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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廉想涉是韩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他亲历韩国遭受殖民统治的悲哀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通过文学表现抗日和独立的心愿，他的文学与现实主义可谓是不同寻常的选择与实践。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廉想涉的成长过程和初期思想的形成，以及包括其民族文学论之性质和对现实主义之探求的文学活动之全貌，揭示其文学的本质和意义。 关键词：廉想涉 时代共谋者 三一运动 民族文学论 现实主义 廉想涉是韩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被誉为韩国现代文学史上为确立现代小说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作家[①]，其代表作《三代》被评价为“殖民地下的作品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②]。 廉想涉自小亲历了韩国遭受殖民统治的悲哀，在此过程中培育了反日感情，以参加“三一运动”为契机成长为民族主义者。他继承和发扬“三一精神”，将文学作为实践自己理念的手段而开始文学创作，并将人生和创作结合为一。其在通过文学关注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创立“民族文学论”的文学思想，接受和研究现实主义。 一、 不幸的成长过程及初期思想的形成 廉想涉出生于19世纪末韩国的富裕官僚家族，但是他经历了韩国沦落为殖民地的历史过程，其成长过程波澜曲折。 廉想涉1897年8月30日出生于首尔，是廉家的第三个儿子，原名廉尚燮，字周相，笔名想涉，号云月、横步。他的祖父廉仁湜曾任朝廷官吏，父亲廉圭桓当过郡守，是祖祖辈辈的两班阶级[③]。他的家族曾经相当殷实，后来父亲却在韩日合邦之后丢官回家，家道开始衰落。廉想涉直至9岁时一直跟随祖父学习，背诵了千字文，学过《童蒙先习》。祖父过世后的第二年，即1907年在他10岁时进入官立师范学校。 “在昭格洞宗亲俯前的河流边繁茂的古树下，我一个人呆立，在树上鸣叫的蚕声中茫然地倾听游行队伍里爆发出的噼里啪啦的枪声，我像个在睡眠里惊醒的孩子。我年幼的心里也怀有某种想法吗？也许我懂事得已经知道一些悲愤慷慨了，我至今依然记得我对那枪声丝毫不感觉恐惧。在随后的军队解散的那一天，尽管首尔城里整天枪声大做，人们却似乎都将它当作了葬礼家的哭声。”[④] 这是 感受性很强的廉想涉因为不幸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忧郁的性格和反抗性的气质。廉想涉的爱憎情感，可以说围绕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由于“韩日合邦”父亲离开郡守地位后，他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产生了反日感情，“窘困的生活造成了忧郁的性格，助长了反抗性的气质。”[⑦] 廉想涉10岁进入官立学校，三年级时转到了普成小学。他的转学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不愿意学日语，讨厌不教朝鲜历史的官立学校；其二是三年级时初夏高宗亲自耕作时只派了班级代表，而在欢迎伊藤博文入城时却让全体学生参加，他生气地抗议后没有去学校，这成了他转学的直接动机。”[⑧]他在普成学校接受传统的教育，小学毕业后进入普成中学。在普成中学，“三一运动”领导人孙秉熙、崔麟等老师的教育，给他培植了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使他向往新社会。憧憬新世界和渴求新知识的廉想涉遂决定去日本。在他上中学二年级的1912年，在15岁时怀着接触和学习新东西的强烈欲望，压抑着排日感情去了日本。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在东京和京都等地转了3所学校，最后在以陆军中尉跟随英亲王去日本的大哥的帮助下勉强读完中学。在帝国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廉想涉感受到了劣等感，同时接触和认识了现代思想，培养了民族自尊心。 1919年在韩国爆发的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给廉想涉带来了极大影响，给了他对新社会的热切盼望。廉想涉于1918年为了读庆应大学文学部史学专业，进入预科学习。但是因无法筹措学习经费，到京都做了一阵记者，2个月后放弃了工作，在经大阪返回东京的途中通过报纸获知“三一独立”运动消息。自小开始发芽的反日感情和爱国思想，使他勇敢地投身于抗日运动。廉想涉在大阪动员和联络朝鲜人留学生和工人，亲自书写独立宣言，于 因为刻字笔写的独立宣言不适用于出版法，廉想涉得到无罪判决，在监狱里过了3个月后被释放。由廉想涉主谋计划的这一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在日本体验到韩国人的民族自我，成了他觉醒的重要契机。