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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被视为“大自然歌手”、“小品作家”的普里什文，其创作也具有多面、深刻的思想内涵，本文试图对其自然观、生态观、宗教观、美学观和世界观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以解读出普里什文文学遗产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 普里什文 生态批评 俄国思想 Abstract: Prishvin is known primarily as the author of short stories and sketches about the nature and animals, but his work is not only the description and observing of nature, but also the thinking and undersanding of lif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termine Prishvin’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based on the scan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 views on nature, religion, art and world. Key words: Prishvin Ecocriticism Russian Thought 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由来已久，俄国文学家往往亦扮演思想家角色，在俄国思想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影响和地位似乎无人能及。俄国作家的思想传统在20世纪依然继续，尽管作家的思想空间曾一度遭到压缩；即便在一些不以鸿篇巨制、深奥哲理取胜的作家处，亦储藏着某些思想矿脉。人们先前普遍认为，普里什文只是一位“大自然歌手”和“抒情小品”作者，或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虽然其读者甚众，但文化和思想层面的意义似乎不算重大。近些年来，随着普里什文的日记等过去未曾发表的文字逐渐面世，随着普里什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普里什文的思想史意义。一篇题为《思想家普里什文》的论文开头便这样写道，“如今，那种长期存在的关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仅为一位地理作家、动物画家、‘大自然歌手’、艺术特写作家的评价已经完全成为过去”，而作为思想家的普里什文，其遗产及其价值理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掘和整理。 一 在普里什文的创作和思想中，他那种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态度极具标志性，可被视为俄国人典型自然观之典型体现之一。所谓“亲人般的关注”（родственное внимание），是他本人关于这一姿态的归纳，在我们看来，这一概念大致包含这么几层含义： 首先是作家对自然的满怀深情。在普里什文的意识中，大自然就是他温暖的家，自然界的万物均为他的亲人，他乐于在自然界中任何一个生物、任何一个现象之前冠以物主代词“我的”。他在《大地的眼睛》中的《我母亲的梦》一节里写到：自然就像他亲爱的母亲，离去的母亲化作自然，自然像母亲一样时刻关爱他，他也像眷恋母亲一样时刻眷恋着自然。 其次，这强调一种与自然“共同创作”的方式。在普里什文看来，大自然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不仅动物和植物有生命，甚至连自然中的每一个存在和每一个现象都有生命。普里什文认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不仅有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甚至连沼泽也在“按自己的方式思考”，甚至连沼泽里的小鸟姬鹬，“大小如麻雀，喙却很长，在它那若有所思的黑眼睛中，也含有所有沼泽欲回忆点什么的永恒、枉然的一致企图”。 在大自然中，普里什文“学会了去理解每一朵小花在谈到自己时那种动人的简朴：每一朵小花都是一轮小太阳，都在叙述阳光和大地相会的历史” 。他永远以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因此，他才能遵从自然的“口授”，根据四季的更替来安排自己的作品结构，将自己的作品当成“大自然的日历”，他时时处处感受“大自然的智慧”，在自然中领悟生活的真谛。对于普里什文来说，自然就是他硕大的书房，自然就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另一方面，自然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创作潜力，小到一朵小花的花开花落，大到宇宙的形成演变，都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过程。将自然万物都看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创造过程，普里什文因此才希望通过自己的感悟和写作使“人的创作”和“自然的创作”相互呼应，让这两种创作相互结合。 最后，普里什文之写自然，其实同时也是写人，或曰最终还是写人。普里什文过于热衷自然，这使其创作曾引起非议，其中最著名、亦最让普里什文耿耿于怀的两个意见分别出自吉比乌斯和普拉东诺夫，前者指责他的文字“缺乏人性”（бесчеловечность），后者将其创作贬为“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今看来，将普里什文创作中的“自然”与“人”相对立，实为对普里什文思想的一大误解，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终极目的，均欲在将自然当作“人的镜子”。 