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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旷世经典”，指的是那些经过历史选择的，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至今依然散发着持久魅力的原创性著作。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作品如恒河沙数。这些旷世经典总是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那么，这些书究竟是怎么炼成的呢？我们选择几本科学著作来说说。 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 我们先来说说《梦溪笔谈》。这部书大家都很熟悉，不过知道作者沈括的人，可就少了。 沈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纵观他的一生，可以用奇才、衰（音cuī，悲哀、不幸的意思）才、通才三个词来概括。 先说奇才。 沈括出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这时候，他的父亲沈周已经55岁，母亲也有47岁了。因为是老来得子，沈周非常疼爱这个儿子，把他带在身边。沈周做过三十年的官，不过都是一些基层官职。他辗转于各地，奔波于仕途，这就影响了沈括的学业。直到沈括12岁，家里才为他延师授业，而沈括的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则是由母亲完成的。沈母很注意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沈周在福建的时候，当地人常用钩吻（断肠草）作毒药杀人，或用来自杀。这种植物有剧毒，如果不小心误吃了，即便只有半片叶子，也能致人死命；如果和水服用，毒性发作更快，往往投杯之间人就死了。沈括很好奇，就让家人弄了一盆来观察。他仔细观察了钩吻的性状，还做了详细的记录，后来收进《梦溪笔谈》中。这个时候，沈括还只是十岁幼童！ 我们知道，好奇心是一个人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是他寻求知识的动力，这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梦溪笔谈》后来在近30个学科领域都颇有建树，在自然科学方面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和作者沈括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很有关系。 再说衰才。 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被宋神宗任命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负责对西夏的防务。沈括和部下经过反复协商，认为应该选择一个险要的地方，修筑城池，驻扎重兵，作为长久对抗的战略基地。他们选择的筑城地点是乌延。 神宗派了一个叫徐禧的，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前线视察。徐禧到了鄜延，却提出在永乐筑城。沈括抵抗不住各方压力，居然也赞同起来。 永乐城完工后不久，西夏方面集合重兵前来进攻。经过一番苦战，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宋军大败。 神宗听到永乐城陷的消息，涕泣悲愤，竟然连饭都吃不下。他叹息说：当初修筑永乐城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人反对，话里对沈括这个前线负责人很是不满。这样的败绩，神宗总得对臣民们有个说法。他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倒霉的沈括就成了这个替罪羊。 神宗将沈括贬为均州团练副使。沈括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他不能随意外出，也不能随便会见亲朋好友，实际上就是被软禁起来了。沈括只有把自己的一腔心血倾注笔端，进行“笔谈”，《梦溪笔谈》也就因此而诞生了。 沈括还是一位通才。 《梦溪笔谈》记载了沈括的许多科学成就，其中一些还是世界级的。 沈括提出了“石油”一词，九百多年来一直沿用至今。沈括还是最早对石油进行民用开发的人，《梦溪笔谈》记载了他用石油烟制作出的一种墨，叫延川石液。这种墨由于材料独特，质量上乘，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在当时也广受欢迎。沈括著述《梦溪笔谈》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延川石液。 沈括用“分层筑堰法”测量了八百多里长的汴渠两端的高度差，甚至可以精确到寸、分这样小的长度单位，这比俄国对顿河的类似测量早了六百多年。 沈括通过纸人实验，摸清楚了两张琴琴弦共振的规律，比伽利略早了五百年。他做过凹面镜成像实验，而西方直到13世纪才出现第一块凹面镜，这比沈括已经晚了四百年，更不用说做成像实验了。 此外，中国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有两项——（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出现在《梦溪笔谈》中。沈括特别对指南针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对中国和世界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在某一领域、甚至某个点上有所突破、取得进步已属不易，要领先世界更是困难；而《梦溪笔谈》，却是“批量生产”“世界第一”，不能不让人惊叹。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沈括的才能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他在社会科学方面同样是成就斐然。 例如在中国画的绘画技法上，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提出了“以大观小”的理论。 沈括说，一般画山水的方法，都是将大的景物当作小的景物，就如同人看假山一样，这样才能把握全局。画家所画的对象，无论如何深远高大，与广阔的空间相比毕竟是小的，而画家的视线却可以在广阔的空间游移挪换，自由驰骋，以广阔的视点观察有限的事物，这就叫“以大观小”。 沈括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山水画的章法构图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所以，要谈中国美术史，沈括是不能不提到的重量级人物。 