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文化名胜可以促进一个人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对一个作家来说，显得更为必要。10月30日，我们安排索因卡参观故宫和长城，由穆老师和我陪同。或许是因为年岁已长，阅历且深，作为一位饱经风雨的七旬老人，一个久伫世界文坛巅峰的里程碑式作家，他很难抱着全然的好奇和新鲜来看待初见的事物，更舒适的方式应该是以他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审美情趣为标杆，来获取他感兴趣的信息。穆老师熟知北京各处景点的特色，但索因卡对我们的解说听得并不很经心。他身材高壮，步幅也大，常常一路向前不停地走。有时在一处景点前我们还未解说完毕，他已经一边点着头，一边扭身往下一处景点赶着去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的皇家园林不感兴趣。事实上，虽然这样的参观难免只能是浮光掠影的，但他总能抓住各处景点的精要。在故宫前三殿参观时，他说：“这样的安排可以非常恰当地体现皇权君威。”31日参观颐和园时，他对于登山观景和泛舟游湖也都不是很有兴趣，甚至在长廊内行走时，他也只愿意自己默默观赏，不希望我们解说过多。然而快出园之前，我们伫足在昆明湖边一处小岛上小憩片刻，索因卡看着那一派湖光山色，却不禁感叹道：“这真是一个非常静谧、安详的园林，和故宫截然不同。”其实颐和园和故宫一样游人如织，但他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二者的美学区别。索因卡还对园中点缀各处的太湖石很感兴趣，并向我们谈及，他曾在伦敦参观一个先锋雕塑家的作品展，当时众人皆惊叹于这位雕塑家对石头材质的娴熟把握和对其表面皱褶的精妙处理，如今见到这些浑然天成却又层层堆叠的大小石头摆件和假山，才知道或许是古老的东方园林艺术给了这位雕塑家令人赞叹的艺术灵感。我们在场的陪同人员里并没有人熟知这位雕塑家，但索因卡对空间艺术的敏感和对艺术创意的好记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11月4日参观北京798艺术基地时，我们才更加体会到索因卡对空间艺术，或者说现代空间艺术真是钟爱有加。故宫和颐和园中那层层叠叠的太湖石或许也投射出了浓重的现代抽象空间艺术的影子，令他眷顾再三。
    那天，北京突降大雪。他久居热带，对寒冷特别不适应，放弃了对天坛的参观，不愿再出门了，希望第二天天气好一点时，为他安排参观一处现代实验艺术基地。于是，我们决定带他到798艺术基地去看看。没想到第二天是星期一，所有艺廊闭门谢客，要想去只能是当天下午马上过去。索因卡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说，他这就到酒店大堂等我们，798一定要去！进到798基地后，我们看着索因卡忍着刺骨寒风和冰冷雨水，披着我们帮他借来的外套，还是冻得双手冰冷，浑身不自禁发抖，却依然兴致勃勃跟着我们到处参观，那时我们真正被他的激情所感动。不仅是艺廊中陈列的各种展品，包括艺廊本身，他都看得兴致盎然，甚至对一些艺廊墙上残留的上世纪80年代的口号标语，他都要饶有兴趣地询问一番。尤其听说这个艺术基地原来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军工厂时，他精神一震，高兴得眼睛都放光，连说这种建筑功能的转换正体现了艺术的力量，还特别告诉我们，在尼日利亚有一家剧院是由监狱改造而成的，舞台就是原来的绞刑台。人们进入这样的一幢建筑中欣赏艺术，本身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说完还和我们会心一笑。直至天渐黑，他才坐上返程的汽车，途中还情不自禁地对我说：“我现在感觉好似喝了一瓶醇厚烈酒般畅快，全身都暖了起来。”全车的人都大笑开来。我在心里暗暗感叹，自己参观798也不止一次了，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印象深刻，收获丰富。和这样的大师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学习啊！
