身的虚幻。舍斯托夫说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 ，因为契诃夫无情地揭穿了事实存在的真相，使人面临无路可走的绝境（《伊凡诺夫》，《凡尼亚舅舅》，《没意思的故事》），剩下的只有“以头撞墙”。其实契诃夫只是展示出幸福的理想在实际生活中的复杂遭遇，从而避免用确定的某一“总体思想”来亵渎作家心目中珍藏的真正的幸福。 契诃夫从来没有制定过幸福的公式，他所展示出来的，与其说是对幸福的理解，不如说是对幸福的想象：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在大自然的和谐与庄严的衬托下，人的幸福诉求显得既渺小又虚妄，可是人对幸福的向往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遏制。无论是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的草原人民，还是关注个人眼前利益的庸人，或是把自己献给了全人类进步事业的“选民”，都是些对生活不满的、脱离常规的、内心不安分的人。虽然他们在认识自身和周围世界时犯了错误，始终无法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但他们的幸福想象却终究使他们超出日常的生活环境，察觉到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未曾实现的幸福。 1． 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们身处寂寞无聊的环境，遭受粗暴沉重的压迫，但对于幸福依旧充满期待，常常给出自己独特的幸福想象。就像《在大车上》的女主人公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出于贫困在乡村学校当了教师，从没感到过教育工作的神圣，每天不得不为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等问题操心，忍受着艰苦而乏味的生活，得不到任何安慰，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于是她变得苍老，粗俗，失去了灵活、美丽的身姿。她觉得，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爱上什么人，那会是非常可怕的事。 四月的一个早晨，严寒的、阴暗的冬季刚刚过去，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美妙的春天气息却没有任何新鲜有趣的地方，在她做教师的十三年里，她曾经无数次地坐车往返城里和学校之间，将来也还会如此，她除了单调固定的生活外想不出别的前景来了。路上，她遇到了长相漂亮，风度文雅的地主哈诺夫，可是生活的安排却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又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 （10，179），然而青春和生命自有它的权利和力量，风儿带来了哈诺夫远去马车的响声，女教师虽然满脑子学校里的杂事，可仍然情不自禁地“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10，179）。与幸福紧密联系的是关于往日的回忆，于是她栩栩如生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甚至与当年的欢乐时光相联系的细微末节。在梦幻中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像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 ‘妈妈！’”（10，184） 这当儿，她再次遇到哈诺夫，在幸福幻景的感召下，她“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像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10，184）。 在契诃夫笔下，生活越是苦闷无望，他的主人公们对幸福的期盼也就越热烈，《凡尼亚舅舅》中的索尼雅是这样，《第六病室》（1892）中的格罗莫夫是这样，《在流放中》（1892）的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也是这样，即使他们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短篇小说《在流放中》是契诃夫萨哈林之行所带来的系列作品之一，通常在各类选本中不被列为最有名的短篇小说，可是这篇短短的小说中提到的人的命运、幸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在契诃夫的全部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参与了当时的文学和哲学论战。 小说里并列了两种对立的生活观。外号叫“精明人”的渡船工人老谢敏拒绝任何幸福和希望的诱惑：“魔鬼拿我的老婆，拿我的亲人，拿自由来逗我，可是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要！’”（8，361）讥笑遭受厄运还心存幻想的人：“谁要是对魔鬼让一让步，听了他的话，哪怕只有一回，那就完了，这人就没救了：他陷进泥潭，灭了顶，休想爬出来了。”（8，362）正如《匿名氏的故事》（1893）里格鲁津对不顾一切追求自由幸福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所说的那样：“生活为了坚持它的保守性，是残忍、粗暴、无情的，那就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人追求自由，也应当跟生活同样地粗暴无情。”（9，77）为了在流放地能够活下去，老谢敏把自己磨炼得像是一块冷漠的石头，“能够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大吃青草了”（8，362），也能够反过来恶狠狠地报复无情的生活：“命运真要是狠心地欺负您跟我，那就不必向它求情，对它叩头，而要看不起它，笑它。要不然它就会笑您。”（8，363） 与这个“精明人”相对立的另一类西伯利亚流放犯们以年轻的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为代表，他们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梦想幸福，盼望家庭团聚。鞑靼人带着憎恨对精明人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甚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8，369） 一般说来，精明人谢敏让读者觉得难以忍受，而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则引起了人们的同情，而历来的阐释也认为，精明人的生活观念是虚伪的，而与他相对立的生活观念则是积极正面的 ；另外也有人在精明人身上看到了“俄国民族意识”的体现者和“民间的抗议者” 。可是我们认为，这里更重要的不是从伦理上区分这两类人观点的正确，而是判断这两类人观点在整个艺术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 小说中人物命运展现出的悲喜剧表明，精明人尽管惹人厌恶，然而残酷的生活却证明了他的预言完全应验，他不自觉提出的禁欲主义哲学竟然是人在流放地能够存活下来的唯一途径。而他的对立面，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却屡屡犯错，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刚来西伯利亚的时候，一心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过活：“我要劳累得满头大汗，……”（8，362）他不顾精明人的劝告（“要是您要您自己幸福，〈……〉顶要紧的是什么也不要。”（8，363））把妻子接了过来，对生活充满希望：“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呦！”（8，363）为了让年轻漂亮的太太高兴，他得在家招待各式各样的坏蛋，后来又给女儿治病花掉大笔的钱，尽管他为自己的幸福付出了全部努力，然而命运却使他最终人财两空，遭到精明人的嘲笑。关于鞑靼人的将来小说没有明写，但前景也必然不妙：只要他妻子上他这儿来一天，哪怕只来一个钟头，他也情愿为这种幸福受任什么样的苦，而且感谢上帝——可是他妻子万一真的来了，他拿什么养活她呢？周围是黑暗潮湿的环境和毫无同情心的陌生人，他俄语说不好，他的伙伴把摇船的钱私下分光，一个也不给他，反而嘲笑他。命运对他发出的威胁比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要严酷得多，如果他还是不能像精明人所说的那样“过惯”这里的生活，他的毁灭也已经不远了。 