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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院派批评传统的延续 1724年，彼得一世在彼得堡创办了俄国科学院，这是俄罗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世纪中期，科学意义上的、系统的文艺学研究才正式展开，一大批院士潜心于文艺学不同领域的研究，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一批具有欧洲影响的成果，形成了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传统。在俄国学院派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有这样几个学说：一是以布斯拉耶夫为代表的神话学派；二是以佩平、吉洪拉沃夫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三是亚·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四是由波捷勃尼亚、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组成的心理学派。 “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传统，同时十分重视吸收欧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反过来，他们的学术又构成传统，对俄罗斯文艺学产生了或隐或现、然却根深蒂固的影响。十月革命之后，学院派的学术传统被人为地中止了，但是，经过一段潜伏阶段，其影响却在20世纪后半期分别显现出来，各个流派似乎都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新的传人，演变出新的理论变体，而在新时期涌现出的理论大家，又大都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构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学院派传承。 俄国神话学派以俄国的神话、民间文学和古代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揭示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整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布斯拉耶夫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将俄国古代文学与欧洲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学作对比，在《迁徙的中篇小说》等著作中论证了 “移植说”（又称“借用说”），认为不同民族早期文学中相同的情节和形象，可能源于各民族文化的历史联系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移植”。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艺学中，在受到布斯拉耶夫直接影响或启发的文艺学家中间，有两位最为突出，他们就是普罗普和利哈乔夫：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1928—1969）、《神话的历史根源》（1946）和《俄国英雄史诗》（1955）等著作中，对大量的俄国民间故事的功能结构进行分类，创建了关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态学；利哈乔夫学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一生写有数十部著作，但他的学术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俄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文学，在俄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精神 俄国心理学派是在欧洲心理学获得飞跃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主张多从心理角度研究文学和作家，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个性、对作品主人公的性格逻辑进行符合心理学逻辑的解读。波捷勃尼亚的《思想和语言》（1862）、《文学理论讲义》（1894）等奠定了俄国心理学派的理论基础，他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入手揭示文学和社会心理的关系，认为艺术创作的奥秘就在于创作者的内心奥秘。俄国心理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将语言、思想和创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一是为了考察作品中渗透着的作者个性，二是为了借助艺术典型考察社会心理，他的《俄国知识分子史》（1906—1911）通过对俄国文学名著中“多余人”等典型形象的精神生活的分析，论述了19世纪转折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高尔基认为，这部著作奠定了心理学派在俄国文艺学中的地位。此后，对于作家创作个性的研究，对于作品主人公的社会心理分析，就成了俄罗斯文艺学中心理学派传统中两个最突出的特征。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1925）致力于研究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中美感反应的心理学机制，试图把文艺学和心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60—70年代，在苏联社会广泛展开了对人道主义、人性等的讨论之后，赫拉普钦科出版了他的文艺学著作《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1970），将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其世界观、创作方法、艺术形象等联系起来考察，通过对作家创作个性的深入分析，赫拉普钦科就将俄罗斯文艺学中的心理学派和社会学派连接了起来。 以佩平和吉洪拉沃夫等为代表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将民族的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把文学理解为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的记录，他们试图突破文学本体论的束缚，在文学中读出民族自主意识的积淀和社会生活变迁的轨迹，该派的出现，实际上是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和文艺学中的历史主义两者相遇的产物。佩平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一定时代的社会和文化文献，文学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其中所蕴涵着的历史文化含义，就是其中所渗透着的民族和社会心理。吉洪拉沃夫将文学史视为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主张将一部文学史写成一部对若干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进行美学描述的过程，而主张将文学史扩大为一部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俄国学院派中的另一个主要派别历史比较学派，就其实质而言，也可以被视为是文化历史学派的一个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的亚·维谢洛夫斯基也曾认为：“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只不过，他将对文学的历史文化批评扩大地运用到了对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上，运用到了对各民族文学及其样式之起源的比较研究上，以给出一个所谓“总体文学”之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他的巨著《历史诗学》（1870—1906）就是其理论体系的集中表述。