他所写的独立宣言和檄文虽然朴素，却也明确地揭示出了韩民族对于自由的尊严的觉醒，要摆脱日本的残酷统治，建设自己的独立国家的宗旨。 因为参与“三一运动”的罪名，廉想涉的记者生活和学习生活都结束了。他这时与“劳动运动——当时叫第三阶级解放运动产生共鸣”，在“民族解放是通过劳动抗争进行的无产者解放运动的迂回作战”的意识下，就业于横滨福音印刷厂。他干了3个月，后来因为病毒感冒放弃工作，于1920年就职于《东亚日报》并回国。后来，“一脚踏在劳动者运动，通过它进行民族运动，这一二重性质”[⑨]与廉想涉小说的矛盾结构形成对应关系，在《三代》里也成了重要的叙事原理。 要附带说明的是，“1919年的廉想涉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的这种思想的偏向，与黄锡禹等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相关”[⑩]。在韩国，无政府主义正式被接受和介绍，是在进入1920年之后，1928年达到高潮，1928年以后消失。 由此可见，廉想涉经过了现代思想的洗礼，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并从反日感情出发，成长为民族主义者。其实，廉想涉的反日感情是从对于受压迫的本民族的爱出发的。总而言之，他的民族主义是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而来的，其核心是基于对人类之爱的人道主义。 二、作为时代共谋者的身份转换及文学活动 在韩国，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受到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通过西方这一“他者”，产生了对于个人和民族和国家的新的自觉，唤起了反封建和反对外来势力的时代精神。韩国人为了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进行了一些政变和改革，也掀起了农民革命和“义兵运动”、爱国启蒙运动等。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的现实中，目睹其现实，并力图打破这一局面的有意识的文人、知识分子”登上了舞台[11]。在各种社会职业的选择中，从事传播新思想的报刊编辑，成为知识分子的首选，“这不单因为这一职业处在唤醒民众的前沿,而且它比其它行业更具有‘现代’的特征。”这时期，“‘谋生手段’并不是许多知识分子优先考虑的人生目标,而把如何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救亡图存的事业,当作了职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前提。”[12]如果说报刊和小说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13]，那么文人则成为通过这些手段构想民族共同体的自觉的主体。 韩国人的现代化的努力，由于1910年日本所造成的殖民地化，走上了歪曲和曲折的道路。但是，1919年爆发于韩国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不仅标示着两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新型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契机”。[14]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韩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廉想涉作为时代同谋者的自觉的身份转换，从他在“三一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其后的生活态度上也可以鲜明地看出来。如上所述，廉想涉通过报纸接触到了“三一运动”，并积极参与其中，其结果是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廉想涉将“记者生活和创作生活交互或并行，但也没有想过终其一生过创作生活”，而且“与作家生活比较起来，同样是逆境和不如意，记者生活却有自己要做的事，还可以幻想将来”[15]。廉想涉在“三一运动”的次年就职于《东亚日报》，回国做了政治部记者。记者生活对于关心社会和选择了文学的他，不仅能够扩展视野，还是能够保证自尊心的职业。在《东亚日报》第一号上登载了孙中山挥毫的《天下为公》和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宣传人道》，廉想涉采访日本在野党学者的文章也同时刊登出来，这的确能够恢复他的自尊心。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记者“只能看作为总督政治的核心的警务局的鼻息，迎合着做事”。记者生活作为主要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手段，在“职业意识”的内层里必然引起矛盾。这形成了他的另一个二重性格“自尊心和羞耻的矛盾结构”，是与“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矛盾结构相对应的。 