由此可见，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被幸福的幻影所蒙蔽，将逻辑自明置之度外，甚至无视最简单的生活常识，而精明人老谢敏却早已掌握了这种逻辑自明，难怪精明人的口头禅是“明摆着的事”。精明人的禁欲主义生活观却恰好符合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收录的一个故事得出的结论：一个人眼看就要落入恶龙的口中，刚好就挂在一根维系着他的生命的树枝上，他在这根树枝的树叶上看到几滴蜜，就用舌头去舔，也就是在思考幸福（这个故事出自古代印度故事集《五卷书》，被古俄罗斯《序言集》的编者Ф. 留凯尔特和В. А. 茹科夫斯基整理后非常著名 。）。对于写作《忏悔录》、《论生命》时期的托尔斯泰来说，这个寓言象征了人类存在于世间的一个普遍谬误：“那两滴比什么都珍贵的蜜使我的眼睛离开了残酷的真理，——对家庭和我称之为艺术的写作的爱，——我已经不再觉得甜蜜了。”“‘我全部的生活都是渴望自己获得幸福，’清醒的人对自己说，‘我的理智告诉我，对于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幸福，不管我做什么，得到什么，一切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痛苦和死亡，毁灭。〈……〉大家都这样活着，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地位的苦难和自己活动的无意义。’” 托尔斯泰告诫人们，不要去追求短暂的幸福，应该随时记住那注定到来的死亡结局。当时柯罗连科曾对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说教展开论战，他在特写《瞬间》中描写了一个犯人从监狱逃跑，却遭遇到充满死亡威胁的暴风雨之夜，文中发出了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呼唤：“在任何情况下，海给予他的都是自由的几个瞬间。谁知道，为了一瞬间真正的生活是否值得用多少年无所事事来换取。” 上述两位同时代人的幸福见解，契诃夫显然不太满意，也与他对幸福的想象相距甚远，但他并没有给出自己关于幸福的确定模式，而是“正确提出”这两种见解，摆出它们的本质，让它们的代表人物经历生活的考验，促使读者自己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去争取这样的幸福。在契诃夫的文学世界中，幸福似乎只在主人公的想象中获得，而生活却对这种想象发出严酷的嘲笑。 2． 《梦想》（1886）中的流浪汉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头脑里却“充满了幻想、往事的经过美化的形象和对幸福的甜蜜的憧憬”（5，373）。他对押送他的两个警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将在西伯利亚分到土地，置办家业，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比他们目前所处的环境，西伯利亚显得无比广阔、自由、富饶。可是这幅幻想出来的美妙图景却很快就被打得粉碎，老成持重的警察萨波日尼科夫冷言提醒，身体虚弱的流浪汉根本走不到西伯利亚，一定会死在半路上。流浪汉从幻想中被惊醒，清醒而鲜明地认识到了等待自己的可怕命运：办事拖拉的法院、临时羁押监狱和苦役犯的监狱、囚犯所乘的船只、沿途令人困顿的停歇、严寒的冬天、疾病、同伴的死亡。两个警察呢，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毫无出路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绝望，可以想象“他们和自由天地之间相距有多么远，而且远得多么可怕”（5，374）。 1887年的短篇小说《幸福》可以说是《梦想》的“独特的姊妹篇”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竭力展现出某种“古代的、圣经的、缓慢的” 生活情境——牧人也好，总管也好，几千头羊也好，全都陷入了沉思。“老人和山卡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6，266）在这样凝滞的、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中，人们在思考幸福，幸福也停留在最初级的形式中：埋藏起来的宝贝、财宝、黄金，农民们总是找不到财宝，愚昧地认为宝贝经人念过咒，找到了也看不见，只有魔鬼才能指点宝贝的埋藏之处。可是为什么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会对财富如此热心，“人间幸福对这些每天都可能衰老得死掉的人究竟有什么用呢？”（6，265） 别尔德尼科夫指出，短篇小说《幸福》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现实生活层次，就是主人公关于埋藏在草原里的财宝的谈论，愚昧、迷信的人的谈话和理想，这种理想是虚幻、渺茫、模糊的，与草原的昏睡状态和那些昏昏沉沉的思想完全吻合；但小说还存在第二个潜藏着《幸福》的悲剧性和诗意源泉的层次，这就是深藏于主人公内心的关于真正的人生幸福的隐秘幻想，“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把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 原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实际存在和使用的财富， 而在于人们关于幸福的思考。这种幸福似乎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然而就是拿不到手，“幸福倒是有的，可是它埋在地里，那还有什么用呢？财宝白白地给糟蹋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就跟谷壳或者羊粪一样！”（6，261）无论是牧人还是总管，对于目前的生活都是不满足的，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力所能及、愚昧荒唐的方式来憧憬幸福，这种幸福本身朦胧不明，而且周围的一切都与幸福对立——周而复始、千年不变的大自然死气沉沉，冷漠无情，把草原的秘密保藏起来，也就是共同参与了对人的欺骗。那些“长寿的鸟的懒洋洋的飞翔也好，每天准时重来的清晨也好，草原的一望无涯也好，其中都看不出有什么意义”（6，263）。另外，威胁农民幸福的还有“老爷”和“官府”，骑马的管事讲述的故事更加强化了这一基调：1812年卫国战争中顿河哥萨克从法国人手里抢到许许多多金银财宝，他们在回家路上听说官府要夺取他们的金银，这些好汉不甘心把财务白白缴给官府，就索性埋在地下。这段传奇掌故“隐隐约约地反映了受骗人民的希望，他们希望在战胜拿破仑以后获得自由” 。 不论周围的大自然和官府如何剥夺了人民的幸福，不论人民自身的意识多么落后，小说叙事者知道，生活的意义和实现这一意义的幸福应该被找到，而且叙事者的眼光比他的主人公们看得更远，他带领读者爬上高耸的陵墓，看见了“像天空一般平坦无边的平原，看见地主的庄园、日耳曼人和莫罗勘教徒的田庄、乡村。远视眼的加尔梅克人甚至可以瞧见城市和铁道上的火车”（6，264）。只有从那里，才可以看见世界上除了沉默的草原和古老的坟丘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是跟埋藏着的幸福以及绵羊的思想没有关系的。难怪契诃夫在写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盛赞这篇草原故事“就因为题材好而使我自己都觉得可爱” 。 在《幸福》中契诃夫大胆试验了艺术拟人化手法，到他写作第一篇大型作品《草原》（1888）时，这一手法得到了真正完美的实现。契诃夫笔下的草原过着自己特殊的生活，获得了丰富的生命面貌。草原上各种活跃的力量作为舞台角色在前四章里上演着自己的“正剧” ，这出正剧分为四幕：第一幕，早晨，太阳刚刚露头，整个广阔的草原现出微笑，闪着露珠的亮光，在阳光的爱抚下，草原的植物、动物、昆虫，尤其是鸟儿们振奋起来，奏出“一阵阵吱呀吱呀的单调乐声”（7，145）；第二幕，中午，太阳晒干了露水，生命停止了，一切显得愁闷而麻木，青草在哭诉；第三幕，太阳西落，草原再也受不了压迫，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呼号，山后传来隆隆雷声，刮起一阵清风，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挣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风了。可是“看不见的压迫力量”再次得胜，压迫住风和空气；第四幕，黄昏和夜晚，草原依旧美丽，充满了生命，白昼的烦闷被忘记，一切以和解告终，“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 （7，182）。在这出每天上演的草原正剧中，出现了一个“美丽而严峻的故土”的形象，契诃夫希望用这篇作品“打开我的同时代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有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美的宝藏，始终还没人碰过，因而对俄罗斯作家说来路子还不能算窄” 。 