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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近期学界热议的文化建设新理念。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虽然各有其特点，但总体上还是有共同的规律。秉持文化自信的理念，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经验，开拓创新，构建符合时代精神和自己国情的民族新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与繁荣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在近现代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崛起过程中，尤其是以普希金为代表的 “黄金时代”文学家开启的近现代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就比较典型地揭示了这个规律。普希金时代以降，俄罗斯民族的这种文化自信几乎没有失落过，即便在经济暂时衰退且遭遇西方制裁的当下。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上众多古典与现代文化巨匠形象完整而集中的展示，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学大师在新世纪俄罗斯评论界与读书界再度受重视，红色经典在后苏联高校文化教科书中的回归，都显示了俄罗斯人民对前辈文化贡献的尊崇和满满的文化自信。 欧亚民族文学的后来居上者 鲁迅先生在20世纪初把俄国19世纪以来的进步文学看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朋友与导师”，这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对后起文学大国的由衷致敬。众所周知，相对于世界文明古国，诸如希腊、埃及、中国和印度，俄罗斯还是一个后起的文明国度。大约在欧洲启蒙时代后期，即18世纪末，俄国才赶上世界近代文明进程的脚步，然而，才过了仅仅100年的光景，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就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产生了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世界级的大文豪，涌现出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鲍罗丁、穆索尔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等音乐巨匠，出现了列宾、列维坦、康定斯基这样的美术大师，这些璨若群星的文化艺术大师的涌现，除了令世界文坛艺苑为之一振外，也引发了人们对突飞猛进的俄罗斯近代文艺的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得它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后来居上笔者以为，除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积极地“走出去请进来”，虚心学习欧洲发达国家经验的文化国策外，俄罗斯文艺能够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艺家们在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更找回了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换言之，文化自信，乃是俄罗斯近代文化崛起的重要内因之一。世界上任何一种发达文化都是在千百年历程中，既着力自身创造，又积极吸纳其他文明的精华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自信进取与学习他人的结果。近代以来，通过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以及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勃留索夫、列宾、列维坦、康定斯基等文艺大家的创作实践，俄罗斯文艺就这样从“学生”成长为“先生”，由原来仅限于影响伏尔加河流域的东斯拉夫国家变成了影响欧亚的世界文化大国。 民族文化：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 德国文化学家赫尔德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总是爱自己的诗人胜过其他，不远弃己而求诸外。这无可厚非”，因为“一个民族和它的诗人以共同的语言、思想、需要和感情血肉相连”。而年轻时代被皇村中学同伴戏称为“法国人”的诗人普希金承认，正是俄罗斯民间文化精华增添了他对祖国文化的自信，赋予其诗歌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他惊奇地发现，这无穷的力量原来深藏在俄罗斯民族与人民之中。 恰如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论文集》的序文中指出的那样：普希金“找到了一条伟大的道路，我们俄国人渴望已久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人民性”，这里的“人民性”包含着民族民间的智慧。普希金亲自整理了俄罗斯民族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从中汲取了大量用以创造俄罗斯新文学和近代俄语的民族新文化元素。凭借他所发掘的俄罗斯文化人民性的伟大力量，普希金帮助俄国文学摆脱了只会模仿英国浪漫主义和法国感伤主义、古典主义的幼稚状态，开创了具有民族特色和人民性思想的新俄语文学，令近现代世界文坛刮目相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创作的优美的南方传奇长诗《茨冈人》启发了法国作家梅里美，后者因此写出了传世名作《嘉尔曼》（又译《卡门》），而音乐家比才又在普希金原诗和梅里美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誉满全球的歌剧《卡门》。普希金秉持文化自信，带领后进的俄罗斯文学问鼎世界文坛，印证了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那句文化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以文化自信助力文化创新 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爱国方式，也是文化创新的前提之一。