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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海 李天保: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与反思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雷恩海 李天保 参加讨论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文章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创作理论趋于成熟,文章体裁臻于完备,各种风格竞放异彩,出现了以王勃、骆宾王、陈子昂、张说、陆贽、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作家,和垂范后世的脍炙人口的大量优秀作品。清编《全唐文》与《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收有唐五代文三千五百多家、二万二千多篇;近年来霍松林主编《新编全唐五代文》(尚未出版)又增收一万一千余篇,这样,存世唐代文章约达三万四千篇。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其研究却是颇为沉寂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经百年,相对于成果丰硕的唐诗研究和唐五代词研究,唐文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研究成果的单薄、研究领域之逼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与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令人焦虑的。唐文研究的严重滞后,也拖累了其他研究领域向更为深广境地的拓展。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的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总结研究成就,认识不足,探讨热点问题,正视盲点,以期开拓唐文研究的新境界,促进唐代文学研究乃至唐代文化研究的繁荣。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的回顾(1900-1949)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状态,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沦文索引》,收录了1905-194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46篇,其中,有关唐代古文的就有39篇。例如,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和理论的《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学风》,第五卷,1935年第8期),胡怀琛研究有关韩愈、柳宗元文的《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卷2期,1926年10月),叶圣陶研究韩愈单篇古文的《略谈韩愈〈答李翊书〉》(《国文杂志》,创刊号,1942年8月)等;而有关唐骈文研究的仅有2篇,即曾了若研究唐代骈文古文演变历程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史学专刊》,1935第一卷),李泽的《藤王阁小序》(《国粹学报》,4-6号)。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唐文的书目有20余种。对唐古文进行系统研究的要算30年代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5年手抄本)和40年代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这两本书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钱基博《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力作,从“古文渊源”、“韩愈行实”、“韩愈佚事”、“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韩文籀诗集”六个方面系统地作了研究,涉及到了韩愈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两本散文史著作提到唐文,一本是193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柱的《中国散文史》,一本是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这是两部较早的中国散文简史。其他大部分是普及性书目,研究的水准不是太高。例如,吴树滋的《唐文观止》(成都,经纬书局,1949年版),还有徐洁庐编、吴虞公校的《唐代文选》(上海大通图书社1936年版)等。
    这一时期对唐文进行整理的只有史学大师岑仲勉。岑氏作于1939年之《读〈全唐文〉札记》,对清编《全唐文》进行了重要的校勘和疏证,厥功甚伟。此后,岑氏还广泛搜寻了一些唐代的墓志文、碑刻文、石柱刻文等。
    以上可大致看出这一时期唐文研究的状况,唐文研究的论文、专著的数量都非常少。对唐文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除了对“古文运动”主将韩愈、柳宗元作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外,其他许多唐文作家研究都是空白。这显然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重大变革,解放出了一大批文学爱国人士;同时,一批留学西洋的学者也回到国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古代文学研究的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国内矛盾的上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一边从事民族救亡运动,一边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各科都缺乏人手、经费的支持。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唐文研究也是如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广,对封建旧文化的革除极有好处,其负面影响则在于对传统文学否定过多,未能公允地认识传统文学的价值,因此也就导致对唐文关注不够。
