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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察20世纪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我们认为其基本判准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此前提下，其核心诉求和演绎逻辑由三大部分构成：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必先得尊重、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在际会时代潮流、灌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文化民族主义反对西化，但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化自觉基础上的以文化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现代化思潮。 关键词：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文化复兴（文化现代化）；民族复兴（现代化）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真正觉醒、自觉追求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时期。20世纪中国出现了一股认为中华民族复兴有赖于中华文化复兴的民族主义思潮，学术界一般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伴随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化自觉意识形成而形成，与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化意识交相催化。其基本主张是：以民族文化复兴生成民族国家意识，凝聚民族国家认同，从而推动民族国家独立和民族国家复兴。它萌发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国粹”和“新民”两大思潮的交互催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导向下逐渐成形。此后，在“西化”和“重新估定一切”的现代化呼声的激励下，上世纪20——40年代，特别是30年代；港台50年代以来，以及大陆90年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 观察20世纪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我们认为其基本判准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此前提下，其核心诉求和演绎逻辑由三大部分构成：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必先得尊重、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在际会时代潮流、灌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本文从此三方面展开分析，以对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进行历史定位。 一、民族复兴（现代化）必先有民族文化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 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文化民族主义从现代化主体的民族意识认同和精神动力的角度出发，认定民族复兴必先有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意识复兴，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聚合动力。 梁漱溟、张君劢、牟宗三、罗光等认为，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生命态度”或“生活态度”具有延续性和生命力，只要让它继续保持活力，就能够形成对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员。梁漱溟认定“中国复活”的“唯一无二的路”就是：“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只是一种文化态度，文化态度源于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文化精神。他强调：“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他的文化，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因此，“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动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要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他期待：若真出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民主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①张君劢主张复兴作为一种现代化思想方法的儒家思想。他认为儒家思想是基于一些原则的：如理智的自主，智慧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以及质疑与分析的方式。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一种可以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或先驱。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②罗光认为民族文化即民族生活。民族生活是活的、流动的，是民族的生命。民族复兴，即民族生活的继续、民族生命的延续。历史是人类生活的经历史，是活的生命，是继续的生命。代表这种继续的生命，就是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乃是这个民族的生活。前代人的生命，流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现代人的生命，流在后代人的生活中。③牟宗三也认为文化生命影响民族生命，因此，文化生命不可摧残。④ 钱穆恒信民族复兴，但强调其前提是：要有民族自信心复活和民族意识复兴，而归根结底要有民族文化复兴，即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尊重，和随之而来的民族情感皈依和民族意识认同。他说：“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⑤民族情感是民族前进的动力，而民族传统能够激扬出深厚的民族情感。“全世界一切事变，一切纷争，可谓民族情感为其主要动力。而民族情感则是大传统来。”⑥现代化离不开本国国情。国情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忽视自身传统，不加分析地接受外来的东西，正是20世纪以来中国思潮的一个偏向。这使钱穆甚为担忧，因为“若昧失了中国历史文化之固有特性而仅就世界形势来求中国问题之解答，则不仅会阻碍中国之前进，而且将更添世界之纠纷。”他认为，要挽救中国，不能靠外部力量，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要挽救中国，其基本的力量，并不在外面物质的援助，与世界共同的呼号。更重要的在中国民族本身自有的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而且我们认为，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不仅对此后新中国之建立为必要，而且对世界大同与人类和平有必然可有之贡献。”