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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奈保尔的性爱经历，结合《效颦者》、《游击队员》、《河湾》等作品，分析奈保尔另类的“性政治”：“政治”影响了人的性状态、性取舍和性观念，而人们的性无能、性扭曲、性暴力等等行为也折射出“政治”的可怕与盲目；个体自我的性情不仅与自我的个性以及家庭、种族的特性密切相关，同时也烙上了特定的时代、社会以及文化的印记。 关键词：性暴力 自我 种族 政治 Abstract：Based upon both of the sex experience and the related works such as The Mimic Men, Guerrillas, A Bend in the River,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fferent Sexual Politics of V.S. Naipaul. Politics affects the sexual concept and sexual attitude of people, while the distorted sexual behavior of people mirrores the terribility of politics. V.S. Naipaul’s writings reflect writer’s personality as well the society. Key words: sexual violence; self; race; politics 在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的文学中，“性”与“政治”相互关联，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不失为一个创作主题。不过，与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的有关探讨不同，奈保尔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性问题，而是从性的角度来表现政治。因此，与米利特从性爱中发现敏锐的政治问题不同，奈保尔将政治问题回归于与性爱以及性暴力密切相关的复杂的自我之中：“性政治”并不是压迫与被压迫或革命与解放的问题，而是说不清楚的自我问题。 奈保尔曾说，小说家在创作中常常是将自我分裂成各个部分，并使之转化为各个人物角色。[1]常人是如何变成一个作家的，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永远是文学研究中值得探讨的迷人话题。本文着力于从性爱与自我的角度来探讨奈保尔文学创作的性情。 晚年，奈保尔之所以同意积极配合帕特里克·弗伦奇为他撰写传记《世界如斯》（2008年），是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将一个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的重要性。奈保尔认为，传记不同于作家的创作，尽管他在《发现中心》等很多作品中都谈到了自己的经历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但这依然是创作，而不是传记，尤其不同于他人为自己所写的传记。在《世界如斯》的前言中，弗伦奇引用了奈保尔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过的话：“人们对作家的生活问东问西，这很合乎情理，真相不应该被掩盖。事实上，对一个作家一生的真实叙述，从文化和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可能会比这个作家的著作更具有文学性，也更具有启发性。”[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奈保尔无私地向弗伦奇提供一切可能的资料，将自己赤裸裸地呈现在弗伦奇面前，在奈保尔看来，一部遮遮掩掩的传记压根儿就没有必要出版。奈保尔在创作中特别强调真实，尤其是细节的真实；而对于传记《世界如斯》的作者弗伦奇，奈保尔也尽量提供细节性的事实，并希望弗伦奇能够揭示出作家的真相。弗伦奇说，在他采访的所有人物中，奈保尔是最直截了当的。 《世界如斯》着重描述了奈保尔一生中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发生于1952年前后。当时，奈保尔默默无闻，不仅在创作上走入了死胡同，而且在精神上也陷入分裂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无助、最黑暗的时期，是他的女友、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的帕特丽莎·黑尔[3]帮助他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日。奈保尔曾经这样写信给她：“你拯救了我一次，正是你的拯救使我能够继续生活……我爱你，我需要你。请不要让我失望。请原谅我偶尔会犯的错误：我从心底里知道，在所有我认识的男人中，我是最杰出的。”[4]弗伦奇在书中写道，帕特丽莎确实也认为，奈保尔是她所认识的最为优秀的男人，因此，她为奈保尔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不仅甘心作他的文学助手，而且情愿当他的佣人、厨娘、保姆、甚至是被他迁怒的对象。