著于困顿之际的《梦溪笔谈》，凝聚了作者沈括一生的才情，涉及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科学技术，乃至音乐、诗歌、书画等各个学科领域，是一部百科全书。 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 五百多年后，另一部旷世经典《天工开物》问世。 这部书大家不是很熟悉，书名也有点奇怪。 天工开物是个合成词。“天工”出自《尚书》，意思是天的职责由人代替。“开物”出自《周易》，意思是，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此行事而得到成功。作者将“天工”和“开物”合起来，希望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创新发展。 《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是明朝末年江西奉新人，和沈括一样，我们也可以用奇才、衰才、通才三个词来概括他的一生。 先说奇才。 宋应星比沈括入学早，他5岁就开始读书了，而且异常聪颖。 私塾的馆师每次放学，都会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学生背诵一些短文，第二天早上上课，还要考试，如果背不出来，就要挨罚。有一次，小宋应星起床晚了。赶巧馆师当天布置的作业还多，要求背七篇短文。哥哥宋应昇一早起来就在背诵，小宋应星则躺在床上，边听边记。等馆师考问时，他朗朗成诵，居然一字不差，馆师大为惊叹。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宋应星和哥哥一起去南昌参加乡试。当时江西考生有一万多名，只录取83人，他名列第三，宋应昇名列第六。奉新诸生中只有他们兄弟中举，故称“奉新二宋”。 再说衰才。 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兄弟大受鼓舞，当年他们便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其后，宋应星从30岁至45岁，连续6次前去北京应试，但却回回落榜，不得不绝了科举之念。不过，他在从奉新到北京的路上，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还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天工开物》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按规定，中了举人后就具备了候选做官的资格，宋应星因为不善于钻营，“候”了二十年，才在47岁时被派到江西分宜县任教谕。教谕一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每月俸米仅二担，宋应星的生活非常拮据。就在教谕任上，宋应星完成了《天工开物》。可是宋应星却没钱刊印，最后在好友涂绍煃的帮助下，这部书才得以在南昌出版。 这时候已是崇祯朝后期，战乱不断，宋应星无心仕途，归隐乡里；他的哥哥宋应昇，则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服毒殉国。宋应星拒绝清廷征召，不做“贰臣”，在贫困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于康熙五年（1666年）去世。 宋应星是位通才。 《天工开物》全面总结了30多个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的科技成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从内容上看，《梦溪笔谈》更侧重于科学方面，而《天工开物》则比较偏重技术内容。相比于《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更有系统性，这是宋应星超越沈括的地方。 宋应星还有不少科学创见。 他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他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提出了物种变异的思想，成为生物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达尔文就把《天工开物》中的有关论述作为论证物种变异、进化的重要例证。 宋应星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记载了锌的冶炼方法。这是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 那么，《天工开物》这样一本旷世经典，为什么我们反倒不是很熟悉呢？ 《天工开物》是一部非常实用的科技著作，虽然刊印于战乱年代，却是广受欢迎。7年后，书商杨素卿在福建又刊印了第二版。随之，清代官刻的《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都曾广泛摘引该书内容。 乾隆朝的时候，官府编修《四库全书》，要求各地献书。在江西进献的书籍中，发现宋氏兄弟的著作中有不少反清的思想和字句，朝廷就借收书之名尽可能地销毁《天工开物》。自此以后，《天工开物》在市面上基本绝版，在国内湮没近三百年之久。而这三百年，恰恰就是中国科技停滞和沉寂的三百年。这是宋应星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是金子总要发光。《天工开物》在国内湮没无闻时，却“墙内开花墙外香”。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天工开物》传到日本，成为江户时代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开物之学”的兴起，大大促进了日本工农业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天工开物》对日本生产发展、经济起飞更是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早先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能毫无障碍地阅读《天工开物》的汉文原本，所以日文全译本直到1953年才出现，至今已重印多次，畅销不衰。可以说，日本自引进《天工开物》后，对该书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天工开物》传到欧洲，引起轰动。法国学者儒莲称《天工开物》为“科技百科全书”，在政府支持下将其逐步翻译成法文，旋即又被转译成多种文字。达尔文在看到儒莲的部分译文后，将其称为“权威著作”。《天工开物》各种译本的流传，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而作者宋应星也受到高度评价。