他在《跟随魔力面包》中写道：“研究作为自然的民间生活形态，也就是在研究全人类的灵魂。” 他又说，他的“现实主义”就是“在自然的形象中看到人的心灵” ，“让自然替艺术家说话” 。研究自在的自然，目的就在于研究人，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普里什文面对自然的伟大的爱，源自他对人的爱。他的每一本书都充满对人的亲人般关注，也充满对这个人生活、劳作其上的那片土地的亲人般关注。因此，普里什文的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 普里什文说：“今天我感受的是自然界生命的整体，无需知道单个的名称。我感到同所有这些能飞、善游、会跑的生物都有着血缘关系。每个生命都在我心中留有记忆的底片，数百万年后才骤然从我的血液中浮出：只要看看，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曾是我生命中的存在。……我们和整个世界都有着血脉亲缘，如今我们正凭借亲人般关注的力量恢复这种关联，并藉此在别样生活的人中，甚至是在动物和植物中，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 有论者将普里什文这一自然观称为与大自然的“共存共生，休戚与共”（со-бытие, со-житие, со-участие） 。与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人和谐共生，这是普里什文创作的动机和内涵，也是其自然观的特征和核心。 二 将普里什文的创作与“生态批评”理论作一个比照，我们不难发现，普里什文可以被称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想的先驱之一。 “生态学”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生态文学”在20世纪中期才成气候，而“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概念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确立。美国作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将普里什文20－30年代的一些著作如《人参》、《灰猫头鹰》等与《寂静的春天》作一对比，可以发现两者间有许多相通的思想。普里什文虽然没有对使用杀虫剂等破坏自然的具体方式提出激烈抨击，但其作品包含的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却是显在的。普里什文晚年的《大地的眼睛》等作品，更是充满预言家式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思想，即便这部在他死后才面世的遗作，亦比《寂静的春天》早问世了近十年。作这样的比较，决不是为了贬低卡森等人对世界生态文学和环境保护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仅仅为了说明，普里什文对于自然的态度和关于自然的思考也具有某种预言性质。更令人惊奇的是，普里什文进行这些思考的时空环境，又恰好是那个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定胜天的20世纪中期的苏联社会。 普里什文的生态和环保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自然保护活动家。他的作品《鹤乡》就记录下他的一段环保努力。在那片“鹤的故乡”，是排干沼泽发展生产，还是保持沼泽的生态原貌，不去惊扰鸟类的生活，这一抉择在普里什文处也曾是难题。从那些笔记中不难看出，普里什文起初对于排干沼泽持支持态度，因为这能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和劳动提供便利。但是，在他发现这里的沼泽里生长着一种古老的藻类“克劳多弗拉”之后，他改变看法，认为应该保持原有生态。为此，他在1928年7月8日的《消息报》上发表题为《Claudophora sauteri: 论自然保护事宜》的文章，呼吁保护濒危藻类。为此，普里什文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误解：领导层认为他作为一位守旧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当地百姓认为他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替湖水说情”（指他想留住打猎的地方），同时也“为了让上面来的各级委员能继续在湖里打野鸭”。他曾遭到当地农民威胁，一些人甚至扬言要杀死他。这不禁让普里什文感叹：“我为克劳多弗拉水藻而奔波的全部旅程，如同堂吉诃德的旅行。”不过，普里什文的努力最终有了结果，几年之后，普里什文又以相同的题目在《消息报》发文（1934年11月11日），通报那片沼泽终于被划为保护区。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事件，普里什文于1947年被推举为全俄保护自然协会莫斯科分会主席。 普里什文在担任该协会主席后发表的《保护自然》一文，是其环保观和生态观的集中体现。他站在自然的立场以充满同情的口吻写道：“实际上，我们的大自然中充满为存在而展开的斗争，要与死亡天使斗争，与病菌、细菌和各种病毒斗争，与长翅膀的、四条腿的和两条腿的敌人斗争。我们的大自然充满敌人，可这些人却在因为‘保护自然’这几个字眼而欣喜。显而易见，这个对人充满敌意的自然，与那个我们想要保护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对立的概念。