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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奥尔罕·帕慕克在访华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您认为您自己是东方作家还是西方作家？”他回答说：“二者都是。”这一回答体现了帕慕克在身份意识上的双重性。帕慕克的家庭属于土耳其中产阶级，他本人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西式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帕慕克接受的完全是西式教育，在思想意识上，帕慕克更多地认同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在生活方式上，帕慕克更多地表现出西方式的个人风格。因此，可以说，在个人生活中，帕慕克更多地体现出其西方作家的身份意识。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帕慕克在思想认识的深处有着比普通土耳其西化中产阶级更深的思考。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欧大陆的连接点，尤其是伊斯坦布尔更是处在亚洲的东方文明和欧洲的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这里发生强烈的碰撞。一方面，作为国家西化政策的受益者，帕慕克对西方文化有着深深的迷恋；另一方面，作为土耳其民族的精英知识分子，帕慕克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辉煌荣光之陨落有着难以排遣的呼愁，深刻认识到西方文化对土耳其传统文化的致命性毁灭。因此，帕慕克的作品，始终萦绕着对土耳其民族的东方传统文化之根的执着追溯，深刻体现出土耳其民族在当下国际政局中的两难处境。 土耳其从民族上来讲，无疑是属于东方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突厥民族从8世纪开始就在和平衍变的过程中自觉自愿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思想已经浸透突厥民族的血脉。在奥斯曼帝国600年的历史中，帝国的苏丹（皇帝），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最高教权统治者，叫做哈里发。因此，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曾长期是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在伊斯兰世界中一直是领头羊的角色。它的文化传统是伊斯兰文化传统，至今土耳其9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在文化传统方面，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之前一直是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14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刚刚在小亚细亚半岛上兴起之时，其文明程度远远低于阿拉伯-波斯地区，它征服了除波斯地区之外的整个西亚地区和北非地区，继承了阿拉伯帝国的领土，在文化上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化的极大影响，大量的阿拉伯—波斯语词汇进入到土耳其语中，并使用至今。可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文化传统上与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整个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意大利的威尼斯。奥斯曼帝国在1699年围攻维也纳战役中遭遇惨败，从此开始走下坡路，逐渐丧失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权，随之也逐渐失去了在西方世界面前的强势。面对西方世界的强盛和自己的衰落，奥斯曼帝国中的有志之士开始意识到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向强盛的西方学习的进程。但是，这些变革属于改良式的变革，并没有触及到帝国的顽固病根，这些变革陆陆续续进行了一百余年，但最终也没能挽救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命运。 1923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认识到改良式的变革对国家完全无济于事，他采取了全面西化的决然改革措施。在政治方面，土耳其的国家政治制度全面西化，民主选举，多党参政；经济方面，全盘采用西方模式；宗教方面，废除苏丹制，废除哈里发制，实行政教分离，让伊斯兰教从国家政治的各个层面退居到仅仅作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并从宪法上规定在学校和国家政府机关里妇女禁止佩戴头巾；在文化教育上，宪法规定学校教育必须世俗化和现代化，禁止宗教干涉教育，学校必须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并废除了土耳其语原来使用的阿拉伯字母，采用西方的拉丁字母，使得一夜之间国家的所有出版物看起来都像是西方的出版物。在国际事务上，土耳其也始终把自己视为西方国家，坚持站在西方的阵营里，是北约成员国，现正积极谋求加入欧盟。 当土耳其的精英们都将自己视为西方国家西方人时，我们看看西方人怎么看待他们。土耳其早在1987年4月就正式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但是，20年来，比土耳其晚提出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先是奥地利、芬兰、挪威、瑞典，后来又是波兰、匈牙利、捷克，然后又是斯罗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等曾经在冷战时期站在西方国家对立面的国家纷纷相继加入了欧盟，但土耳其这个在冷战时期曾坚定不移地站在西方阵营的国家却始终被排斥在欧盟的大门外，这让一心一意想成为欧洲国家的土耳其感到十分愤怒。