英国学者李约瑟称宋应星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阿格里科拉是德国学者，被誉为“矿物学之父”；狄德罗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这种赞誉对于宋应星来说，可谓当之无愧。 而《天工开物》在国内重现芳颜，则是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功劳。 民国初年，丁文江去西南地区考察。他在昆明图书馆查阅《云南通志•矿产篇》时，看到其中炼铜的内容“录自宋应星《天工开物》”。“宋应星何许人也？”“《天工开物》是怎样一本书？”丁文江满脑门问号。 丁文江查阅了很多资料，只查到宋应星哥哥宋应昇的一个小传， 不足100字，至于《天工开物》这本书，则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有一次，他和朋友闲聊，才知道日本有《天工开物》的翻印版。他辗转弄到了日本出版的《天工开物》，以此为底本，又参照《古今图书集成》修改了部分插图，然后公开印行。丁文江还亲自执笔，撰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跋”，向公众推介这部旷世经典。 经过丁文江这位“山水知音”的努力，《天工开物》才又在自己的祖国流传开来。 《洗冤集录》与文明传续 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这样的旷世经典，每部书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每部书里广博、深湛的内容，反映了先辈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艰辛与断鳌立极、震古烁今的辉煌，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珍藏和传续。 但是怎么传续呢？特别是这些科技类的著作，有的学科体系（如传统天文学）现在已经基本废弃，有的在内容上早已被超越，有些观点还是错误的，大多数在当时还算是“世界级”的知识，现在就连我们的小学生都知道了。这样的旷世经典，还需要读吗？还能传续吗？ 传续文明，首先是要保护先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对于书来说，自然是要保存好各种版本，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犹太文明的传续，就没有完全依赖物质遗产。传续文明，最核心的乃是传续先人的精神。 在这一点上，其实古人早已做出了榜样。我们以另一部旷世经典《洗冤集录》为例。 《洗冤集录》成书于南宋末年，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作者宋慈也被称为“法医鼻祖”。这部书对后世官府断案影响甚大。借助于这部书，官员们可以对伤者进行伤情鉴定；如果死者皮肉腐化，只剩白骨，官员们也可以发现骨伤，推断死者的死因；甚至死者尸骨无存了，官员们依然可以用《洗冤集录》上记载的方法，勘破案情，揭示真相。 死者都尸骨无存了，还怎么进行现场勘验呢？ 在法医检验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凶犯将被害人杀死，然后放火焚尸伪装是烧死的。发现尸体的时候，尸骸几乎烧尽，犯罪证据已经灭失。怎么办呢？《洗冤集录》里说，捡去地上剩余的残骸，扇去灰尘，然后在地面上泼洒酒和浓醋，这时就可以发现地面上出现鲜红的血迹。这叫“检地”法。 但是古人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宋慈以后，不断有人总结出新的“检地”法，到了清朝，“检地”法已经发展得相当完整，成为一个非常有东方特色的刑侦方法。 后人在补注《洗冤集录》的时候，附录了这样一个案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湖南武陵县有两个和尚，他们一个叫麓庵，一个叫豁然。 一次，两个和尚不知因何故打架，而且上演了全武行。麓庵一棍打去，正中豁然的左后脑，豁然应声仆倒在地。麓庵赶上前去，又在豁然的后脑勺来了一棍，豁然惨叫一声，当场身亡。打死了人，麓庵害怕了，他把尸体抬到野外烧了，想焚尸灭迹。 案发以后，官府派人到了焚尸现场，发现只剩下牙齿和部分残骨。怎么揭露麓庵的犯罪事实呢？现场官员就使用了检地法。 他叫仵作把地面清理干净，先用柴碳在地面烧，等地面烧热了之后，把芝麻撒上去，然后用扫帚轻扫，把芝麻扫均匀，很快地面上就显出一个人形，手足头身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仵作丈量了人形的长度，是四尺八寸，这是死者的身高。人形左后脑、后脑部位芝麻比较浓密，仵作丈量了一下，都是斜长一寸左右，宽四分多，说明这两个部位受伤出血，是致命伤。 这些做完后，仵作把地上的芝麻扫干净。然后又用柴碳把地面烧热，浇上酒糟水，接着又用柴碳烧热，再泼上醋。接下来，仵作把一张红漆面的桌子，桌面朝下扣在地面。过了一会儿，翻过桌面，只见桌面上有一个像是蒸汽熨上去的晕痕，同原先那个人形一模一样，而且左后脑、后脑两处伤痕更加明显。 桌子抬回县衙，麓庵见到，认罪伏法。 这种“检地”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有。因为尸体被焚烧以后，肌肤和骨髓的脂肪便会受热融化，渗入土中。如果用柴碳在焚尸处加热，这些油脂又会从土中渗出。撒上芝麻，芝麻中的油会和尸体溢出的脂肪油凝聚在一起，显现出尸体被焚时的姿态。伤口处芝麻密集，这是因为淤血或流血，使得油迹更浓些的缘故。人体的脂肪油和酒醋在加热后，与桌面的红漆发生反应，可以留下晕痕。这样做，也就保存下了勘验结果。 检地之法，让我们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利用积累起来的点滴经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刑侦方法，来揭示案情，震慑和打击罪犯，这种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它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文明的传承，重在精神的传续。这些旷世经典，保留了先人前行的足迹，凝聚了他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留待我们去汲取，激励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奔腾不息的民族精神，只要我们珍惜，只要我们去传续，就一定能重塑往日的辉煌，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字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