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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思考成功和失败时，我很少会想到自己的理想，而是更多地会去想我的孩子——艾灵顿。在我的感觉中，我或多或少已经兑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艾灵顿呢？一切皆有可能。我是在艾灵顿出生时开始筹划这本书的，并计划在他度过第三个生日之后出版，因此，我撰写这本书的几年时间，按照神经学家的观点，恰好与艾灵顿人生中最关键的阶段不谋而合——因为这也是儿童发育最重要的阶段。撰写这本书的过程，尤其是与大脑研究（如本书第一章所述）领域的不期而遇，对我认识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艾灵顿出生时，我还是一个因为认知假设而焦虑不安的父亲，担心他不会在自己的人生中收获成功，于是，我把一大堆智力认读卡和莫扎特的CD搬进产房，每天用这些启发工具对他狂轰滥炸，直到他在幼儿园入园考试中拿到了一个让我心满意足的成绩。但我接触的大脑研究学者却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们指出，人生最初几年的确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最应该获得的能力却不是通过认读卡可以得到的。 这倒没有让我突然开始不再关心艾灵顿的阅读、写作或是加减法计算能力，但它的确让我相信，不管我是否关心，艾灵顿迟早都能掌握这些能力，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在书香门第里长大的，他有一对喜欢阅读和对数字有着敏锐感觉的父母。相反，我唯一不敢确信的，就是他的性格。 诚然，在谈论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使用“性格”这个词会让人觉得有点荒唐。人的性格培养的确取决于文化、家庭、基因、意愿和命运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也确实存在着我们无法解释的诡异和神秘。但我认为，新一代神经学家最有意义的发现，就是新生儿脑化学与成年心理学之间强大的关联性。这些科学家们发现，作为人类最高贵、最复杂的品质，性格最根本的内涵源于婴儿的发育期，在他们的大脑和身体中，某些特定的化学物质发生了最普通的机械性互动反应。显而易见，化学绝不是命运。但这些科研人员却告诉我们，造就一个勇敢、善良、聪明、有好奇心的成年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保证在他们还是婴儿时，让“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正常发挥作用。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并不神秘。首先，尽可能地保证他们免受严重创伤和长期性压力；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为他们提供一种安全稳定的抚养关系，确保这种关系的另一方至少为父母之一，当然，最好是父母两个人。 在艾灵顿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研究来自迈克尔·米尼。虽然羞于承认，但说句实话，每当我和小艾灵顿一起玩的时候，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幼鼠。实际上，我一直在思考，做一个坚持“舔舐-抚摸”抚养模式的母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发现，那些采取高LG式的母鼠显然不属于直升飞机式的父母。它们不会焦虑不安地在幼崽头顶盘旋缭绕，也不会一刻不闲地舔舐和抚摸幼崽。它们的“L/G”会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自己的孩子正在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压力。似乎母鼠只是想通过重复让幼崽们掌握一种有价值的技能：如何管理过热的压力系统，并使之恢复到安静状态。对于人类的婴幼儿，我认为，这种能力表现为在经历了暴怒或是受到严重惊吓之后能尽快地恢复平静，而这也正是我在帮助艾灵顿学习如何面对生活时最看重的东西。说得更明白一点：我不会舔舐我的儿子。说句实话，我甚至很少抚摸我的小艾灵顿。不过，如果将这种高“L/G”的抚养模式转化为适应人数的方式，应该体现为大量的安慰、拥抱、谈心和保证。而在艾灵顿很小时，这也是我和妻子宝拉给予他最多的东西。我感觉，在艾灵顿处于婴儿期的时候，这些举动注定会比其他呵护形式对他的性格产生更大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他未来的生活是否幸福，事业是否成功。 但是，随着艾灵顿的不断成长，随着不计其数的父母先于我发现，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爱和拥抱。他们还需要守纪、规矩和约束；需要有人对他们说不。而他们最需要的，则是与他们承受能力相适应的逆境，一种让他们摔倒然后又能无需帮助、独自站起来的机会。这对我和宝拉来说更难——因为与拥抱和安慰相比，它们显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我也知道，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中，这还仅仅是开端而已，和所有父母一样，一方面，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让孩子们应有尽有，保护他们避免一切伤害，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如果真希望他们成功，就首先要他们学会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需要帮助孩子们学会接受失败，克服失败。学会如何应对失败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重要性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这个观点也是贯穿本书各章的一个主线。而318中学的国际象棋教练伊丽莎白·斯皮杰尔在这方面就是典范。她自始至终都认为，她的学生注定要遭遇无数次的失败。而且这也是所有棋手的必经之路。在她看来，自己的工作并不是保护他们免遭失败，而是教他们如何从失败中学到东西，如何真诚地认识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敷衍了事甚至是视而不见，以及如何正视和克服失败的根源。斯皮杰尔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些，他们肯定会在下一次做得更好，就像史蒂夫·乔布斯在二进苹果公司之后所经历的那样。 经过与河谷乡村中学的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谈话，以及随后与很多私立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沟通，我发现，对所有看过《纽约时代周刊》这篇关于性格的文章并且想进一步了解这个话题的人来说，这正是他们最担心的东西：为了让孩子们远离逆境，他们接受了太多的庇护，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培养克服失败并从中汲取教训的能力。在对河谷中学进行调查时，我经常感觉到，当下富裕阶层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焦虑情绪，人们觉得，美国精英阶层的传统教育体系已经出了问题：尽管顶级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为我们的年轻人提供最炙手可热的文凭，纯熟高超的解决问题能力，但却不能让他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今天，在成功的企业家当中，来自美国顶级大学的毕业生越来越屈指可数；敢于突破传统、离经叛道的人越来越少；真正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日渐稀少；实际上，除了投资银行家和管理顾问之外，一切都在越来越稀缺。最近，《纽约时报》披露，在2010年毕业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中，36%进入金融业，还有26%进入了以普林斯顿命名的各类服务业，尤以管理顾问为主。换句话说，这批毕业生的一半以上最终落脚于投资银行业或咨询业，而且这还是金融业在2008年濒临崩溃的时候。（而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在这两个行业就职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比例更是高达3/4左右。） 某些分析师认为，我们把众多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送进这个不以体现个人成就或深层次社会价值而著称的行业，这正验证了很多河谷中学教师的担心：尽管孩子们学习非常勤奋，但却从未面对艰难的抉择或是真正的人生挑战，尽管他们在进入成年人的世界时不乏能力，但最终还是茫然而不知所措。2010年，一位名叫郭庾信（JamesKwak）的经济学博主兼法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意义深邃的博客：“为什么哈佛大学的孩子们会一股脑地涌进华尔街？”在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郭庾信和很多同学一样，找到了一份管理咨询师的工作。他在博文中解释，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人踏上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创造了一条简单易行而且难以抗拒的道路。 《性格的力量:勇气、好奇心、乐观精神与孩子的未来》，[美]保罗·图赫著，刘春艳、柴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