《草原》提示我们，大自然过着自己的生活，与现代人的意识隔离开来，在一段“果戈理式”的抒情独白中，叙事者亲自出场，告诉我们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7，182），草原需要自己的欣赏者，需要自己的歌手；可是这里的居民、车夫、商人、地主们对于壮丽美妙的草原上发生的一切漠然置之，毫不理会——唯一的歌手叶美里扬想要放声歌唱，可是他的嗓子坏了，只能发出干哑而无声的喘息；“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的领袖！”愚蠢的基留哈扯大嗓门唱起来，唱了半截就停住，草原的回声把他的声音带到远处，仿佛愚蠢本身滚过草原；于是在恍恍惚惚中叶果鲁希卡听到了青草在唱歌，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述说着它的痛苦和悲哀——能够对草原上发生的事情用心倾听、观察、欣赏的也只有那个尚未成年的男孩叶果鲁希卡和看得很远的瓦夏，在他们充满好奇的眼光中，荒凉的草原“永远充满生活和内容”（7，194）。神奇的草原勾起了男孩神话般的思绪，一条异常宽阔、奔放不羁、雄伟强大的道路在草原上伸展开去，与如此开阔的天地相称的只有传说中的巨人，他们也留下了自己存在的迹象：旅店里的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也许是被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扳弯的；地板上来历不明的裂缝和窟窿使得人们猜想是大力士的脚印；山峦好像遮挡着什么神秘可怕的东西；路边的十字架、黑压压的羊毛捆、辽阔的平原、篝火旁边的人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又奇异又可怕，使得传说和神话跟生活混淆起来…… 这些形象和画面同关于幸福的思考交织在了一起，草原隐藏着这种幸福（“一只老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扇动着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乏味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7，146）），人们思念着这种幸福（“那年月的商人是什么样的商人，那年月的鱼是什么样的鱼，一切东西多么便宜啊！现在呢，道路短了，商人吝啬了，老百姓穷了，粮食贵了，样样东西都缩得极小了”（7，204）），叙事者也在思考着这一幸福，他不无用意地问到了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这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这个美人儿幸福吗？”（7，147）小说里也出现了一个陶醉在爱情中、幸福过度的人，但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而且处处显得“古怪”，与其他人的苦闷格格不入，仿佛是草原上一个荒唐的幻影。 契诃夫告诉我们，草原需要的不是这种琐碎渺小的幸福，或许只有像伊里亚•慕洛梅茨和大盗索罗维这样民间传说中的壮士才配享有大草原豪放自由的幸福。然而现实中草原的广阔空间出现了新时代的壮士——大富翁瓦尔拉莫夫，穿着大靴子，骑着难看的小马，身材矮小而不起眼，永远“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7，152），金钱的魔力使得人人都拜倒在他的面前，《草原》里也有狂暴的自然力的体现者——车夫迪莫夫，他身材高大、非常强壮，“他那狂妄的、嘲弄的眼光在大道、货车、天空上溜来溜去，不肯停留在什么东西上，好像因为无事可做，很想找个人来一拳打死，或者找个东西来取笑一番似的”（7，193），然而这个唯一的美男子和大力士却“好像是蓄意嘲弄人似的，竟在同黄颔蛇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激烈搏斗！” 这个人在无情的生活面前也同样显得无助而苦闷。“我心里好闷哟！”迪莫夫诉苦说，“我们这种生活没有什么指望，苦透了！”（7，229），他和那个幸福的康斯坦丁一样，都是“多么沉闷，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惹人厌烦啊！”（7，240）这是刚刚开始觉醒的思想的萌芽，表达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无法确定的幸福的模糊期许。 3． 如果说《幸福》，《草原》中处在原始状态，愚昧无知的人迷失在了对幸福的寻找中，那么受过良好教育，精神和智力相当发达的知识分子对于幸福有确定的观念吗？他们凭借知识或信仰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在契诃夫众多现实主义力作中，《黑修士》显得特别神秘莫测，渲染着奇幻的色彩，这篇小说具有高度的诗意和哲理性，是“最复杂、特别难于用逻辑范畴和定义来表达” 的作品。小说问世后引起批评界的轩然大波，产生了极其意外的、截然相反的解释。心理学硕士柯甫陵神经出了毛病，却体验到了本该属于人的正常状态的幸福，成为了一个满怀激情的梦想者。彼索茨基的花园，苍茫的河面，广阔的田野，神秘的乡间小径，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欢欣鼓舞，神采焕发，似乎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他，等着他去了解；就连他喜爱的学术工作、他在书上读到的思想都已经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渴望一种巨大的、辽阔的、惊人的境界”（9，145）。在这种充满灵感的精神状态下，他看到了自己想象出来的幻影黑修士，后者用优选的思想蛊惑他，奉承他是“上帝的选民”，为永恒的真理服务，能够提前几千年把人类引导到永恒的真理王国中去，这一崇高的功绩使他站在了整个人类进步的前列，因而体现了上帝赐予的幸福。得了自大狂的柯甫陵自己也知道，黑修士是他精神病产生的幻觉，可是他觉得，为了永生、真理、公众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这是多么幸福的命运啊！ 就这样，柯甫陵怀着他过度的热情闯入了彼索茨基一家的有节奏的生活，就好像摆脱不掉的关于黑衣僧的思想进入了他自己的生活一样。然而幸福却开了个残忍的玩笑，只有在柯甫陵沉迷于自大狂的思想时，他才会对善良的彼索茨基温情脉脉，欣赏美丽的果园和乡间风景，爱上达尼雅：“他感到这个哭泣着、浑身发颤的姑娘的神经 如同铁适应磁石一样，恰好适应他那有点病态的、过分紧张的神经。他从来也没能爱上一个健康结实、脸颊绯红的女人，而苍白、孱弱、不幸的达尼雅倒正中他的意。”（9，147-148）也就是同“像蚂蚁似的忙忙碌碌”（9，132）、“整个生命都用在园子里”（9，135）的人们（许多文论家发现，园艺学家彼索茨基在为果园操劳时主要看重的是“商业方面”的利益，而果园的美却被他“轻蔑地称之为不足挂齿的一部分” ）的生活完满融合在了一起。 安•屠尔科夫发现，彼索茨基为医治柯甫陵的疾病所做的奔忙是真挚感人的，然而“这种奔忙非常像他们为了使苹果树都长成整齐的行列所惯于付出的关注” 。已经康复的柯甫陵不再看见黑修士，但却失去了幸福的感觉，和常人一样庸庸碌碌，活着都没有意思了。他想到了人世的空虚，生活向人们勒索了那么多东西，然而回报给人们的幸福又是那么渺不足道，那么得普通。当他临终之际再次看到黑修士时，他才恢复了他的“青春、勇气、欢乐”，心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幸福”（9，168）——可是所有的这些欢乐和幸福却都是自大狂的症状。难道生活的荒谬竟已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于一个人必须先发疯，然后才能获得生活的欢乐、思想的广阔、灵魂的自由，也就是幸福的自然状态？ 4． 《草原》里叶果鲁希卡在车夫们的谈话中发现，与他同行的这些不幸的人虽然现在境况不妙，但他们的过去都十分幸福。叙事者插话说：“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这一点叶果鲁希卡还不懂。”（7，204）这句话作为统一的抒情-叙事线索把小说分散的画面串联起来，“像是卡德里尔舞的五个舞式” 。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个孩子，因此在叙事中没有契诃夫许多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对往日幸福的回忆、对现在的失望和无可救药的怀乡病，而是让男孩感受俄国大自然的严峻与美丽，体会俄国人民的辛酸与挣扎——叶果鲁希卡在草原上的漫游，是契诃夫的主人公告别幸福的童年，经历成人式的洗礼，进入广阔世界的漫游，为的是制造出回忆的材料，从而在未来神秘莫测的新生活中重新捡拾这些材料的碎片。