    其次,就唐代文学研究的内部而言,唐文研究远远逊色于唐诗研究,就连闻一多先生这样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等著作问世,却未能涉足唐文研究。造成这一状况,实际上是由唐文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来说,诗是抒情性的,易于读解,文虽然不排除抒情,但实用性更强,且篇幅比诗要长,唐文有许多是墓志铭、碑文、章表疏奏、石刻文等,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易读解,其精美华丽的骈文也不合当时的形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唐文古雅硬直,不如宋文的通俗平柔,对不同风格的偏好,导致唐文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局面。
    建国后三十年的唐文研究(1949-1980)
    建国后的唐文研究处于起步徘徊时期,此时期唐文研究与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有200多篇。这些论文几乎青一色地集中在韩愈和柳宗元身上。尤其是柳宗元,由于被尊为“法家”,所以更加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研究韩柳的论文,多集中在韩柳思想性的研究上。如:黄云眉《韩愈的文学评价》(《文史哲》,1956年11期),王达津《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特色》(《河北日报》1962年3月23日),还有唐艮、周惕平《试论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9期)等。此外,对韩柳单篇散文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中对韩愈《师说》的研究是一个亮点,论文的数量达31篇。柳宗元的《黔之驴》、《永州八记》、《六逆论》、《捕蛇者说》、《小石潭记》、《封建论》均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他思想性比较强的《封建论》,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论文达27篇。当然,其中的大部分论文迎合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所以学术水平不是很高。由于当时国内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这一段时期的唐文研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一些论文的题目听起来就像是政治革命的口号,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读柳宗元〈封建论〉》(大批判组,《福建师大学报》,1974年1期),还有发表于1975年9月25日《新华日报》的论文《甩掉包附,轻装前进—读柳宗元〈蝜蝂传〉所想到的》,广西柳州拖拉机厂的工人还出版了《柳宗元年谱》。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此类论文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这一段时间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学术质量的论文,如管希雄的《论韩愈的散文艺术》(《温州师院学报》,1963年1期),振甫的《韩愈的散文的技巧》(《新闻战线》,1959年22-23期);林昭德的《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思想与艺术》(《语文学习》,1959年10期),振甫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长江文艺》,1962年1期)等。这一时期对其他唐文作家研究不够,许多方面都是空白,倒是杜牧的《阿房宫赋》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论文有26篇之多,如蓝锡麟的《〈阿房宫赋〉的讽喻特色和写作技巧》(《西南师范院学院学报》,1980年4期)等。
    这时期唐文研究的专著,约有6本。最为著名的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版),共十四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深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是“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有关柳宗元文及其诗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该书是章士钊研读柳宗元文数十年的结晶,赞赏柳宗元“唯民为主”的思想倾向,虽扬柳抑韩,存在不少偏颇,但资料丰富,时有新见,瑕不掩玉,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部上乘的学术经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该书叙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介绍了唐朝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并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唐朝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另外4本是关于韩柳的,例如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钱基博的《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顾易生的《柳宗元》(中华书局1961年版),吴文治的《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总之,建国三十年的唐文研究,研究的面有所拓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受到时代风潮的左右较重,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尤其是文革十年,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唐文研究处于低谷与徘徊之中。这一时期的唐文研究也小有成就,但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实在令人寒心。唐代文学研究在失望中徘徊,在徘徊中等待,等待唐文研究走上正规、健康发展的道路。
    近二十多年来的唐文研究(1980-2002)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充满了新春的无限生机,这也是近百年唐文研究真正春天的到来,唐文研究开始走上正规、健康、发展的道路。