当部长议会开始谈到自然保护问题时，大家很自然地都会理解为，这个自然就是苏联经济的原材料，就是某种地质宝藏，就是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人们要为文明的花园和公园取代野生的自然而哭泣，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此刻谈的是另一种哭泣：我们要哭泣的，就是人自身对于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之丰富性的非文明态度。”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除了善待自然、保护环境的一般观点之外，普里什文的另外两个思想也很独特、超前：其一是城市（指莫斯科）之“自然”的保护；其二是保护自然事业自身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将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普里什文进而指出：“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交往。孩子们自己去帮助动植物生长，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在莫斯科，自然保护的首要对象，应该就是儿童的生理和精神健康。”“我们应该对自然保护事业持一种特殊观点。在我们这里的条件下从事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就不仅要关注各种外在的财富，而且还要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这样一些财富。在我们的自然保护事业中，我们将把这一理想的自然理解为确保我们后代心灵健康的一个健康前提。”“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组织相应的自然保护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将其推上首位的并非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而是教育学家，是那些能够把青年引向自然保护事业的享有威望的组织者。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应该转向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州的每所中小学里都应该建起自然保护小组，每个区都应该成立分会，让我们的青年人开展广泛的自主活动，他们最终不仅一定能让歌唱的鸟儿飞回莫斯科，而且或许能把这座故乡城变成一座大花园。这样一来，自然与人、树木与城市之间持续了许多个世纪的斗争也将以和平而告结束。” 普里什文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系统的生态学著作，但在世界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他无疑应该占据重要一席。 三 普里什文创作中的宗教因素，或曰普里什文的宗教观，是近些年间“普里什文学”（пришвиноведение）中广泛探讨的话题。受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宗教化思潮之影响，人们对“普里什文与宗教”这一问题的谈论似乎过于热烈，但这毕竟使人们关注到了普里什文创作和思想中之前涉猎较少的宗教侧面。 在普里什文一生中，其宗教观先后受到几位女性的影响。第一位是他的母亲。普里什文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是一位旧礼仪教派信徒，她身上那种像一切俄国旧礼仪派教徒一样既虔诚信奉东正教、却又对官方教会及其礼仪持有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在普里什文身上留下一定痕迹。普里什文第一次北方之行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北方地区俄国分裂教派的信仰和生活，后来的第三部特写《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更是专门诉诸这一主题。普里什文对旧礼仪教派的一贯关注，也许与她母亲的信仰不无关系。第二位女性是普里什文的第一个妻子叶夫罗西尼娅•帕夫洛夫娜，后者是一位虔诚教徒，始终遵循严格的宗教礼仪，前往教堂作礼拜，对于普里什文的漠视教会礼仪，她时常表达不满和不屑 。第三位女性是作家罗扎诺夫的女儿，普里什文居住在谢尔吉耶夫（扎戈尔斯克）期间，与同样居住在这里的罗扎诺夫的女儿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罗扎诺娃交往甚密，两人经常就宗教问题展开讨论，甚至发生碰撞。最后一位对普里什文产生宗教影响的女性是他晚年的妻子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他们两人持续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中，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强烈的宗教精神对晚年普里什文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普里什文晚年作品和日记中越来越虔敬的感受、越来越沉静的思考，或许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夫妇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是在一个无神论甚嚣尘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展开的。 在20世纪初的彼得堡，普里什文曾对神秘教徒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很着迷，与彼得堡的神秘教派多有接触。在俄国宗教史中，正统教会和所谓分裂教派的对峙和斗争由来已久，自17世纪中期在大司祭阿瓦库姆与大牧首尼康之间爆发“大分裂”之后，形形色色的旧礼仪派一直存在于民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且势力和影响力都始终非常强大。