赫尔德批评了18世纪的德国当时对本国优秀诗人视而不见的错误现象，他质问道：“我们的文学品位和写作风格，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语言结构和规则应该如何发展？除了经由本民族最优秀的作家，如何还有别的途径？除了借着本国的语言，借着用这种语言讲述如珍宝藏于其间的最优秀的思想和最真挚的情感，我们如何还有别的方法学会爱国？”俄国大作曲家格林卡有句名言：“其实，没有什么作曲家，我们都是民间乐曲的编辑者。”格林卡这句谦逊的话应该如此来理解：俄罗斯文艺崛起时代的这样一些有所作为的“编者”并不是普通的记录者，而恰恰就是敬重民族文化，对其有着高度自信，并且熟悉民族文化底蕴的发现者、传播者与创造者。 俄罗斯文学两百多年来的发展与崛起，无论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黄金时代”，还是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与阿赫马托娃的“白银时代”，无论是苏维埃新文化建设，还是充满现代感的新文学思潮的兴起，人们都能看到这个民族的文化在创新与传承之间持久的良性互动，体会到俄罗斯民族文化自信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文艺创新的巨大助力。普希金诗歌体裁创新的借力，正来自从东斯拉夫民间故事到杰尔查文时代古典诗歌的俄国全部民族文学的丰厚底蕴。十月革命唤起的苏维埃作家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被文学界赞誉为托尔斯泰传统的新传人；新时代的主题依托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强势体裁开拓了自己的阵地。高尔基作为俄罗斯社会主义文学的创新者，在新世纪初又重新回到俄罗斯《文学报》的刊头位置，并得到学界和评论界的重新认同。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主题与形式的创新，又内在地承传着俄罗斯启蒙时代以来强劲的讽刺传统与普希金诗歌的散文化传统，始终受到俄罗斯读者的青睐。2015年秋天，俄罗斯《文学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隆重的纪念活动，体现出俄罗斯人对这位充满文化自信的诗歌创新者一个多世纪以来持久的敬重。 文化自信与文化对话 文化自信，也是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前提。如此，才既敢于接受外来文化，也敢于与外来文化对话。普希金在借鉴拜伦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时，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诗人推崇拜伦的浪漫主义诗才，在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写作中借用了其《唐璜》的体裁模式，其叙事、抒情和夹叙夹评的抒写风格中带有浓厚的拜伦印记。但作为对祖国文化充满自信的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也敢于讥讽装扮成浪漫主义的“拜伦式英雄”，以及其自私自利的精神缺陷。 在熟悉和通晓了外国文学，并吸取其精华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后，普希金并没有失去作为俄罗斯文化传人的自我，而是能够自觉地站在民族文化基石和时代高度上，对“先生”的长处与短处给予客观冷静甚至尖锐的评判。而给予普希金精神力量的正是其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虚心学习而不是盲目崇拜，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才会赢得他人甚至是对手的尊重。在当代英国文化机构里，不仅保存有普希金的手稿，而且还建立了以诗人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普希金出版社。 普希金文艺思想的后继者——俄苏文化学家巴赫金在文论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外位性”的文学研究原则。他发现在当时的苏联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别人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在他看来，虽然这是理解其他文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但如果仅限于此，这种理解不过是一种没有新意的简单重复。其实，理解他人的文化，就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而“创造性的理解并不排斥自我，不排斥自我所处的时间位置，不摈斥本民族文化，也不会忘掉任何东西。对于理解而言，重要的是理解者对于他要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事物所具有的‘外位性’，在时间、空间和文化方面的‘外位性’”。巴赫金指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所以，坚持文化自信，通过平等的对话、交流、交锋，既能发现他者的长处，也能在比较中发现自己未曾重视而应该弘扬的优势，从而在综合创新中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自己民族的新文艺。 借鉴和赞美俄罗斯进步文学的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这个当时崭新的文艺主张提倡“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就体现了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开拓者面对世界文化的民族自信。凭借这样的自信，新文化时期的一代大师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与普希金纵览借鉴欧洲先进文学后又依托民族文化丰厚传统创建俄罗斯新文学，开启俄罗斯文学新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坚持文化自信，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守正创新，是任何一个民族发展繁荣文化，取得文化成就的一种规律性的内在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