维谢洛夫斯基未能最终完成的《历史诗学》一书，由他的学生日尔蒙斯基于1940年整理出版之后，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学院派中各个派别的影响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呈现出某种综合、交叉影响的局面。其实，学院派中四大学派原本就是相互渗透的，它们虽然关注的中心问题有所不同，但在视文学为社会思想史的构成，注重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的这一基本立场却是相近的，各个派别代表人物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比如，维谢洛夫斯基就是布斯拉耶夫的学生，波捷勃尼亚曾是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的老师，曾三次出任莫斯科大学校长的吉洪拉沃夫与在该校学习、工作过的许多学院派学者都有过较深的交往。自身的构成原本就很复杂、多元的学院派批评，其影响自然也会是多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院派批评传统继承者的名单中看到一些似乎相距很远的不同学者。比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受到过学院派的强大影响，被卢那察尔斯基誉为在使“经院文艺学接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面”有过“重大功绩”的萨库林，就曾是吉洪拉沃夫的学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的作者在书中甚至辟出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与俄国文学科学中学院派的关系，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院派（即学院派——引者按）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联系问题具有严肃的历史意义。只有理解了这个问题，才能具体地认识我国文学科学史中，包括苏联文艺学产生年代中的某些现象。”再比如，20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艺学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巴赫金，也被视为历史诗学的传人。巴赫金从对经典作家的诗学研究入手，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1963）中提出“复调小说”理论，揭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主人公和作者之间、主人公和主人公之间复杂的“多声部”关系，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丰富了小说美学。接着，他又从其复调理论出发，将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性”推而广之，提出所谓“大对话”概念，实际上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方式、人与历史的所有关系都包括了进去。在《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1965）中，巴赫金又提出了他的另一个著名概念——狂欢化，通过对民间的笑文化和狂欢化文化现象的研究，来解决文学和狂欢的关系，乃至文学的起源和本质等问题。可以感觉到，巴赫金所采用的主要是历史诗学的研究方法，只不过，他更注重发掘历史诗学中的文化层面。巴赫金的例子告诉我们，历史诗学是在20世纪得到最多继承、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一种学院派批评。 俄国学院派批评传统对于20世纪的俄罗斯文艺学而言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从广义上说，在学院派批评于19世纪中期兴起之前，俄国的文学和批评虽已十分繁荣，但科学意义上的文艺学似尚未形成，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批评更多的着眼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和解读，而较少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文艺学的理论思考，从学院派批评开始，真正的俄国文艺学被建立起来，文学从此被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来对待。从狭义上说，俄国学院派学者用自然科学家的态度面对文学，他们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大胆设论，小心求证，在收集资料时耐心细致，在具体分析时专心致志，他们的研究工作始终洋溢着自由的科学精神和开明的学术民主意识。 六、苏联解体前后的后现代文学思潮 苏联解体之后有人曾称，后现代文学思潮可能会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无疑成了世界上最适宜后现代思潮发展的土壤，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颠覆传统、解构秩序、重估价值等理论主张，在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都有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具体“实践”。可如今看来，这个颇为合乎逻辑的估计，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不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出现的，与其说它是苏联解体的结果，不如说它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一般认为，俄罗斯的后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1）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形成时期。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出现比在西方要晚，这是因为，在苏维埃社会，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俄罗斯文化与整个西方文化之间因而出现了某种疏远和隔离，不过让人惊讶的是，“不熟悉西方后结构主义和后弗洛伊德主义著作的俄国作者们，却与国外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是，相对于西方同行而言，俄罗斯后现代作家的解构对象更为明确，更为狭隘，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苏维埃文化，而非整个文化。通过对传统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嘲讽和戏仿，在创作中戴上疯子或丑角的“作者面具”，他们试图达到颠覆苏维埃文化价值体系的目的，而这一思潮的奠基之作，就是前文提到的《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作者的另一篇文化随笔《与普希金散步》（1966—1968），在后一篇作品中，作家通过对普希金这个俄罗斯文化偶像的解构，来倡导一种更民主、更平等的阅读精神。2）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确立时期。后现代风格的作品在地下文学中的广泛传播，西尼亚夫斯基及其解构精神的直接影响，概念主义作家们的积极活动，都促进了新美学在非官方文学中的渗透，为俄罗斯第二代后现代作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概念主义团体“米奇基”于1982年在列宁格勒的创建，为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不仅得以确立，还逐渐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分支，如抒情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的后现代主义、忧郁症的后现代主义等。3）90年代末以来的“合法化”时期。