到了白银时代，沙皇政府和官方教会对非正统宗教势力的打压有所放松，还在1908年颁布《宗教信仰自由法》，于是，各种神秘教派纷纷浮出水面，其“神秘”的宗教理念、信仰方式乃至仪式，均引起当时俄国知识界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对其作过描写 。由于普里什文在当时给他带来名声的三部特写《鸟儿不惊的地方》、《跟随魔力面包》和《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中无一例外地都写到旧礼仪派教徒的生活，因此，在当时的彼得堡文学界，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的宗教哲学学会中，普里什文被公认为一位神秘教派“专家”。普里什文也很为自己的这个角色而得意，于是更加热心地接触神秘教徒们，许多鞭笞教派人士是他家的常客，他与彼得堡神秘教派的领袖之一列格科倍托夫来往甚密，还曾把神秘教徒领到沙龙中去与彼得堡文人们见面。在这一时期，他受列米佐夫影响最甚，后者对神秘教派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热衷和倡导，无疑也会让普里什文在这一方面更为用心。这一时期出版的两部文集《陈旧的故事》和《五花八门集》，其内容就大多是神秘派教徒之生活的反映。所谓的“神秘教派主题”（сектанстская тема），从此便成了普里什文的创作母题之一。在彼得堡，普里什文与神秘教派的这种密切关系一直持续了两年多，这自然会对普里什文的创作产生某种影响，“无论普里什文的心理多么健康，与神秘教徒们的交往，对神秘教派世界观的着迷，在他那里还是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这对其世界观和风格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强烈。” 在普里什文生活于谢尔吉耶夫镇期间，小镇浓厚的宗教氛围也肯定会对他产生影响。这个小镇在俄国无人不知，因为著名的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就坐落这里。在普里什文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住在一座修道院旁，更何况，这座修道院又是无数俄国东正教徒心目中的圣地。与两位“宗教女性”终日相处，与圣三一修道院每天相见，这想必会加深、强化普里什文在宗教方面的思考。 然而，在了解了普里什文的“宗教”背景之后，我们再来整体地把握他的创作，却又似乎感觉不到过于强烈的宗教感。他对自然的崇敬，无疑具有宗教性质、带有宗教情感，但这种“自然崇拜”中却含有某种泛神论色彩；在倡导无神论的苏维埃时期，他却始终是个东正教徒，但这个姿态与其说是殉道式的，不如说是审美意义上的。普里什文创作的发现者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在《伟大的牧神》一文中关于普里什文如此写道：“他对这庄严的教堂礼拜并不感兴趣，对他而言，大自然中每天日出时分都要进行的那种礼拜或许更易理解，更为亲近。”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解读普里什文的宗教观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大自然就是他心目中的神，文学就是他的信仰。 四 “在对诗意源头的找寻中，我曾长久地将诗人的这种心灵状态称为亲人般的关注。但是，探究了这种关注的实质，并希望把这种关注与意识、意志、个性结合在一起，这时，我就开始将其称为一种行为方式了。” 普里什文在《大地的眼睛》中写下的这段话，把他的“亲人般的关注”和“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这两个概念联系了起来。所谓“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исскуство как образ поведения），可视为普里什文之文学观和美学观的最重要表述。同样是在《大地的眼睛》中，有一节题为《诗歌》的文字对这一概念作了更充分的说明：“我奉献给人们的诗歌，是我的善良行为的结果，我的善良行为就是对我的母亲和其他一些俄罗斯好人的记忆。我完全不是一名文学家，我的文学只是我的行为方式。……也许，我们称之为‘诗歌’的东西，就是我们个人那种释放创作力的行为方式。” 在其他许多场合，普里什文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申过这个意思，他甚至打算写一本题为《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书，作为自己整个创作之总结。普里什文的这一命题里大致有这么几重意思： 首先，他在强调文学和艺术应该像生活本身一样朴实和真实。普里什文的文字总给人一种很平实、很亲切的感觉，让人觉得其作者是一个善良的老者，这也许因为普里什文初次发表作品时的确已是一位中年人，但更主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普里什文朴实的文风。普里什文的作品，无论是自然主题的随笔，还是自传小说、猎人故事或儿童文学，甚至日记，都以探究自然和生活中的真为唯一目标。就此而言，普里什文“基本是一个道德家” ，这也是使普里什文的创作与俄国文学总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普里什文又与他非常敬重的托尔斯泰那样的道德作家不同，他自一开始就没有训诫、教导的姿态，不是传教士和说教者，作为作家的他只是不停地展示、启迪、感染和熏陶，而从不训诫、教导、强令或喝断。他用准确、细腻的语言充满爱意地描绘出一部壮观的“自然史诗”，但这部巨著中通常却没有什么奇迹，没有什么悬念，甚至没有爱情纠葛，朴实得如同大自然本身，平淡而又纯净得如同水和空气。 其次，他在倡导艺术和生活的相互统一。普里什文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像生活一样写作。” 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他一直在像写作一样生活。