但这样一位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后来的日子里，并没有得到奈保尔的珍惜与爱怜，他们俩人也从未建立起一种真正和谐的两性关系。现实生活中，奈保尔虽然没有遗弃帕特丽莎，但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帕特丽莎早已变换了角色，她为奈保尔付出了自己所有的母性的关怀，与此同时她却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或妻子的价值和意义。家庭生活中，奈保尔早已禁欲了，与此同时，他公开嫖妓了。他的性生活完全处于扭曲的状态。 奈保尔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初。这一年，年已40、早已成名的奈保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了英裔阿根廷女人玛格丽特·穆雷玛格。玛格丽特当年30岁，充满性感，在玛格丽特身上，奈保尔内心中所有与女人相关的欲望都得到了释放。不过，奈保尔的纵欲，与他在家庭生活中的禁欲一样，也表现为扭曲的形式：奈保尔对玛格丽特非常暴力，他对玛格丽特的性快感总是伴随着无所顾忌的性施虐，而玛格丽特也在玩世不恭中享受着受虐的快感，认为奈保尔对她的性暴力是真正的爱。 显然，《世界如斯》的出版，对我们认知奈保尔及其创作，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按弗伦奇的观点，与玛格丽特的私通，从玛格丽特身上得到的快感，极大地改变了奈保尔，使奈保尔在上世纪70年代的文学创作进入最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阶段；奈保尔也曾非常坦诚地告诉弗伦奇，与玛格丽特在一起的这段经历对他创作《游击队员》和《河湾》起到了难以想象的刺激作用。 1972年，在奈保尔与玛格丽特发生私通行为的同时，特立尼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特立尼达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迈立克，因为在革命中谋杀了一位与他私通的白人女子而被判处死刑。这个事件引起了奈保尔的极大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他极其关注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迈立克的性行为与作家本人的性倾向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关联，这自然会使奈保尔有所触动、有所深思。在仔细研究了迈立克案件的卷宗后，奈保尔创作了著名的小说《游击队员》（1975）。在这部小说中，革命与自我、暴力与性结合在一起，施虐与受虐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1979年出版的小说《河湾》，也出现了性暴力的场面，不过，比起《游击队员》，这部小说更多地描写了萨林姆与耶维特之间充满迷人情调和快感的性爱，这种性爱虽然最终也落得个凄惨的暴力结局，但这里的暴力却不像《游击队员》那样充满令人恐惧的气氛，而更多地接近于奈保尔在现实生活中与玛格丽特在一起的经历和体验。 按弗兰奇在《世界如斯》的说法，创作《游击队员》和《河湾》的同时，奈保尔自由自在地往返于两个女人之间：“家里有个慈母般的妻子，南美有个妓女样的情人。”[5]奈保尔将自己的外遇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帕特，帕特的心中虽然充满了悲伤，但她依然像善良的母亲那样理解了他，并给他以安慰。当奈保尔将《游击队员》中性爱与暴力结合在一起的场面读给帕特丽莎听并询问她的意见时，她颤抖着离开了房间，但随后她又像一个慈母那样回来了，她对这些描写表示赞叹，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奈保尔从玛格丽特那里，享受到了感官的快乐并将之转化为创作，性欲的释放使他有解脱之感，他从枷锁中解放了，而帕特丽莎却不可避免地被奈保尔与玛格丽特之间的关系毁掉了。与此同时，奈保尔也瞧不起玛格丽特，认为她没文化，是个蠢笨无知的放荡女人；对她的来信，他常常懒得拆开；玛格丽特曾经三次因奈保尔怀孕并三次堕胎；她也时常因为被奈保尔打得鼻青脸肿而无法出门。1996年帕特丽莎因患癌症去世后，奈保尔随即也遗弃了玛格丽特，而与小他20岁的巴基斯坦女记者娜迪拉·卡奴姆·阿尔维结婚了。 奈保尔在妻子帕特、情人玛格丽特以及娜迪拉之间的性取舍，常常受到人们的谴责，不过，笔者在此之所以引用《世界如斯》的材料，并不是为了从其事中认知奈保尔其人，而是要从其人其事这样一个侧面来分析奈保尔极其复杂的创作。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正像事实不等于真实一样，现实生活中的奈保尔与作家奈保尔也不是等同的。他的创作表现的都是他的自我，这是奈保尔历来的观点，但这个自我却是复杂而多变的，甚至连奈保尔自己也无法把握。尽管奈保尔本人和传记作者弗兰奇都认为，与玛格丽特的私通对奈保尔的创作起到了难以想象的刺激作用，《游击队员》等小说的性暴力场面的描写，并不是出自奈保尔的文学想象，而是取自其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体验。