关于土耳其长期不被欧盟接纳，欧盟方面有种种借口，比如土耳其的人权问题，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等，但是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这些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正如土耳其国家领导人自己所说：“土耳其的人权纪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洲联盟的虚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1] 在亚洲方面，土耳其虽然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但因它在国际事务上长期致力于西方的立场，并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盘西化，而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异己，在亚洲、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处处不招人待见。所以，现在土耳其的国家角色是一种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非常尴尬的角色。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如果土耳其能够重新认识自己，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有“可能乐于放弃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同西方的主要对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历史角色。”[2] 尽管亨廷顿是在为白宫出谋划策，但他的话也不无道理。现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已经认识到了土耳其当前所扮演的这种尴尬角色，极力想要复兴土耳其的传统文化角色，已经实施了七、八十年的世俗主义和西化政策越来越受到猛烈的抨击。由于受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土耳其国内一部分人也试图恢复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角色，因此，在80、90年代主流舆论和国内一些政策越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主义全面复兴，伊斯兰政党也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支持，并曾在90年代后期一度掌握政府内阁。但是，土耳其的国家高层领导和军队是世俗主义和西化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后来，土耳其军队出面镇压伊斯兰政党，这股伊斯兰复兴的潮流才稍稍被暂时遏制住了。人们纷纷猜测，土耳其军队镇压的背后是西方国家的支持。西方世界看着土耳其的伊斯兰色彩越来越重而感到忧心忡忡，他们不愿意接纳土耳其成为西方国家，但也不愿意土耳其重新回到东方的阵营中，所以暗中支持土耳其军队的强权镇压。但在强权镇压之下，依然是暗流涌动，尤其是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妇女为争取佩戴头巾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是帕慕克小说《雪》所反映的内容。 针对土耳其在历史与现状的纠结中的两难处境，我们可以用帕慕克作品中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可悲的愚夫啊，你们的船朝东方行驶，可你们却望向西方！”[3] 帕慕克的每一部作品都与土耳其的历史与现状密切相关。土耳其就好比一个人，在自己从小到大的受教育时期，接受的教育全部是东方文化，后来在与别人的争斗中吃了败战，便认为自己不行了，开始全盘否定自己以往所受的教育，向别人学习，并努力成为别人。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一个人可不可能真的从骨子里抛弃自己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可不可以真的割断塑造自己思想和灵魂的传统文化，一个人在已经成年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土耳其七、八十年来一直在“做别人”（“做别人”是帕慕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几乎在每一部作品都出现），现在发现做不了别人，但要回到原来的自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原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在“做别人”的过程中失落了。就这样，土耳其在东西方历史与现状的夹缝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在“做别人”的过程中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几乎是帕慕克每一部作品的主旋律。 《我的名字叫红》反映的是1591年前后的东西方文化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土地上的激烈较量。1591年是土耳其历史的标志性年代之一，它是伊斯兰教创立一千年。帕慕克以这个伊斯兰教的标志性年代为背景，以一桩谋杀案为线索，描绘出了代表东方文化的细密画艺术与代表西方文化的威尼斯绘画艺术的激烈较量，并对以波斯细密画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最终败落表现出了深刻的惋惜、哀伤和惆怅。17世纪，细密画在欧洲绘画的冲击下，有些画师也试图变革，吸取欧洲绘画的技法（小说中的姨夫就是主张变革的代表），这种变革特征我们从17世纪之后的细密画中可看出来，但这种尝试最终是失败了，因为不论什么东西失去了自我的特性，就将变得不伦不类，什么也不是。最后是细密画被彻底抛弃，因为“画家们画得既不像东方也不像西方”[4]。小说最后写到，在欧洲绘画艺术的强大冲击下，细密画画家们“带着卑微的哀伤和顺从，慢慢接受了眼前的情势”，“一百年来，吸取了波斯地区传来的灵感滋养，在伊斯坦布尔绽放的绘画艺术，就这样如一朵灿烂的红玫瑰般凋谢了。”[5]所以，帕慕克在这部小说中明确指出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传统特征，一旦丧失，就将变得不伦不类，什么也不是。可以说，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从绘画的角度，诠释了土耳其当今不东不西的尴尬角色。 《白色城堡》描写的是1699年前后，东西方文化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土地上的激烈较量。小说中，土耳其人霍加对威尼斯学者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非常刻苦地向威尼斯学者学习，并对威尼斯所象征的西方世界充满了向往。