    就发表有关唐文的论文而言,据全国报刊论文文献索引统计:1980-198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为218篇,1990-2002年为276篇。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是前两个阶段八十年的研究总量的两倍。这些论文按研究内容对象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类:
    (一)从整体上探讨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多集中在中唐的“古文运动”上。这也是二十年来唐文研究的热点,这些论文认真分析了“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期、成就等,已经透过表象的描述,深入到发生的背景、特征的总结和内在的联系。主要沦述古文运动产生原因的主要有:(1)罗宗强《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才出来》(《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7期),(2)葛晓旨《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学术月刊》,1987年11期),(3)吴湘洲《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文学评论》,1996年1期)等;对古文运动作评价的论文主要有:(1)蒋凡《韩愈柳宗元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再评价》(《古代文学理论丛刊》,1979年1期),(2)罗宗强《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文史知识》,1988年4期),(3)陶新民《唐代古文运动冉审视》(《学界》,1997年2期)等。
    (二)二十年来对唐文作家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论文,尤其对韩愈和柳宗元的研究是唐文研究中的热点中的焦点。据全国文献报刊论文索引,1980-2002年间对韩愈文研究的论文有167篇,对柳宗元文研究的也有132篇之多,占该时期唐文研究论文数量的一半强一些。这些论文的题目呈现出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多集中在韩愈、柳宗元文的艺术性和单篇散文研究上。例如对韩柳散文艺术性作研究的主要有:(1)吴小林《论韩愈散文风格》(《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4期),(2)邓小军《韩愈散文的艺术境界》(《人文杂志》,1994年1期),(3)胡守仁《柳宗元散文述评》(《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1期),(4)吴小林《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5期)等。对韩愈单篇散文的研究有金启华《说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及其它》(《光明日报》,1987年1月13日)等;对柳宗元单篇散文的研究则集中在《永州八记》上,例如: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4年6期)等。
    (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盛唐古文作家群、晚唐小品文也进行了整体的研究,例如:(1)孙昌武《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4期),(2)屈光《盛唐李萧古文集团及其与中唐韩柳集团的关系》(《文学遗产》,1987年4期);对晚唐小品文研究的有,刘古卓《一塌糊涂泥潭里的光彩和锋芒——浅谈晚唐小品文》(《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3期)等。
    (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集中在唐文其他作家的单篇文章上。例如:对王勃文的研究有20多篇,多集中在《藤王阁序》的研究上,如《遭挫折而思进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逢坎坷却能乐观——赞〈腾王阁序〉的审美人生》(《玉溪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4期)等,对刘禹锡文研究的也有19篇,多集中在《陋室铭》上,对杜牧文的研究则集中在《阿房宫赋》上,对骆宾王文研究的多集中在《讨武曌檄》上。本时期除韩柳之外,对其他作家关注不够,研究的论文也少,例如,骆宾王3篇,陈子昂2篇,李翱5篇,元结8篇,李白8篇,李益1篇,梁肃3篇,权德舆2篇,陆贽3篇,白居易6篇,罗隐5篇,李商隐5篇等。就整体而言,关于古文及古文运动的论文有400多篇,而有关骈文与赋研究的论文加来还不足100篇。
    二十年来对唐文研究的专著也逐渐多了起来,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从整体上探讨唐文发展史的有:(1)孙昌武《唐宋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2)葛晓音《唐宋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3)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刘国盈《唐宋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5)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6)于景祥《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洪本健《唐宋文要义》(《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等。
    此外还有一些文学史涉及唐文的,主要有:(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朱世英等《中国散文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书局1999年版)等。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两本涉及到唐代骈文的著作:一本是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另一本是姜书阁的《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