⑦ 本位文化建设派呼吁“以文化养成民族性”、造成“自信心”。1935年，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起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运动。他们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宣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⑧在回应学界指责的《我们的总答复》一文里，他们强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⑨张东荪也基本认同本位派的观点，他把中国近来的一切祸患归之于国人“太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了”。他说，这二三十年来，欧化东渐，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人的长处，同时又只看到自己的短处。凡社会上所崇拜的人大抵是痛骂本国文化的人。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固有文化这样看不起，便自然而然失去了自信心。中国以后要竞立于世界各国之林，除了走上民族国家道路外，别无其他出路。而凡民族国家无不宝贵其国自己的文化。假使我们对于固有的旧文化不能使其再发新芽，而只是把外来的新种移植进来，则中国的民族性便无法养成。⑩ 二、民族文化复兴必先得尊重、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 传统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文化民族主义主张由传统中求现代化。理由是：传统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基本的国情平台和各种思想精神资源。傅斯年认为，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11张君劢观察到，现代科学与古代思想同样基于思想合理性原则。现代与古代，不是像意义与无意义或者黑与白那样的分别，而是在准确程度上有差别而已。12徐复观指出，客观存在的文化都有一种普遍而永恒的常道，我们今天的问题关键是：在新的具体的条件之下，应该作何种新的实践，使其能有更完全更正确的显现。13钱穆发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有一线索贯穿其中：意义价值或生命传统。因此，“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 14冯友兰主张现代化，但认为在基本道德或基本的精神力量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或不现代化的。15张东荪相信“保存国粹与从事欧化乃是根本上不相冲突的”，文化传统不能凭空斩断，而移植外来的，否则会影响自身的消化力。16牟宗三认为，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各种内在资源。17 文化民族主义对复兴中华文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内在责任感。梁漱溟及其后的新儒家和30年代的本位文化建设派等表现得尤其鲜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宣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18本位文化派对“文化领域没有了中国”显得特别忧虑，强烈要求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 如何尊重、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张君劢提出善意新解论（本位文化建设论）；张东荪提出健全主体论（培育消化力论）；钱穆提出“由传统中求现代化”论（意义认同论）；冯友兰有精神力量论（新“中体西用”论）；牟宗三有儒家使命论（“新外王”论）；徐复观有“常道显现”论等。 张君劢主张从善意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重新加以解释，建设民族之现代“本位文化”，以“范围国民心志”。他坚持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不可舍己循人”。他说，新文化（含新制度）建立，犹如种树，要先考本国之地宜，否则无从运用。民族文化建设贵在“自立”、“为己”，树立“自信力”。而要“自立”、“为己”，当推本于过去，“于四千年之历史中求得其精义”。不可“日日瞪眼以静待世界之变，因他人之变而效颦”，也不可“专毁谤先人以自眩其新奇”，要能窥见前人制作之精意，“择其行于古而适于今者以为圭臬”，建设民族之现代“本位文化”。就世界范围而言，现代民族本位文化的根本要义是“不忘其本族之利害”。“其教民也，务使人人识字，人人通晓爱国大义，惟分子之健全也，而后国家赖以维护；其理财也，务使人各有衣食，且能使有积储；其练兵也，有通国皆兵之制，人尽其卫国之责。”其健全国民之方法，有文字教育、智识教育和人格发展教育。尤其要注重人格发展教育。具体有三：家庭教育除了“导之以义方”，“更许以随时表示其好恶，以养成独立判断之能力”；社会教育则“赋予言论结社之自由”，“许其各行其是”；公共关系教育方面，则在遵循“两造相守”之“公平竞争之原则”的基础上，允许自由“表示其所长”，而“不至于相残相害，以损社会之元气”。20 张东荪提倡“以国粹健全主体消化力”的命题。他认为，一个民族所以能够吸收外族的文化，必定自身具有很强的消化力。张东荪对“消化力”的解释是“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他主张“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然后方可以吸取他人的文化。”如何“恢复主体的健全”？他的方法是：“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而中国“固有的文化”的代表是“只是讲做人的道理”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西方思想中很难寻到与他相等的，所以这一方面非但不应该打倒，并且应该提倡”。但儒家道理只可为内心修养之用，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及对社会的关系，对自然的研究则须完全依赖科学。21他强调：“保存国粹与从事欧化乃是根本上不相冲突的”。必须发见：中国固有文化有些地方不但不与新文明相冲突，并且可以并存而相辅的。因此，张东荪寄希望于“整理国故”，认为“整理国故”所负的使命实在很大。22 钱穆认为传统乃现代化之本始，主张“由传统中求现代化”。如果“竞尚现代化，置传统于不究。无本无始，又何望于今。”连接传统与现代化的线索是意义价值或生命传统。“人生一切意义价值尽在记忆中，即尽在传统中。唯此一传统则势必现代化，亦不得不现代化。”由此，“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他指出，西方现代化亦自有传统，而中国近代言现代化，必反中国自己之传统，而不反西方传统，实际上是西化而并非现代化。传统必须随着时代变化而转进，“倘我中国人，亦自随其已往之传统德性而为变，则在现代化中，尚可容有中国传统之存在。亦自可有孔子与中国人之存在。”就生命传统的皈依而言，传统可以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认同和整合。“近代中国人高呼现代化，当于自己传统有其一番记忆与回溯之心情。”23冯友兰也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或“道德力”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冯友兰积极提倡现代化，但认为在基本道德或基本的精神力量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或不现代化的。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可变者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 不可变者无此问题。