这样的新生活在小说结尾已经向小主人公展现开来，在契诃夫的未完成的构思中，男孩“将来要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落户，结局一定很糟” ，然而至少现在男孩仍然是“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7，182）。 契诃夫的主人公们几乎遵循着同一个公式：对当前的生活不满，总是沉迷于对过去（或者未来）幸福的幻想之中，就像1887年的短篇小说《芦笛》中的穷路加那样，认定了四十年来这个世界上样样事情都“走上了下坡路”（6，398），幸福只存在于往日的岁月，那时候动植物丰茂，人也强壮有力。怀着对往日快乐的模糊回忆，律师波德果陵来到了老朋友的庄园库兹明吉（《在朋友家里》，1898），可是他青年时代的伙伴们，包括他自己，早已丧失了青春的梦想和勇气：库兹明吉的女主人，当年那个一心盼望爱情和幸福的漂亮姑娘塔尼雅早已结婚，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的力量都消耗在营造个人幸福的小窝这个并不复杂的琐碎工作上，害怕失去庄园后不得不参加劳动的“新生活”，随时准备向可能夺去他小窝的敌人猛扑过去；塔尼雅的妹妹娜杰日达聪明善良，和年轻时的塔尼雅一样热烈盼望爱情和幸福，同时也为独立劳动生活的想法鼓舞，尤为可贵的是，她那温顺柔和的心灵“像蜡做的，想把它捏成什么样就可以捏成什么样，要是把她放在一个适当的环境里， 她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10，201）。在一个安静美丽的月夜，当所有人都希望波德果陵向塔尼雅吐露爱情，从而双双获得幸福时，波德果陵却胆怯地逃开了，因为他生怕庸俗而渺小的幸福既背叛了往日纯真的幸福，也亵渎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未来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什么，主人公和叙事者都不十分确定，只是感觉到那“应该是号召人们去过一种高尚而合理的新型的生活，说不定我们已经生活在它的前夜，这是有的时候可以预感到的”（10，208），像波德果陵这样“过时”的人物，就像《匿名氏故事》中丧失信念的革命者一样，是没有力量担负起带领年轻女孩共同探索真正幸福的重任的。 1889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庸人》描绘了一幅“内地豚鼠生活”（9，515——题解）的幸福画面，年轻人如愿以偿地结了婚，生活得既安逸又舒适，如同田园诗一般。可是到了1894年契诃夫返回到这篇故事时（《文学教师》），他决心毫不留情地摧毁这首动人的田园诗。主人公尼基丁享受着一个平庸无奇的“中等的人”的家庭幸福，相信自己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在一个漆黑的雨夜猛然领悟到他的幸福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完全白白得来的，这样的幸福对他来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9，258）。而且除了他所拥有的恬静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平静、甜蜜地生活在其中的小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广阔的大世界，于是他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一心想到那个大世界去闯荡，去劳动，去奔走呼号，用一种能抓住他全身心的非凡事业“使得他忘记自己，不关心个人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样地单调无味”（9，259）。 让文学教师尼基丁感到屈辱、愁闷的是庸俗环境的凝滞不变：“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油、一壶壶的牛奶、蟑螂、蠢女人。”（9，262）个人的幸福便固定在这些琐碎无聊的事物上。凝滞的氛围也笼罩在《姚尼奇》中屠尔金一家人头上，作为该城幸福家庭的典范，多少年来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变：“伊凡•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有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趣闻。薇拉•姚西佛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考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10，272）凝滞的悲剧也是《凡尼亚舅舅》和《三姊妹》的主题 ，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生活的总体性质丝毫未变：人们继续为“偶像”牺牲自己的生活。阿斯特洛夫的美好理想被“生活的腐臭毒害”，在毫无益处的奔忙和酗酒中陷进了“该死的平庸的生活里边”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仍然无所事事；即使凡尼亚舅舅挑起了争吵，打响了手枪，但谁也没有被打中，生活照旧阴暗沉闷，人们无望地结算着油和荞麦的磅数。正像屠森巴赫所说的那样：“不但在两三百年以后，就是再过一百万年，生活也还会像现在一样；它不改变，它是固定的，它要遵循它自己的法则，这个法则，我们是一点也看不见的，或者，至少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懂得的。” 威尔什宁虽然认为世上的一切正在慢慢地改变，将来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可是幸福的实现要“再过两百年，三百年”，甚至是“一千年——年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于幸福到底是什么样，今天的人是无法知道也无法享受的了。 《新娘》中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感到无比幸福，认定将来的生活将“永远美满”，他得意洋洋地描绘出婚后田园诗般的生活场景：“我们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买下不大的一块地，有花园，有河，我们就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10，477）《醋栗》中的尼古拉•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对他幸福的庄园生活也做过类似的规划，这种套子式一成不变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死亡，因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自然界，在那广阔的天地中人才能表现他的自由精神的全部品质和特点”（10，230）。为此尼古拉的哥哥伊凡•伊凡内奇无法容忍像他弟弟那样“满足而幸福的人”，《公差》中的侦讯官反思自己对莫斯科幸福生活的向往，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逍遥自在，仅仅是因为不幸的人沉默地背负着他们的重担，而缺了这样的沉默，一些人想要幸福就办不到。”（10，234） 契诃夫的主人公们，无论是处于原始状态的农民，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普遍都不满意当前的生活，期盼能获得幸福，可是他们对幸福的认识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因此也根本享受不到幸福。如果有人声称他们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幸福，那么这种幸福就类似“套中人”在棺材里实现的理想；除此之外，他们面对无情的生活和破灭的幻想，只有一再地“以头撞墙” ，而且这种撞击极其“优雅” ，显示出苦闷者温柔的天性，对鄙俗幸福的厌恶，对子孙后代真诚的祝福。可是，正如高尔基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契诃夫的主人公们“美妙地幻想着二百年以后生活会那么美好，但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朝思暮想，有谁来使生活美好起来呢？” 黑夜中的迷茫——契诃夫人物精神探索的不确定性 徐乐 摘要：“黑夜”是契诃夫笔下人物在生命中特定时段的特殊经历。契诃夫最为关注的是在复杂现实面前迷失方向的小人物，着重刻画他们面对不可理解的问题时表现出的混乱和恐惧，以及迷茫过后的不确定的人生道路。他常常把人物心灵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刻放在黑夜，用来比喻个人生活和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性，而经历人生黑夜的不仅有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有对过去的生活支点产生严重怀疑的老人，这证明了人在探索中闪耀出的智慧之光最终无法照亮沉沉黑夜，不得不面对新的困惑和迷茫。 