    索因卡对现代的钟爱还体现在他对上海的偏爱上。相比起皇城北京的厚重端凝，作为中国最大海港城市的上海显然增添了许多凭海临风而生的灵动与多姿。索因卡在夜游黄浦江后曾对我说，世界历史上的各大名城往往都是临水而建，只有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一座城市才能长久繁荣，也更易形成开放的心态和多元的文化。城市的魅力便由此而生。显然上海是这样的城市，而他所居住的城市拉各斯也是如此。我听完这番话恍然大悟，他对上海的喜爱是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事实上，他对特定景点的这种倾向性更鲜明地体现在对城隍庙之行的期待上。要游览一个中国的集市是寥寥数个索因卡主动要求参观的景点之一。对此，他解释说：“在尼日利亚，集市是每个部族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掌管集市之人就掌握了部族的议事会。”确实，在他的代表剧作之一《死亡与国王的马夫》中，几个关键情节便是发生在集市之上，而剧中的重要角色、统领集市女人的妈妈伊亚拉加这一形象更是准确映证了他自己所说的这一番话。因此，他特别表示：“我想看看中国的集市。”而且因为重视集市，索因卡还收起了在别处游览时遇见大量游客的不耐，置身摩肩擦踵的汹涌人潮之中，反而面带笑容地说道：“集市就该是这样，热闹拥挤。”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索因卡显得更喜爱富有现代气息的去处，但他在某些节点上又鲜明地展现出非洲森林部族深植于天性之中的敏锐直觉。他在城隍庙看到连绵不绝的木制建筑，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这里到处都是木结构的房子，他们是怎么防火的？”而11月2日在常熟曾园（清代作家曾朴宅邸）参观，走过一进檀木厅堂时，他突然停下匆匆的脚步，询问我们这是用什么木料盖的屋子，因为“闻着有特别的木头香味”。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去长城的路上，许金龙老师曾问索因卡：“您曾呼应日本诺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的话，认为你俩在初一见面时便有‘似曾相识’之感，可否具体解释一下为何有这样的感觉？”索因卡的回答本能而犀利：“你知道森林中有大山、小山、树木、河流等等，它不同于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有森林的气息，这种气息也不同于城市的。我一见到大江先生，就感觉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森林气息。举一个例子，狗对人的气味非常敏感。有的人会宠爱狗，而有些人可能会拒绝甚至伤害狗。狗本能地就可以辨别出不同人所携带的气味，从而选择亲近或疏远。我与大江先生就是如此。”这个回答真真让人过耳难忘！同时，它也让我意识到，索因卡对现代的喜爱或许源自他对人类社会的理性思考，但在他的血液中，奔流的永远只能是森林部族对大自然与生俱来的依赖和眷恋。从这点来看，也许我应该说索因卡是身向现代，心系原始了。
    四、索因卡：诚挚友好，向往中国
    

    索因卡虽常居欧美之地，年轻时更长期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但他的性格仍是偏向东方的内敛和淡然。从这个活动筹备之初，我便负责和他进行联络，来往邮件多少也有十几二十封，但他在信中的言辞始终客客气气，不因联系的增多而稍有随性。事实上，为了邀请索因卡访华，所里的几位领导和负责人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与他进行沟通时还经历了数次停顿转折，似乎让我们体会到他传说中的傲气。
    几经曲折，等到终于确定他可以在11月初来了，他的代理人立马抛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认为我们为索因卡准备的演讲报酬太过象征性，并且非常直截了当地给出了他早前在韩国做演讲的价码，希望我们比照办理。显然，他的代理人开出的这个酬劳数额是我们远不能给予的。当时，所里久经阵仗的几位老师看到这封邮件，都有点傻眼了。大家心里不约而同地犯嘀咕，看来这位非洲老作家尊驾难请啊。谈判到了这个份上，几乎是没法再谈了。9月中旬，遵照陈所长的指示，我给索因卡的代理人去信，重申我们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单位性质和学界地位，以及我们邀请索因卡访华的学术目的，特别强调了我们研究所是非营利性机构，从不举办商业性活动。信件发出后，大家都觉得这段时间大概又白忙活了。