对于普里什文来说，创作和生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最后，与此相关，“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这其实是普里什文提出的一种人生态度。斯洛尼姆在谈到普里什文时指出：“他的生活方式同他的信念是和谐一致的。” 普里什文曾套用笛卡尔的名言说：“我写，故我在。”他用一生的创作来证明他对自然和人生的态度，同时，他又用自己一生的实际生活来佐证他在自己作品中提出的理念。 五 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里什文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万物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的思想。这种统一可以是不同层面上的，比如人与自然的统一，即前文分析过的“亲人般的关注”概念；比如自然与文化的统一，即自然的存在与人类的意志之间的统一，存在的一切与人的创造之间的统一。为了说明这一世界观的内涵，我们在此引用《思想家普里什文》作者的两段归纳： “作为一位思想家，普里什文演绎了一种统一、完整的世界观，一种统一的哲学信仰，这一哲学信仰体现在他经常思考的那些问题之中，如自然与人、存在之‘活的整体’、进化链的亲合关系、世界的递升发展、生活的创造和‘未曾有过的一切’之创造、‘亲人般的关注’、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恶向善的转化、‘欣悦’、个性和不朽等等。” “普里什文世界观的关键词始终是‘生命的创造’……这或是指大自然中不断进行的创造，人自身的创造……作为自然、作为符合人的利益的各种物质之组织的人的创作，或者用费奥多罗夫的话来说，就是大自然‘将意志和理性引入自身’的调节。普里什文这些年间表达出的一个最重要思想，与俄国宇宙哲学的生物圈直觉论很接近，即所有这些创造潮流相互统一的思想，即自然之存在的创造过程、人类的意识、个性的引导意志这三者的相一致，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文化和自然相互综合的思想……如果说，俄国宗教思想界提出了神人的思想，神的激情与人的激情在拯救世界之事业中相互作用的思想，即神与人共同创造（богочеловекосотворчество）的思想，那么，普里什文则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自然与人共同创造（природочеловекосотворчество）的方案。” 人与自然“亲密共处”的理想，原本就是贯穿着普里什文整个创作的基本主题。在普里什文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中，有两个非常重要、但似乎还没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特点：首先，就是普里什文对这两者之间某种“互动”关系的强调。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精神层面上的。人不仅是“自然之子”或“自然之王”，同时也是“自然的灵魂”，没有人的自然，就像是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同样，疏远自然的人就是一个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人活在大地上绝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统一。” 重要的是，在断定“一切皆在一切之中”（все во всем）的同时，普里什文更为强调的似乎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一切之间热烈的“对话”关系，没有人的自然就不成其为自然，同样，脱离自然的人也不成其为人，因此，恢复人的自然属性，就如同发掘自然中的人性一样，都成了普里什文关注、思考和追求的重点。 其次，则是普里什文在解读人与自然之关系时所体现出的某种神秘性。俄国文学和文化中向来存有对于大自然的崇拜，“母亲大地”、“母亲河”之类的称谓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俄罗斯人内心的泛神论情结之体现。面对大自然，普里什文往往怀有敬畏之心，觉得其中包含无尽秘密，面对茫茫自然，人就是一粒“林中水滴”，而这滴水珠只有融入到自然这一“神的肉体”中去，才能实现生命，甚至赢得不朽。这样一来，人通过自身的创造，借助与万物融为一体，最终能获得宗教意义上的复活。普里什文说过：“要意识到造物主在创造世界时的完整和统一，意识到自己和一切生者与死者的联系。” 普里什文的“万物统一”思想显然受到两位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一位是俄国宗教思想家费奥多罗夫，一位是俄国科学思想家维尔纳茨基。费奥多罗夫的“父辈复活”学说和“共同事业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общего дела）理论均对普里什文产生过较大影响，在普里什文《恶老头的锁链》的手稿里，第六环的标题原来就叫《父辈的复活》。普里什文的“亲人般的关注”概念，其实就直接源自费奥多罗夫，后者曾用“亲人关系”（родственность）来指“人的世界统一感”。而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一书在1926年出版后不久，其理论就引起普里什文的热情关注和强烈共鸣，据普里什文夫人回忆：“比如在1937年，普里什文就着迷地阅读过杰出的苏联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的书。他读着这本书，‘就像童年时阅读惊险小说’。普里什文在这些天的日记中，将人的创造的实质定义为这样一种能力，即‘不仅具有人的时间感，还要具有星球的时间感’。” 维尔纳茨基以其宏大的哲学气魄和严密的科学思维，论证了整个地球生命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物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正是在维尔纳茨基这里，普里什文为自己的“万物统一论”找到了科学根据。