后来，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围攻白色城堡的战役失利之后，霍加冒充威尼斯学者的身份逃到了他一直向往的威尼斯，而威尼斯学者留下来做霍加。这里萦绕全书的依然是一个“身份”主题，即一个人做自己，还是做别人，霍加最终选择放弃自己的身份而去做别人。这正是现代土耳其国家身份选择的象征。这里围攻白色城堡的战役即是影射了1699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围攻奥地利维也纳哈布斯堡的战役。土耳其奴隶主霍加刻苦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向往西方世界，正是象征了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遭遇军事失败后，一批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开始把眼光从东方转向西方。正如该书所说：“失败，意味着这个帝国将会一一失去她所有的疆土。……或者，失败意味着人们和信仰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想象着某天早上，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另一个人从温暖的被窝里爬了起来，他们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不记得叫拜楼是干什么用的。又或许，失败意味着承认别人的优越，努力向他们看齐。……”[6]这次失败使土耳其走上了追寻西方之路。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一部带有纪传体性质的散文集，以1923年前后为时间背景，一边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的没落，一边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急于想成为西方国家西方人。帕慕克以忧郁而深刻的笔触描写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的城市，因急于成为西方城市，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古老建筑一座接一座地灰飞烟灭，全书充满了浓浓的哀伤。建筑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是其文明的标志。当看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木头建筑别墅被一座座焚毁时，作者写道：“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嫉妒。”[7]帕慕克在书中还沉痛地写到：“西化，让我和伊斯坦布尔的数百万人得以把我们的过去当做‘异国’来欣赏，品味如画的美景。”[8]这里“欣赏”一词，按笔者的理解，其内在含义是沉痛哀悼。 如果我们把前面讲到的三部作品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强盛帝国的败落首先是从文化开始，从放弃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坚守开始。在《我的名字叫红》故事发生的年代，奥斯曼帝国尚处在军事上的鼎盛时期。然而当文化败落之后，一个国家的精神没有了，渐渐变得外强中干，必然会遭遇军事上的失败，《白色城堡》即是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遭遇失败，当一个国家文化没了，军事败了，那么其结局必然是土崩瓦解，必然走向画虎类犬式的西化命运，最后就是不可避免地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把自己美好的过去当作“异国”来欣赏。 《寂静的房子》是帕慕克的早期作品，创作于80年代初。小说涉及祖孙三代人，实际上写的是祖辈和孙辈两代人的价值观。祖父塞拉哈亭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前后这段时期土耳其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忧国忧民，充满爱国心，视土耳其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己任，但同时也是他们全盘否定土耳其乃至整个东方的文化传统，将之视为导致国家落后、民族愚昧的根源，认为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是无上的真理，主张全盘西化。塞拉哈亭一生致力于创作一部“可以一下子从根本上动摇一切，动摇东方的整个生活”的百科全书，目的是“为了让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东方觉醒”。[9]塞拉哈亭还宣称：“我是脱离东方的第一个西方人，融入西方的东方第一人！”[10]这种一心想“做别人”的心态完全是土耳其共和国急迫地想融入西方世界的心理的再现。然而，土耳其全盘西化几十年后，依然还是混乱不堪，人们并没有过上他们心中西方人所过的天堂般的生活。孙辈法鲁克、倪尔君、麦廷和哈桑是8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是亲兄弟姐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的分歧也代表了当时土耳其民众对土耳其该何去何从的认识上的分歧，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凶杀每天都在发生。孙子麦廷对自己国家的混乱状况十分厌倦，一再表示：“我厌恶这个愚蠢的国家！我要去美国。”[11]从祖父基于爱国而向往西方文化，到孙子因憎恶自己的祖国而向往西方国家，不能不说祖父企图以全盘西化来拯救国家民族的初衷完全落空，从而引发人对全盘西化之路得当与否的思考。 《黑书》是帕慕克最复杂诡异的一部作品。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表现了现代土耳其人在60多年“做别人”的历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的觉醒，渴望能重新“做自己”，全书充满了对“做别人”还是“做自己”的精彩哲学思辩。全书讲了一个寻找失踪者的非常简单的故事，但帕慕克想要表达的是痛惜传统文化失落，以及追寻失落的传统文化的深刻主题。小说中班迪师傅做工精良、栩栩如生的木制模特，只因长着一副土耳其人的面孔，便找不到销路，因为土耳其人不想看到一套时髦的衣服穿在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模特身上，而喜欢看到它们穿在西方脸孔的模特身上，这样“当他披上这件外套时，他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因为“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人。”