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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泽荣是韩国李朝后期的文坛翘楚之一，也是沟通中、韩文坛的桥梁与纽带。作为韩国著名的遗民诗人，金泽荣的诗学体系不可避免会受到本土文学理念的影响，留下韩国文学的发展印记；同时，在与晚清士人的诗文唱和中，中国传统诗学的诸多特点也无疑会渗透到金氏诗学体系的建构之中。后世学者的研究目光大都聚焦在金泽荣与张謇等中国文人的诗文交游上，往往忽视了金氏家族及李建昌在其诗学取法轨辙上留下的深刻印迹。 【关 键 词】金泽荣/诗学/体系 【作者简介】黄伟，南通大学范氏诗文研究所；董芬，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韩国汉文学的发展谱系中，金泽荣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他不仅是“韩末四大古文家之一”，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②“操南音不忘本”的爱国情怀使得金泽荣得到中国士人普遍的情感认同，其孤诣特造的诗学成就成为建构中韩文化交流的有力支撑。 金泽荣崇尚儒学，酷爱汉文，并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晚清以降，硕彦魁儒对金泽荣的诗歌成就及影响多有评介，如俞樾曾评价曰：“诗则格律严整似唐人，句调清新似宋人。吾于东国诗文亦尝略窥一二，如君者殆东人之超群绝伦者乎。”③梁任公也是大加赞赏：“大集略诵一过，钦佩无似，东国一线文献，庶不坠地也。”④韩国的评论也很多，如曹兢燮在《与金沧江》中赞誉：“执事之文，辞理微逊于宁斋而气则胜之；执事之诗，神韵远过于梅泉而意或不逮；至于纵横变化、奇幻融秀，莫测其所以然者，则不得不推执事为上座。”⑤金台俊说：“研究近代诗家，应首推秋琴姜玮、梅泉黄玹和沧江泽荣三家。”⑥金泽荣的诗歌见解，可谓全面而独到：一方面强调诗歌应该有“愧无身手关时运，只有文章报国恩”(《寄黄梅泉》)⑦的道义担当与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丝毫没有忽略诗歌的审美特性，无论是“一俯一仰一笑一嘻之时，无不出于性灵之自然”(《诗前社卷序》)的己见独抒，还是“体、法、妙、气”等审美判断的提出，都体现出作为“韩末四大家”的文学素养与开阔视野。 一 在金泽荣的诗学视野中，没有界唐分宋、强为优劣的偏狭之见，更多的体现出古典诗学“别裁伪体亲风雅”的集大成特点。“金泽荣对先秦的《诗经》、《史记》及贾谊散文的肯定，对唐代韩愈、宋代苏轼、明代唐宋派代表人物归有光、清代神韵说代表王士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曾国藩的肯定已足以说明金泽荣在古文上是既宗秦汉、又宗唐宋的。”⑧在群星璀璨的诗人图谱中，李、杜、韩、苏、王是金泽荣极为推崇、屡屡标举的诗家楷模，也是其借鉴取法的诗学渊薮之所在。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金泽荣，其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影响。“先秦的《诗经》，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韩愈、柳宗元、归有光等人的散文，都曾给予金沧江的文学和史学创作以思想的滋养和艺术的启迪。”⑨如其《自制墓志铭》中曾明确表示：“于文好太史公、韩昌黎、苏东坡、下至归震川，于诗好李白、杜甫、昌黎、东坡、下至王士禛，以自沾沾为喜。”同时代人李箕绍所写的挽词也指出了中国古典文学对金沧江诗歌创作的浸润与影响：“崧岳钟灵产哲贤，文章命世岂徒然。渔洋遗韵《濩堂集》，司马逸才《韩史编》。”(《沧江先生实纪》附挽词类)⑩ 在金泽荣手摹心追的诗坛前贤中，最为金氏所推崇的非归有光莫属。如金氏记载：“既归，得归有光文，读之忽有所感，胸膈之间犹若騞然开解。自是以往，向之所梦梦者，始渐可以有知向之所戛戛者，始渐可以畅注此，余之所以自快也。……然徐而思之，归氏之文岂能独感余哉。特余之所感触者，偶在于是，而其所以感触之妙，又在于思之笃。盖思而后感，感而后通，通而后快，此其序之不可易者，君不能以独异于我也。”(《杨谷孙文卷序》) 归有光之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这让金泽荣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新感受，创作之门似乎也豁然开朗。至此，归有光成了金泽荣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榜样与楷模，乃至被朋友戏言为“震川之子”仍是欣然纳之，钦慕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如《杂言》记载：“余交游之中，能知余生平本末及与共文字甘苦之境者，惟宁斋为然。