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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的运动，不但会创造出激动人心的理论，掀起波澜壮阔的行动，还会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伟大的运动必然产生伟大的成果。而一场失败的运动所能贡献给人类的，充其量也就是一部乌托邦。 文化复兴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改变将带来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波及文化、政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 本文直接关注的是这场运动对价值观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影响，进而推测对政治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政治、文化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人们往往认为文化是虚无缥缈、软弱无力的东西，只有经济和政治才是真实而有力的力量。其实，文化不是消极的力量，不是其他力量的附庸，不会简单地、轻易地被经济和政治力量所改变。相反，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在受到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的同时，也会积极地影响经济和政治力量，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关键力量。这是政治文化学者尊崇的基本信念。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本文的基本分析逻辑。 本文的分析不是“书上来，书上去”式的空泛议论，而是脚踏实地的经验分析，所依据的经验资料来自我们的典型调查、积极分子问卷调查、10个城市的随机入户问卷调查。 一、预测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尽管他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否认文化因素的作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现代统治的结构。他指出，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政治社会中的统治和市民社会中的领导是一个有效的成熟的统治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葛兰西提出了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揭示了思想统治的重要性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植根于新教文化的特质之中。韦伯所创立的“理解的社会学”强调态度、认知、价值观是理解社会现象的关键性概念。托克维尔认为“新英格兰自治精神”是美国政治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 20世纪50年代之后，阿蒙（Gabriel Almond）、佛巴（Sidney Verba）、白鲁徇（(Lucian Pye）、哈瑞森（L.E.Harrison）、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普特南（Robert.D.Putnam）、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进一步探讨了文化、政治文化、政治演变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当今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他们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某一地区或国家的人们的政治态度，探讨政治态度与当地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该地区或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和途径。这一研究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衰落。但是，1970年代末期，伴随右派势力的崛起，福利国家衰落，保守主义势力在欧美卷土重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直至最后苏联阵营崩溃。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对社会和历史的巨大影响力得到充分彰显。这一切在学术界引起深刻反思。于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文化理论再度兴起。 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文化有不同的含义。广义的文化用来描述社会的整个生活，包括价值观、习惯、象征、制度与人际关系。这种包罗一切的文化概念无法解释任何现象。政治文化理论家定义的文化，指的是价值观、态度、信仰、倾向、情感，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观念。他们把文化看作影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自变项。 阿蒙提出了被广泛接受的政治文化概念。政治文化，即政治体系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态度、评价、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佛巴给出了最详尽的政治文化定义：“政治文化是由包括经验性的信仰、表达的符号，以及价值观三者交织而成的一个体系，它划定政治行为发生的背景，是政治活动的主观取向，包括一个政治体系的最高远的理想，以及一般的行为规范。我们称政治文化为体系，因为我们假定一个社会之内诸政治观念、感情和态度，并不是偶发或杂乱无章的。相反，它们交织而成模式，并且彼此之间具有相互加强的作用。” 政治信仰是对政治体系的各种结构和各种角色的基本观念。它有客观依据，但也掺杂一些主观臆测，还会受到个人喜恶的影响。人们总是倾向于用各种说法使自己的信念体系看起来合情合理。有些政治信仰是新近获得的，尚未具备深厚的基础，不易发挥多大的作用。有些信念则是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不必解说，不用宣扬，人人心照不宣，视之为理所当然。佛巴称后一类政治观念为原始的信仰。在一个政治体系内，它最具深远的影响力，是政治事件与个人反应之间最主要的桥梁。这种信念既不易培植，也不易祛除，可以说是政治文化的骨干。政治文化的第二个面向是情感的指向，指对政治对象发生好感或恶感、忠诚或隔阂，以及自我是否愿意参与。政治文化的第三个面向是以价值来评估政治事件并赋予意义，以及提供个人行动选择的准绳。在政治领域内，价值往往是一些高超的伦理道德原则与私人利益的混合物。此外，个人的政治评价还受制于对当前特殊情境的认识，以及个人的人格倾向和习惯。 