廉想涉于1920年7月创办纯文学刊物《废墟》，开始了文学活动。其实廉想涉从事文学的动机，可以说是命运的选择。他原本对科学和法学感兴趣，可惜他不具备条件。他曾告白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都没有活动的余地，四面八方被堵塞，因此考虑不到财力、力量、生活办法。也许因为这条路比较容易地逃避掉，或是为了找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生活能力的一个出口，选择了文学，因此自己也是随大流的一个。”[16]通过文学表现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廉想涉，“生平不曾有亲日行为，在他的文学中，总是隐含着反日感情。”他是“一生都没有一间自己的房屋而生活和离去的城市野人。”[17] 作为被夺去了祖国的殖民地青年，廉想涉选择了能够排泄怨恨和可以开辟理想世界的文学。由于有天生的文学潜质和结实的文学素养给他的自信做后盾，廉想涉一跃进入了作家行列。 据说廉想涉的文学才智遗传了曾祖母的血统。他的曾祖母文学素养丰富，留下了《种讼记事》，至今作为传家宝流传了下来。他在日本京都的中学读书时，在作文课写了《我家的正月》，在学校出了名，其文学才能得到承认，助长了他的自信心。 廉想涉首次作为文学同仁杂志的同仁开始活动，是在发生“独立宣言事件”之前。那时他在大阪见到了毕业于普成学校的韩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锡禹，在他的提议下成了《三光》杂志的同仁。《三光》后来延续成了《废墟》，廉想涉和黄锡禹一同成了《废墟》的同仁。“三一运动”后廉想涉在《三光》上发表过4篇诗、评论和童话小说等短文，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和“依据活跃的积极的后殖民战略的作品活动的痕迹”。有关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问题，他在其后于192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爱与罪》中，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提及过，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点是“反抗”，指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也可以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集合在一起。 创办《废墟》后不久，廉想涉因病辞掉了记者工作，1920年10月由于“三一运动”的冲击，进入成为教育家的大哥当校长的五山学校当教员。在这里他写了第一个作品《标本室的青蛙》。不久，他厌倦了教员工作而辞职，于1921年7月再次来到首尔，加入《东明》周刊，一边做编辑一边写作。1926年他怀着对文学的野心再次去日本，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于1928年回国。1929年他以33岁结婚，生活安定下来的廉想涉开始专心从事创作，1931年写作代表作《三代》。此后的7-8年，他在《朝鲜日报》，《每日申报》等处供职，是在繁忙中写作了许多作品的创作高峰期。1937年他被聘为《满鲜日报》编辑局长来到中国长春，在中国生活的10多年间几乎绝笔。据推测，他是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不断强化，社会变革运动势力大举被检查和破坏，大部分作家被迫倾向于亲日的30年代中后期的情势下，写作和发表像样的小说已经不可能，而写作为糊口的通俗小说又伤自尊心，因此离开了首尔。他在《满鲜日报》时与日本人监督发生矛盾，3年后辞职，在丹东就职于大东港建设株式会社。解放后他从中国回国，在《京乡新闻》就职，并重新开始写作。6.25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停战后廉想涉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开始了多产的晚年生活。1963年他在首尔的住宅里以63岁去世。 廉想涉在其一生中，自1920年初到1960年初的在将近40年时间里，写了30余部长篇小说和150余篇中短篇小说，100余篇评论。廉想涉的文学活动按照时间顺序，总体上可分为光复前和光复后的前半期和后半期，解放前的作品又可以1931年出版《三代》为分界点，细分为前半期的前期和后期。 廉想涉的文学生涯，至其192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岁前》前为初期，1928年至1936年是高峰期。金钟均对于廉想涉的光复前的作品，称至1928年的文学是“悲愤”和“否定的文学”，其后是“观察的文学”，光复后的作品是“内省的文学”[18]。 作为时代共谋者的廉想涉从早期作品开始，就描述了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其处女作《标本室里的青蛙》，描写了与青蛙一样的同胞的处境。