[12]小说还讲到了西方文化对土耳其的侵害，“为了改造我们，他们必须切断我们的记忆，把我们变成一群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时代背景的游魂。”[13]小说主人公卡利普在参观班迪师傅的地下模特世界时，“他觉得自己与这群人感同身受：很久以前，他们曾经一起过着充满希望与意义的生活，……但他们如今不仅失去了这个意义，也遗失了他们的记忆，……迷失在自己蛛网满布的内心隧道，找不到回头的路，也永远找不到通往新生活的入口，因为钥匙已经掉在他们失落的记忆库深处。他们只能茫然呆立，被一股失去家庭、国家、过去及历史的无助的剧痛所吞噬。流亡和失落的痛楚是如此强烈，如此难以忍受，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找回意义的努力，只能顺从地听天由命，安静地等待生命终结的时刻。”[14]但是，主人公卡利普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听天由命，他要执著地去追寻，最终卡利普觉悟到“我即凤凰”。 “我即凤凰”来源于一个波斯文学故事。波斯著名诗人、思想家阿塔尔（Attār 1145—1221）的长篇叙事诗《百鸟朝凤》（《黑书》中译本译为《群鸟之会》，将凤凰译为“骏鹰”）即是讲述了一个有关追寻的故事：一大群鸟儿决定前往卡夫山，去朝拜百鸟之王“凤凰”。鸟儿们的卡夫山之旅遭遇了无数的艰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鸟儿经不起考验被淘汰，最后只有三十只鸟儿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抵达目的地。但是，这三十只鸟儿没有找到什么“凤凰”，这时它们忽然觉悟：我们自己这“三十只鸟”即是“凤凰”。阿塔尔在这个故事中，巧妙运用波斯文中“三十只鸟”（si morgh）与“凤凰”（simorgh）拼写完全相同，阐述了人应当重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道理。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那个“凤凰”乃是虚幻，你自己就是“凤凰”。小说中，卡利普觉悟到了“我即凤凰”，这是个人的觉悟，然而，土耳其民族是否能觉悟到重新发现自我的道理呢，对此帕慕克是绝望的，小说最后写道：“一如我的读者所知，伊斯坦布尔将继续生活在悲惨之中。”[15] 《新人生》则是以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演绎了西化与反西化在土耳其的较量。小说将全面西化比喻为一个来自于西方的大阴谋，以一本书对年轻人的吸引与诱惑象征了西方文化对年轻人的吸引与诱惑，而小说中的“妙医师”则是代表了对抗全面西化的力量，而“妙医师”这个名字也极富象征意味。“妙医师”想尽办法挽救因读了一本奇妙的书而走上了另一条路的儿子，“妙医师”相信大阴谋真实存在，“它是由那些想毁灭我国及人民心灵的人士鼓动，目的在于连根拔除我们的集体记忆。”[16]于是，“妙医师”号召大家尽可能多地囤积一些旧物品，因为：“借由这些东西，我们便可避免像那些失去集体记忆的绝望笨蛋一样无助。集体记忆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17]但是，最终还是被西方势力打垮了，各种品牌的西方商品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者借一个糖果商之口说道：“今天咱们被打垮了，西方势力吞没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毁灭了我们。但是，总有一天，也许是一千年以后，我们会揭竿复仇，我们会把他们从……我们的灵魂中驱逐出去，终结这场阴谋。”针对这番话，作者的反应是：“难道，这就是我寻找许久的慰藉？我不知道。”[18]这反映了作者本人对西方文化的既爱且恨的矛盾和茫然的心理，这也是绝大多数土耳其世俗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理：一边享受着全面西化带来的种种物质利益，一边诅咒着西方文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侵蚀。 的确，作为土耳其中产阶级子弟，帕慕克在享受着土耳其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物质利益的同时，又不断地缅怀现代化进程中失去的传统中一些珍贵的东西。《纯真博物馆》固然展示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它的核心展品是爱情的纯真和对性的珍视——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性解放思潮而失去的最凝聚东方价值观的东西。在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浪潮中，婚前性爱成为“进步”和“现代”的标志，传统的贞操观被无情抛弃。当帕慕克悼念完细密画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以及伊斯坦布尔那些灰飞烟灭的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木头建筑之后，又建造起一座“博物馆”，一座囤积记忆的博物馆。帕慕克还依照小说的细节，建造起了一座仿真的“纯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都是小说男主人凯末尔收集的他一生痴痴爱恋的女主人公芙颂的各种七零八碎的旧物品。这折射出帕慕克深深的念旧情怀——对一个人、一座城市、一个民族的纯真美好的过去的执着怀念。因此，可以说，纯真博物馆里囤积的是记忆，既是个人记忆，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雪》是一部政治小说，揭示了当代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教问题，以及应当如何正视土耳其民族的伊斯兰之根。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实行政教分离，让伊斯兰教从国家政治的各个层面退居到仅仅作为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是，虽然在宪法上肯定了每个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土耳其政府的官方政策却是处处限制、甚至禁止伊斯兰教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比如取消宗教学校和宗教课程，禁止妇女在国家政府机关和学校佩戴头巾，而头巾是伊斯兰妇女的信仰标志，犹如一些基督徒佩戴十字架一样。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实际上是对其宗教信仰的禁止，违背了公民信仰自由的宪法精神。