上述3个主观面向，决定个人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开始参加政治生活，因此，政治文化不仅是一个评价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控制政治生活的体系。对于个人来说，政治文化控制和指导着有效的政治行为。对于集体来说，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这些保证了机构和组织行为的延续性。而且，为了有效地理解政治发展的动力，需要分析人们如何维持、发展政治行为的基础，分析不同群体的态度和情感怎样保持着集体的稳定，或是如何又发生不稳定。李普塞特指出，只要政治角色、政治结构、系统的核心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政治变迁。当然，一旦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和谐状态被打破，政治变革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定就不可避免。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以及21世纪中亚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都支持这一论断。中国自己的经验，也支持这一点。 个人理性和社会制度都不能在真空中运行。它们是在传统、习惯、思想、信念、价值观构成的软环境中运行的。正是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了个人行为和制度的性质及其效率。其实，文化与制度是两种互补的视角。文化提供了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得以运行的背景，而制度、社会关系、历史事件规定了文化得以显示自身的方式。同样，政治运行也无法离开特定的文化环境，也要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与改造，而且这个文化环境不仅仅指“政治文化”，还有“大文化”。人际关系中的信任感、个人的开放或宽容心态、对时间和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念、各种社会组织中的权威模式，这些非政治的“大文化”因素都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或政治文化，所以说，政治态度与社会态度密切相关。 白鲁徇指出，政治文化和个人与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整个历史的产物，也是当前组成这一体系的所有个人的生平经验的产物，所以它同时植根于公共生活和个人经验之中。每个共同体都会创造自己独特的、持久的政治风格、方式和实体形式。政治深深地根植于每个民族的天然特质之中。彼此独立的政治传统绵延不绝，顽强地抗拒着来自现代生活的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各种力量的冲击。一般说来，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基础结构非常牢固，其核心政治价值观的变化非常缓慢。每一代人必然从前一代人那里接受一套政治生活，每一代人又必然抗拒这一过程，以便创造自己的政治生活，但是继承和创造都必须遵循那些支配个人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则。有鉴于此，政治文化理论强调，在考察政治发展的动力时，应该注意到传统持久不断的作用，它使每种政治文化具有特性和内涵。政治发展，主要并不在于大量革除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发现用什么方法使得传统有助于实现当前的政治目标，而不是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卓有成效的政治发展，需要为许多传统观念在较为现代的现实结构中找到适当的位置。 简而言之，政治文化学者的共同信念是，文化传统可以持续很久，并且塑造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反过来，政治体系通过政治社会化塑造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的政治文化。 二、预测的方法 儒家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学说、思想体系，它不仅影响人的主观思想，也左右客观的社会生活。在中国，儒家曾经是赋予中国人信仰、规范个人和家庭生活、支配政治秩序的强有力的思想体系。而且，儒家具有鲜明的权威主义性格，它所推崇的政治秩序被正确地概括为“儒家式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权威主义思想体系，儒家与自由民主主义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冲突。按照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逻辑，这样一种文化的兴起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不但会对道德、价值观特别是政治文化产生影响，还将通过影响政治文化进一步影响政治体系，包括它的目标模式、演变方向、发展途径。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思维逻辑，分析和预测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或后果。 那么，如何推断或预测这场运动的文化和政治后果呢？所谓“运动的后果”，就是运动成功以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质。运动成功的标志就是该运动的主导性框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主导性框架为参与者也为我们描绘了运动的理想蓝图，描绘了运动成功后的景象。因此，如果存在主导性框架，而且主导性框架比较稳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直接预测运动的后果。问题是，在运动的初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确定主导性框架。所以，我们只好另辟蹊径，寻找替代方法。 就参与者而言，谁在主导运动的演变？谁在决定运动的命运？是狂热分子，还是一般的跟随者？是核心成员，还是外围成员？答案是狂热分子或核心成员，而不是跟随者或外围成员。狂热分子或核心成员，观点超前，鲜明，富有革命性；热情高，干劲大，富有行动感；不求世俗的功利性回报，百折不挠，富有牺牲精神。他们是运动的灯塔，也是运动的发动机和播种机。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对运动的影响至深至远。所以，我们用他们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作为运动的主导性框架的替代物，并据此对运动的后果进行预测。具体的方法和程序为，确定“核心参与者”的标准，按此标准确定“核心参与者样本组”，通过统计分析确定“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再把这个价值观看作是运动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该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也就是“预测的依据”，最后据此进行趋势外推。