关键词：契诃夫 黑夜 探索 迷茫 Bewilderment in the Dark Night --- the Uncertainty of Spirit Exploration by Chekhov’s figures Abstract: Much concerned with averagy people getting lost in real life, Chekhov often depicts their confusion and fear when faced with the incomprehensible. Night is the time when many of Chekhov’s characters experience spritual upheavals, characters such as the young man baffled by his first encounter with soceity, and such as the old man disillusioned with what he used to take as pivotal of life. The darkness of night in Chekhov’s novels can be understood as symbolizing the uncertaninty of life, both for the individula and for human kind. Key word: Chekhov dark night exploration bewilderment “黑夜”是契诃夫作品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隐喻，用来形容人在生命中某一个特定时段经历的精神迷茫和恐惧，以及在俄国革命前夜期盼真正白天的美好希望。可以说，契诃夫笔下人物在“黑夜”中的探索与但丁在中世纪的沉沉黑夜中投下文艺复兴的第一缕曙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黑暗和探索，在契诃夫作品情节推演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丁在《神曲》的开篇写道：“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 [1]（3）同样，契诃夫的主人公们在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上也经常遭遇黑夜，在黑夜中独自面对灵魂的黑暗，反思生活的混乱，经历精神的觉醒。契诃夫的主人公们虽然形形色色，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都属于“平常人”的序列，是一些“渺小的人”，在俄罗斯辽阔空间的挤压下“没有力量确定方位”。因此，人在世界中辨别方向，发现原来容纳“世界图景”的“秩序”[2]（86）多么虚假，竭力用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来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这就成了契诃夫不安定的主人公们的共同梦想。同时，契诃夫人物的“发现”与前辈作家们笔下主人公的“精神重生”、“灵魂复活”不同，契诃夫主人公的幻灭并不必然导致一个新人的诞生，也不允诺“光明结局”的到来：主人公们在经历灵魂震动后，或者得到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但作者并不担保这种新思想的救赎意义；或者返回到原先的状态，继续自己虚伪的生活道路；更多的情况是主人公认识到“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真理”，面对无限的时空和复杂的世界陷入黑暗的混乱之中，既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稳固的“精神寄托”（《贝琴涅格人》，1897），也不能为别人指点生活的“总体思想”（《没意思的故事》，1889）。 1． 契诃夫的主人公虽然有着确定的外部属性，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但内心世界极为广阔，不能归入任何现成的类型范畴，也无法完成在思想和现实中的明确定位。契诃夫在写给格利果罗维奇的信中提示了俄国的历史和自然条件对俄国人这一心理气质的决定作用： 一方面是身体虚弱，神经质，春情发动期提早，热烈地渴求生活和真理，热望像草原那样广大的活动，心神不宁地分析种种事情，知识的贫乏跟思想的奔放同时并存；另一方面是辽阔的草原、严酷的气候、灰色而严峻的人民以及他们沉重冷酷的历史，暴力统治，官僚横行，贫穷，愚昧，京城的潮湿等。俄罗斯生活把俄罗斯人砸得粉碎，如同有一千普特重的石头砸下来一样。在西欧，人们灭亡是因为那边又挤又闷，活不下去；可是在我们这儿人们却是因为地方太广阔而活不下去。……这儿太广阔，弄得小人物没有力量确定方位了。……[3]（63） 1884年，年轻的契诃夫刚刚大学毕业，真正步入了社会，对生活有了充满发现的新认识 。1884年夏契诃夫在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兹维尼哥罗德医院独立行医，在那里他不但治疗病人，而且外出解剖，为法院作医学鉴定，这使他接触社会的范围更加广阔。毕业后的一年，契诃夫创作了短篇小说《失业》（1885）。小说叙述了一个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受到过舅舅“讲究实际”的忠告，明白为了找到工作不得不到“冰凉发臭的污泥里去打滚”（4，144） ，可在实际求职过程中各处人员收受贿赂时表现的鲜廉寡耻还是让他难以忍受，因为他没有料到，“这种肮脏的买卖竟会这么堂皇、公开、毫无顾忌地进行”（4，145），现实的肮脏龌龊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上了严酷的一课，改变了对人世的整体看法。 青年人走进社会，受到某一个突发事件的推动（常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猛然发现隐藏的真相竟会如此黑暗，以前形成的确定的观念体系竟是如此虚幻，于是他睁开了眼睛，真切地体验到生活的残酷，这一主题在卡塔耶夫称为“发现型短篇小说”（1885-1888年间）[4]（1-21）的系列作品（《窝囊》，1883；《钢琴乐师》，1885；《初出茅庐》，1886；《风波》，1886；《恶梦》，1886；《熟识的男人》，1886；《沃洛嘉》，1887；《邮件》，1887；《精神错乱》，1888）中一再重复，成为契诃夫向严肃领域深入的重要环节。 可是，契诃夫早期作品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虽然作家详尽确实地描写了现实的真相，同时却暴露出这些真相的不合常理、违背自然的荒谬性。90年代末去萨哈林岛之前，契诃夫在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说：“我的目的是一箭双雕——真实地描写生活，顺便证明这生活怎样反常。怎样才算正常， 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不正直的行为是什么，可是正直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3]（135）在契诃夫的艺术实验室里，无论是温情脉脉的天真想法，还是冷若冰霜的社会规范，一律要经受严格的检验，最终将常人看来是正常、确定、明显的事实外壳下隐藏着的暴力、卑劣和谎言揭露出来，证明这样的现实不公正，不合逻辑，比亚雷用“正常的反常”，“可怕的不可怕”，“现实的不现实”这三对矛盾修饰语来定义契诃夫笔下描绘的生活常规荒谬到了何等程度[5]（151-152）。 在1883年的幽默短篇小说中，契诃夫集中描写了道德败坏，贪污成风的社会现状（《自白》，《唯一的方法》，《贪污犯》），饱食终日的阔太太自诩讲究原则，痛骂贪污的坏蛋，声称绝不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在得知丈夫是更大的贪污犯，而自己的奢侈花费便依赖这种恬不知耻的敛财时，她果然走了，……去了另一个房间（《她走了》） 。契诃夫的早期杰作《风波》也触及到了“出走”主题，年轻的姑娘玛宪卡•巴甫烈茨卡雅刚刚从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在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寄人篱下、靠阔人家的面包生活的辛酸。和《钢琴乐师》中的鲁勃列夫一样，玛宪卡遭到了主人家的侮辱，认识到这种反常的生活秩序是多么愚蠢野蛮，但她没有屈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虚伪庸俗的环境。