……又尝笑谓曰，子可谓震川之子。此庄周所谓莫逆也。莫逆者相知十分之谓，若不然而止知九分八分，必有一二分相逆。” 在对诗坛前贤转益多师的基础上，金泽荣能够汇通各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严复与金泽荣倾盖如故，极为推赏金泽荣的才华：“萍水论交地，艰难得此才。异同空李杜，词赋近邹枚。”(11)这里难免会掺杂一些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溢美之情，但也足以想见金泽荣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 二 自叔孙豹揭橥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以来，“三不朽”也成了儒家士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终极理想。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笃守孔孟之道的金泽荣，在进取途中也不可避免的流露出积极贯彻“立德、立功、立言”这一人生理念的热忱。但科举仕途的偃蹇不顺致使金泽荣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只有文章报国恩”的创作之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身逢国家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巨变，金泽荣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只好远离故土，避祸中州。 儒家正统思想是维系金泽荣一生诗文创作的精神支柱，也是金氏家族一以贯之的庭训家风。李氏王朝建立之初，开城贤俊或隐居、或自杀，誓死不与新朝合作以保忠贞之躯，金泽荣的先祖金勋亦如此。金勋在高丽时官拜太子詹事，在高丽王朝灭亡后，他自称高丽遗民，隐居不仕。金勋的儿子金自新亦洗身会盟不仕李氏王朝，先祖的这种崇尚节义的家风，对金泽荣前期的生活与创作影响很深，韩国吴允熙称金泽荣具有强烈的“高丽遗民意识”(12)。他多次游历高丽王朝的遗迹，慨叹历史兴亡，创作了许多咏史抒怀的诗歌，如《华藏寺》《古宫夕照》《临津石壁歌》《过七凤山桧岩寺墟》《东杜门洞歌》，又大量搜集高丽时期贤良俊杰的资料，创作《高丽忠臣逸事传》与《崧阳耆旧传》，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与悼念。 儒家正统文学观念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金泽荣也主张要写出好的文章，务必先做一个充满浩然之气的正人君子，如他认为：“夫英雄与文章皆天地之元气也。故人苟能为英雄于众人之中，而拨乱世反之正，则其气禀之清明如日如月，其于诗若文不学而自然能之。”(《翰墨林诗卷序》) 除却儒家文化的浸润之外，金氏家族重视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金泽荣取得诗学成就的先决条件。随着李氏王朝的稳定与时间的推移，金氏家族逐渐步入读书科考仕途的道路。其父亲金益福以有才未学为深恨，所以金泽荣的读书科考得到其父亲的全力支持“凡购书籍，接师友之类，无所不用其极，而家人生产一切不使之经心”(《先考分监役衔府君墓表》)。在家人的敦促下，金泽荣未及加冠便有名于乡里。其才学很早就得到他人的认可，如好友朴天游评价：“君于为文胆似天，行矣河汉浮轻舸。”(13)李建昌说：“新诗初见更谁同，四海文心赖至公。”(14) 三 如果说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是金泽荣诗文创作的基石，那么归有光便是金泽荣文学创作道路上导夫先路的启示者与精神领袖。如文基连指出：“金泽荣古文理论最直接的渊源便是归有光。”(15)除却归有光昭然发蒙的文学启示以外，金泽荣还在中韩经典中爬罗剔抉，对一切文学史上的菁华加以吸收消化。细大不捐的广泛涉猎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如其在《杂言四》说：“余性好昌黎文，五十年无一日不读。”在《自志》里自评读书喜好：“于文好太史公、韩昌黎、苏东坡，下至归震川；于诗好李白、杜甫、昌黎、东坡，下至王士祯。” 如果说中韩历代典籍涵养、丰厚了他的文学素养，挚友李建昌则是其文学创作的切磋者和登上文坛的推动者。李建昌为皇室后裔，有很高的古诗文造诣，与金氏共列为“韩末古文四大家”。且李氏幼年即有神童之称，以文章名冠缙绅。金泽荣与李建昌结交过程中，常一起谈诗论文，在长期的切磋中他们成为文字知己。