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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斌:旷世经典与文明传续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钱斌 参加讨论

    所谓“旷世经典”,指的是那些经过历史选择的,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至今依然散发着持久魅力的原创性著作。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作品如恒河沙数。这些旷世经典总是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那么,这些书究竟是怎么炼成的呢?我们选择几本科学著作来说说。
    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
    我们先来说说《梦溪笔谈》。这部书大家都很熟悉,不过知道作者沈括的人,可就少了。
    沈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纵观他的一生,可以用奇才、衰(音cuī,悲哀、不幸的意思)才、通才三个词来概括。
    先说奇才。
    沈括出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这时候,他的父亲沈周已经55岁,母亲也有47岁了。因为是老来得子,沈周非常疼爱这个儿子,把他带在身边。沈周做过三十年的官,不过都是一些基层官职。他辗转于各地,奔波于仕途,这就影响了沈括的学业。直到沈括12岁,家里才为他延师授业,而沈括的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则是由母亲完成的。沈母很注意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沈周在福建的时候,当地人常用钩吻(断肠草)作毒药杀人,或用来自杀。这种植物有剧毒,如果不小心误吃了,即便只有半片叶子,也能致人死命;如果和水服用,毒性发作更快,往往投杯之间人就死了。沈括很好奇,就让家人弄了一盆来观察。他仔细观察了钩吻的性状,还做了详细的记录,后来收进《梦溪笔谈》中。这个时候,沈括还只是十岁幼童!
    我们知道,好奇心是一个人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是他寻求知识的动力,这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梦溪笔谈》后来在近30个学科领域都颇有建树,在自然科学方面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和作者沈括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很有关系。
    再说衰才。
    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被宋神宗任命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负责对西夏的防务。沈括和部下经过反复协商,认为应该选择一个险要的地方,修筑城池,驻扎重兵,作为长久对抗的战略基地。他们选择的筑城地点是乌延。
    神宗派了一个叫徐禧的,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前线视察。徐禧到了鄜延,却提出在永乐筑城。沈括抵抗不住各方压力,居然也赞同起来。
    永乐城完工后不久,西夏方面集合重兵前来进攻。经过一番苦战,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宋军大败。
    神宗听到永乐城陷的消息,涕泣悲愤,竟然连饭都吃不下。他叹息说:当初修筑永乐城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人反对,话里对沈括这个前线负责人很是不满。这样的败绩,神宗总得对臣民们有个说法。他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倒霉的沈括就成了这个替罪羊。
    神宗将沈括贬为均州团练副使。沈括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他不能随意外出,也不能随便会见亲朋好友,实际上就是被软禁起来了。沈括只有把自己的一腔心血倾注笔端,进行“笔谈”,《梦溪笔谈》也就因此而诞生了。
    沈括还是一位通才。
    《梦溪笔谈》记载了沈括的许多科学成就,其中一些还是世界级的。
    沈括提出了“石油”一词,九百多年来一直沿用至今。沈括还是最早对石油进行民用开发的人,《梦溪笔谈》记载了他用石油烟制作出的一种墨,叫延川石液。这种墨由于材料独特,质量上乘,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在当时也广受欢迎。沈括著述《梦溪笔谈》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延川石液。
    沈括用“分层筑堰法”测量了八百多里长的汴渠两端的高度差,甚至可以精确到寸、分这样小的长度单位,这比俄国对顿河的类似测量早了六百多年。
    沈括通过纸人实验,摸清楚了两张琴琴弦共振的规律,比伽利略早了五百年。他做过凹面镜成像实验,而西方直到13世纪才出现第一块凹面镜,这比沈括已经晚了四百年,更不用说做成像实验了。
    此外,中国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有两项——(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出现在《梦溪笔谈》中。沈括特别对指南针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对中国和世界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在某一领域、甚至某个点上有所突破、取得进步已属不易,要领先世界更是困难;而《梦溪笔谈》,却是“批量生产”“世界第一”,不能不让人惊叹。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沈括的才能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他在社会科学方面同样是成就斐然。
    例如在中国画的绘画技法上,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提出了“以大观小”的理论。
    沈括说,一般画山水的方法,都是将大的景物当作小的景物,就如同人看假山一样,这样才能把握全局。画家所画的对象,无论如何深远高大,与广阔的空间相比毕竟是小的,而画家的视线却可以在广阔的空间游移挪换,自由驰骋,以广阔的视点观察有限的事物,这就叫“以大观小”。
    沈括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山水画的章法构图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所以,要谈中国美术史,沈括是不能不提到的重量级人物。
    著于困顿之际的《梦溪笔谈》,凝聚了作者沈括一生的才情,涉及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科学技术,乃至音乐、诗歌、书画等各个学科领域,是一部百科全书。
    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
    五百多年后,另一部旷世经典《天工开物》问世。
    这部书大家不是很熟悉,书名也有点奇怪。
    天工开物是个合成词。“天工”出自《尚书》,意思是天的职责由人代替。“开物”出自《周易》,意思是,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此行事而得到成功。作者将“天工”和“开物”合起来,希望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创新发展。
    《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是明朝末年江西奉新人,和沈括一样,我们也可以用奇才、衰才、通才三个词来概括他的一生。