上个世纪后期，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西方世界把攻击的主要目标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伊斯兰国家，把伊斯兰世界当作他们的最大敌人，并且对伊斯兰教极力丑化和妖魔化，使得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西方世界对伊斯兰的敌视促使了伊斯兰世界内反美反西方的情绪日益高涨，也促使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自愿戴上头巾，但她们受到来自于世俗主义政府的压力——戴头巾者禁止进入学校上课，因此一些女孩选择了以死抗争，来获得自己信仰的权利。帕慕克本身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但是他在自己的小说《雪》中却写出了一个世俗主义者对信仰者的理解。“在没有安拉的地方”是小说主人公卡写的一首诗的题目[19]，他写这首诗之时正是剧院中政变军人对手无寸铁的普通信仰者的野蛮屠杀发生之时，作者通过这种时间对应的暗示，指出在没有真主安拉的地方，也就是人们的精神信仰缺失的地方，必将会有暴行发生。在小说第273页的雪花对称图形中，与“没有真主的地方”相对应的是“世界终结的地方”，这也喻示了精神信仰的缺失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小说最后，施暴者得到了应有的自我毁灭，而女主人公伊佩珂也不再佩戴头巾，这表现出作者对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和解的期望。 拥有东西方双重身份的确让帕慕克深深受益，然而这种双重身份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帕慕克一生“呼愁”之源，寻找身份之旅可以说是帕慕克所有作品的主旋律，《别样色彩》也不例外，正如帕慕克自己所说：“文学、书籍、小说都只是借口而已，借此可以谈论、或者逃避令人烦扰的不确定自我，而这种自我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沉重不幸的来源。”《欧洲在哪里？》、《怎样做地中海人》、《安德列•纪德》等篇章都可以说是帕慕克在用散记的方式写作《黑书》，然惟其是散记，因此笔锋更为直接犀利，不似《黑书》深奥晦涩。比如《安德列•纪德》中这样的文字：“西化者首先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羞耻。而有时，他又会对自己为了成为欧洲人而做的事情感到羞耻……他在努力成为欧洲人时，丢掉了自己的身份，他为此感到羞耻……他为这种羞耻本身感到羞耻……”真可谓入木三分。《贝利尼和东方》、《黑笔》探讨的是伊斯兰绘画与西方绘画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可以说是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散文抒写。而《塞利米耶清真寺》一文则深刻揭示了伊斯兰宗教建筑与西方宗教建筑之间的差异，将伊斯兰宗教建筑的神秘美描述得透彻而神圣，从中可见帕慕克在建筑美学领域的造诣。 在《别样色彩》首篇《隐含作者》中，帕慕克坦言：“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再从事三十年的写作，并以此为藉口，将我自己包装成其他人。”这是帕慕克写作的动力，即《黑书》的命题：在做他者中寻找自我。帕慕克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作家，在将伊斯兰传统文化融入小说创作这方面，他比阿拉伯和伊朗的作家做得更出色。这无疑得益于帕慕克在身份意识上的双重性。阿拉伯和伊朗的作家往往受“身在庐山”之累，很难以一种超越的眼光与视角去看待自己的伊斯兰文化传统。而帕慕克是站在西方作家的个人身份意识上，去反思和追寻土耳其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并将自己置身于这个整体的身份认同之中，这使得他既能超乎其外，又能入乎其中，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94—195页。 [3] 奥尔罕·帕慕克《黑书》，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92—93页。 [4]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498页。 [5]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498—499页。 [6] 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13页。 [7] 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201—202页。 [8] 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228页。 [9] 奥尔罕·帕慕克《寂静的房子》，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1页。 [10] 奥尔罕·帕慕克《寂静的房子》，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386页。 [11] 奥尔罕·帕慕克《寂静的房子》，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390页。 [12] 奥尔罕·帕慕克《黑书》，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63页。 [13]奥尔罕·帕慕克《黑书》，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36页。 [14]奥尔罕·帕慕克《黑书》，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212—213页。 [15] 奥尔罕·帕慕克《黑书》，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491页。 [16] 奥尔罕·帕慕克《新人生》，蔡鹃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32页。 [17] 奥尔罕·帕慕克《新人生》，蔡鹃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34页。 [18] 奥尔罕·帕慕克《新人生》，蔡鹃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296页。 [19] 奥尔罕·帕慕克《雪》，沈志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4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