冯友兰说的“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或“道德力”特别指“墨家、儒家的严肃，及道家的超脱；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满不在乎’。”24 牟宗三认为儒家与现代化并不矛盾，他提倡“通过儒家使命实现现代化”。他指出，有人以为传统儒家的学问对现代化是个绊脚石。因此，似乎一讲现代化，就得反传统文化，就得打孔家店。事实上，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即从儒家内部的生命或内在目的中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惟有如此，方能讲“使命”。他提出警告：文化生命不可随意摧残，摧残文化生命，同时就影响民族生命。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个主流是不能放弃的。25 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里含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常道，而现代化就是这种常道在现代的实践和显现。因此，他主张：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应该再是五四时代的武断的打倒，或是颟顸的拥护。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后面，以发现贯穿于历史之流的普遍而永恒的常道；并看出这种常道在过去历史的具体条件中所受到的限制。今后在新的具体的条件之下，应该作何种新的实践，使其能有更完全更正确的显现，以汇合于人类文化之大流，且使野心家不能假借中国文化以济其大恶，这才是我们当前的任务。26 三、在灌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民族文化与时俱进 文化民族主义主张中国必须义无返顾地走现代化道路。牟宗三说：“我们要自己做主，要继续生存下去，现代化是我们必得做的事。现代化虽发自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现，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个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应当承认它。”27 文化民族主义主张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中国文化也应该现代化，但认为现代化要遵循两大基本原则：“因时（现代）制宜”和“因地（中国）制宜”。文化民族主义坚持民族文化进步论和创新论。“我们所主张的中国本位，不是抱残守缺的因袭，不是生吞活剥的模仿，不是中体西用的凑合，而是以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和准备为条件的创造。”28他们再三强调，“中国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是它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民族性），即“此时此地的需要”，也即“现代中国的需要”。29“所谓保守，所谓复古，都违反历史的本性，也就违反民族文化的原理。”罗光强调，“民族文化是继续向前进的，不能保守也不能复古。”30 文化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文化建设应遵循“不可舍己循人”（坚持主体创造性）和“应知因时制宜”（贯彻时代精神）的原则。张君劢说：“文化之改造，非易事也，舍己而求人，是为忘其本根，采他人之方而不问其于己之宜否，是为药不对症，心目中但欣羡他国之制，而忘其本身之地位，是为我丧其我。虽欲建树而安从建树乎？”31 梁启超倡行“文明化合”。“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32唐君毅提出“新其德，通其变”的文化现代化原则，要求“转百年来被动接受西方文化冲击之态度，而自动加以摄受。”摄受采取的方式是：“宏纳西方学术文化之众流”，以展开分途充量发展之中国人文世界。33 基于对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渴求，站在文化普适性的立场，文化民族主义强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主张在推见文明发展共通之公理的基础上对欧洲文明“大吸收”。34张东荪说：“我们须知西洋文化实在已不仅是西洋的了，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我们采取西洋文化不是直抄他民族的东西，乃是吸收人类公有的东西。”35从文化发展规律和现代性的实际情况来看，唐君毅认为“文化上欧风美雨”，乃“天之所以涤荡中国文化之尘垢与虚饰，使中国民族精神，将吞吐百川于大海之开始。”36但根据西方现代文化的工业文化和理性文化类型，主张主要学习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或工业性方面，而非民族性、个体性方面。冯友兰说：西洋文化是代表工业文化之类型的，凡与工业化有关的，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学的是工业文化，不是西洋文化。与工业化无干，就是我们不必学的。37 那么，我们如何在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吞吐百川”呢？文化民族主义主张以我为主体，在切实加强自我吸收与消化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 蔡元培主张根据中国文明的消化能力和消化过程渐进地有选择地吸收欧洲文明，“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不可“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浑沦吞之，酿成消化不良之疾。我们不可不注意的是：“审慎于吸收之始”。“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38梁漱溟主张对欧洲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在此基础上，“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拿出来”。梁漱溟强调：中国国民受东方化的病太深（梁漱溟特别指出，中国人太不争权夺利。他呼吁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以护持个人生命财产一切权利），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简直不会营现代的生活。非切实有一番文化运动辟造文化不可。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意欲持中的中国文化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39 张君劢坚持“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40但强调“吾族既为现世界之一员，不能不采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41他指出：中国旧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他一番。西方文化中如个人独立之精神，如政治上之民族主义加科学上之实验方法，应尽量输入，否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但对西方文化必须“以批评的眼光对待之”。尽量输入，与批评得失，应同时进行。42回顾历史，张君劢指出：15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开启了现代化历程，突出表现有三：一是民族国家兴起。民族国家又以人民为中心。二是民族国家注重养成健全国民。除文字、智识教育外，人格发展为第一义。以养成国民独立判断的能力和遵守公平竞争原则的意识。三是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知识日新。