    先说奇才。
    宋应星比沈括入学早,他5岁就开始读书了,而且异常聪颖。
    私塾的馆师每次放学,都会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学生背诵一些短文,第二天早上上课,还要考试,如果背不出来,就要挨罚。有一次,小宋应星起床晚了。赶巧馆师当天布置的作业还多,要求背七篇短文。哥哥宋应昇一早起来就在背诵,小宋应星则躺在床上,边听边记。等馆师考问时,他朗朗成诵,居然一字不差,馆师大为惊叹。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宋应星和哥哥一起去南昌参加乡试。当时江西考生有一万多名,只录取83人,他名列第三,宋应昇名列第六。奉新诸生中只有他们兄弟中举,故称“奉新二宋”。
    再说衰才。
    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兄弟大受鼓舞,当年他们便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其后,宋应星从30岁至45岁,连续6次前去北京应试,但却回回落榜,不得不绝了科举之念。不过,他在从奉新到北京的路上,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还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天工开物》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按规定,中了举人后就具备了候选做官的资格,宋应星因为不善于钻营,“候”了二十年,才在47岁时被派到江西分宜县任教谕。教谕一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每月俸米仅二担,宋应星的生活非常拮据。就在教谕任上,宋应星完成了《天工开物》。可是宋应星却没钱刊印,最后在好友涂绍煃的帮助下,这部书才得以在南昌出版。
    这时候已是崇祯朝后期,战乱不断,宋应星无心仕途,归隐乡里;他的哥哥宋应昇,则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服毒殉国。宋应星拒绝清廷征召,不做“贰臣”,在贫困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于康熙五年(1666年)去世。
    宋应星是位通才。
    《天工开物》全面总结了30多个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的科技成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从内容上看,《梦溪笔谈》更侧重于科学方面,而《天工开物》则比较偏重技术内容。相比于《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更有系统性,这是宋应星超越沈括的地方。
    宋应星还有不少科学创见。
    他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他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提出了物种变异的思想,成为生物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达尔文就把《天工开物》中的有关论述作为论证物种变异、进化的重要例证。
    宋应星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记载了锌的冶炼方法。这是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
    那么,《天工开物》这样一本旷世经典,为什么我们反倒不是很熟悉呢?
    《天工开物》是一部非常实用的科技著作,虽然刊印于战乱年代,却是广受欢迎。7年后,书商杨素卿在福建又刊印了第二版。随之,清代官刻的《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都曾广泛摘引该书内容。
    乾隆朝的时候,官府编修《四库全书》,要求各地献书。在江西进献的书籍中,发现宋氏兄弟的著作中有不少反清的思想和字句,朝廷就借收书之名尽可能地销毁《天工开物》。自此以后,《天工开物》在市面上基本绝版,在国内湮没近三百年之久。而这三百年,恰恰就是中国科技停滞和沉寂的三百年。这是宋应星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是金子总要发光。《天工开物》在国内湮没无闻时,却“墙内开花墙外香”。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天工开物》传到日本,成为江户时代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开物之学”的兴起,大大促进了日本工农业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天工开物》对日本生产发展、经济起飞更是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早先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能毫无障碍地阅读《天工开物》的汉文原本,所以日文全译本直到1953年才出现,至今已重印多次,畅销不衰。可以说,日本自引进《天工开物》后,对该书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天工开物》传到欧洲,引起轰动。法国学者儒莲称《天工开物》为“科技百科全书”,在政府支持下将其逐步翻译成法文,旋即又被转译成多种文字。达尔文在看到儒莲的部分译文后,将其称为“权威著作”。《天工开物》各种译本的流传,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而作者宋应星也受到高度评价。英国学者李约瑟称宋应星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阿格里科拉是德国学者,被誉为“矿物学之父”;狄德罗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这种赞誉对于宋应星来说,可谓当之无愧。
    而《天工开物》在国内重现芳颜,则是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功劳。
    民国初年,丁文江去西南地区考察。他在昆明图书馆查阅《云南通志•矿产篇》时,看到其中炼铜的内容“录自宋应星《天工开物》”。“宋应星何许人也?”“《天工开物》是怎样一本书?”丁文江满脑门问号。
    丁文江查阅了很多资料,只查到宋应星哥哥宋应昇的一个小传,
        
    不足100字,至于《天工开物》这本书,则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有一次,他和朋友闲聊,才知道日本有《天工开物》的翻印版。他辗转弄到了日本出版的《天工开物》,以此为底本,又参照《古今图书集成》修改了部分插图,然后公开印行。丁文江还亲自执笔,撰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跋”,向公众推介这部旷世经典。
    经过丁文江这位“山水知音”的努力,《天工开物》才又在自己的祖国流传开来。
    《洗冤集录》与文明传续
    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这样的旷世经典,每部书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每部书里广博、深湛的内容,反映了先辈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艰辛与断鳌立极、震古烁今的辉煌,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珍藏和传续。
    但是怎么传续呢?特别是这些科技类的著作,有的学科体系(如传统天文学)现在已经基本废弃,有的在内容上早已被超越,有些观点还是错误的,大多数在当时还算是“世界级”的知识,现在就连我们的小学生都知道了。这样的旷世经典,还需要读吗?还能传续吗?