[6]不过，结合奈保尔的创作发展过程来看待问题时，《游击队员》与《河湾》等表现性暴力的著名小说，虽然与奈保尔的外遇密切相关，但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性暴力场面出现在小说之中，在奈保尔的文学创作和自我发展中有其前因后果。 谈到奈保尔笔下的性暴力时，评论家常常要谈到《游击队员》，但实际上，性暴力场面在奈保尔的创作中也不是到了《游击队员》中才出现，在奈保尔早期作品里，性暴力描写已经出现。比如短篇小说《爱，爱，爱，孤独》（收入《米格尔大街》）中的女主角，一个医生的太太，漂亮年青的白种女人，放弃了她荣华富贵的家庭生活，跟着一个肮脏的醉鬼，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整日饱受毒打与折磨，但她却对那醉鬼痛爱有加，只是当她“享受”够了醉鬼的折磨之后，她才幸福地回到了医生身边，重新过上了一个贵妇人的生活。在短篇小说《机械天才》（收入《米格尔大街》）中，巴库对巴库太太的毒打，一点儿也不会使巴库太太失去她对丈夫的自豪感，“巴库仍然是他的妻子的神主和主人。”[7]在《通灵推拿师》和其它早期作品中，也不乏性暴力场面的描写。不过，这些性暴力描写与《游击队员》等作品中出现的暴力场面，还是很不相同的，它们多发生在印度教家庭内部，其暴力更多地带上了游戏的色彩或喜剧的情调；或是如《爱，爱，爱，孤独》这样明显带有性受虐色彩的故事，更多地体现了奈保尔早期创作中歇斯底里的情绪，与后来作品的性暴力场面中表现出来的残酷与恐怖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者，奈保尔早期作品中的性爱以及性暴力描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奈保尔在这方面似乎从来都没有认真过。在《伦敦》（1958）一文中，奈保尔说，他不会写性，他不知道这方面的写作技巧，或说是他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与感受：“因此，在写到性爱场面时，我会觉得尴尬，我的朋友会感到好笑，我的母亲会感到震惊。”[8] 但是，从《效颦者》开始，奈保尔的创作开始直面残酷的性爱以及性爱中隐藏的说不清楚的东西。[9]当评论界说到奈保尔笔下与性爱相关的女性形象时，常常将《游击队员》中的简、《河湾》中的耶维特与《效颦者》中的桑德拉相提并论。《效颦者》中的桑德拉，既与奈保尔的现实生活、与帕特丽莎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昭示了奈保尔后来小说中简、耶维特等女性形象的出现，但《效颦者》出版于1967年，远早于奈保尔与玛格丽特的相遇。 在《效颦者》中，小说主人公辛赫满怀信心和激情来到英国留学，但随即他便发现，伦敦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希望，他的野心与梦想逐渐失落，人也变得越来越扭曲，意志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他在校园里遇到了英国女子桑德拉。桑德拉的自信使辛赫对她产生迷恋之情，他迷恋于桑德拉丰满的乳房，梦见自己变成了婴儿，快乐地躺在桑德拉的怀里：“她的乳房沉甸甸的，柔软而光滑，贴着我的脸颊和嘴辱，使我感到安慰，使我感到力量。”[10]显然，这里的描写，与现实生活中奈保尔对帕特丽莎的母性依恋极其相似。不过，《效颦者》中的桑德拉也不同于帕特丽莎——评论界之所以将桑德拉看成是《游击队员》中的简和《河湾》中的耶维特的前身，主要是因为桑德拉是一个有野心的女性。在大学里，桑德拉的学习成绩很差，是一个并没有什么天分的女人，但她却渴望出名，她之所以迷恋上辛赫，不顾家人的反对，与一个伊萨贝拉[11]印度人结婚，是因为她感到自己在伦敦难以出人头地，她将跨国婚姻看成是自己的新出路。而辛赫之所以迷恋桑德拉，也与桑德拉特有的女人气质有关，这种气质与其说是母性的体现，不如说是与肉欲交织在一起的野心、自信与力量。然而，当桑德拉随辛赫来到伊萨贝拉之后，她很快便发现辛赫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成功的感觉。作为一个来自宗主国的英国女人，她发现前殖民地伊萨贝拉的每一个人都是三流的。她与辛赫之间早已没有了性爱关系，他们的婚姻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裂。她茫无头绪地游荡于混乱的伊萨贝拉，最后，在人格上早已变成碎片的桑德拉葬身于大海。而与情人斯黛拉厮混在一起的辛赫，对桑德拉也早已失去了激情，他对桑德拉在伊萨贝拉的各种遭遇包括她的死亡都没有任何感觉，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仁。 这部小说有两句名言曾被评论界广为引用，一是政治性的：“痛恨压迫者，惧怕被压迫者”；另一是有关性爱的：“私通，是亵渎，是自我的亵渎”。两句名言合在一起，也可以奇妙地构成“性政治”：“政治”影响了人们的性观念、性状态和性取舍，而人们的性无能、性混乱、性扭曲等等行为也折射出“政治”的可怕与盲目；个体生命的性情不仅表现为自我的个性和种族的特性，同时也烙上了特定的时代、社会以及政治的印记。 