43中国在以上三方面要切实加强对欧洲文明的学习。从哲学和思想现代化角度出发，认为希腊和现代的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的复兴，能提供很多建议。不过，要利用已有的泉源来复兴中国思想。把未来的中国哲学思想放在广大的基础上。依照孔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让所有并行的路各行其是。44 张东荪比较了中西道统的历史发展与核心理念后认为，中国虽自有其道统（儒家文化），但不能不吸收西方文化（包括三个道统：耶教思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现代西方文化是整个儿理智性的文化，我们中国必须把这个理智的文化接受过来，只限于在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适用孔孟之道而已。必须有科学来负解放之使命，把文化上固态足以拘束我们观点的为之打破，以自由来发展人格，完成公民；以经验来纠正迷信，辅助科学。这都是中国今后所不可缺少的。当然，西方文化不是静止的，20世纪比19世纪有很大不同。19世纪的西方文化侧重自然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经验主义等，而20世纪的西方文化则涌现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国际主义、情感主义、全体主义和统治主义等。中西文化的冲突，加上西方文化本身的冲突，导致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出现特别的困难，解除现代文化上的矛盾是必仰仗西方与中国共同努力。45 冯友兰则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出了新诠释，他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须填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自清末至今，中国所缺的，是某种文化的知识、技术、工业；所有的，是组织社会的道德。46西洋文化是代表工业文化类型的，我们学的是主要应该是西方的工业文化。471989年，冯友兰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进程：武器——基督教——工业——政治——共和——文化（特别指民主与科学），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这个发展一步跟一步，一环扣一环逼出来。早在1922年，冯友兰发表于美国《哲学杂志》的文章《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认为“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不过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进化，而并非革命，即中国文化的自我觉悟和自我检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冯友兰认为，“科学”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承认，但关于民主，还没有一致的见解。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48 钱穆与贺麟更强调学习西方的现代精神文明，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钱穆指责中国人大抵鄙其宗教（在此主要指精神文明与精神动力）而尊其科学，而中国人所羡者，实乃西方科学应用之效果，非西方科学精神发明之源头。“近百年来之中国人，遂以其急功近利之浅薄观念，自促其传统旧文化之崩溃，而终亦未能接近西方新文化之真相。”钱穆主张“回头重认中国传统文化之真价值”，对东方文化必将有“新估价”，以“大气包举”的中华气度“认识西方文化之真精神”，最终达到中西文化“融会调和”。钱穆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内在地具有对外来文化接受消融的能力和传统，“直上直下，无粗无细，在内在外，兼容并包，如纳众流于大海，泱泱乎诚大平原民族文化应有之征象也”。参照以往的历史经验，钱穆认为，再历三百年之期，中国文化才能对西方文化“充分接纳消融”，“完成其东方文化之创展过程中所遇最艰巨之第三步（继融会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之后）工作”。49贺麟吸受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性精神”论，认为，自中西文化接触以来，我们对西洋文化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也没有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我们一向只看到西洋文化的外表，而没有把握其核心。即使到了五四，觉得应该学习西洋的思想和精神，但当时实际上注重的西洋思想仍然只是实用主义的民主与科学，却根本认为不需要较高深较根本的纯正的古典的哲学、艺术，特别是道德和宗教。我们仍然只是注意到西洋文化的用，而不是体。我们不仅物质文明不如西洋，精神文明也不及西洋，必须向人家学习。在精神文明里面，尤其是那支配人思想、意志、情感和生活的宗教，更值得我们注意。要中国能赶上西洋，要提倡科学、民主、工业化，则当同时采取西洋基督教的精神，以作科学、民主、工业化的精神基础，而补救我们原来宗教的消极空寂之弊。50 牟宗三倡行学习西方的“商业精神”和“科学与民主政治”，以开出中国儒家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亦即其本身的现代化，首先即是要求“新外王”。指出，中国人的文化生命浪漫性格太强，缺乏“英美民族的事功精神”或者说“商业精神”。中国要现代化，就要自觉实现事功精神。并从学术的立场，给予这个事功精神一个合理的安排、合理的证成。儒家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就是要藏天下于天下、开放的社会、民主政治、事功的保障、科学知识，这就是现代化。集中来说，是“科学与民主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的出现，事功才能出现。民主政治所涵摄的自由、平等、人权运动，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之所在。假如在这个时代，儒家还要继续发展，担负他的使命，那么，重点即在于本其内在的目的，要求科学的出现，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现——要求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51 罗光比较了中西古今文化的异同，主张既学习西方文化动的、向前的、科学的方面，又保留中国文化静的、回省的、循环的、谐和的、人本的方面，让中西文化在现代性中融合发展。他分析道，西方的现代文化继承外向冲动、多元、严格的推理逻辑、信仰基督的传统欧洲文化，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以理性为标准，乃成为一种工商文化和科学文化。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一种农业社会的文化，为儒家主流的文化。儒家以人文思想加入于农业生活之中，致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重礼，重家族，重孝，重义；守中庸，守位；乐天知命，不苟进取。过于保守，惰性力强；陶醉于自然，忽略严密的思考；以文人为重，轻视工商，荒废科学研究；宥于现实生活以内，所有精神享受，都裹在物质以内，虽愿超脱，却流于追求现世的长生。 从整体文化现代化来看，中国文化无疑要向西方文化学习。中国传统的静的文化，要变成具有动性的文化；然而动中要有静，不要学西方的动而使人生忙碌没有自己安定和回省的机会。传统文化中的循环观念，要加上西方文化的向前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人在自然界中相谐和，要加上西方文化对自然界的研究。