    传续文明,首先是要保护先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对于书来说,自然是要保存好各种版本,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犹太文明的传续,就没有完全依赖物质遗产。传续文明,最核心的乃是传续先人的精神。
    在这一点上,其实古人早已做出了榜样。我们以另一部旷世经典《洗冤集录》为例。
    《洗冤集录》成书于南宋末年,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作者宋慈也被称为“法医鼻祖”。这部书对后世官府断案影响甚大。借助于这部书,官员们可以对伤者进行伤情鉴定;如果死者皮肉腐化,只剩白骨,官员们也可以发现骨伤,推断死者的死因;甚至死者尸骨无存了,官员们依然可以用《洗冤集录》上记载的方法,勘破案情,揭示真相。
    死者都尸骨无存了,还怎么进行现场勘验呢?
    在法医检验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凶犯将被害人杀死,然后放火焚尸伪装是烧死的。发现尸体的时候,尸骸几乎烧尽,犯罪证据已经灭失。怎么办呢?《洗冤集录》里说,捡去地上剩余的残骸,扇去灰尘,然后在地面上泼洒酒和浓醋,这时就可以发现地面上出现鲜红的血迹。这叫“检地”法。
    但是古人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宋慈以后,不断有人总结出新的“检地”法,到了清朝,“检地”法已经发展得相当完整,成为一个非常有东方特色的刑侦方法。
    后人在补注《洗冤集录》的时候,附录了这样一个案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湖南武陵县有两个和尚,他们一个叫麓庵,一个叫豁然。
    一次,两个和尚不知因何故打架,而且上演了全武行。麓庵一棍打去,正中豁然的左后脑,豁然应声仆倒在地。麓庵赶上前去,又在豁然的后脑勺来了一棍,豁然惨叫一声,当场身亡。打死了人,麓庵害怕了,他把尸体抬到野外烧了,想焚尸灭迹。
    案发以后,官府派人到了焚尸现场,发现只剩下牙齿和部分残骨。怎么揭露麓庵的犯罪事实呢?现场官员就使用了检地法。
    他叫仵作把地面清理干净,先用柴碳在地面烧,等地面烧热了之后,把芝麻撒上去,然后用扫帚轻扫,把芝麻扫均匀,很快地面上就显出一个人形,手足头身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仵作丈量了人形的长度,是四尺八寸,这是死者的身高。人形左后脑、后脑部位芝麻比较浓密,仵作丈量了一下,都是斜长一寸左右,宽四分多,说明这两个部位受伤出血,是致命伤。
    这些做完后,仵作把地上的芝麻扫干净。然后又用柴碳把地面烧热,浇上酒糟水,接着又用柴碳烧热,再泼上醋。接下来,仵作把一张红漆面的桌子,桌面朝下扣在地面。过了一会儿,翻过桌面,只见桌面上有一个像是蒸汽熨上去的晕痕,同原先那个人形一模一样,而且左后脑、后脑两处伤痕更加明显。
    桌子抬回县衙,麓庵见到,认罪伏法。
    这种“检地”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有。因为尸体被焚烧以后,肌肤和骨髓的脂肪便会受热融化,渗入土中。如果用柴碳在焚尸处加热,这些油脂又会从土中渗出。撒上芝麻,芝麻中的油会和尸体溢出的脂肪油凝聚在一起,显现出尸体被焚时的姿态。伤口处芝麻密集,这是因为淤血或流血,使得油迹更浓些的缘故。人体的脂肪油和酒醋在加热后,与桌面的红漆发生反应,可以留下晕痕。这样做,也就保存下了勘验结果。
    检地之法,让我们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利用积累起来的点滴经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刑侦方法,来揭示案情,震慑和打击罪犯,这种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它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文明的传承,重在精神的传续。这些旷世经典,保留了先人前行的足迹,凝聚了他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留待我们去汲取,激励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奔腾不息的民族精神,只要我们珍惜,只要我们去传续,就一定能重塑往日的辉煌,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字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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