    近二十年对唐文进行整理的成果,主要有:(1)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收录了大量珍贵而稀见的文献,对唐文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2)还有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新编》,资料完整,考订严谨;周氏还主编了《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3)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2002年版),(4)韩理洲《唐文考辨初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他还整理了《唐代文学资料库》,专门有唐代散文一库,收集了许多有关唐文作家作品的资料。(5)霍松林主编《新编全唐五代文》,编者阵容强大,资料全面,准备充分,惜至今未能出版。近二十年,整理出版了一批唐人别集,如据冯浩《樊南文集详注》钱振伦、钱振常笺注的《樊南文集补注》标点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是这一时期的丰硕成果,对唐文研究也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有关唐文之选集也比较多,表现出研究者对唐文的视野越来越宽广,认识越来越深入,比较重要的选本有:(1)陈宇光《唐文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选录魏征、王勃、王维、元结、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李翱、杜牧、孙樵、陆龟蒙、皮日休、罗隐14家30篇文章,其中韩愈8篇、柳宗元8篇、杜牧3篇,其余皆一人一篇。(2)张撝之《唐代散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选录23位作者的56篇作品,每篇作品有“作者介绍”、“说明”、“解释”三个部份。(3)高文、何法周《唐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选录61家共124篇文章,其中骈文36篇,散文88篇,涵盖各种风格、诸多流派,而且有作者介绍、作品说明、词句注释。(4)孙望、郁贤皓《唐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选录的作家更多,文章亦多,几乎涵盖了唐文的各种文体,骈散兼收,以期见唐文之繁盛。这两种《唐文选》,大多兼顾一般读者和研究者,因而读者能够各取所需,雅俗共赏。
    此外,还有一些唐文作家作品的选集、选注本,比较好的有:(1)殷孟伦《韩愈散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2)顾易生《韩愈散文选集》(三联书店1997年版),(3)蒋凡、雷恩海《韩愈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注释与讲评相结合,(4)贝元辰《柳宗元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5)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带有普及鉴赏性质的著作,涉及唐文的主要有:(1)蒋凡《唐宋文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2)徐中玉《古文鉴赏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3)吴功正《古文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4)陈友冰《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5)韩兆琦等《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
    从明代兴起的“唐宋八大家”之说,影响甚大,对唐宋文的普及厥功甚伟。本时期,有不少研究者比较关注八家散文(唐之韩愈、柳宗元),比较重要的有:(1)谢先模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选评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收录韩愈文15篇、柳宗元文19篇,每篇有题解,随文有评注,篇后有总结,又有“资料”(简要的评论汇编,主要取自《古文观止》和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史》中的有关评论)。(2)邬霄鸣《唐宋八大家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选韩文16篇、柳文12篇。(3)《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之《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收录柳宗元散文512篇,按论、说、议辩、记、传、行状、序、书、启、表、状、祭文、碑志、骚、吊赞箴戒、铭杂、对、问答来重新排列;《韩愈散文全集》(同上)收录韩愈散文328篇,按赋、杂著、实录、记、书启、序、哀祭、碑志、状表等排列。比较有特色是:(1)吴小林编《唐宋八大家汇评》(齐鲁书社1991年版),共收录有代表性的评论者250家,引用书目达260余种,主要辑录对“唐宋八大家”的总体评论及“八大家”中两家以上有关散文方面的研究评论资料。(2)高海夫、薛瑞生、淡懿诚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首次为流传已久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作注,不惟重视引录第一手资料注释,而且重视对有关人文事实之考证,对一些文章系年、赠主作考证,并且于笺注后,又附有历代名人评论,给读者理解文章提供了参考。而吴小林《唐宋八大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则从“唐宋八大家”的名称由来、唐代古文运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柳宗元卓越的散文成就(此处宋文不谈)等,分析八家之名称及各家成就,对认识唐宋散文的成就是有裨益的。
    二十年来随着1982年在西安成立的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和1996年开始召开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唐文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同时在唐文研究领域内也出现了一批人数不多,但学养有素的专家: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南开大学的孙昌武,复旦大学的蒋凡、陈尚君,陕西师大的霍松林,西北大学的韩理洲,北京大学的葛晓音,华东师大的洪本健等,并且华东师大有专门的唐宋散文研究的博士点。这将有力地促进唐文研究的发展繁荣。