传统文化中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不要学西方文化以我为中心，而失去与上天相接近的知人知天，更不要失去民物同胞，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传统的仁为生生，为互助，为参天地的化育。我们要用科学，用机械，发挥生生之道，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完满，更充实，更有信心，使中华民族具有蓬勃生气，延绵不绝。52 结语 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文化精神为民族精神之灵魂、以文化复兴为民族复兴之要径，倾情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它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经济民族主义倾心于“实业救国”与“商战救国”，在经济上捍卫民族国家权益；政治民族主义则偏重于实现民族解放，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而文化民族主义则试图通过振兴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标识和张扬民族个性和民族魅力，凝聚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达到民族国家的精神新生、精神完整与精神独立。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一道形成整全的民族主义谱系。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定位。而在有着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更是有着非同凡响的作用、影响和意义。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各派，包括表面上倾向于西化的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也有着浓厚的文化民族主义气息。53 文化保守主义不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并不保守，他们的基本立场恰如张东荪在1935年《正风半月刊》发表的《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一文表露的态度：今天中国决不是讨论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文化保守主义反对现代化，但文化民族主义认同而且诉求现代化。但他们强调“现代化终不能脱离传统”，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立足时代精神，更新本国文化。文化民族主义确信他们负有使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以时代精神灌注文化精神，从而挽救中国文化危机的使命。他们意识到时代要求他们担当起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毅然以弘扬中国文化为根本宗旨。复兴中华文化，就要推动中华文化与时俱进，认识时代，认清时代走向，自觉以时代精神更新中华文化的精神，以中华文化的新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之大业。在灌注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文化民族主义也不闭关自守，他们面向世界，胸怀全局。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学做一个“象样的中国人”。在世界还没有获致大同的民族国家时代，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优良传统，我们过去的失败，并不在体力上、知识上、智慧上比外国人差，而是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化理想的中国人。“中国人不能关着门做中国人。中国人必须得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来做一个人。”中国人必须了解“世界人类文化所包涵之大意义及其大趋向”。54文化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现代化，而且主张必须吸收世界现代文明成果而现代化。但是，文化民族主义反对西化，主张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要在同情理解并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完成。其立场，是民族的，也是现代的。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并非整齐划一，而具有丰富、多元与多变的特点。但整体而言，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有共同的趋向与认同：诉求现代化，但反对全盘西化；注重传统，又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提倡对本国传统心存敬意，保有认同与信心，看到它与世界其他文化的相异之处，又理解它是世界人类文化全体的一部分，需要在不断地接触中融合。文化民族主义的文化现代化目标是：“谋求中西文化之交流与调和”55。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有其独特的理念，主张“讲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他们是站在民族凝聚、民族认同和民族复兴的立场上，为着民族的利益和前途着想的，因而是值得尊敬和理解的。他们为中国文化向世界争取应有的重视及地位的苦心，也是值得赞赏和敬佩的。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看，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文化价值与文化理想无疑具有政治权力、军事武力和经济实力无法取代的精神魅力和外交穿透力。文化民族主义力量，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培育中华民族新精神，凝聚民族文化认同，提高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6、215页。 ② 张君劢：《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1965），载单纯：《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年，第57、73页。 ③ 罗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载《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82——383页。 ④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26页。 ⑤ 钱穆：《敬告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同学们》，载《新亚遗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8页。 ⑥ 钱穆：《传统与现代化》，载《晚学盲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1页。 ⑦ 钱穆：《研究所计划纲要》，《新亚遗铎》，第64页。 ⑧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 ⑨ 王新命等：《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10日。 ⑩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1935），载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7、400页。 