经过相当漫长的地下蛰伏时，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终于在苏联解体前后获得出头之日。终于成为文学生活中一个“公开”，甚至时尚的文学现象，它填补了后苏维埃文化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突然遭遇危机之后留下的巨大空白。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的风格、特征和地位早已得到了确立。 其次，在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十几年的今天，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仅没有越来越大，反而在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竞争中逐渐缩小了其阵容和影响。斯科罗潘诺娃在其《俄罗斯后现代文学》（2004）一书中曾论及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方变体”，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变体的特征，就是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紧密联系，对大众文化的广泛接受，以及作品中相对而言的乐观基调；而后现代主义的东方变体，则是在集权制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作品更为政治化，所借用的话语语境更多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伪现实主义，而非大众文化，作品的基调也较为悲观。更为“政治化”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也就更容易在政治体制变化之后失去存在的理由。另外，以一般的社会发展观来看，俄罗斯社会似乎还没有步入后现代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俄罗斯社会对卓有成就的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一直抱有某种冷漠甚至排斥的态度，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刚刚赢得合法身份，人们就开始兴高采烈地为它送葬了；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还没有完全从集权制度的语境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主张消解一切权威、破除乌托邦理想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却又恰好肩负着在俄罗斯文学中为向新的存在模式的过渡奠定基础的使命。于是，后现代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俄罗斯当下的许多作家和文艺学家已经在谈论后现代主义的没落和现实主义的回归，也许，对于俄罗斯文学这样一种现实主义传统异常厚重的文学而言，任何非现实主义的倾向都是难以持久的，或许，俄罗斯社会对后现代主义的开始疏远，与整个俄罗斯社会对前一历史时期的全盘西化及其后果的深刻反思也不无关系。 世纪之初白银时代文学思想的百花齐放，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汹涌，俄国形式主义的异军突起，20年代的文学思想论争，以及在论争中丰富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30年代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确立，战后严格的文艺政策统领之下的理论萧条，50年代中期开始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文艺解冻，审美学派的兴起，学院派批评传统的复兴，历史诗学及其各种变体的相继出现，巴赫金、洛特曼、利哈乔夫、赫拉普钦科等文艺学大师的相继崛起，还有与之或平行或交叉的境外批评，如形式主义和宗教文化批评的输出和回归，还有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大潮中先后出现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跌宕起伏、让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历史。回顾这段历史，就像是在阅读一部巴赫金所言的的“复调小说”，就像是在倾听一部斯特拉文斯基那种“十二分音符”的交响乐。 ①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的完整历史，可参阅由张杰、汪介之合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②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陈圣生、施燕、王筱芸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7页。 ③陈圣生：《中译本前言》，见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第8页。 ④⑤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第12、17页。 ⑥ОПОЯЗ一般译为“彼得堡诗语研究会”，该团体创建时期其所在城市其实已更名为“彼得格勒”，因此，似应译为“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 ⑦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第3页。 ⑧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50、第7页。 ⑨尼古拉耶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李辉凡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页。 ⑩《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6卷，第321页。"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М., 1932, т. 2. 尼古拉耶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第1页。 M.A.Abram编：《文学术语汇编》（AGlossary of Literature Terms），第7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4年，第147—153页。 А.Н.Николюкин: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сс. 506-508.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5页。 张杰、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第448页。 西尼亚夫斯基：《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薛君智译，见薛君智主编：《笑话里的笑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19、43页。 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刘文飞、陈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刘宁主编：《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588、615页。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尼古拉耶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第153、152页。 И.С.Скоропанова: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c. 78、70-7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 作者：刘文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