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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玉 孔子与韩国人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一位在韩国家喻户晓的圣贤，韩国人尊奉他为“万世之表”，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大祭”。 据说，韩国三星公司的创始人李秉哲，生前将《论语》当做人生和经营的指南，此书至今仍然是韩国书店里的稳销书之一。 朴正熙时代，韩国推行儒家“忠”的思想和经济建设相结合的“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创造了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表白过，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孔子的很多教诲为他指引方向。 20 世纪90 年代，韩国家庭伦理剧侧重于彰显出以“孝”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撩拨诸多中国观众的心弦，在中国掀起了一股“韩流”热潮。 然而，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在如此标榜“忠孝”的国度里，竟然不间断地发生“自杀”悲剧。 2009 年，前总统卢武铉坠崖自杀，震惊全世界，韩国举国致以哀悼。 近几年，接二连三地传来韩国明星丢弃骨肉而自杀的消息。 据统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韩国的自杀率已经连续八年排名第一。 这些现象令人深思，促使我们探索其不解之谜。 儒学的传入和普及 韩国是接受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影响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古朝鲜时代，孔子的基本精神通过表意文字——汉字传入到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 在公元1 世纪前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儒学开始得到官方承认，通过教育体制在上流社会传播，即先在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国传授后，经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传入东南部的新罗。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 年）时建立中央教育机关“太学”，教授儒学经典“五经”。百济在公元3 世纪，就有了儒学教育机关，并设立五经博士制度，培养出研究孔子思想的学者，由这些学者东渡到日本讲学《论语》。而三国中接受儒学最晚的新罗设立专门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学”，实行了以“五经”为主的教育。 新罗在公元676 年统一朝鲜半岛后，选派留学生到唐朝都城长安学习儒学，这样儒学传播得更迅速。新罗末期文人，汉文学的开山鼻祖崔致远，年仅12 岁只身西渡入唐求学，刻苦研习6年后进士及第，留在大唐先后担任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十年后回国在新罗王朝担任要职，至今传为佳话。2007 年，崔致远纪念馆在中国扬州建成，馆内藏有很多宝贵资料。 公元10 世纪，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王朝，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之监和地方教育机构——“乡校”，这更加加强并深化了儒学的教育和研究活动。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虽以佛教为国教，但在公共教育机构均以儒学为基本教材培养了人才。另外，高丽时期许多儒家学者开始创办私学教育弟子。从高丽末至整个朝鲜王朝，从中国引进的“朱子学”（在韩国叫“性理学”）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1367 年，高丽王朝建立儒学教育机构“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讲授了朱子学。与此同时，随着《朱子家礼》、《小学》等礼书的输入，出现了儒学影响扩张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新局面。 1392 年，高丽王朝灭亡，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实行“崇儒抑佛”政策，大力扶持和增设公立教育机构，各地的儒家学者也纷纷创办私学，推动了对全民的儒学教育。从此，儒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并走向本土化和大众化。 “孝”的张扬，“忠”的重塑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孝”是“仁”的根本。“仁”指“爱人”，故“孝”应以“爱”为基础。 孝文化随着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就受到朝鲜半岛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广为传布。 到李氏朝鲜后期，以实学思想家丁若镛的《广孝论》问世为契机，强调和扩大了“孝”横向的相互爱护关系和应用范围，从而颠倒了中国孝文化中“忠先孝后”的传统。这可谓是基于性理学对人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这样一来，更接近了孔子的原本思想。 以“孝”为中心的儒学尤其是性理学在朝鲜半岛深受欢迎并成为主导文化，与岛民们的民族理想和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的思想，与古朝鲜檀君建国神话中提示的“弘益人间”即人类共荣的思想是相通的。其次，朝鲜半岛虽然本土宗教比较淡弱，但其拥有以开放性、包容性、和合性为基本特点的本土文化——“风流道”，它为接受外来的优秀文化提供了肥沃土壤。“风流道”源于萨满教（也叫巫教），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统合所有土著宗教，并吸收儒、佛、道三教的根本思想，发展成高级的文化形态。所谓“风流”，是指人与自然和艺术浑然一体的美学境界。而风流道的本质，在于人与“神”结合为一体，从而接近宇宙的真理。由于儒学排斥神秘色彩，可以说半岛人的民族精神和中国儒学本质上是不同的。 在半岛人的意识与观念中，不仅孝大于忠，而且“忠”的对象也与中国不同，即坚持“忠国不忠君”。前总统朴正熙推行的经济模式得以成功的秘诀，也许与他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是站在国民的根本立场上，号召“忠国”而引起全国民的共鸣不无关系吧。 “东方礼仪之邦”的美誉与阴影 “仁”和“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基本的两个核心问题。孔子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乐”是没有用的。因此，“礼乐”应以“仁爱”为精神内涵。 素以“东方礼仪之邦”著称的韩国的“礼仪”，其可贵之处在于，它包括“礼法”和“义理”的两个价值基准。“义理”作为朝鲜王朝时期“性理学”的中心概念，指坚持正义的刚强的信念。正是这样的儒家文化培育了同倭敌抗争到底的李舜臣等“忠国”英雄，至日本殖民地时期发展为“爱国儒教”。 然而，深入研究儒家根本思想的朝鲜王朝学者们固守实质上融合了儒、释、道的性理学，而甚至排斥从明朝传入的阳明学。这种排斥也曾起过负面作用，即引起了学术上的争执和与政治有关的党派斗争。这与他们一方面坚持开放与和合的态度，另一方面追求纯粹的、正统的、完美的思想的传统民族精神有关。 而中国的礼教传到朝鲜半岛以后，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形成了一些美风良俗。更有趣的是，儒家文化与“风流道”精神相结合，创造了“拌饭式”韩国文化，造就了今日民族文化的繁荣景象——“韩流”。 但是，韩国传统文化尚未完成现代转换，而近代传入韩国的基督教亦未实现韩国化，东西文化的汇合处于混乱状态。韩国人过分注重等级秩序，难免破坏平等而友好的人际关系；过于重视名分是自杀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不可否认，拜金主义、网络恶言，也在败坏“礼仪之国”的社会风气。 去年年底，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之女朴槿惠当选韩国第十八届总统，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至今仍单身的朴槿惠向国民称自己早已嫁给了国家。也许在被称为“世界第一儒教国家”里，没有比这句话更牵动人心的话语了。对她能否后继其父亲，再一次创造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2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