和契诃夫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新娘》（1903）的女主人公一样，作家并没有允诺年轻姑娘的这一举动必然会走向光明的未来，而是意味着新的生活风暴和不可预知的漂泊生涯在等待着她。屠尔科夫说：“《风波》勾勒了一个人的命运正处在决定性时刻的轮廓。在这种时刻，好像是在铁轨的急转弯处一样，可以看到整个列车。”[6]（52）生活的列车处在急转弯的关口，可是铁轨还在继续向前伸展，不知去往何方，这成了契诃夫主人公的不确定的生命探索轨迹的象征。 2． 1888年对于契诃夫来说意义重大，作家本人也把这一年看作自己创作生涯的分界线，从此开始了新的阶段，外在标志是他结束了为“小型”杂志定期撰稿，带着精心打造的作品进军“大型”杂志的页面；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形成了真正成熟的艺术创作理念，对艺术家的使命有了明确的认识。同年的5月30日写给苏沃陵的信中，契诃夫坚决捍卫了艺术家站在独特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权利，认为“不该由小说家来解决像上帝、悲观主义等问题。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写怎样的人，在怎样的情形下，怎样说到或者想到上帝或者悲观主义”。这段话的起因是批评界对于这一时期契诃夫写作的小说《灯光》表示不满，尤其是小说最后的结论“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特别引起众怒，就连契诃夫的好友谢格洛夫也认为小说不应该做如此声明，建议作者修改结尾，在上面那封信中契诃夫引证苏格拉底和伏尔泰，阐述了不同意谢格洛夫的理由：“写文章的人，特别是艺术家，现在总该承认：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弄得明白，就跟以前苏格拉底这样承认过，伏尔泰也这样承认过一样。〈……〉如果群众所相信的艺术家敢于声明他虽然看见了种种事情，却什么也不明白，那么单是这个声明就是思想领域里的巨大认识，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3]（78） 俄国科学院出版的契诃夫30卷全集的书信集第2卷评注者Н•И•基多维奇考证，契诃夫在此引述的是伏尔泰的回忆录《伏尔泰先生本人编撰的生活传记备忘录》中的这几句话：“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对自身一无所知〈……〉物质的基原和其它东西一样都不为我们所知，我们——是盲目的人，摸索着行走和推理。”[7](492)П. Н. 多尔仁科夫据此推断，《林妖》（1889）中也可能转引了伏尔泰的这一论述：“你们大家都在黑暗的森林中徘徊和摸索着生活。”[8]（194）另外，契诃夫同时代的医学家和物理学家，如著名医学家Кл•贝尔纳，物理学家Д•里尤伊斯都曾使用过“在黑暗中寻求真理的人”这一形象[9]。 在《灯光》中，叙事者在一片黑暗中闯入了正在修建的铁道线上，契诃夫这次直接让铁路上的工地具有了人生中转站的功能：叙事者从市集回来，到一个地主家去做客，可是在夜色中迷了路，辨不清方向，偶然来到了铁路工地上；工程师阿纳尼耶夫为了养活自己的妻子儿女，忙忙碌碌地工作不休，这段铁路修好后还要赶往下一个工地；大学生冯•希千堡男爵怀着青年人常有的虚无主义思想，并不在乎自己身在何处，原先住在彼得堡，现在为了修铁路坐在工地的小屋里，秋天要回到彼得堡，然后春天还要返回这个工地；小说结束时，叙事者辞别两位主人公，虽然昨夜谈过了许多话，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只留下了“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的喟然长叹。 小说中描绘的沉沉黑夜构成了映衬人物内心感悟的奇特背景。这是八月的一个夜晚，叙事者迷失了道路，走到了修建中的铁道线上，到处是修完了一半的路堤、沙堆、小屋、深坑、手推车，大地被挖掘得面目全非，隐约显现的人影和电线杆似乎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电线在我们头顶上很高的地方哼着单调的歌曲。”（7，278）——一片混乱景象，四周显得无比荒凉、阴森，让人联想到了开天辟地前的混沌 时代。根据神话传说，宇宙自混沌生发，万物从混沌赋形。在已然中年、衣食无忧的工程师看来，这里曾经是荒芜的草原，现在是混乱的工地，可是人们的劳动为这里带来了生活和文明；再过一二百年，将会有人在此造工厂，造学校，造医院，这样的壮举不啻于从混沌中造出一个美好的世界。 主人公们爬上铁道路堤，俯瞰大地，漆黑的夜色笼罩一切，唯有铁路沿线的灯光在模糊地闪烁，排成一线，渐远渐密，也越发模糊，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那些灯光一动不动。它们跟夜晚的寂静、电线的悲歌，似乎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仿佛在路堤底下埋藏着一种重大的秘密，只有灯光、夜晚、电线才知道。”（7，278）这在工程师眼里是人工劳动的美妙，可是他年轻的同事，大学生冯•希千堡却并不赞同。这条没有尽头的灯光让他想起了几千年前《旧约》里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从前那些民族曾经生活过、打过仗，可是如今早已踪影不见，以此类推，再过上两千年，现在所造的铁路也将灰飞烟灭，不留一点痕迹。于是不论劳动也好，文明也好，皆为虚幻之物，转瞬即逝。 为了与大学生争论，阿纳尼耶夫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发生的故事。那时他也刚大学毕业，路过自己出生的家乡，同样也迷恋上了悲观主义思想，认为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一切都是骗局和幻觉，无所谓正确或有罪。悲观主义通常会让人追求享乐，冷酷无情。于是阿纳尼耶夫卑鄙地勾引自己中学女同学基索琪卡，一时未能得手，只得连夜返回自己的旅馆。 这又是一个极黑暗的夜晚，阿纳尼耶夫独自坐在海边，既看不见海洋，也看不见天空，感觉到黑暗而不定形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一人，于是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一人身上，这是一种俄国人特有的“骄傲而险恶的心境”。在浓重的夜色中，他似乎体验到了坟墓里的黑暗，愈发蔑视人生，也愈发以为自己的思想无比深刻，超凡脱俗。正是在这一个黑夜，生活的苦闷把一个正派而有教养的女人逼到了他的身边，当他们走过墓园，他记起墓园大门上所刻的一行字：“时候要到，……”他也清楚地知道，身边这个女人受了侮辱，十分不幸，但不管是谁早晚都要躺进墓地，不如及时行乐。正像工程师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他的脑子里“最高尚的思想和最卑下的兽性俗念竟那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7，306）。在悲观主义思想控制下，阿纳尼耶夫卑鄙地欺骗了基索琪卡。 阿纳尼耶夫道德上的觉醒同样发生在火车上。经过两个不眠之夜，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犯下了无异于谋杀的罪，原先那套漂亮的哲学只是掩盖了他知识和道德的缺陷，真正拯救他的不是思想，不是信念，而是小时候听过的奶妈的神话和劝善的格言，是基索琪卡痛苦的面容和伤心的眼泪。于是他返回小城，跪倒基索琪卡面前，真诚地忏悔，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获得了今天还在指导着他的“正常思想”。 3． 从混沌中诞生世界，在混乱中修建铁路，铁路是人类文明的成果，铁路沿线的灯光在黑暗中闪亮，但无法驱散远方的黑暗，铁路就消失在沉沉黑暗中，不知伸向何方。灯光引发了大学生关于圣经中记载的古老民族的联想，同时工程师却觉得，人的思想也像这灯光，分散凌乱，在昏暗中伸展，没有照亮黑夜，到了老年就不知所踪。我们看到，黑暗中的铁路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成为了一个神秘的意象，象征着穿越千年的人类历史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既然“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那么人类几千年来岂不也是在黑暗中摸索，战战兢兢为自己铺设通往未来的道路，纵然留下点点思想火花，却终究照不亮夜的黑暗。灯光所照之处越远，未知的世界越是广阔，在黑暗中摸索，常常迷失方向，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命运。如此看来，西方学者在法国出版的白银时代文学史中把契诃夫看作“俄罗斯作家中最不符合历史主义精神的一位”[10]（55），这一论断显得不太准确。 И•В•格拉切娃认为，“夜的主题和黑暗对人的影响”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的作用下是契诃夫的“重要的思想形成主旨之一”[11]（15）。