想不到的是两天后我就收到了索因卡的邮件。他说，他的代理人之前一直告诉他“出了一些问题，正在商讨中”，现在他才知道“问题”所在，“如果我取消所有的酬劳，那么我的代理人也就不用发愁订合同的事儿了”，“你们可以简单送我一件小纪念品供我留念就好了！”乍看到这封邮件，我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是柳暗花明，峰回路转呀！至此，索因卡访华准备工作才终于步入了快车道。从中，我们也体会到索因卡并非传闻中的那么傲慢。到中国后，索因卡还对我们说起，他儿子已经来过中国，他不能忍受儿子竟然比他早先登上了中国的长城，因此他无论如何也要来中国。言语之中，他对中国的向往是那么地热切，演讲报酬的多寡也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了。
    真正认识索因卡是从为他安排接机开始。本来我们计划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厅为他接风，可是因故不能实现。大家都觉得这是对一位文学大师大不敬，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写信给他，希望他能够原谅。他的回信非常爽脆：“越简单越随意，越好啊。我会感觉如在家般自在。”从此，我们明白索因卡确是一位对名利极为淡然的文学大家。他一生获奖无数，荣耀加身，但在中国无论出席什么活动，总是一身简单的棉布开衫，质朴中不失端稳，也绝不显架子。和索因卡朝夕相处后，我们更渐渐明白，这位老者实则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是一位坦诚真挚的好朋友。10月30日中午，我们一行人看完故宫、景山公园后，直奔长城而去。索因卡原本希望到达长城后能马上上山，好匀出点时间早回酒店处理工作。但到达八达岭长城脚下时已是中午两点，我们几个陪同人员饥肠辘辘，都希望能稍事休息，用点午餐再上山，而索因卡的用餐习惯是中午不吃或略吃一点点心。然而他听到我的请求后，还是非常温和地回答说：“没问题，客随主便。”此后，他便开始接受中国人一天三餐的饮食习惯，不再像初来乍到时那样，对中国主人安排的丰盛午餐感到无所适从。11月2日在常熟理工学院用午餐时，他已经能够轻松地和我开玩笑说：“怡婷的胃里装着一只闹钟，一到餐点儿就响个不停。”隔天在饭桌上，他趁着众人酒酣耳热、谈笑风生之际，还悄悄侧头对我说：“嘿，其实我每到午餐就会观察和我一同进餐的这些先生们，瞧，在这张桌子上，你和穆女士是真正的用餐者，”我噗嗤一声笑出来，我和穆老师确实大部分时间是在埋头吃饭，极少站起身饮酒应酬，“我呢，主要是自斟自饮，他们来敬酒我也欢迎，都能让我享受中国好酒的乐趣，而他们呢，恐怕并没有真正享用到这些美味佳肴，而且因为心在交际也抹掉了不少品酒的乐趣啊，嘿嘿。”我侧头看着索因卡咧嘴微笑，眼中泛出狡黠的光彩，恍然中还以为碰上了一位“老顽童”。
    最后一天的告别晚宴上，陈所长问起他这次访华的感受。他说到在故宫的御花园中游览时，我们为他介绍储秀宫，说这是古代皇帝和太后挑选秀女的地方。他听完大感兴趣，当晚与夫人通话时，便告诉她在北京见到了很多美丽的姑娘，还有故宫中这一处特殊的宫殿。夫人揶揄他，要他不必担心她在家中放心不下，因为“夕阳须西下，英雄已迟暮”。他接着说，下次来中国，他会带上夫人，并一定要带她参观这座储秀宫，让她过把太后的瘾。众人听完都是呵呵一乐。索因卡与老伴儿的感情当然是老而弥笃，而他把这番电话对答告诉我们，显然已把我们当成了可以聊天并谈论私人话题的老朋友了。最难得的是，用过晚餐后，索因卡主动要求和大家合影，更提出要穆老师和我单独跟他合影，感谢我们这么多天的热情相陪，这真是令我们惊喜万分。要知道，他一直多么不乐意拍照呵！
    11月15日，离开中国后的第十天，索因卡给我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为的是感谢这一次非常值得记忆的旅行”，并细致地一一感谢了所有接待单位和主要接待人员，特别提到这趟旅行他带走的是“对这趟旅行的温暖回忆——风光、气味、颜色和质地，还有压倒性的热情好客”，并“期待下一次的访问”。穆老师和所里的其它领导看到这封信都非常开心，觉得索因卡真是为我们开拓与非洲文坛的联络开了一个好头。通过他的亲身体验和影响力，我们可以促进其他一些非洲作家对中国的了解，并改变他们对中国可能存有的偏见，让他们明白他们完全可以“安全地从中国返回”。如此，我们的所有努力和付出就都有了最好的回报！
    

作者：黄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