11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 12 张君劢：《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1965），《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58页。 13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民主评论》第3卷第1期，1951年12月16日。 14 钱穆：《传统与现代化》，《晚学盲言》，第462页。 15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1938），《冯友兰文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160页。 16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1943），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17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23页。 1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1页。 19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 20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1936），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0、111、112页。 21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1943），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22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1935），载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98、399、400页。 23 钱穆：《传统与现代化》，载《晚学盲言》，第453、455、457、462、463页。 24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1938），《冯友兰文选》，第160、161页。 25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38页。 26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民主评论》第3卷第1期，1951年12月16日。 27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31、332、333、337、338、344页。 28 王新命等：《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10日。 29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 30 罗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载《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83、384页。 31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 3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20），载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5页。 33 唐君毅：《中国未来之文化创造》（1984），《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71、372页。 34 蔡元培：《文明之消化》，《东方杂志》第14卷第2号，1917年2月15日。 35 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19日。 36 唐君毅：《中国未来之文化创造》，载《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70、371页。 37 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 38 蔡元培：《文明之消化》，《东方杂志》第14卷第2号，1917年2月15日。 3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4、205、210、213——214、238页。 40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2月。 41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42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2月。 43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112页。 44 张君劢：《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63、72、73页。 45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1——232、234、235、236页。 46 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1938），《冯友兰文选》，第160、161页。 47 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 48 冯友兰：《建设新文化是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49 钱穆：《东西文化之再探讨》，《华文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6月。 50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读书通讯》第126期，1947年2月。 51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31、332、333、337、338、344页。 52 罗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载《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精神2》，第384——391页。 53 陈独秀在1920年4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的文章《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并不认为“新文化”就是搬运西方现代文化，而消灭中国固有文化，“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而“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新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胡适也主张在“一心一意地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整国故，再造文明”。傅斯年在1940年3月24日发表于《中央日报》的文章《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中，表示他反对复古，也反对欧化，而倾慕蔡元培身上体现出的中西文化融和的独特魅力。 54 钱穆：《农圃道新校舍奠基典礼讲词摘要》，《新亚遗铎》，第77页。 55 钱穆：《第二期新校舍落成典礼讲词》，《新亚遗铎》，第254页。（世纪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