从“政治”的角度看，辛赫的经历，对于前殖民地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反映出了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现代政治打乱了帝国时代的殖民体系，一切都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我们人人都不再是传统的自我了，因为现代政治不仅侵袭了我们生存空间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腐蚀了我们的灵魂，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使我们的自我处于焦躁不安、茫然自失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政治变成了破釜沉舟、一次便要了结一切的冲锋陷阵，我们从事的并不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常常只是在为我们自己战斗，处于变革之中或说是游移不定的社会还没有将我们塑造出来。”[12] 在《效颦者》中，政治、种族与性爱，相互混杂，相互污染，以一种极其荒唐、极其可怕的方式表现出来，主人公辛赫与桑德拉的婚姻，以及辛赫与情人斯黛拉之间的纠葛，完全不同于奈保尔早期作品性爱场景中表现出来的喜剧情调，而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之间、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混杂婚姻的黑色罗曼司”。[13] 承接《效颦者》，《游击队员》将这种“黑色罗曼司”推向了极端。不同种族之间的混杂婚姻演变成了畸形的私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政治”蜕化为盲目的“革命”；《效颦者》中个人的迷茫、失落，也奇怪地演化成混乱无序的“游击战”；《效颦者》中畸形而冷漠的性爱在《游击队员》中则进一步演化成了性暴力。在《效颦者》中，虽然没有出现性暴力的场面，但黑人与印度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在伊萨贝拉岛国随时都可能演变成暴力，到处都充满了恐惧的气氛，只是奈保尔没有将这种暴力与性结合在一起而已；而在《游击队员》中，性与种族、政治（表现为革命）联系在一起，令人窒息的气氛和莫名的恐惧感最终演变成了厌恶女人的暴力行为。 《游击队员》的女主人公简，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是一个充满性欲与野心的女人。她盲目崇拜革命，将革命当成性爱热烈地加以玩弄。她起初崇拜并献身于革命家罗杰，随后又迷恋上“更加伟大”的吉米，向吉米献身。“献身”之后，简照例去沐浴了，当她从浴室出来之后，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恢复了她作为白种女人在黑人面前一贯的冷酷、骄傲。她不知道这使吉米加深了对她的敌意，本来，吉米因为在“性爱”上的无能就有点儿怪心理，而简在性爱之后的冷酷与高傲使吉米说不清的心理更加阴暗了。第一次性爱之后，在回去的路上，某种不祥的预兆打破了简的安全感，但是她却忽视了自己的感觉，在革命心理的诱惑下，进一步走向了自己的本能。 在第二次性爱中，吉米当面将简称作是一块“腐肉”，[14]他还以“蛇”的气味，暗示简身上的性味是一种腐臭，是阴沟中散发出来的浓重的腐臭味。[15]在吉米的心中，简已经变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但简对这一切暗示却浑然不知，她只是想在黑人面前扮演一个白人女奴的角色，从受虐中寻找刺激和快感，这样她便实现了自身革命的价值。吉米内心里已把她当成了间谍，要杀了她，但她却还不自知地觉得自己在为革命献身，并没有觉得恐惧，也没有什么反抗。最后，她以被动、受虐的方式被残酷无情地谋杀并被活埋了。 表现上看，是吉米玩弄了简，但自始至终，小说都显示是简在玩弄吉米，结果引火烧身，葬送了身家性命。这部小说的性暴力极其惨忍，但小说的语调却极度平静，叙述也非常简约，并没有什么气氛的渲染——也许是它的简约和节制，反而更见出其中的恐怖。 小说中的性暴力场面显示出对人性的极大亵渎，超出了一般的伦理与道德，但奈保尔却说，这是一本关于道德的小说。[16]女主人公简将革命这样本来是严肃的事业儿戏化、庸俗化，因此，奈保尔将简是描述成一个受害者的同时，对她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同情，并认为，她的被谋杀，也不是吉米的不道德，而是简自身心理和行为的不道德造成的。道德表现为某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或判断，由于《游击队员》牵涉到种族、性虐待、黑人、白人、殖民、革命、东方、西方等等问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身份互相置换、“黑”“白”颠倒的同时，是非也就混淆了，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其中的严肃与嬉戏、庄严与低下、崇高与卑微了，其中的一切远不是什么道德或不道德所能解释清楚的。 布鲁斯·金从种族和政治的角度分析《游击队员》，认为简作为一个白种女人，象征着“白”，而吉米则象征着“黑”，黑白之间不仅是某种种族关系，而且也是历史关系（主人与奴隶），以及现实的东西方之间种种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隐喻。