在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岁前》中，廉想涉描写了有如蛆虫泛滥的坟墓内气氛的阴郁的殖民地现实。由此，廉想涉从初期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逐渐走向客观地在总体上进行描写的现实主义。在其创作的高峰期，尤其在被认为受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影响的《三代》中，以更客观的立场创造了烦恼的人物形象，使这部作品成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 廉想涉的作品具有由几个独立的作品在内容上相互联系的独特的特点。比如《无花果》继承和发展了《三代》的内容，在《白鸠》中《无花果》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出现，这三部作品都是家族小说，被称为三部曲。同时，早期作品《标本室里的青蛙》，《暗夜》，《除夜》也被称为“初期三部曲”。解放后的《暖流》，《骤雨》，《新鸣响》等也似乎有按续篇构思的感觉。因此，廉想涉小说具有故事未完结的结构特征，这与对当时殖民地现实的持续的观察以及对社会展望的不断的探索有关。 另外，廉想涉的文学在主题上也有一贯性的特点。其处女作《标本室里的青蛙》和后来发表的《万岁前》，以及在其高峰期发表的《三代》，都表现出了对社会的关注。在《标本室里的青蛙》里，描绘了阴郁的氛围和个人的问题；而在《万岁前》中扩大其视野，展现了尖锐的殖民地现实矛盾；到了《三代》，更广泛地展现了社会现状，同时将同情和帮助社会主义者的人确定为主人公，表露了克服殖民地现实的意志，深化和发展了问题意识。由此可见，依据现实的观察和对前景的探索的视角的扩大，以及主题意识的深化，是廉想涉文学的强势。 然而，在韩国评论界有这样的倾向，即对于廉想涉小说分为以《万岁前》、《三代》、《无花果》为中心的社会小说，和以《白鸠》、《牡丹花开的时候》为主的通俗小说或风俗小说两大系列，并将作家的世界观规定为中产层价值中立的保守主义或者作为乱世作家的民族主义，与世界观联系起来解释其作品。有的评论者将其价值中立性看作现代人的合理主义，而有的评论者则在其民族意识中只看重抵抗意识，结果对廉想涉小说如同两个作家的作品进行完全相反的评价，以至于无法确保贯通其全部小说的研究视角。 笔者认为，廉想涉是以儒家的“中和”思想和“中和性思维”方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世界观的持有者。廉想涉的成长过程证明，这样的世界观是在小时候所接受的儒教教育和现代思想，以及殖民地的特殊状况和其生活态度等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首先，儒家的“中和”之“中”指“中道”，是与廉想涉的“价值中立性”之“中立”相对应的概念。而儒家的“‘中道’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居中之道，而应理解为恰到好处，它的对立面是极端、片面、过分与不及。”[19]廉想涉参与“三一运动”，关注无产阶级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正是说明了他不是作为保守主义者，而是作为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为民族解放寻找最切实的实践方式而艰苦努力的。 其次，“中和”之“和”的“最基本的意义是男女关系的和谐，以此引申、扩展，则有人际关系的和谐、人天关系的和谐、人神关系的和谐等。在诸多的和谐中，最具哲学意义的是人天关系的和谐。”[20]这样的“和谐”思想反映于廉想涉作为民族主义者主张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联合以及民族文学和阶级文学的统合，并在其代表作《三代》中通过主人公揭示祖父孙三代之间的和解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合作。 廉想涉在通过社会小说展示其抵抗意识的同时，在包括所谓的“通俗小说”在内的大部分小说中，“将依据自由恋爱的配偶选择及其结缘的过程作为一以贯之的故事语法”，以反映自由恋爱的信念艰难地被实践之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不仅表现了对个性自由的执著追求，而且暗示了要摆脱压制人性的社会桎梏的顽强意志，从而证实了廉想涉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民族文学论及对现实主义的选择和实践 廉想涉是在韩国历史激变时期成长和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他直接体验了在韩国被称作戏剧性转折期的“三一运动”的历史，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苦恼，通过文学来表现抗日和独立的心愿。因此，他的文学本身便是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探索的过程。 