这种基于调查资料的分析方法，使政治文化问题成为可以讨论的科学问题，而不是无法辨别真伪的立场问题。 简言之，如果运动获得成功（即运动的理念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成为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果运动的理念没有大的改变（即明天的理念是今天的理念的延续，或者说可以根据今天的理念推断明天的理念），如果可以用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代替运动的主导性框架，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今天的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推测运动成功之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再根据政治文化理论所揭示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而预测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以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就是本文的分析逻辑。 操作层面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为—— 第一，确定两个样本组，一个是积极分子总样本中的高度认同儒家的参与者样本组，简称“核心参与者”，一个是10个城市随机抽样总样本中的非参与者样本组，简称“非参与者”。“核心参与者”的具体标准为，积极分子总样本中，李克特量表中的7个题项的得分均大于4的样本； 第二，在这两个样本组之间进行比较。这种对比的意义在于，一是在内部和外部之间进行比较，即在核心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比较；二是在认同与非认同之间进行比较，即在高度认同者与非认同者之间进行比较； 第三，根据比较结果，推测运动的效果。此处，把非参与者的价值观看作将被改变或替代的现实中的主流价值观；把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看作将成为主流的未来的价值观。 统计分析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为—— 第一，频数或比例统计，以此为对比分析的依据； 第二，显著性分析，p值为0.05； 第三，只要技术上允许，就进行详析分析。详析分析的具体办法：如果原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分析是否存在先导变量或中间变量，如果净关系与原关系相同，则为“复证”；如果某些净关系与原关系相同或较之更大， 而另一些净关系较原关系更小或消失，则为“分裂”，此时原关系仍然成立，只不过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如果净关系较小或消失，则判定原关系“不成立”。如果原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分析是否存在抑制变量，如果净关系方向一致，则注明净关系的性质；如果净关系存在方向相反现象，则注明“关系混乱”。详析分析的检验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所在城市、国际流动、国内流动。净关系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0.1。为了突出行文的主线，对详析分析的结果不作详细陈述，也不作进一步的解释。 三、预测：对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1、文化与宗教立场 表1显示，对列举出来的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的评价，核心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核心参与者对古代思想家的认同高于现代。排位1、2、3、5的思想家均为古代的儒释道的鼻祖，排位4、6的思想家是现代的毛泽东和马克思。非参与者对现代思想家的认同高于古代。排位1、3、4的思想家是现代的毛泽东、孙中山、马克思，排位2、5的是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和老子。 对古代思想家的认同，核心参与者远高于非参与者。而对现代思想家的认同，非参与者远高于核心参与者。 两组人对本土思想家的认同均远远高于外界思想家。在核心参与者中，得到10%以上的人认同的思想家中，只有一位属于外界（马克思）。非参与者，也是如此。 两组认同的外界思想家均属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资本主义阵营。在两组中，亚当•斯密、卢梭、达尔文均排位靠后(表1)。 表2显示，对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认定，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表2的分析结论与表1基本一致。 表3显示，对宗教或文化传统的评价，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 核心参与者对儒教的认同最高，其对儒教的认同比例超过位居第二的佛教一倍多。非参与者对佛教的认同最高，其对佛教的认同比例超过位居第二的儒教一倍多。 核心参与者对儒教的认同远远高于非参与者。 核心参与者对外来宗教的认同程度非常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合计只有0.6%。而非参与者对外来宗教的认同程度相对高一些，达到了11.3%。 但是，两组人对本土宗教的认同均远远高于外来宗教。即使是非参与者，对本土宗教的认同比例也高达49.8%，是外来宗教的4.4倍。 表4显示，对道德重建必须依赖的思想资源的认识，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 核心参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远高于非参与者。 但是，在两组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均排位第一。 核心参与者几乎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唯一选项，比例高达93%。 非参与者认同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比例远远高于资本主义文化传统。 核心参与者中，仅有1.2%的人认同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而非参与者中这一比例达到了34.5%。 只有不超过5%的人认同资本主义文化传统。 推论：这场运动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特别有利于提高儒家思想家，以及作为宗教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有利于抑制外来思想家、外来宗教、外来文化传统的影响。 