[17]显然，这也是从性政治的角度对《游击队员》的解读，不乏创意。不过，这样的解读不仅消解了小说中弥漫的恐惧，而且在将小说寓意深化的同时也有点儿泛化了。 性政治批评，实际上存在侧重点的不同，是侧重于“性”还是侧重于“政治”，不仅是批评角度的差异，同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再者，性的本质到底是表现为一种自我的还是社会的属性，也是性政治批评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奈保尔创作小说，并不是基于什么政治或种族问题，而是基于自我的感受，如果说他的创作中牵涉到种族、身份以及政治问题的话，他主要也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他并不是有意将自我的问题上升到某种政治的高度，而是因为自我的存在、自我的梦想总是与现实、与人的野心、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游击队员》虽然与革命、种族问题有关，但评论界一般都不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小说。政治在此主要表现为背景或环境，在这种背景中活动着的依然是人物，是奈保尔的自我，是奈保尔的良心和道德，因此，奈保尔认为这是一部关乎道德的小说。这里所谓的道德，正如奈保尔的自我一样，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谜团。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谜团，是因为其中的自我与道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远远超越了私生活的范畴与意义。奈保尔曾说，他自己特别喜欢《效颦者》，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探讨的是他的自我的问题；他的自我处于痛苦和分裂的状态，无论是特立尼达，还是英国，一切都混乱无序，奈保尔试图摆脱这种无处归身的状态，试图在无序之中寻找秩序和精神的归宿，结果却是进一步的失落与迷惘。显然，《游击队员》中的性政治是《效颦者》中性自我的延续与发展，与其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社会、种族以及政治的无序与失衡，不如说是人自身的混乱、堕落与毁灭。 《河湾》承继着《游击队员》，进一步从性的角度描述了政治与自我的关系。《河湾》牵涉到流散、家园、种族、非洲的重建等等主题，评论界一般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小说；这并不是因为它牵涉或描写到非洲的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而是因为这部小说主要描写的是政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奈保尔笔下，政治明显地带有自我的色彩。 特利·伊格尔顿曾对奈保尔文学创作做出这样的评价：“伟大的艺术，可怕的政治。”[18]此话的含义是，奈保尔作为一个作家是伟大的，但从政治的角度说，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却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从社会的角度看，奈保尔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不仅扭曲，而且可怕，一方面他反对压迫者，另一方面他对被压迫者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而且对被压迫者也充满了恐惧，甚至是仇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是相互依存——文学实际上离不开政治；另一方面则又是相互对立——文学总是在与政治的对抗中求得生存。奈保尔小说表现的是个体生命的自我，反映出政治对个体自我的影响，个体自我的扭曲恰恰反映出政治的畸形与可怕，这是艺术创作对社会政治的抗争，是伟大艺术的真正魅力所在。在此，笔者以《河湾》中的性暴力描写对此进一步加以认知。 《河湾》中的暴力，尽管总是威胁着要发生，但并没有惨剧的真正发生或具体描写，而多是来自远方的报导和流言；而小说中唯一描写到的暴力场面却是萨林姆对耶维特的性暴力。[19]因为性爱和性暴力场面，评论界常常将《游击队员》中的简与《河湾》中的耶维特相提并论，但简与耶维特实际上是奈保尔笔下很不相同的女性形象。在性暴力场景的描写方面，《河湾》也远不像《游击队员》那样令人感到阴森恐惧；再者，与《游击队员》的性暴力的悲剧色彩形成对照，这里的性暴力场面的描写反而具有一定的喜剧情调。[20]如果说《游击队员》中的性暴力最终表现为政治（或革命）、表现为暴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河湾》中的性暴力最终又回归于日常的生活、回归于自我。 性暴力之后，萨林姆在自我怜悯中自嘲：“我打肿的那只手手背钻心地疼，我的小拇指失去了知觉。我手上的皮肤青一块，紫一块——这也成为遗迹了。”[21]“遗迹”（relic）一词，在奈保尔的作品里经常出现，[22]在此，一方面它表现出这件事已经成为过去，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事件虽然过去了，但某些东西还是留下了印记。