    以上是20世纪唐文研究的简略回顾,与整个唐代文学研究一样,唐文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下表是百年唐文研究论文的量化统计(注:(1)本文统计的标准是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直接与唐代的骈文、古文、赋有关的。(2)考虑到许多唐文作家是诗文皆长,故在取舍时有所迁就,有关唐文作家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论文一般不收。(3)本数值系手工操作结果,故统计的数值可能与实际的情况有误差。)。(见下页表)
    可以说前80年唐文研究一直处于一个孤寂与冷落的境地,只是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社会形势的稳定,唐文研究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虽然这一统计难免挂一漏万,但亦可见出百年唐文研究的概貌,从而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唐文研究的反思
    百年以来的唐文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是不容忽视的,且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开启了许多新的思路,值得认真对待。
    (一)从百年的唐文研究来看,应该对“文”之概念作出新的界定,以期能够全面地研究唐文,探讨总结唐文的成就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中国古代关于“文”的观念是相当宽泛的,意义是极其丰富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这一认识,是深得古人关于“文”之深意的。曹丕《典论•论文》提出四科八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其中七体为文;陆机《文赋》则提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其中,九种为文。萧统《文选》诗文兼收,共分三十九类,除诗外,其余三十余类皆属文。《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篇名所列文体即达三十四种之多,除《明诗》《乐府》两篇而外,皆为文。唐人历史地继承了对“文”的这一认识,宋初编《文苑英华》,收南朝梁至唐代的诗文,分为三十八类,除诗、词外,其他亦皆属“文”。从百年唐文研究来看,受现代观念尤其是西方关于“文”之概念之影响,研究者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存有“文学之文”和“实用之文”之界限,且有将“实用之文”摈弃在“文”之范围之外的倾向,其研究大都比较注重于“文学之文”,对其他“非文学之文”关注不够。而这一认识,是与传统的“文”之观念相左的。此外,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的影响,研究者大多重视与白话文有比较密切关系的散体的“古文”,轻视骈偶之骈文及赋。
    从百年之唐文研究看来,重古文、轻骈文和赋的现象十分严重。如前所统计,20余年有关唐代古文研究的论文有400余篇,而关于骈文和赋的研究论文加起来尚不足100篇,两者之比为4:1,反差太大。就唐文发展史而论,古文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唐,且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随着柳宗元、韩愈的相继退出文坛,古文创作很快式微,至晚唐则骈文卷土重来,骈文创作兴盛一时。仅就中唐而论,韩柳大力倡导古文,成绩斐然,而元稹白居易所倡导的新骈文,则名重一时;从创作数量而言,其时骈文的数量大大超过古文,且应用广泛。从总体而论,近300年的唐文创作历史,古文创作时间不到100年,而骈文则贯穿始终。即使在古文运动兴盛时期,骈文之创作虽受到冲击,但未能从根本上使之改观,其创作仍然如火如荼。当然,受古文之冲击,骈文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些新的生命力,创作亦因之有了新的变化和成就。其次,从《全唐文》看,收录骈文篇目的数量是古文的十多倍,骈文作家更是远远多于古文作家。如果在唐文研究中仅仅重古文而轻骈文,则不能贴近文学史之实际,与文学史的发展史实不符,无法获得唐文发展衍变的内在轨迹,全面总结其创作成就。此外,唐代赋家甚多,超过历代,唐赋的体式也比前代完备,使唐代成为赋发展的重要时期,清人王芑孙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读赋卮言》),但是,从近百年的唐文研究来看,涉及赋的论文约30余篇,而且几乎全集中在杜牧《阿房宫赋》上。虽然在一些赋学著作中,唐赋有所论述,但相对其庞大的作家阵容和相当可观的作品数量,显得颇不相称,唐赋研究是亟待开发的领地。由此可见,唐文研究中,重古文、轻骈文和赋的现象十分严重。
    文学研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骈文研究在上个世纪多受冷落,并不是骈文不如古文好,骈文与古文在艺术价值方面各有特色,骈文华丽精美,古文庄重古雅。文学毕竟是一门艺术,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声文”、“形文”、“情文”,是颇为切合汉语言的艺术特色的。即使从纯文学的角度看,
        
    骈文所占的比重要比古文大一些,古文讲求实用,重在“言”“文”合一,有时候就失去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欣赏价值。有时候骈文能做到的地方,古文未必就能做到,如王勃的骈文《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落日的余辉斜射着江面,天空是金灿灿的一片,碧水、蓝天、落日、飞鸟、晚霞融为一体,以简洁的笔法将落日黄昏的美丽景象描绘得绚丽多彩,而且语言之凝炼蕴藉丰润让人过目不忘。骈文和赋作为汉语言文学的独特现象,从产生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流行至于清代,有其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因此,重新认识骈文的价值是很有必要的。
    二、从百年的唐文研究状况来看,古文运动之研究无疑是热点,不过,就古文的研究而言,研究力量之分布也颇不均衡,比较多地集中在韩愈和柳宗元的研究上,而忽略了其他古文作家的研究。可以说,中唐时期的作家是研究的重点,古文运动的作家是重点中的热点,而对韩愈柳宗元的研究是热点中的焦点。诚然,韩、柳代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深入研究韩柳,确实能够把握住古文运动的精神实质及其创作实绩,值得投入比较多的力量。但是,从唐文的发展史来看,古文不是一下子就从中唐“冒”出来的,古文的兴起发展在初唐盛唐就有它的踪迹,在晚唐仍然有其流变,有许多的古文作家。在初唐、盛唐就有陈子昂、富嘉谟、吴少微和时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頲等人,乃由骈文向古文发展之“变之渐”者,其后之李华、萧颖士文人集团,更加致力于文体之变革,为韩柳古文之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而骈文名家陆贽受“古文”革新思潮之影响,汲取古文之优长而变革骈文,创作出了具有散体气息、更加通俗易懂的新体骈文,并因此而昭示了骈文之优长,给变骈俪为散体的古文以有益的启示。因此,韩柳古文运动能够继承古文先驱的实绩,汲取新体骈文所昭示的优长,融会贯通,别创一全新的局面。即使在“古文运动”中,也还有一大批紧密团结在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中心的古文作家,如李翱、皇甫湜等人,为古文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在晚唐还有一批古文作家,如孙樵,刘蜕等继续创作古文,虽成就有高下,但从发展衍变而言,仍不可忽视。大作家是时代的风标,成就斐然,固然值得重视,而深隐于历史帷幕后的、为数众多的小作家,其嗡嗡和鸣,更能昭示一时之风气以及历史发展的必然。