2、对民主与权威的价值判断 对儒家的态度 总的来看，两组均是“儒家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受儒家的全部教条，而是有取有舍。例如，两组均不再承认父辈对儿女的绝对权威，也不接受男女不平等的观点，不承认知识精英的优越地位。但是，他们仍然主张应该避免公开的人际冲突，家庭本位，尊重长者权威，国家本位，父爱主义国家观。 但是，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更加信任政府或国家。对“国家有责任为人民创造幸福”、“政府有责任推广好的道德和价值”这2个题项的回答，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核心参与者的均值高于非参与者。可以说，在政治文化方面，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加倾向儒家。更确切地说，前者比后者更加认同“儒家式权威主义”（表5）。 对民主与权威的正当性的态度 表6显示，对民主与权威的正当性的态度，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成立，但发生分裂。 核心参与者对民主体制的认同低于非参与者。 核心参与者对权威主义的认同高于非参与者。前者高于后者3倍多。 核心参与者对权威体制的认同高于民主体制。而非参与者正好相反。 绝大多数人并不肯定民主体制，核心参与者中只有36.3%，非参与者中也只有41.1%，都没有超过50%。 价值排序 由于此问题设计采用的是最重要的前3位排序，所以此题的计算采用排序计算公式。例如，选择“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比例 =（认为最重要的目标的人数×3 ＋ 认为第二重要的目标的人数×2 ＋ 认为第三重要的目标的人数）/（认为最重要的目标的有效样本×3 ＋ 认为第二重要的目标的有效样本×2 ＋ 认为第三重要的目标的有效样本）。计算结果见表7。 表7显示，总的来看，在价值序列中，民主的位置很低。对核心参与者而言，民主的价值仅高于“充分就业”和“优美干净的环境”。对非参与者而言，民主的价值仅高于“优美干净的环境”。实际上，由于核心参与者根本不会面临失业问题，所以民主价值才能超过它。这可以看作是马斯洛需求等级原理的一个实际案例。 “充分的自由民主”题项被选中的频率，核心参与者高于非参与者。前者为12.1%，后者为6.5%。民主价值在价值排序中的位置，核心参与者高于非参与者。前者为第5位，后者为第6位。但是，民主价值观得到认同的“绝对程度”很低。 政绩合法性受到高度的、普遍的重视。高度重视，意味着，与政府业绩有关的指标在价值序列中位居前列。普遍重视，意味着，与政府业绩有关的指标被各组选中的比例均比较高。这也说明，民主合法性缺乏权威或霸权。 3、对民主化实际后果的预期 表8显示，两组之间，有3个题项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他题项均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两组在所有题项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方向与原关系一致。 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实行多党制和普选制之后，贫富差距会缩小、言论和结社自由会扩大。这是仅有的3项积极评价。言论和结社更加自由是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必然结果”。对这一点两组都有一定的认识，而核心参与者的认识更加充分。 在其他题项上，核心参与者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后果的预测或评价均低于非参与者。也就是说，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实行多党制和普选制之后，政府不会更加公正地对待任何人、经济不能繁荣发展、犯罪率会增加且社会秩序会更加混乱、政治会更加腐败、阶级斗争会加剧、民族关系会恶化、领土完整会受到威胁、台湾有可能独立。 总的来看，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对多党制和普选更加不信任，对其预期后果更加悲观。这也说明，他们对多党制和普选的有效性缺乏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作出明确回答的比例并不高，除一个题项之外，均低于40%。这也许意味着人们对变化的预测缺乏信心。 由于民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多党制和普选，而表8测试被访者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后果的预测，所以该表实际上是从制度层面测试他们对民主和权威的态度。而表6则从抽象的概念层面，测试被访者对民主和权威的态度。综合这两个表的分析结论，可以发现，无论是抽象的概念层面，还是现实的制度层面，核心参与者都比非参与者更加不认同民主。 表9显示，对于中国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样板国家的认识，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发现，原关系成立，但发生分裂。 把国家分为“正面形象国家”和“负面形象国家”，前者为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而美国是典型国家；后者为俄罗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菲律宾、阿根廷、印度，而俄罗斯和前苏联是典型国家。 认为像美国的比例，核心参与者为6.4%，而非参与者为26.8%。后者远高于前者。 认为像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比例，核心参与者为24.6%，而非参与者为19.5%。后者低于前者。 认为像“正面形象国家”的比例之和，核心参与者为18.1%，非参与者为33.7%。 认为像“负面形象国家”的比例，核心参与者为33.9%，非参与者为21.4%。 结果表明，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后果更加悲观。这意味着，后者比前者更加倾向于反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 4、对改革方式的态度 表10显示，对改革方式的态度，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 就“是否改革”而言，核心参与者更加“激进”，而非参与者更加“保守”。选择“保持现有体制不变”的比例，前者为2.9%，后者为15.1%。 就“改革方式”而言，核心参与者更加“保守”，而非参与者更加“激进”。选择“激进式改革”的比例，前者为2.9%，后者为12.4%。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比例，前者为87.7%，后者为55.2%。可见，核心参与者更加有利于稳定。 但是，总体上看，都比较保守，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比例，两组均超过50%。 推论：这场运动直接有利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复兴，有利于儒家式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这场运动会强化或扩大对民主正当性的怀疑，对民主有效性的不信任，对政治民主化危害的担忧。