由此，考察他作为现代进步知识分子，如何将文学与“三一精神”这一时代精神相结合，成为韩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过程，对于韩国文学史以及精神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心民族之命运的廉想涉由评论开始文学活动，创立了自己的文艺思想“民族文学论”，并向着现实主义的目标进行了文学实践。 在“三一运动”的影响下成为作家的廉想涉，是一生与韩国文学相伴的作家。同时，他是在韩国沦落为殖民地的时代成长和开始文学活动的不幸的作家。廉想涉并非一开始就有志于文学，而是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殖民地环境下走上了文学之路的。他自幼培养起来的作为朝鲜人的反日感情后来发展为抗日运动，被命运选择而从事文学。但是，他并非仅仅把文学当成排泄口，而是一开始就以科学精神认真地探索了文学世界。这是与他对人生和文学的态度相关的。“我的文学应该成为韩国文学的底肥”[21]，他以如此坚定的信念从事文学活动，在1920年代的韩国文坛担当起了“民族文学的理论先驱” [22]作用。 廉想涉通过“三一运动”认识了当代社会矛盾的本质，开始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民主社会，觉悟了自我觉醒和自我发现的重要性，并在他的创作和评论活动中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在代表他的初期文学论的《个性和艺术》（《开辟》22期，1922年4）中，强调了个人的自我觉醒和个性表现问题，并将它扩大到民族的个性加以解释，“将与‘三一运动’后的当代状况相关的民族自我觉醒问题自然地引入了文艺领域”。不过它只强调心理层面的个性的独创性，而不能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存在着唯心论的局限性，这一问题通过1920年代的生活论得到了克服。廉想涉在《文艺与生活》（《朝鲜文坛》19期，1927.2）上一方面坚持初期个性论的核心，一方面强调根据生活现实的文学，达到了文艺是个性表现的同时也是生活表现的结论。他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在《朝鲜与文艺、文艺与民众》（《东亚日报》1928.4.10-4.17）上正式提出了文学与民族现实关系问题，提倡能够包括阶级现实和民族意识的文学，指出了朝鲜文艺的非社会性非民众性状态。基于这种文学论，开始关注能够展现自己的文学信念的文学形式小说，并走向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 现实主义——接受了科学洗礼的，我们达到的表现手段就是这个。将来的事是无法知道的。但是无论任何文学流派，我们抛弃了“现实主义”便没有别的手段。毫无掩饰和欺骗地表现生活的“真”，是文学者必须遵守的永远的铁律，在这里我们要拥有“现实主义”的坚固的基础。但是，“真”是透过作家的眼睛看到的“真”，作家的眼睛就是作家的主观。现实主义不是主观主义，但也不是纯粹的客观主义。不是分裂地看主和客，而是客通过主来看的现实主义……其妙处在于主和客浑然一体，是生命的活跃的个性活动。[23] 在此，可以看出廉想涉将现实主义看作文学形式中最重要的。他强调不应分裂地看主观和客观，而是客观通过主观来看，重视表现对人生的总体认识及其形象化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所说的“其妙处在于主和客浑然一体”[24]，与“道法自然”和“中和为美”的中国古代的两大审美原则是一致的；被他表现的“作家的眼睛”则强调了超越主体感情的理智方面。由此可见，廉想涉的现实主义具有“客观现实主义”的特点。 重要的是廉想涉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延伸为体现“三一精神”的创作实践。“三一精神”是“以民众为中心的抗日斗争精神，民族大同团结的精神，自主市民革命的精神” [25]。廉想涉的殖民地时代的文学，由展现“三一运动”失败带来的绝望和幻灭所产生的虚无主义意识的处女作，到克服虚无主义，发展为民族主义以及包容社会主义的作品，始终流淌着或隐约地表露出抗日感情。解放后仍以“三一运动”精神反对南韩成立单独政府，被投入过监狱，但通过作品继续表现了建设民族统一国家的愿望。在通过创作无法直接号召抗日斗争的不利的殖民地环境下，他摸索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以不完结的故事结尾来暗示抗日运动的未完结，通过复调小说形式的实验，巧妙地对应了日本人的检查。因此，廉想涉的殖民地时代的文学能够成为“比当时的任何作家都更持续而且丰富多彩的人道主义文学”，其“人道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三一运动’精神”[26]。 引人注目的是，廉想涉在提倡民族文学论的同时，包容了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运动。在韩国，以“三一运动”为起点，民众和社会运动广泛扩大，直接影响到了文学领域。1920年代初期，韩国文学的倾向是由自我发现扩大到对殖民地现实的批判和认识，192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运动标榜为民族文学和阶级文学两个相反的理念，文坛出现了派别和对立。作为民族文学理论的先驱的廉想涉虽然批判阶级文学只看重阶级意识而忽视文学本质的问题，但是认识到殖民地统治下的民族现实的特殊性，作为一个自然的文学现象接受阶级文学，对民族文学和阶级文学采取了折中立场。