金泽荣说：“余交游之中能知余平生本末及与共文字甘苦之境者，惟宁斋。”(《杂言九》)李建昌在《送于霖游燕序》中说：“余与于霖总角论交，历十年而后乃悉其底蕴。”(16)李建昌不仅能知好友金泽荣的文学才能底蕴，且多次赞誉他的文学才能，在《金于霖诗论赠林有瑞》中云：“夫以韶濩子之诗置之古人之列而第其高下，吾未知其如何，而居乎今之世，欲于自拔于萎靡肤率之患，则不读韶濩子之诗而不可能也。”(17)又在《忆于霖》中说：“长安纸贵传佳赋，嵩少山青贮异书。圣代不曾夸羽猎，雄文久已过相如。”(18)这是一种相当高的评价，对金泽荣名闻于韩国文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金泽荣的诗学发展图谱中似乎还要注意下面几个人物，由于他们特定的文化艺术影响与政治历史地位，在金氏诗学理念的演进发展中表现独特的作用。据《青皋全公墓表》记载，开城全象谦博洽能文，其读《史记》至有千遍者，且“尽通时文六体而尤长于诗”。金泽荣年轻时曾师从全象谦(19)，并深受喜爱。这样一位博学多才且对自己褒奖有加的老师应该是青年金泽荣在诗学道路上当之无愧的引路人，但在金泽荣的记载中却直言：“乡居无师，所习不过乎科举之学”(《杨谷孙文卷序》)。导致金泽荣对授业恩师的诗学成就不置一词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审美体系的取向不一致，又或许是诗学主旨的取舍存在差异。因文献不足故，只能暂且存疑了。 金泽荣的古文理论受归有光的影响比较大，但潜在影响有一个人是要必须提及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晚清古文传承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桐城派中兴功臣”的显赫身份使得曾国藩在文坛上的亮相和表态足以导引晚清文坛的动态和走向。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政治家，曾国藩不仅能顺应时代发展，极力鼓吹文章“经世济民”功用；同时，他构建了一个囊括古文气度与韵味、质性圆满、体用完备的审美体系，体现了传统诗文总结者的宏观视野与艺术修养。 金泽荣在高度评价俞樾的同时也满怀崇敬的提到曾国藩，如其诗《挽曲园先生》云： 涤生已远挚父亡，公又何遽归云乡。 中州古道日废落，异言新学来相攘。 在这首诗里，金泽荣对曾国藩(涤生)及其弟子吴汝纶(挚父)是非常推崇的，认为他们是维系中州古道绝学的脊梁。作为儒家信徒，曾国藩始终恪守儒家传统文化所规定的君臣大义以及“攻乎异端”等信条，曾国藩的诗文理论是建筑在他的政治伦理与文化立场之上。 朱自清说：“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20)“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治学主张使曾国藩能够在汉学、宋学壁垒森严的对峙中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渊博的学术体系；义理、考据并重、骈散并行不悖、以经史入文的主张也印证了曾氏“读书做事，皆仗胸襟”的人生格言，体现出曾氏弘通的识见；而雄直之气、驱迈之势也正是曾氏针对桐城派懦缓文风而开出的一剂苦口良药，同时也奠定了桐城古文中兴功臣的地位。 曾国藩主张在“力去陈言、戛戛独造”的基础上，通过段落的跌宕起伏及独具匠心的谋篇布势，进而达到“声调铿锵，包蕴不尽”最高审美准则。曾氏还强调通过布局谋篇以追求文章的奇横之趣、自然之致，只有“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21)，如曾氏认为：“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功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22)曾国藩强调古文的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23)。曾氏还强调：“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反之就会“首尾衡决，陈义芜杂”(24)。 金泽荣同样也非常注意文章的结构，他在《杂言三》对初学作文的人说：“初学作文者，于或开、或合、或出、或入、或起、或伏、或深、或浅、或诱、或擒、或纵之类皆可留心。而尤其当心者有二：一曰段落不可不清，次曰机关不可不轻泄。”要求为文首先要段落清晰，讲究机关的设定，然后求善于开合起伏深浅等行文之法。金泽荣重视行文结构，但不受程式的约束，追求的是自由灵活的运用，《答李明集论古文书》中强调古文的“起承转合，乃为文者万世不易之定法，非是，则言无其序，辞不得达，而无所谓文者矣。然法虽万世不易，而不易之中尤有大变易，然后其法也活，而其文至于工，此所以有出入纵横、长短高下之类之运用之妙。” 