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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梭罗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杨靖 参加讨论

    卧病在床四五个月后,晚年的梭罗在日记里写道:“我已病得太久,忘记了健康是什么样子。”终其一生,包括在瓦尔登湖隐居的两年间,从牙疼到肺结核,他饱受病痛折磨。后一种疾病,更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据统计,1860年代,在25岁至45岁的青壮年易感人群中,因感染肺结核而死亡的人口比例高达五分之一。 
    梭罗对此有切肤之痛:他的父亲和妹妹海伦先后患结核病去世;他的哥哥亨利虽然死于破伤风,但家族遗传病削弱了他身体的抵抗力,才是致命的病因。此外,还有他的好友爱默生家族:爱默生的父兄相继去世,他的第一任妻子爱伦·塔克同样因身患肺结核而死亡。因此,“病人”梭罗年轻时便立下宏愿:要为康科德居民甚至全体国民,开出药方——用诗人洛威尔话说,他决意要“当一回医生”。 
    卢梭曾说:“一部文明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类的疾病史。”而照洛威尔的说法,梭罗 “(他)整个的人生,都用于找寻医生”。当代美国文艺理论家斯坦利·卡维尔评论《瓦尔登湖》时则宣称:整部著作,就是追寻自我如何“从疾病中”恢复本来面目。跟爱默生纯粹从抽象道德角度看待生活不同,梭罗更多是从平视的角度忠实记录和思考生活:当然,他关注的不仅是身体的健康,更是心灵的健康。梭罗最担心的,是世人都习惯于承受病痛之苦,甚至害怕康复。 
    梭罗生活的年代,无论康科德乡间,还是纽约、波士顿等邻近都市,肺结核、伤寒、麻疹等疾病都相当普遍。当科学家致力于疾病的病理学研究与防治时,爱默生、梭罗等“美国学者”则更为关注外部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内在联系。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美国城乡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量农地被侵占,土壤变质,河流遭受污染,食品安全也难以保障。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更是乏善可陈——在城里,医疗手段除了欧洲流行的放血疗法,常用的无非是抬举、热烙、冰敷、发泡以及电疗、水疗等疗法,虽然每一种方法背后都不乏某种医学理论作支撑,但疗效如何大可疑问;至于乡村居民,则更多依赖祖传草药配方,将病人生死几乎完全交由命运处置。 
    针对这样的状况,1850年代,以诗人惠特曼为首、奥尔科特医生等人加盟的民间组织大声疾呼兴办公共卫生事业,以免美利坚合众国堕落为“病夫之国”。因为他们坚信,外部环境对人体健康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作为康科德地区的土地测量员,梭罗对当地土质、水质及自然环境的恶化比别人更多一份了解。开往波士顿的火车打破了康科德的宁静,建筑工人或盗伐者在树木身上留下的斧斫痕迹更令他痛心。“瘴气和传染是疾病的源泉。”他在日记里说——这与现代医学的观察和结论不谋而合:从腐烂或不净洁的有机体中产生的排放物会降低人体免疫力,并使之在与病菌接触时较易感染疾病。 
    当然,梭罗关注的不仅是生理疾病——在梭罗日记中,健康一词,跟疾病一样,更多是一种隐喻;在他看来,患得患失和无尽的忧虑才是“无可救药的疾病”。相比于身体疾病,他对“精神的疾病”或“时代之病”更为关注。“我的写作,不是为死人唱颂歌;而是为活着的人唱挽歌”——因为“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因为“不是人乘坐火车,而是车骑在人身上”。因为他们发明了海底电缆通信,结果传来的头条新闻却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马克斯在名著《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中宣称,《瓦尔登湖》是“对这种文化疾病的诊断”。 
    康科德居民日复一日,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例行公事,刻板机械,毫无创意可言。他们的头脑僵化,像一面镜子,只能照映外部事物,缺乏个性和思想。他们每天都奔波忙碌,却不肯停下来思考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他们设计房屋,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目的,而是为了适应房屋设计的标准;他们一刻不停地劳作,不是为了达到他们所选择的生活目标,而是为了满足市场机制的需求。简而言之,即“人成了他所制造的工具的工具”。这样沉闷而萎靡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反生活。人们每天都在拼命追求,追求新鲜事物,占有物质财富,可至死也不曾明白:到底何者才是生命的真谛。 
    1862年,因在雨中观察树木年轮而受风寒并感染肺结核的梭罗,也在平静之中告别人世。在他身后,美国社会商业化及资本化的步伐愈加迅速。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在养老院及医疗机构依靠药物治疗延续生命的老人数量也在激增。相应地,因医疗保健费用的巨额增长使得自然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分配进一步恶化,并可能导致更大面积的社会矛盾。哈佛大学医学院阿图尔·嘉旺德教授在新近的畅销书《人有一死》中指出:大自然以死亡的规律来保护宇宙的平衡,凡为世间生者必有一死。延年益寿固然可喜可贺,但也要有健康作前提;倘若是以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为代价,则恐非明智之举。可算是对梭罗经典做出的现代性解读。 
    在医疗设施日益齐全、医疗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梭罗时代诸种流行或传染疾病早已得到根除,但健康问题依然困扰人类。与150多年前的药物匮乏和救治不足相反,当今医疗机构普遍存在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等现象。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医院的宗旨却是要盈利。这里的悖论是:医疗机构设立的初衷是提升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而一个健康水平显著改善的社区却未必愿意继续支持一家服务昂贵的医疗机构。健康,与商业活动紧密关联。在一个崇尚消费的社会,人们宁愿相信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购买——金钱,而不是梭罗倡导的自然,俨然已成为健康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雾霾、沙尘暴甚至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肆虐,环境恶化跟食品安全以及医疗卫生等问题一道也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当务之急。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无数的解决方案,但根本问题可能还在于节制欲望。资本追逐利润可以带来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巨变,但同时人们也该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与人欲的联姻是一柄双刃剑,可能令人疯狂以致灭亡;利润或金钱也不该成为人生的惟一目标。梭罗曾指出,现代人的悲剧在于丧失了从简单事物中获取快乐的能力,直到临近死亡时,“才发现自己从未活过。”——或许这也正是今日重读《瓦尔登湖》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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