的确如此，从《灯光》开始，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或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方向这一主题不断出现在契诃夫笔下，例如： 在《精神错乱》中，大学生瓦西里耶夫怀着天真的幻想夜游妓院，看到了比想象中更为丑恶的画面，深夜里他苦苦思索拯救妓女的方法，结果没有一个方法合用，自己却陷入了精神错乱，对一切失去了信心，“要是这时候有谁在他眼前做出一件天大的好事或者可恶的暴行，他会觉得那两种行为同样讨厌”（7，393）。 在《决斗》（1891）中，拉耶甫斯基先是遭遇妻子的背叛，后又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决斗的前夜痛悟前非，忏悔自己往日的罪过，懂得了怜悯和宽恕；冯•柯连与拉耶甫斯基告别的那个夜晚风雨大作，两个往日的仇敌在“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真理”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可是当冯•柯连的小船在不安定的、乌黑的海洋上绕过巨浪，艰难前行时，拉耶甫斯基若有所思，想到了人也是如此寻求真理，进两步，退一步，也许他们终于会找到真正的真理。 在《大学生》（1894）中，神学院大学生伊凡•韦里科波尔斯基在寒冷的夜晚心灰意冷，觉得从留里克时代起，贫穷、饥饿、愚昧、荒凉就一直统治着俄罗斯，从未有过丝毫改变。他向母女两代寡妇讲述了一千九百年前使徒彼得也是在如此寒冷的夜晚三次背弃基督的故事，同样的寒夜，同样的篝火，同样的失声痛哭，这一切让大学生灵魂中涌起了欢乐，体会到历史链条的共振，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漫漫长夜，冷冷霞光并未改变，大学生的乐观主义显得如此天真。 在《文学教师》（1894）中，刚刚结婚的年轻教师尼基丁在一个下雨的午夜猛地想到自己个人幸福的渺小，日常生活满足的虚幻，忽然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想要到广大的世界中去闯荡，去奔走呼号，一种新的、不安定的、自觉的生活在心中酝酿。 《三年》（1895）的第十三章中拉普捷夫在大学时的同学亚尔采夫原本很像《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祖米兴，相信自然科学，承认生活法则，断言文化为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在黑夜的莫斯科近郊树林中，他在恍惚中看到了历史上波洛韦茨人抢劫、火烧莫斯科的可怕场景，领悟到文明虽在前进，可是古老而饱经劫难的俄罗斯民族还会遭受很多的痛苦和患难 。 《姚尼奇》（1898）中的医师斯达尔采夫，在还没有变成姚尼奇的青春岁月，满怀幸福的期待在黑夜的墓园苦苦守候幻想中的恋人，同样看到了墓园大门上的字：“时候要到……”。在这个静谧温顺的世界里，每棵漆黑的白杨、每个坟墓都使人感觉到包藏着奥秘，预示着另一种美妙永恒的生活。直到教堂的钟色响起，他才想到这不是安宁和恬静，只不过是虚无产生的愁闷和断了出路的绝望罢了。 从这一夜开始，斯达尔采夫开始了向姚尼奇蜕变的第一步，在纯洁的爱情中加上了关于“丰厚的嫁妆”的考虑。 《出诊》（1898）中年轻的住院医师在在黑夜里感到，虽然工厂有现代化的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但愚昧和粗暴和水上建筑、石器时代没什么两样，作为医生，他为时代做出了诊断——是魔鬼的力量在支配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原始时期到今天一直如此。 在《公差》（1899）中，年轻的侦讯官雷仁两年前刚刚大学毕业，“与其说像个文官，不如说像个大学生”（10，324），因公差耽搁在一个偏远小村内，夜听风雪之声，领悟到底层的人民承担了生活中最沉重的苦难和哀痛，自己以往把这穷乡僻壤的生活当作偶然、生活的片断，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契诃夫笔下的年轻人，为了探索人生的真谛，陷入了沉沉黑夜之中，不断迷失方向，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一点和托尔斯泰笔下主人公“复活”式的精神觉醒有着天壤之别。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中，主人公临死前的意识钻进了一个漆黑的洞穴，只因一念向善，生起怜悯之心和对他人的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一生都是蝇营狗苟，却忘记了人最宝贵的生命，于是幡然悔改，终于见到了一片光明[13]（114-115）。而契诃夫却让自己的主人公们在黑暗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天真幼稚，有的荒谬不经，有的真诚恳切，更多的是碰上了新的问题，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境况。 可是，在契诃夫的艺术世界中，对夜的黑暗，也就是对生活问题的不确定答案感到恐惧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在契诃夫的手稿中，留有他未完成的剧本中所罗门的一段独白，表达了这个著名的智者在面对生命之夜，无法探知存在奥秘时体验到的恐惧： 唉，生活是多么黑暗啊！就连我在儿童时代所害怕的夜间的黑暗，也比不上现在这种使人弄不懂的生活那样黑暗得使我害怕。〈……〉我生活在黑暗当中，绝望和恐惧使我战栗；我看到和听到的每件事情，都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为什么这是早晨？为什么太阳要从寺院背后升起，并把棕榈树染成金色？女人为什么这样美丽？那鸟儿要急急忙忙地飞到哪里去？那鸟儿和它的子女以及它们匆匆飞去的地方，如果也要像我一样要化作尘土的话，那么，那样的飞翔可是为什么？唉，我要是没有生下来，要是上帝没有给我生上眼睛和思想，像一块石头那样，那才好哩。我想使自己的身体在夜幕降临时疲劳下来，昨日，我像个普通的脚夫般地在寺院里搬了一整天的石头，然而现在已经到了夜间，我还是不能入眠。……[14]（3） 4． 契诃夫在1889年完成的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遭逢到自己个人生活中的“麻雀夜”（“有些可怕的夜晚，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民间管这样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碰到过这样一个‘麻雀夜’——8，61）。在这个可怕的夜晚，老教授的女儿丽扎和养女卡嘉因为找不到生活指导而痛苦万分，她们分别向老教授请求帮助，然而老教授自己也体验到将死的恐惧，眼睁睁地瞧着身边的人在他面前沉沦却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反思，发觉“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有关科学、戏剧、文学、学生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总体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8，69）而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总体思想”，他过去为科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契诃夫同时代的批评家们一向把1888-1889年契诃夫作品中探讨人生意义的作品同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提并论，企图说服读者：契诃夫的这部小说具有模仿性质，是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题变奏（参见：8，470-471——题解）。可是契诃夫小说的非宗教性与托尔斯泰提出的宗教救世方案（信仰——是托尔斯泰的“总体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自己也说，他“关心骨髓的发展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8，17）。 在1886年的短篇小说《难处的人》（第一版）中写道：“某些人的生活里常有不幸，例如亲人的死亡、自己受审、身患重病。这类事情猛然间，几乎彻底改变了人的性格、习惯，乃至世界观。”比亚雷援引这段话后断言，这句话里包含着“整个艺术纲领，契诃夫在此后许多年里贯彻了这一纲领”[5]（276）。的确，我们在《哀伤》（1885），《灾祸》（1887），《林妖》，《决斗》，《洛希尔的提琴》（1894），《凶杀》（1895）等作品中都看到了这一动机的反复。