四 江山不幸诗家幸，人穷工诗诗工穷，在金泽荣诗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偃蹇坎坷的科举仕途与家国沦丧的切肤之痛也无疑深深刺痛了诗人敏感的神经，并为其诗文创作提供了喷薄欲出的创作冲动。 虽然金泽荣满腹经纶、胸怀鸿鹄之志，但科举之途却如蜀道之难，屡试不售。五次科举失利的打击，使得金泽荣清醒的认识到科举制度的黑暗。1884年第四次参加汉城府成均试后，他即写下长诗《西家有女子》，诗中把自己喻为才德兼备，无人推荐而容颜老去的女子，诗云：“西家有女子，月魄花为姿。一顾尹姬泣，再顾阳城靡。既能工刺绣，亦复解书诗。徒坐寒门户，良媒不相知。荏苒岁月改，朱颜过盛时。……转身返空房，耿耿心独悲。”该诗和唐代秦韬玉的《贫女》主题一致，都寄寓着作者的不平和感慨：“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说《西家有女子》是婉而多讽的话，痛定思痛后的金泽荣则毫不留情面的直指科举制度的弊端，如：“隋唐进士科，本系淫昏政。吾韩弊尤甚，只问崔卢姓”(《王原初》)，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愤懑之情：“可笑主司无计策，尽抛奇货向空山”(《同壶山梅泉游北汉山城》)。 1891年，时年42岁的金泽荣时来运转，高中进士。但朝中权贵颟顸无能，金泽荣有志不得伸，只能无奈自嘲：“不思将相不思仙，傲兀文章四十年”(《六月十五日应成均进士榜作二首》之一)。久试不第、无路请缨的人生困厄恰恰成全了金泽荣在诗坛上的春风得意，也促使他走向了“愧无身手关时运，只有文章报国恩”(《寄黄梅泉》)的创作之路。 他的笔似匕首，如投枪，酣畅淋漓的抒发出对政治黑暗的不满，对外来入侵者的控诉；他的笔似洪钟，如大吕，大音镗鞑的唤醒民众。如“游女不知兴废事，隔花惟唱郑郎诗”(《平壤》)，痛惜广大民众的麻痹无知。对“昨夜蛤蟆海上来，腾腾杀气近瑶台”(《六月十五日夜月极明，有人在溪东吹笛极工》)，对日本人卑鄙的侵略行径鄙夷不屑。对于洪水猛兽般的侵略恶行，金泽荣的理想是金戈铁马、建功立业：“何当乘此雪，万马驰狼居。金戈喋胡血，笑入麒麟阁”(《夜雪赴李杞人康夏招用车字共赋》)，但他的报效之志无人理解：“唱彻离骚谁解听，龙吟雁噭满江愁”(《舟发礼成江至幸州》)。 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巳条约》，宣告了韩国独立的终结，韩国至此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半夜狂风海上来，玄冬霹雳汉城摧”，远在南通的金泽荣痛不欲生：“炉底死灰心共冷，天涯芳草首难回”(《追感本国十月之事》)。他渴望涌现出李舜臣、曹顶这样的抗倭英雄，施展出“奇韬妙略妙神鬼”的策略，以“杀倭满海波涛红”(《曹公亭歌》)。直至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金泽荣欣喜若狂：“平安壮士双目张，快杀邦仇似杀羊。未死得闻消息好，狂歌乱舞菊花傍。”(《闻义兵将安重根报国仇事》)金沧江眷怀故国，不胜黍离之悲的爱国情操，得到了中国士人的高度赞扬，严复说他“湿灰悲故国，泛梗薄余生”(25)；沈同芳认为金氏“空有国魂招屈宋，尚余文席夺欧曾”(26)。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一直是儒家士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终极目标，也是历代文人诗文创作渊源之所在。身受儒家济世情怀的影响，金泽荣始终心忧天下。科举的接连失利让金泽荣看清了韩国党争激烈、压制庶族政策的弊端，促使其诗学理念更多的关注民生疾苦。甲午以降，陵谷变迁，金泽荣诗学理念更多的融入了“南冠”之悲痛，“黍离”之凄苦。身为一介儒生，金泽荣没有“横刀立马生长风”(《曹公亭歌》)的勇武，只能殊途同归，走上“雕虫强欲算英雄”(《上鱼一斋判书允中》)的以文报国之路。金氏后期诗作熔铸了对故国的眷恋与怀念之隋，在前期的哀时感乱中又加入一层故国之思，风格更为哀婉凄恻。如王性淳《题沧江先生甲午诗稿后》所云：“逮夫中经丧乱，式微陟岵之思，琐尾流离之感，触目兴喟情不自胜，于是诗一变而哀怨幽杳，如羁人寡妇含涕太息，而旁观侧听者亦将为之涔然。”(27) 结语 金泽荣生活的时代固然有不少诗人仍在认真执著地在诗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批评论上奉献心血，但特定的时代背景却使得儒家“事父”、“事君”的诗教内核与以文经世的创作动机成为当时(文)人关注的焦点。但金泽荣的诗学体系不仅涵盖了他所关注的历史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同时还囊括了多样化的审美轨迹与艺术取向。 金泽荣前期诗歌“句调清新似宋人”(28)，虽身为亡国之民，诗中亦有抑郁不平之气，但其情感表达尚能含蓄隐忍，不欲向人露其锋芒。