其直接结果是不利于政治民主化，并通过抑制竞争对手的方式，间接有利于权威主义政体的稳定。同时，这场运动有利于渐进式改革方式的推行和维持，进而有利于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 四、预测：对国际行为的影响 1、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表11显示，在民族和国家自豪感方面，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成立，但发生分裂。 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加认同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两组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均有较高的认同度。 表12显示，在民族和国家自豪感来源方面，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选中“道德、价值观”的比例，核心参与者高于非参与者。前者更加认同中国的价值观。 为政治制度感到自豪的人的比例，两组均很低，分别为5.4%和6.5%，而且前者低于后者。 按各题项被选中的比例，前5位的排序，两组基本一致。它们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速度、承办2008年奥运会、国土面积和人口、国际影响和声望。 从这个序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奥运会承办权对中国人是多么重要。相应的，美国阻挠中国获得这一权利会使中国人多么恨它。 表13显示，在4个题项上，两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均成立。 在所有题项上，两组的均值都超过3。这说明两组都对民族文化有较强的好感和自信心。 核心参与者的均值均高于非参与者。这意味着，前者比后者更加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最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应该流传下去，政府应该保护民族文化并承担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责任，国家还应该有组织地向外输出文化。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但要保护自己的文化，防止其他文化侵犯自己，而且还要向外输出文化，影响（征服）其他文化。这显示出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具有更加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 表14/表15显示，在对文化输出事态的了解和态度方面，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 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更加关心文化输出活动，也更加支持政府的文化输出行动。 2、大国理想和责任 表16显示，对超级大国的态度，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成立，但发生分裂。 核心参与者选择“应该追求成为超级大国”的比例低于非参与者，选择“不应该追求成为超级大国”的比例高于后者，而选择“说不清”的比例低于后者。这说明，前者比后者更加“和平”。 对中国人来说，“超级大国”可能是一个负面概念。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它与美国的所作所为联系在一起。 表17显示，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不成立。 尽管不能据此分析两组的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其共性。而“共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信息价值。 表17显示，两组中的绝大多数人均认为现行国际秩序“需要完善”，即“不完善”，而且需要用中国文化去完善。 这说明，追求“和平”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是要求“用和平的方式”“大有作为”。这“大作为”就是“完善国际秩序”，而“完善”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包含“改变”。目前，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改变“游戏规则”，而这个规则恰恰是在它主导下制定的。 推论：这场运动有利于提高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有利于本土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复归或复兴；有利于文化输出， 特别是有利于政府推动的文化输出；有利于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崛起”或“王道”，而不是奉行“霸道”，追求“霸权”，做“美国式的超级大国”；有利于中国用中国文化完善国际秩序，“大有作为”。 3、对美国、日本、台独的态度 表18显示，对台独的态度，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但是详析分析显示，存在抑制变量，即否认同儒家文化与对台独的态度之间存在关系。 详析分析结果显示，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加支持坚决遏制台独，更加反对“大陆无权干涉台湾问题”这种说法。但是，两组均强烈主张遏制台独，均强烈反对“大陆无权干涉台湾问题”这种说法。 表19显示，对台湾问题上美国的行为动机的看法，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核心参与者对负面陈述（“美国是在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念”、“美国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的肯定均高于非参与者；对正面陈述（“美国是为了维护台湾人民的人权”、“美国是为了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的否定均强于非参与者。可见，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美国不怀好意。这肯定是清醒，但不一定是敌意。 但是，两组的负面陈述的均值均高于3，正面陈述的均值均低于3。 表20显示，对美国“9•11”事件的态度，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更倾向于认同“‘9•11’事件是不同文明冲突的体现”、“美国人应该受到同情”。更加认同“‘9•11’事件是不同文明冲突的体现”，意味着更加肯定文明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更加认同“美国人应该受到同情”，意味着更加富有人道主义或是仁爱精神。 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更加不接受“‘9•11’是国际恐怖主义所致”这种说法。 