“手背钻心地痛”是某种可以感觉到的肉体意义上的痛，而失落之后的空虚则是看不见、捕捉不到的更深的心灵上的痛： 天亮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晚上的事全成了过去。窗户上油漆刷子留下的纹路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在此时，在沉重的伤痛之中，我突然悟出了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无法用言语表述，用言语说不清楚，而且言语会让我的感觉瞬间消失。我隐约感到人生来就是为了变老的，是为了完成生命的跨度，获取人生阅历。人活着是为了获取人生阅历；阅历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快乐和痛苦——主要是痛苦——都没有什么意义。感觉痛苦和寻求快乐一样，都没有任何意义。这感悟很快消失了，稀薄而虚幻，仿佛是一场梦。但我记得我有过感悟，记得我认识了痛苦之虚幻。[23] 如此，他对耶维特的迷恋、对耶维特的性爱，也与他对耶维特的性暴力一样，在瞬息之间，没有了差别，因为一切都已变成了“遗迹”：人生的阅历与体验，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无论是享有还是放弃，都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 与此同时，在遭遇了一场性苦难之后，耶维特很快给萨林姆打来电话： “刚走的时候，我把开得很慢，但一过了桥，我就开得飞快，目的是回来打电话给你。…… “你想不想让我回来？路上没什么人。我只要二十分钟就能赶到。哎，萨林姆，我的样子惨死了。我的脸惨不忍睹，这样子好多天都出不了门。” “在我的眼中，你永远是那么美丽。这你是知道的。” “看到你的样子，我应该给你一些安定片才对。不过我忘了。回到车上才想起来。你应该想法睡着。煮点热牛奶，想办法入睡。喝点热饮料会起作用的。” 这一刻，她的口气如此亲密，如此像个妻子！[24] 与萨林姆施虐之后的冷漠形成对照，耶维特在受虐之后，反而如此急切地打来电话安慰萨林姆，这样的描写有点儿类似于一般的艳情小说，或许其中寄托了作家奈保尔的某种情思，或许生活中也确实不乏其事，但无论如何，奈保尔并不愿使自己的创作落于艳情的俗套，因此，耶维特与萨林姆的情爱在此好像是回光返照似的，此后，耶维特便在萨林姆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 在遇到耶维特之前，《河湾》如此描写到，萨林姆的性幻想都停留在妓院里，那种征服是女方的心甘情愿，是一种诱惑，同时也是堕落，甚至是罪恶，既伤身又伤神。因此，萨林姆早已“不愿意和这些花钱买来的女人发生真正的性关系，只允许自己从她们身上寻求辅助性的性满足。和多个女人发生这种关系后，我开始鄙视她们提供的性满足。”[25]迷上耶维特之后，萨林姆在全新的体验中吃惊地发现了自己的变化：“世上有一半是女人，我本来想我已经达到了不为女人裸体所动的境界。但现在，我感觉到所有体验都是新的，我仿佛第一次见到女人。……她在床上的裸体仿佛是女子身体的完美绽放，让我无比惊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衣服——即使是耶维特以前穿的比较勾人的热带衣服——会掩饰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会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让我无从联想到一个整体的魅力？”[26]从耶维特身上，萨林姆的妓院式幻想似乎已不复存在，他渴望赢得这种美，占有耶维特的身体，这种渴望战胜了自我的欲念，那不再是征服，而是与美合为一体，是对自我的新发现，并使他认识到自己以前逛妓院是多么的堕落。 但萨林姆随后便发现，他对耶维特的迷恋不过是跌入了新的幻想之中。原来，耶维特通过雷蒙德（耶维特的丈夫）而和非洲的“大人物”（隐喻蒙博托总统）联系在一起，因此，她生活在她所期望的权力的光环和幻觉之中；而通过耶维特，萨林姆先是与雷蒙德拴在一起，进而好像也与“大人物”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开始关注起政治，并有了某种政治焦虑感。如此，耶维特、萨林姆、雷蒙德三人奇特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都取决于“大人物”对他们的态度。不幸的是，雷蒙德被“大人物”抛弃了，耶维特因此也受到了打击，继而萨林姆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处于莫名的烦恼与不安之中，萨林姆与耶维特彼此都成了天涯沦落人，凑到一起只能互相安慰。耶维特对雷蒙德早已失去了兴趣，她在到处寻找猎物，以使自己有个依靠和生活的目标；萨林姆“就像一个温顺的父亲，或者丈夫，甚至像个女友，眼睁睁看着她为了情人而梳妆打扮。”[27]一切都像是一场春秋大梦，随着雷蒙德的失败，萨林姆与耶维特都陷入焦躁不安和恐惧之中。萨林姆发现耶维特“变成了一个失败者，困在了镇上，她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日渐衰败的肉体，就如同我厌恶我自己，厌恶我自己的焦虑。”[28]最终，他将自己对耶维特、对自我郁积的厌恶以性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那既是对自我也是对他人的伤害和污辱。