两位大思想家，一位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解读世界，一位从宗教和信仰的角度观察生命，而普里什文则综合地继承了他们的学说，并将其落实在自己的创作和思考中。费奥多罗夫和维尔纳茨基又一同被视为“俄国宇宙哲学”（русский космизм）的代表人物，这一学说是一个集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关于宇宙的认识论，它认为宇宙是一个遵循同一规律发展的大系统，地球是其中平等的一员；而在地球上，同样，每一种生物都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生存并进化。作为他们两人思想的继承者，普里什文也被视为俄国宇宙论哲学家之一，因为在他的作品中，“细节的精雕细刻，以局部代替整体的举一反三手法的运用，造成这样的效果：通过微观世界的现象来反映整个的宏观世界”，正所谓“从显微镜到望远镜” 。普里什文自己也说过，“我关注的都是些细枝末节”，但从中却可以“得到一幅星球运动的图画”。 普里什文的生物平等思想、自然与人同一的意识和“万物统一论”，无疑都为俄国宇宙哲学注入了新的内涵。 六 阅读普里什文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对许多思想和学说都曾给予持续的关注，他与之展开热烈对话的理论就有：罗扎诺夫的性别学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寻神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学说，詹姆斯的意识流，施蒂纳的个性实现论，尼采的超人论，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学说以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等等。回顾一下普里什文的经历，再回忆一下他的文字，其实不难感觉到，与其同时代的俄语作家相比，普里什文的确很富有“理性”和“思想”，他甚至被人视为“地道的天生思想家” 。普里什文去世之后，他的遗孀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探讨过普里什文创作中“艺术”和“科学”的关系，这篇题为《观察世界的艺术》的文章，其副标题即《从科学到艺术》。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指出，普里什文“是从科学走进艺术的”，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读的是哲学系，他也的确听过许多哲学课，回国之后他当过农艺师，写过农学著作，这样的学术背景不可能不对他的艺术产生影响，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普里什文全部的文学工作，要么是认知生活的科学方式和诗歌方式这两者的对比，要么就是这两者的结合” 。她将“科学”和“艺术”喻作人观察世界的两只眼睛，将普里什文的创作归纳为“概念的诗歌”（поэзия понятий），她认为普里什文创作的意义就在于“科学”和“艺术”这两者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所赋予其创作的思想力量。高尔基1926年曾致信《文学报》，热情推介普里什文，就是因为他在后者的创作中发现了“诗歌”与“知识”的结合：“这也就是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将此当作诗歌和知识这两者出色的、和谐的结合，只有一个热爱知识、充满爱意的人才能实现这样的结合。这是一种罕见的、令人羡慕的结合；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学家，他能如此出色地、充满爱意地、精确细腻地明白他所表现的一切。” 与普里什文所表达的思想相比，其思想的表达方式似乎更为独特。有人指出，他的手法就是“富有艺术性的、看得见的思想形象” ，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形象化的思想，他喜欢借助生动、具体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位用形象或意象来展开思想、演绎思想的思想家。还有论者指出，普里什文的思想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思想” ，普里什文曾告诫自己：“要避免没有心灵参与的思想。”这就是说，普里什文的思想是大脑和心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朴素的思想，是在具体生活层面上展开的思想。“普里什文的思想与生活一同增长，与生活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思想在生活，生活也在思想，生活经历流入书籍，在书中获得了自我意识，安顿了下来。” 普里什文最常见的文体是日记体随笔，这些文字短小精悍，而这种充满睿智警句的短文，正是自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以来的欧洲思想家们最偏爱的体裁之一，普里什文在恰达耶夫、赫尔岑等人之后，在俄语文学中再次尝试并发展了“格言散文”这一文体。总之，充满“看得见的思想形象”和“心灵的思想”的“格言体散文”，这便是普里什文独特的思想表述形式。 严格地说，普里什文的思想似乎并不十分复杂艰深，然而，它却显得十分博大，天然浑成，这是一种既温情又理性、既科学又人文的大思想。更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的普里什文研究中，我们才刚刚开始揭示作为一位深刻思想家的普里什文，普里什文的思想遗产及其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作更深入的考察和理解。 作者：刘文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