他认为，提出本民族内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课题的民族运动，与反对日本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运动都是为了摆脱殖民地，是民族的独立运动。他的这一观点在《三代》里形象地加以表现，构筑了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同情者”的视角。 正如通过对文学和社会的不断探索达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看到的，廉想涉“在文学初期就提倡个性文学，极力避讳模仿，努力在我和别人的和谐中发现创造性。”[27]因此15岁便去日本用日语看了西方文学作品的廉想涉，“即便在创作技法上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其思想上追求的却是民族主义，以及“以东方的儒教佛教精神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精神。”[28]在其《要学的是技巧——日本文坛杂观》（《东亚日报》1927.6.13）中说，日本文学没有涉及到“大陆文学能够看到的大的根本问题”，要学的只有“精炼、明快、精巧”的技巧。廉想涉虽然对小技巧也关注，不过以探索人生和现实为主要目的的，因此被评价为“无技巧的作家”[29]。 总之，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廉想涉所提出的民族文学论，是以对当时的民族现实的透彻认识为基础的，因而他的现实主义不是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单纯的接受，而是在与韩国社会和文学的密切联系中为开拓独创的境界而刻苦努力的结果。 [①] [韩]权宁珉：《韩国现代文学史》1，民音社，2002年，第223页。 [②] [韩]金允植、金贤：《韩国文学史》，民音社，1996年 改订版，第255页。 [③] 作为形成统治阶层的阶级，包括文班、武班及士大夫等及其家族。 [④] 转引自[韩]金允植: 《廉想涉研究>>,首尔大学出版部, 1987年，第5页。 [⑤] 同上，第3页。 [⑥] [韩]廉想涉：《文学少年时代的回忆》，权宁珉编，《廉想涉全集》12，民音社， 1987年, 第212页。 [⑦] [韩]金钟均：《廉想涉的生平和文学》，申东旭等編，《廉想涉硏究》，新文社, 1982年，第I-10页。 [⑧] [韩]金钟均：《廉想涉硏究》，高丽大学出版部, 1974年，第22页。 [⑨] [韩]金允植：《廉想涉研究》，首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 [⑩] [韩]韩基亨: 《早期廉想涉接受无政府主义和后殖民态度》，《韩民族语文学》第43号, 2003年，第99页。 [11] [韩]韩亨九: 《韩国现代文学和民族的想象共同体》， 《韩国现代文学研究》, 2005年第2期，第229-230页。 [12] 程光炜:《“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59页。 [1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壑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14] 程光炜:《“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第57页。 [15] 转引自[韩]金允植: 《廉想涉研究》,首尔大学出版部, 1987年, 第73页. [16] [韩]廉想涉：《我的小说和文学观》，权宁珉编,《廉想涉全集》12， 民音社，1987年，第199页。 [17] [韩]金钟均: 《廉想涉和其小说的特点—辩证法的人生》， 权宁珉编，《廉想涉文学研究》，民音社， 1987年，第66、64页。 [18] 参见[韩]金钟均著：《廉想涉研究》，高丽大学出版部, 1974年，第75-257页。 [19] 史忠义：《中西比较诗学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20] 同上。 [21] 转引自[韩]金钟均:《廉想涉的生涯和文学》，申东旭等編，《廉想涉研究》，新文社, 1982年，第I-9页。 [22] [韩]权宁珉：《廉想涉的民族文学论及其性质》，权宁珉编, 《廉想涉文学研究》, 民音社, 1987年,第22页。 [23] [韩]廉想涉:《文学上的集团意识和个人意识》,权宁珉编，《廉想涉全集》12 , 民音社, 1987年, 第167页。 [24] [韩]廉想涉:《文学上的集团意识和个人意识》,权宁珉编，《廉想涉全集》12 , 民音社, 1987年,，第167页。 [25] [韩]李甫永：《廉想涉文学论》, 金文书籍, 2003年，第18页。 [26] 同上，第7-8页。 [27] [韩]金钟均：《廉想涉硏究》，高丽大学出版部, 1974年，第502页。 [28] 同上，第501页。 [29] [韩]金钟均：《廉想涉硏究》，高丽大学出版部, 1974年，第51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