在此，性爱与生活的迷惘、政治的焦虑、人性的阴暗联系在一起，男人的性无能和女人的性放荡、施虐和受虐以报复或攻击的形式转化成了暴力。与此相应，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都处于盲目的施虐与受虐的状态之中，假如没有个人的条件或社会的土壤，蒙博托一类的政治“大人物”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暴力与专制是无法产生的。政治影响到日常生活，同时，日常生活也在塑造着政治，这既是个人的问题，也是集体或社会政治的问题。[29] 奈保尔关心政治，关心前殖民地的民族独立与发展问题以及种族和社会问题，不过，这种关心更多地与他个人的生活与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作为作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关心的是自我的生活感受，关心的是政治、种族、民族等问题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人的思想与心灵对政治、社会所能起到的作用。 奈保尔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与性暴力常常不会给读者带来什么阅读上的快感，相反，有时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会产生某种厌恶的感觉。也许这是奈保尔刻意追求的阅读效果，他并愿意读者陶醉于什么性爱或性爱的享受，至少从他的创作意图方面看，他总是竭力避免俗套的艳情，以免读者流于庸俗。通过性爱的描写，奈保尔表现的依然是自我和自我的发现。 不过，在自我和自我的发现中，女人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却是颇可深思的。《浮生》（2001）是奈保尔晚年创作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与《魔种》（2004）构成姊妹篇，是奈保尔以小说形式对自己一生进行的回顾和总结。一方面，《浮生》中威利的形象折射出奈保尔的人格与精神，奈保尔借助小说主人公威利之口说道：“性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我们身上；它改变我们；而我猜，到后来，我们脸上会带着我们的性经验的性质。……我对女人眼神的领受可能只是幻觉，但对我而言，那还是一种发现；关于女人的、关于我的情欲教育的发现。”[30]从情人葛拉萨的一个眼神中，威利发现了女人，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当威利的性观念发生改变的同时，他的生活与他的思想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奈保尔也通过小说中对威利影响很大的罗杰而说出这样的话：“我厌烦她（指女友帕蒂塔），厌烦她之前之后的女人。女人的内在真贫乏。她们的美，是神话。那是她们的负担。”[31] 笔者认为，奈保尔对女性确有歧视或厌恶，这或许与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他对世界、对社会的感受有关，或许与他息息相通的印度教文化有关——他违背自己家人的意愿，与白种女人结婚，对自己的种姓与文化都是一种极其彻底的背叛。我们不去深究其中的原委与结果，只是想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一次访谈中奈保尔说：“有人写了篇文章，说我有孩子。这不是真的。……不，恰恰相反，我对目前的自己非常满意，我不想让任何人使用我的名字或者携带我的基因。不，一点也不想。”[32]这是对世界和人类的弃绝，一切都源于他对自我、对世界的彻底的悲观，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之中，女性变成了尤其不幸的角色。 [1] V.S.奈保尔《受伤的文明》，宋念申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21页。 [2] “Introduction”, in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By Patrick French,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8.也可参阅帕特里克·弗伦奇《世界如斯》“前言”，周成林译，中信出版社，2012。 [3] 帕特丽莎·黑尔(Patricia Hale)，一般称作帕特（Pat），在牛津大学女子学院读历史系时与奈保尔相识并恋爱。 [4] Patrick French,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8, p.94. [5] Patrick French,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8, p.328. [6] Patrick French,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8, p.315. [7] V.S.Naipaull, “The Mechanical Genius,” in Miguel Street,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Inc., p.162. [8] V.S.Naipaul, “London”, in The Overcrowded Barracoon and Other Articles, London: Andre Deursch, 1972, p.9. [9] Gillian Doolet, V.S.Naipaul: Man and Writer, Univw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6, p.71. [10] V.S.Naipaul, The Mimic Men , Penguin Books Ltd.,1980, p.43. [11] 在小说《效颦者》中，伊萨贝拉是主人公辛赫的出生地，是一个岛国，隐喻奈保尔的出生地特立尼达岛国。这个名称来自哥伦布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 [12] V.S.Naipaul, The Mimic Men , Penguin Books Ltd.,1980, p.8. [13] Peter Hughes, V.S. Naipaul, Routledge, 1988, p.50. [14] V.S.Naipaul, Guerrillas, Penguin Books, 1975, p.239. [15] V.S.Naipaul, Guerrillas, Penguin Books, 1975, p.241. [16] Bharati Mukherjee and Robert Boyers, “A Conversation with V.S.Naipaul,” in Conversations with V.S.Naipaul, ed., Jussawalla, p.86. [17] Bruce King, V.S. Naipaul,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106-107. [18] “Introduction”, in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By Patrick French,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8. [19] Gillian Doolet, V.S.Naipaul: Man and Writer, Univw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6, p.76. [20] Bruce King, V.S. Naipaul,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25. [21] V.S.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22]在奈保尔的作品中，“遗迹”一词指代“过去”，既隐喻辉煌和美好，又代表失落和凋敝。我们已经习惯于践踏过去，就像践踏花园一样，起初我们会感到惋惜，后来便习以为常，没有感觉了，花园变成了遗迹：“你不再为过去感到伤心。你只会把过去看成仅存在于大脑中的东西，而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你践踏过去，你把过去踩烂。一开始，你感觉像是踩在花园里，到后来，你就觉得好像踩在大路上一样。”（V.S.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 [23] V.S.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 [24] V.S.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 [25] V.S.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26] V.S.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27] V.S.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28] V.S.奈保尔《河湾》，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29] Bruce King, V.S. Naipaul,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25. [30] V.S.奈保尔《浮生》孟祥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31] V.S.奈保尔《浮生》，孟祥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32] 罗伯特·麦克拉姆《傲慢与偏见——记奈保尔》，孙仲旭译，《译林》2010年第二期。不过，现实生活中，奈保尔曾经有过与情人玛格丽特生子并由自己的妻子领养的打算，可参阅：Patrick French,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8, p.3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