    然而从百年研究的历史来看,对唐古文研究的重点热点都在韩柳身上,而对其他古文作家关注不够,他们似乎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甚至许多作家的研究是空白。像有关陈子昂文研究的论文只有5篇,李华7篇,萧颖士6篇,陆贽只有3篇,晚唐小品文才9篇,这实在与他们的文学成就不大相称。只有对整个唐代散文家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体现唐代文学的繁荣和当时的文学创作实际,才能比较深入地认知古文运动。
    三、从百年研究看来,唐文研究的视阈狭窄、方法单一。唐文研究多侧重于文道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研究,研究的方法以社会学批评的方法为主,缺乏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20余年来,唐诗研究融合多种学科知识,如历史学、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运用新的方法,如诗史互证法、比较法、统计学方法,甚至于借鉴了西方的“精神分析法”、“原型批评法”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唐文研究中,还是比较多地局限于考据学与鉴赏论。考据固然重要,但从总体上来理解、把握唐文,仍嫌不足。今后必须立足于文本,系统深入地贴近唐文发展的史实,借助现代科学研究手段,发现新的文献材料,辅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构筑新的唐文研究理念。
    四、要开展系统性的唐文研究,要把握两个“度”的研究。一是深度,在已经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领域,作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求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古文运动,过去百年的古文研究,多是文道关系和骈散关系的研究,现在能否发现新的材料,或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唐代古文,以期有新的发现。二是宽度,要拓宽唐文研究宽度,不仅要关注古文,而且要重视唐代骈文、赋的研究。对古文而言,除了加大对古文先驱和韩柳之外的作家作品研究的力度,还要加深对古文理论的研究,因为古文理论一直是指导古文作家创作实践的理论先导。就骈文而言,要从整个唐文演变的内部规律着手研究,古文与骈文两种文体,从初唐到晚唐是如何变化消长、相互渗透影响的。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大而化之的概念上,不但要从宏观上,而且要从微观上深入具体认识骈散文体的演变历程,并且许多唐文作家不仅是古文家,同时也是骈文家,如何从整体上认识这些作家的创作呢?另外还可以从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着手,这也不失为唐文研究新的宽度的拓展。
    五、唐文研究要建立结构合理的梯队,重视研究的专业化、信息化。建立结构合理的梯队,扩大唐文研究的队伍,多开设唐文研究的精品课程,多设立唐文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新的后备人才。研究队伍要专业化,就是要有一支具有新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合理、真正懂得文学研究的人来研究唐文。因为就20世纪的唐文研究来看,有许多低水平的研究,甚至有许多研究课题是重复的,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信息化,就是要具备现代学术研究者的基本条件,要懂基本的电脑操作技术,而且要知道获取研究动向、研究信息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及时了解相关的研究信息。此外,要多开展一些唐文研究的专门学术研讨会,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专门的唐文研究会,这不利于学术交流和重大成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百年唐文研究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前80年是唐文研究的一个冷落寂寞的清秋;后20年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看,唐文研究仍然是一个弱点。唐文与唐诗、唐人小说一样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也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彩,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探讨。可以相信,在新世纪里,唐文研究一定会大放异彩,绽放出其所应有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05-1979)》,1981年。
    [2] 中山大学中文系:(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95年版。
    [4] 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1980-2002,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2002年。
    [5] 谢保成:《中国史书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6] 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00-1975)《七十六年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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