该研究者接着论证，推动《没意思的故事》的叙事者进行讲述的动机就是“最普通和完全无法治愈的疾病，病名叫衰老”[5]（278），在病症的死亡威胁下，老教授最终明白，他的生活缺乏“总体思想”，而如果没有这种统领一切的思想，人的生活就是有缺陷的，任何一桩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信念的崩溃和彻底的绝望，由此推断，契诃夫这篇小说带有自抒胸臆的味道。 这样，比亚雷的阐释就接近于米海洛夫斯基早在1890年就做出的论断，后者认为契诃夫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对总体思想的“向往”，要知道米海洛夫斯基作为19世纪末先进思想的教父一再要求契诃夫“形成他自己的总体思想”，或者至少成为“向往总体思想而且痛苦地感到缺了它就不行的诗人”（参见：8，470——题解）。这一论断在今天也甚为流行，为了证明这一点，许多研究者引用契诃夫1888年11月28日写给苏沃陵的信：“我的短篇小说〈……〉用大家早已熟悉的一种情况结束，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东西。”[3]（112）可是，契诃夫大概注定是不会用“大家早已熟悉的一种情况”进行艺术说教的，信中所说的小说并不是《没意思的故事》，而是一篇永远没有完成的作品。与此相反，契诃夫针对人们把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寻求“总体思想”的苦恼算在作者帐上表示出十分强烈的抗议：“如果我献给您的是教授的思想，那么您得相信我，不要在那里面找契诃夫的思想。”契诃夫强调的是，小说中表达的任何见解（“总体思想”的必要性）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它们的表现方式，它们的根源” [3]（150），也就是作家通过小说文本的叙事情境所传达的艺术内涵。 М. М. 斯米尔诺夫指出，推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讲述的动机“不是寻找真理，而是不愿意赞同讲故事人所过的生活——被毫无希望毁坏的作品。不可能再修复这个作品了……”[15]（224）。我们仔细研读作品发现，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过去的生活是美妙丰富的：他的工作勤劳而有才能，为人谦逊正直，宽容和善，热爱自己的学生，掌握了讲课的灵感和奥秘，懂得创造性劳动的欢乐。更重要的是，教授始终全心全意地崇尚科学，即使他的生命所剩无多，到了应该关心一下坟墓里的黑暗问题的时候，他却与年轻时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身。”（8，17）他对科学的热情程度，比之他鄙视的“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的书呆子解剖员也毫不逊色。由此可见，在他过去的光辉灿烂的学术生涯里，对科学的信仰一直就是支持他取得各种成就的“总体思想”。 只是到了老年，疾病发出的死亡威胁迫在眉睫，又患上了失眠症，他这才“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8，6）。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为这场疾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原有的宽容豁达，产生了“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恶毒思想，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生活，用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卑劣蒙哄自己，对身边人的痛苦和迷茫漠然置之，最终用缺乏“总体思想”来解释这一过程。 斯米尔诺夫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中说，关于缺乏“总体思想”的想法“对于经历危机的主人分来说恰恰只是疾病的症状，不多也不少” [15]（219），然而这就把艺术家契诃夫的诗意描述单纯归结到了医生的病例诊断上了。事实上，《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的痛苦是真挚感人的，在生命的晚期所作的道德重估充满了真诚的勇气，作者对他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全部的问题不在于“总体思想”，不在于契诃夫发表的“在剧院、文学方面的惊人看法”多么惊世骇俗，而只是在于主人公陷入的那个“绝境”[3]（150）。 在苏联时代关于《没意思的故事》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考证契诃夫所说的“总体思想”具体指的是哪些社会思潮，他们认为契诃夫有关“总体思想”的论述与80年代末著名的政论家们——Н. В. 谢尔古诺夫，Е. А. 安德烈耶维奇，А. В. 阿姆菲捷阿特罗夫——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产生了“共鸣”，而这一共鸣就是契诃夫先进思想的标志。这种做法无异于从阐释者的主观立场出发把艺术作品当作了社会学研究的等价物，必然是牵强附会之举[16]（268）。 在此我们认为，《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苦苦求索的“总体思想”不是任何确定的社会思潮、艺术见解、政治主张，须知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即使在卡嘉面前无言以对的时候也不屑于“说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给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8，58）。而“献身伟大的艺术”这类老生常谈更是引起了卡嘉的反感。看来要解开这个“总体思想”之谜，还得从老教授为何跟奴隶一样“发牢骚，出怨言” [3]（151）的“绝境”入手。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在生命的晚期陷入了什么样的绝境呢？主人公在回忆往日的美好岁月时也没有用笼统的套话来批评当前的现状，他列举出的都是些细微的“琐事”，如大学校舍的破败，剧院没有干净的水，学生们抽烟、喝酒等等，这些琐事虽然微不足道，可却让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失去了“皇帝的权利”，被“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恶毒思想控制，痛骂当前的一切。 我们同意爱伦堡在自己的长文《熟读深思契诃夫》中的说法，认为老教授和契诃夫“所痛苦的是没有生存的真正和谐、美好和人性”[17]（124）。的确，契诃夫小说中所说的“总体思想”具有不确定的性质，它不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救赎，不是各种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而是把所有这些烦扰人心，破坏生活和谐的琐事一一纠正过来，因为“琐事”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是“那么的多，它们构成了整个生活，如同沙子堆成山一样！”（7，270-271）在此可以套用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的著名公式：契诃夫不需要任何“必需的东西”，但他不能“缺乏多余的东西”[18]（18）。 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真理，但永远也找不到完整的真理，只能是在茫茫黑暗中不断迷路，唯一所能做到的只是发现自己原先当作指路明灯的“总体思想”是多么荒谬，现实是多么的复杂。随着发现的不断深入，主人公命运发展的不同可能性无限增加，而得出的结论也越来越不确定。契诃夫使用“黑夜”这一隐喻，把人类千百年来对真理的追求比作黑夜中的摸索，其间虽有思想的火花划破夜空，但终究无法驱除黑暗，从而陷入了对黑夜的恐惧和绝望之中。但这种探索本身却证明了人类克服愚昧无知的勇气，也是未来美好理想实现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意]但丁：神曲[M]，王维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2]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 [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 汝龙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4] Катаев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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