表21显示，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成立，但发生分裂。 选择“不管怎样都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比例，核心参与者远低于非参与者。这说明，在这一问题上，前者不如后者强硬。 选择“如果将战犯灵位移出靖国神社，是可以参拜的”的比例，前者远高于后者。这说明，前者似乎更“讲道理”。 选择“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中国无须发表意见”的比例，前者略低于后者。 总的来看，在对日问题上，前者比后者更加“理性”，更加“非情绪化”。 4、假想敌 表22显示，对假想敌的认识，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两组对“假想敌”的判断比较集中。被10%以上的核心参与者选中的国家只有4个，即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而被10%以上的非参与者选中的国家只有2个，即美国/日本。 两组公认的最主要的“假想敌”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英国。 美国/日本/俄罗斯稳居前3名。 对美国和日本的敌意，非参与者比核心参与者更强。而后者比前者对俄罗斯的敌意更强。 核心参与者，对周边国家更加不放心，但对欧洲国家比较友好。他们只把英国列为第5名。这可能是因为英国在外交上“紧跟”美国的缘故。而非参与者对欧洲国家更加不放心，却对周边国家很友好。 与核心参与者相比，非参与者更加敌视朝鲜和伊拉克。 总的来看，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具有更清醒的地缘政治眼光，态度更加温和，策略更加理性。 推论：有利于提升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理解水平；有利于中国人理性地对待国家间的关系；有利于中国人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各国的国家利益；更加宽容地对待其他国家；减少情绪化、极端化的判断和行动，尤其是减少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敌意；降低政府宣传的有效性，提高个人独立地对国际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有利于世界和平；最终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五、结论 这场运动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特别有利于提高儒家思想家，以及作为宗教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有利于抑制外来思想家/外来宗教/外来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场运动将强化或扩大对民主正当性的怀疑，对民主有效性的不信任，对政治民主化不良后果的担忧；其直接结果是不利于政治的民主化，并通过抑制竞争对手，间接有利于权威主义政体的稳定；同时，有利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复兴，有利于儒家式权威主义体系的重建。 这场运动有利于提高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有利于文化输出，特别是有利于政府推动的文化输出；有利于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崛起”，而不是追求“霸权”，做“美国式的超级大国”；有利于中国用中国文化完善国际秩序，为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场运动有利于提升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理解水平；有利于中国人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各国的国家利益，更加宽容地对待其他国家；有利于中国人理性地对待国家间的关系，减少情绪化、极端化的判断和行动，尤其是减少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敌意；降低政府片面宣传的有效性，提高个人独立地对国际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有利于世界和平；最终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简而言之，儒家文化复兴，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 上述分析及其结论，不是主观猜测、期望或梦想，而是基于经验资料对客观现实作出的科学判断。 上述分析显示，这场运动确实会影响人们的文化观念，而且个人的文化选择确实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文化理论预言，人们的政治态度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发展，并通过影响政治发展，进而影响国家的整体格局，同时，还会通过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由于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所以这场运动，不仅可能影响中国自身的命运，甚至可能影响世界和人类的命运。 综上所述，这场运动很有可能改变中国的文化格局，一方面，降低外来文化——主要是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提升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力。如果运动获得足够的成功，将直至确立中国本土文化在中国的文化领导权。按照葛兰西的理论，儒家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将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合法性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儒家倡导的王道政治。这场运动还将通过影响文化和政治，进而影响中国的其他领域，并通过影响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最终影响世界的文化和政治格局。所以，这场运动不仅可能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还可能影响人类的命运。 【相关简介：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此文为康晓光先生文化复兴运动研究的第七章。由于篇幅关系，我们省略了第五/六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2008年4月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归来》一书。】 本文刊于《领导者》23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