如曹兢燮指出金沧江之作“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了不见其有砌叠雕镂之痕”(29)。自甲午之战后，国事家运，日就凋残，其诗歌一变为凄苦之音，多亡国之痛。虽金氏后期诗歌以凄苦之风为主调，但其“生性好风流语，不好苦寒语”(《与退翁牍》)的独特个性，又使得其诗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点。如清新明快的写景诗《五园朝景》，慷慨激扬、豪气干云的《闻义兵将安重根报国仇事》。 韩国著名批评家金台俊认为：“沧江(一云花开)金泽荣无师自通，依靠自己的独自苦读而得悟文心妙语。”(30)究其实，金泽荣的诗学渊源一方面植根于儒家文化与家庭熏染，另一方面得力于对文学典籍细大不捐的广泛涉猎以及对优秀诗人的借鉴继承，当然，风云际会的时代变局也是构建金泽荣诗学体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注释： ①参见庄安正《金泽荣与近代南通文人群体交往考评》，《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②参见张荣生《金沧江：彪炳韩中两国文坛的汉文学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③俞樾：《书金于霖文稿》，《金泽荣全集》第六册，汉城：亚细亚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636页。 ④梁启超：《复金沧江书》，《金泽荣全集》第六册，第645页。 ⑤曹兢燮：《岩栖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三百五十辑，汉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108页。 ⑥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张琏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⑦《金泽荣全集》，以下征引金泽荣诗文均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题目，不另注。 ⑧文基连：《朝鲜古文家金泽荣与归有光的比较研究》，《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 ⑨张荣生：《金沧江：彪炳韩中两国文坛的汉文学家》。 ⑩徐郙也认为金沧江诗歌有王士祯遗韵，如其诗云：“老辈风流今阒寂，何人神韵继渔洋”(《题沧江稿》)，《金泽荣全集》第六册，第611页。 (11)《奉和金沧江诗》，《金泽荣全集》第六册，第615页。 (12)吴允熙：《沧江金泽荣研究》，李顺连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13)朴天游：《赠金于霖》，《金泽荣全集》第六册，第612页。 (14)李建昌：《留题古德村金于霖庄》，《金泽荣全集》第六册，第614页。 (15)文基连：《朝鲜古文家金泽荣与归有光的比较研究》。 (16)《金泽荣全集》第六册，《沦江先生实纪》附挽词类，第631页。 (17)《金泽荣全集》第六册，《沧江先生实纪》附挽词类，第628页。 (18)《金泽荣全集》第六册，第614页。 (19)《青皋全公墓表》记载：“泽荣年十四，从公于彩霞山亭学习时文，即公被府辟之年也。公谬以泽荣为才，而钟爱之。尝语之曰：‘吾安得有孙如汝者乎?’又尝屡屡劝之曰：‘其游学京师乎?”’《金泽荣全集》第二册，第354页。 (20)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7页。 (21)《曾国藩全集·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638页。 (22)同上，第408页。 (23)同上，第542页。 (24)《曾国藩全集·书信》，第7426页。 (25)王栻：《严复集·诗文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5页。 (26)沈同芳：《奉呈金沧江》，《金泽荣全集》第六册，第616页。 (27)《金泽荣全集》第六册，《沧江先生实纪》附叙述类，第647页。 (28)俞樾：《书金于霖文稿后》，《金泽荣全集》第六册，第636页。 (29)曹兢燮：《岩栖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三百五十辑，第108页。 (30)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张琏瑰译，第1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